社會主義制度誕生后一開始都是建立計劃經濟體制,對商品、貨幣、價值這些經濟范疇允許保留,而對資本(包括雇傭勞動與剩余價值)范疇就予以排除。計劃經濟中,用于投資而墊付的貨幣仍然是能夠帶來價值增值的價值。然而人們卻不將其稱為資本,沒有雇傭勞動與剝削,何來資本?于是,需要換一個概念來稱呼投資品的價值。經濟學家曾經做過更改概念的努力。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用“基金”來代替“資本”。但這是不合適的,因為“基金”是一個社會上已有的概念,它已經被用于某個場合,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用了這個概念,如“洛克菲勒基金”。當時我國采用的是“投資資金”概念,這個概念只能在投資場合才能反映其對象,到進入“循環”、“周轉”過程中,就只能簡稱“資金”了。而資金概念不能說明其應用場合,資金既有生產資金又有消費資金,與價值增殖沒有必然聯系,這種權且采用的辦法妨礙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分析的深度與準確度。看來,關鍵在于要創造一個社會上原來沒有*的概念。老一輩經濟學家卓炯在大力提倡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時,提議用“社本”來代替“資本”。這就分清了那個“能夠帶來價值增值的價值”在不同社會制度下的不同屬性。但是,這一提議,如果在純粹的公有制經濟當中,盡管會帶來口語轉換上的麻煩,還不會有行為上的障礙的話,在一個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社會就不好辦了。僅以股份制企業來說,來自國有企業的股份叫“社本”,來自私人企業的股份叫“資本”,這就亂套了。中國不同所有制企業“走出去”,也不能說同時有“社本”和“資本”都到國外投資。因此,在當代經濟中,沿用“資本”概念是不可避免的。其實,“資本”概念與商品、貨幣、價值等概念一樣,首先是市場經濟概念。只要認識資本具有一般屬性與特殊屬性這兩重屬性就不會勉強避開它了。區別社會主義經濟中的“資本”與資本主義經濟中的“資本”,要從該概念的特殊屬性來分析。為此,我們要分清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兩個概念,所有制關系的不同是它們的基本區別。在九十年代我國確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理論界要努力做的,就是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資本”與資本主義經濟中的“資本”的不同屬性區分開來。

經濟學理論發展的實際表明:認識資本概念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共同點,不比認識資本在這兩種社會經濟制度與兩種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區別容易。當前,經濟理論面臨的更大問題還不是資本的特殊屬性,而是一般屬性。問題的出發點是認識資本的本性,也就是資本邏輯。根據筆者對政治經濟學的學習體會,資本邏輯可中兩方面來認識。一是資本具有“死勞動吮吸或勞動”以求增殖的本能沖動。馬克思對此早有說明:“而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獲得剩余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2]資本追逐自身增值,在日常生活中表現為追求更多的利潤,反過來就是追求更少的成本。這個動力機制,對于私人投資者,作為資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資本,這不奇怪。但對于公有資本,這個邏輯仍然存在。公有資本的投資者,即使利潤不歸他所有,這個增值的幅度,也是其經濟實績的主要衡量尺度,也是他手中所能支配的財權的主要憑據。在計劃經濟時期,為使國家盡快擺脫經濟落后局面,必須注重資本增值。當時注重的是宏觀上的資金增值率,總體上的投資效率。為此國家對農村采取了統購統銷政策,壓低農產品價格,保證生活資料低物價,接著采取低工資政策;在職工生活條件上實施“先生產、后生活”,以求降低工業生產成本。這樣造成的生活欠賬,本應在生產發展起來以后要償還,可是一旦遇到不關心群眾生活的“長官”,就會拖下來長期得不到解決。另一方面,對微觀的資本增值,為嚴防對計劃的干擾,卻極力反對“利大大干、利小小干”,反對追求利潤。因此,在計劃經濟強調宏觀動力而壓抑微觀動力的特點當中,資本邏輯遭到分裂。進入市場經濟時期,在企業獲得市場主體地位的基礎上,資本邏輯重歸統一。公有企業自負盈虧、自謀發展,追求利潤自然是企業必然的目標。公有制企業與私有制企業不同之處在于:利潤不歸企業經營者自己所有,因此,企業經營者不是資本的人格化。由于企業利潤與經營者個人利益密切相關,這就又使共同的資本邏輯仍起作用。全面分析,對公有制企業追求利潤,所受到的社會約束與道德約束要比私有制企業大得多。二是資本具有支配勞動者來推動社會化生產的客觀作用。如果撇開經濟關系的中介,那么,勞動者運用生產資料來開展勞動,就是一個發揮主體力量駕馭客體力量的過程。但是,社會經濟中這個過程不是直接形成的,經濟關系作為中介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有三類方式:①個體經濟無須任何中介,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可以自然相結合。②集體經濟中的聯合勞動,是勞動者經過集體投資,與生產資料相結合。這種方式是勞動者支配資本。③無論是私人經濟,還是國有經濟,還是公私合營的股份經濟,都是先有投資,再有勞動者的招雇錄用,這種方式是資本支配勞動者。顯然,當集體經濟難以在社會化大生產領域順利發展起來的背景下,資本支配勞動就成為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相結合的主要特征。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中央利益與地方利益的分化,在各地競相追求經濟發展成績當中,資本邏輯得到發揮條件。追求最大投資量與發展成本最小成為各地政府的目標,由此誘發了“以資本為本”的非科學發展。非科學發展的根源就是資本邏輯,這個根源無法消除,但可以限制。只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就能推動科學發展,將資本邏輯限制在應有的小范圍內。

