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農業生態與運河漕運

在魯西北，國家為保證運河水源充足，引漳河水入衛河濟漕，漳衛合流后水勢大增，流量很大，極易導致兩岸洪澇災患的發生。并且大清河以北運河西岸冀魯豫三省一些州縣的坡水都要經過運河排泄，為防止坡水大量涌入運河產生漕舟漂沒的危險，清代國家嚴格控制運河西岸閘橋的數目和閘壩的高度，一般說來，西岸坡水要經過三空、五空、平水等閘橋和涵洞方能泄入運河，當運河西岸漳河、衛河伏秋水漲，大量坡水需涌入運河泄洪之時，運河西岸的閘壩往往落閘限水，導致運河以西地區因坡水排泄不及以及漳、衛河水溢出而發生內澇。如在漳水入衛后，衛河在臨清決溢頻繁，“百余年，河決不下數十處，縣境民宅行船。二十年縣境大水，沿衛河二十四州縣皆水，為向來未有之奇災。每決口一次，沿河居民田禾淹沒，廬舍沖毀，財產損失不可數計”。汶河“自黃河北徙而后，黃水倒灌入運，挾帶泥沙，至河身淤墊日高，夏秋之間蓄水過大，往往有潰決之患”。而在運河的東岸，為防止運河水不至于過多泄入東岸河流入海，導致運河因水位低而使漕舟運行困難，清廷設置了八里廟、龍灣、魏灣、四女寺、哨馬營等滾水壩，并將這些滾水壩的高度嚴格限制在七尺或七尺以上。如此雖然保證了運河的水位，但也造成當洪災來臨時運河泄洪的困難。魯西區域為山東省縣治劃分最密的區域，也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表現為農村中村莊分布稠密。若論其緣由，則是因為魯西屬于黃河沖積平原，土地肥沃，經過數千年來的深耕熟耨，農業發展已經達到精耕細作的地步，“農功已達極點”，生殖日繁，因而影響到政治區劃的日析日密，自然這是魯西數百年來積漸演進的結果。在人口如此稠密、土地利用率如此之高的地區即使發生一些輕微的災情，造成的損失也不為菲，更何況黃河、運河及其他河流周期性的泛濫？

二、農業生態與漕運廢弛

清咸豐五年（1855年）六月，黃河在蘭陽銅瓦廂（今河南蘭考西北）決口，過張秋而下，奪大清河故道入海，是為黃河的第六次重大改道，山東北部的漕糧運道遭到了破壞，漕運受到了嚴重影響。到了光緒時期，隨著外國入侵的加劇，國家財政困難的突出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糧貿易的增加，以及運河淤塞的嚴重和漕政的敗壞，停止征漕之聲漸起。各省官員紛紛上疏，要求停漕。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頒布停漕令。至此，從隋代開始的利用運河大規模的南北轉運漕糧在經過了將近1 300年后，逐漸地退出了歷史舞臺。漕運停止后，國家放棄了對運河的管理疏浚，以前靠運河而發達起來的城市衰落了，靠運河而興起的工商業經濟凋敝了，但以前因運河而導致的農田水利事業失修帶來的災難，則因國家退出運河治理，運河流域的諸河泉缺乏專門機構的管理而益加嚴重，其中尤以山東境內被稱為“閘漕”的會通河一段，因閘、壩眾多，失卻管理，導致災患頻發。為引導河水進入運河而修筑的閘壩改變了某些河流的自然流向，如遏泗水入府河、洸河，東西兩泇河匯流等，如此雖然保證了運河的水源，但卻造成了水系的紊亂，一些閘壩還造成了洪水下泄不暢，以致洪流泛濫于兩岸，淹沒農田房舍無數。如運河水源的供給河泉汶水、泗水、泇河流經濟寧州運河以東的部分州縣、兗州府大部分州縣及泰安府的大部分州縣，這些地區在清代飽受運河泄洪之苦。