社會主義再生產中的資本定位

社會主義再生產分為生產關系再生產、物質資料再生產、人—勞動力再生產、生態資源—環境再生產、精神產品再生產五種[3]。資本及其邏輯在這五種再生產中都起到重要作用。

(一)資本產生于生產關系再生產,反過來又影響生產關系再生產

由于社會主義經濟不能逾越商品生產階段,選擇市場經濟體制有其必然性,社會主義生產同樣具有二重性:既是勞動過程又是價值創造與價值增值過程,因此資本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就成為一個重要的關節點。作為社會主義勞動過程,要體現勞動者的主體地位,貫徹馬克思提出的“勞動的邏輯”:聯合起來,合理地調節人類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社會生產置于勞動集體的共同控制之下,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勞動者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1]926-927。生產勞動的目的是為了人,依靠人。可以說,“勞動的邏輯”就是人本邏輯,是集中體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人際關系的一面。作為社會主義價值創造與價值增值過程,就必須要有足額的“能帶來價值增值的價值”,使一定價值量得到最大的增值率,不斷積累-投入-再積累-再投入。顯然,這里起作用的是“資本的邏輯”。在“資本的邏輯”中,包括勞動者這個“人力資源”、自然資源等,都是有待資本來配備的生產要素,要服從資本的目標與效率。而資本的目標就是創造更多的增值價值。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下,兩種邏輯相互依存、相互矛盾。只要勞動邏輯,忽略資本邏輯,就容易陷入“共同貧窮”;反過來,只要資本邏輯,忽略勞動邏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社會富裕,但卻不是共同富裕,而是貧富分化,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就會遭到破壞。因此,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再生產中,不能排除資本邏輯,但如果不加控制,顯然它會使生產關系發生變異。這一點,在論證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以人為本”當中要充分闡明。由此我們得出一個科學社會主義的結論: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不僅要在科學理論指導下建立,也要在科學理論指導下維護。在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競賽中,為追求高度的勞動生產率、追求經濟發展速度,離不開利用資本的邏輯,但是為防止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變異,必須要控制資本的邏輯,正確處理好與勞動的邏輯之間的關系。

(二)資本是物質資料再生產的第一推動力,但卻不是根本動力

現代商品—市場經濟,用于投資的貨幣是生產的第一推動力(按:馬克思語)已是經濟常識。同時,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原理,人是生產力最根本的動力,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根本性動力。從物質資料再生產的組織過程看,資本只有與其他生產要素構成合理的比例,才能使生產不僅有規模,也有質量,使增長不僅有速度,也有效益。沒有技術、管理、分工協調、有保證的能源原料供給,資本的投放是低效或無效的。在宏觀與中觀的層面,片面強調資本的作用只能扭曲經濟發展。

(三)資本與人力在對立統一關系中影響人力資源再生產

社會經濟中,客體力量由資本代表,主體力量分別由經營者與勞動者來代表。其中,經營者發揮的恰好是整體資本的效率,而勞動者發揮的是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力,勞動力僅僅是資本的諸要素之一。為此,資本關注的主要是經營者的人力資源,資本所有者愿意為經營者階層(白領雇員)設置高薪,支付成長、培養高代價,形成這一人力資源的高投入、高產出。而對勞動者的人力資源,則在低成本的區段上運行。在市場經濟中,企業的所有制影響對勞動者的人力資源的再生產。公有制經濟勞動者主體地位高,資本不能強硬貫徹成本原則來壓低勞動力使用代價。私有經濟勞動者處于受支配地位,資本將按照其本性盡量降低勞動力使用成本。當然,社會經濟的發展,提升了勞動的復雜度、精細度,勞動者的健康、技能、精神狀態將越來越顯著地影響資本的效率,隨著生產的技術密集度增大、知識含量提高,資本將樂于使用高質量的勞動力,這就有必要將物質資料再生產的“高投入-高產出”經營原則,部分地擴展到勞動力使用上,達到“增大一分勞動力成本,增大兩分資本收益”的效果。許多產業中,物質資本的重要性逐步讓位于人力資源。

(四)資本通過物質資料再生產來影響生態資源-環境再生產,資本的效率越來越受到生態資源-環境再生產的影響

在這個雙向影響中,有個長期效益與短期效益的關系。資本追求利潤的本性決定著它力求物質資料生產規模盲目擴大,結構升級總是滯后;總是在掠奪生態資源與環境,以達到降低成本的目標。但是,資本人格代表者本著人的理性也會認識到,資源耗竭與環境損壞將給資本在物質生產領域的運作帶來毀滅性打擊。因此,資本經營者總希望別人理性對待自然,約束別人追逐物質利益的行為,而最好自己能夠按照資本本性來行動。于是在資本邏輯支配下不斷發生局部與整體、企業與社會的博弈。如果多考慮一下長遠利益,就會降低損公(這里指社會生態利益)利己的強度;多考慮短期利益,就會提高損公利己的強度。于是由物質資料再生產來破壞生態資源-環境再生產的行為就要由代表社會的政府來約束。但是資本的力量也會滲入政府當中。資本主義社會由資本主導,政府維護生態環境的努力十分虛偽和軟弱。資本人格代表者的理性在資本的本能沖動下也是處于下風。社會主義社會的政府只有貫徹人本原則,讓人民的監督高于資本的影響,才能使資本更多地考慮長期效益、全局效益。科技進步對物質資料再生產具有兩重推動作用,既可能更大地損害生態資源-環境再生產,也可能有利于促進生態資源-環境再生產,所以科技研發與在生產中的運用是要選擇的。于是科技開發的較大比例來源于資本的運用,因此選擇的標準很可能能按照資本邏輯:利潤多、銷路好,卻不一定會遵循生態經濟原則。這就需要有來自社會的調節力量,將生態經濟原則超過資本邏輯,使科技應用得到合理的選用,這樣利用資本推動生產,才有利于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因此,生態經濟原則是科技進步領域對資本的限定。

(五)資本影響社會意識,精神生產反映社會調節力

從經濟領域中產生的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到資本拜物教,深刻影響著社會意識。社會依靠倫理道德、宗教、政治思想(例如愛國主義)、文化生活等等來調節資本對社會成員精神的影響,避免惟利是圖原則支配全部社會生活。但是,決定社會意識的基本因素畢竟是社會存在,經濟關系中的資本邏輯越是強烈,對社會意識影響越大,靠精神生產來調節社會意識就將是蒼白無力的;經濟關系中的資本邏輯受到限制,精神生產的調節就是強有力的。在社會主義對資本邏輯限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對精神生產的指導,是使這一調節作用有效的保障。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的資本地位

利用資本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要社會現實,鑒于資本的復雜性影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應當從動態上認識它所需要的地位變化。

(一)在三個經濟發展主體中改進發展目標

三個經濟發展主體是指國家、地方與企業。在單純追求經濟實績的時期,國家、地方都以GDP為發展目標,企業以資產額、利潤率為發展目標,這些目標都以投資為第一推動力,資本邏輯起到最強作用。貫徹科學發展觀,要用“以人為本”來取代這三個“為本”:即發展目標上“以GDP為本”、發展結果上“以物為本”(“以物質財富為本”)、發展動力上“以資本為本”。由此,在發展指標上都要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兼顧與有機結合。對于三個主體而言,①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導向指標與衡量指標要充分體現為人民的幸福、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兼顧經濟、生態、社會三方面的效益,不能只追求經濟發展的高度而忽視社會發展與生態維護。②地方經濟發展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一部分,基本要求與國家經濟發展相同,但還要根據地方的區情,按照國家制定的主體功能區規劃,履行國家賦予的區域發展使命。③企業是市場主體,天然需要追求體現資本增值幅度的經濟效益,但同時不能忽略現代企業應有的人文精神與社會責任,不能違背“綠色發展”的潮流,因此對資本邏輯要合理地抑制。我們所說的現代化發展與社會經濟進步,就要有這三個發展主體的如上改進。