到了晚清時期，中央政府已無力對運河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治理，山東運河流域河道淤塞、閘壩失修的現象已日趨凸現。濟寧州境內的泗水、洸河、府河等在濟寧州和運河匯合。清末閘壩制度廢棄后，河道淤塞、伏秋水漲，經常沖決為災。如泗水泛濫，“歲無不決”，兩岸農田大受淹沒之害。洙水“山水疾激，壩石傾圮，而水行故道，彌原淹野，禾盡腐敗，是為利于漕者什一而貽害于民者恒千百也”；府河“自行六十里會洸水為運河后，行五十二里自任城閘以南兩岸堤堰向歸河工人員管理，河員裁后，久壞不修。右岸自石佛閘南盡魚臺縣境已成為沉糧地。左岸（即運河東岸）自趙村閘迄于張家橋至魯橋鎮泗水右岸又為歷年緩征地，膏腴之壤污潦矣！”可見由于泗水、府河和洙水的泛濫，導致濟寧州運河以東地方的災難。盡管運河東岸不像西岸那樣有大面積的沉糧地，但也有不少難以保證收成的緩征地。根據方志的記載：緩征地在運河東岸，惟一般年份可以收一季麥子，非常旱的時候秋季才可以有收獲，如果下雨稍多，則連麥子也收不成。十年之中，常緩征六七年，緩征數目視水災嚴重程度而定。到清朝末年，東平湖、濟寧和魚臺的沉糧地連成一體，大片農田被淹。“溯自南運失治，汶泗泛濫于其間，東平、濟寧、魚臺數郡連綿三四百里，歲浸民田不下七千萬畝。”被河水奪去土地廬舍的當地百姓生活異常艱難，靠“植葦捕魚，自謀生活”。“間遇亢旱連年，地亦時或涸出，農民不肯棄地，猶思及時種麥，以冀幸獲，然必次年再旱，始能豐收一季。稍遇微雨，上游水來，則并資力籽種而悉喪之。其后謀開稻田，卒無成效。”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候仁之在考察了山東運河后指出：“本段運河故道，北起山東省壽張縣黃河南岸之十里鋪，南迄江蘇之淮陰縣，長約四百六十里，自漕運停止以來，所有蓄水節水各建筑，如水柜閘壩之類，均失管理，以致元明清三代所經營之漕渠，成為汶泗諸水橫流之澤國，不僅航運之利全失，而魯西、蘇北十數縣之人民，咸遭昏墊，其慘烈情形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這段話反映出黃淮段運河對魯西、蘇北人民造成的嚴重危害。

在這段運河之中，狀況最惡劣的為東平湖至微山湖的一部分，這里處于中原大陸與山東半島的結合處，是古梁山泊的遺址所在地，地勢最為低洼。西部受黃河改道后以南和改道前以北2萬平方公里的坡水，東部受汶水、泗水和鄒縣、滕縣境中之山脈坡水，北受黃河大堤之阻礙，南部受阻于中運河，以致成為收納諸水的“水庫”，形成諸多淺平的湖泊。自北而南有東平湖、南旺湖、沉糧地、緩征地、獨山湖、南陽湖、昭陽湖、微山湖等湖泊湖地，合計面積達284萬畝，其中完全沉于水底者達210萬畝，其余74萬畝則處于低水位以上與洪水位以下，名為湖地，可以種冬小麥一季，但如果第二年洪水來得早，則顆粒無收。沿湖附近的低地“因地下水位之接近地面，與排水之不暢，故小雨即盈，必待日光為之蒸化，始能干涸。斯時土中鹵質，咸隨以上升，遺留地面，為害禾稼”。這種鹽堿地在魯西平原分布廣泛，“東平縣之西北，濟寧縣之南鄉，滋陽縣之西鄉，以及嘉祥、金鄉、魚臺、沛縣濱湖一帶，均莫不有此現象。故土地生產率異常低下，人民貧苦特甚，向稱民風強悍，雈苻遍地，實則饑寒所迫，鋌而走險，固無足怪也”。由于原來的耕地長年被水淹沒，出現了大面積的沉糧地和緩征地，1930年代黃澤倉考察了這一狀況，指出：“清季漕運停廢，運河及其支流湖泊，并失修治，以致夏秋水漲，泛濫成災，冬春水涸，又無相當之節制，航行不便，灌溉無資，且沿運各縣，如濟寧、魚臺兩縣，終年淹沒沉糧之地，計25 800公畝，被水淹沒緩征地，計濟寧、魚臺、汶上、鄒縣、嶧縣、東平、東阿，共79 870公畝，又時被水災之區，如金鄉、嘉祥、巨野、滋陽、滕縣、寧陽及聊城、陽谷、博平、清平等縣，其面積亦不下數萬頃。故此段運河，災害多而益少也。”沉糧地隨河湖的每次漲水而不斷增加。如1935年黃河決口，導致黃河各支河流湖泊、運河等水勢大漲，沉糧地和緩征地面積大增。“沉糧地南陽湖與獨山湖水勢極大，深皆丈余。波濤洶涌。昭陽湖水勢較南陽湖略遜，然已水增數尺。破湖埝而西浸矣。”“濟寧以南至魯橋運河西堤，口門甚多。河與沉糧地毗連溝通。故湖河同漲，東堤又多處薄弱，故崩潰多處，水勢東浸達西泗河西岸，北亦將及兗濟支路。湖西如嘉祥、濟寧為水流途徑，自不必題。若魚臺、金鄉大部陸沉，獨山湖受西來之水升高東浸，亦達十余里。”

三、結語

隨著黃河改道和運河的破敗，黃運災患頻發，魯西大平原也陷入衰敝期，和東部沿海及膠濟鐵路沿線地域拉開了差距。魯西平原區由原來山東省的中心區域逐漸走向邊緣化。當然，這也經過了一個較長時期的過程，是多種因素的結果，但追根溯源，國家政策的變化以及地理環境的變遷——黃河、運河泛濫導致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實是魯西經濟迅速衰敗的重要因素。

作者：李慶華 單位：：菏澤學院社會科學系 魯西南生態城鎮化研究中心 菏澤歷史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