(二)調節要素供給的方式與渠道

市場經濟似乎有了貨幣資本就有了一切,有資本可以購買一切物質,可以購買科學技術,可以雇傭勞動者,可以聘請專家和經理———相當于購買管理,從而用別人的專業技能來實現資本的生產、流通職能,等等。當然,這里隱含著一個條件,就是要有資本運作的能力。也就是說,只要有投資財力與用這筆資金的本領,就可以進入各種領域謀求這筆資金價值的增值。資本的強勢就是這樣來的,至少在起步階段是這樣。在貫徹科學發展觀中,必須創造外部環境,控制要素供給的方式與渠道,降低資本的強勢。(1)勞動力的供給要聯系相應的政治條件,做到迫使資本在運作中“尊重勞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此要好于發展中的資本主義國家,原因在于工會力量的強大。我們至少先要達到這一步,讓工會成為迫使資本“尊重勞動”的制約因素。進而增加一線生產的勞動者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中的比重,扭轉多年來人大政協經常出現有利于資本的提案,卻鮮見有利于勞動的提案。(2)技術的供給要經過篩選,要按照生態經濟原則,排斥那些看起來利潤多、銷路好,卻損害生態資源-環境再生產的技術。反過來,一些有利于生態資源-環境再生產的技術,由于價值增值不高而受到企業界冷遇,就要有相應的政策扶持鼓勵。這里,科學發展的邏輯要在關鍵環節上取代資本的邏輯。前者要有審核制度,后者要增加產業政策的新內容。另一方面,國家創新體系在技術供給上起到重要作用,具體的供給對象要與國家的產業政策、技術政策掛鉤,資本邏輯對此要服從國家的產業發展規劃。(3)自然資源的供給也要按照生態經濟原則篩選。憲法有關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條款應當得到落實,不能讓私人資本集團隨意占有以及獲得全部資源收益。一段時間以來山西煤礦資源事實上的私有化促成了資本強勢,除了煤老板的經濟效益劇增外,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均急劇下降。對煤礦資源開發,公進私退、“大”進“小”退,不僅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4)資金的供給是資本形成的基礎,社會資金的供給要有利于削弱資本強勢。金融一定要掌握在社會主義國家手中,這是貫徹“節制資本”的新民主主義原則(甚至也是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原則)的最后一道防線,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主體地位的保證。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許多有知識、有經營才干,就是缺少資本的人才,應當通過銀行貸款獲得社會資金來投資,建立起受限的私有或集體的職能資本。這樣的資本是生產經營條件,但強勢不再。

(三)收入分配的傾斜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在分配原則上提出“按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并行,代替原來單一的“按勞分配”原則,以適應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這個說法,在政策實施中有其策略性,而按學科要求說則不嚴密。科學的表述是“按資分配”與“按勞分配”并行。因為作為分配依據的各個要素中,只有資本與勞動才是對立概念,其他要素都應分別歸結為這兩大要素。如“技術”這個要素本身是商品,它要就是作為技術資本參與分配,要就是作為從事技術工作的能力,作為按勞分配的一種類型。管理要素也是這樣,管理效率是資本效率的一種,而管理工作是一種高級的勞動形式,因此作為分配依據,管理不能獨立于資本或者勞動。至于自然資源,包括土地,只能作為帶有壟斷性質的資本參與分配。

這兩種分配原則下,分別產生財產收入與勞動收入。需要指出,許多財產收入不是資本要素直接分配的結果,而是資本收益再分配的結果,如儲蓄利息。社會主義的價值判斷已經表明,對社會進步的作用,勞動收入沒有消極作用,而財產收入則有兩重作用:消極作用是產生不勞而獲,積極作用是在經濟發展初期有利于調動居民將消費資金轉化為積累資金。但隨著經濟發展受到的市場需求約束、生態資源約束越來越大,需要的知識積累重要性越來越超過資金積累的重要性,財產收入的積極作用就會逐步縮小。從社會發展總的方向看,財產收入對社會進步的消極作用將趨向于增大。我們必須在理論上認識這一點,在政策上向“按勞分配”原則傾斜,對“按資分配”有所抑制,鼓勵居民增加勞動收入而不是財產收入。這將推動資本地位下降,勞動地位上升。（本文作者：李欣廣 單位：廣西大學商學院、廣西大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