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發展的基本倫理：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創設必要前提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人的全面發展是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后來，恩格斯在１８９４年的《致朱•卡內帕》信中，把這一論斷看作是他從馬克思的著作中給這個公民找到的“所期望的題詞”，除了這個判斷，恩格斯認為他“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列寧也特別強調了這一共產主義理論的偉大目標，認為社會民主黨的愿望和任務是“保證每個人獲得不受阻礙的發展，以使別的任何人都不能統治他”。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以來，就一直是為了中國人民的自由發展而不斷地努力奮斗著。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大的結論里就指出，“我們組織工會，在資本家的工廠里把工人組織起來，在解放區搞減租減息，建立人民的武裝和政權，這就使人民有了個性、自由和人格”；“我們要向黨員進行教育，使他們自覺懂得社會上還有很多人沒有人格，沒有自由，要為他們的自由而奮斗……這個問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講得很清楚，他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不能設想每個人不能發展，而社會有發展”。新中國成立后，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為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全面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制度前提。但是，由于新中國成立后黨的現代化建設是在戰爭廢墟的一張白紙上起步的，后來的改革開放也是在全國基本溫飽問題沒有解決、人口多、底子薄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礎上起步的，所以，社會的基本矛盾必然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當前生產力不能滿足這種需要的矛盾。畢竟，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發展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要通過生產力的提高來實現，不能空喊口號。所以，“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實惠，得到看得見的物質利益，從切實經驗中感到社會主義制度的確值得愛”。進而，改革上層建筑、經濟基礎中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因素，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人的全面發展奠定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就成為鄧小平科學發展思想所要解決的主要發展倫理問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個發展的目標在２００５年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再次得到重申和強調。之后，黨延續了這一思路，黨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體”的發展目標擴展到包括社會文明在內的“四位一體”，黨的十八大又把黨的“四位一體”的發展目標擴展到包括生態文明在內的“五位一體”，這都是為了每個人的全面發展創設必要歷史前提。

2發展的基本路徑：小步快走

就發展的基本路徑來講，毛澤東沿襲了革命戰爭年代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模式，這種模式有它歷史合理性的一面。它可以迅速地蕩滌舊世界的污泥濁水，完成除舊布新的歷史任務，激發人的革命激情。但是，在黨的主要歷史任務轉到經濟建設上來之后，再沿用這種群眾運動式的發展方式就顯得有點不合時宜了。相對來講，理性、穩步前進的發展戰略更加適合于中國這個超大經濟社會共同體的復雜性結構。基于這樣的歷史辯證、理性思考，鄧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戰略和經濟發展穩步“上臺階”思想。就前者來講，這種戰略是一種基于符合中國生產力發展現狀的、漸進穩妥的發展戰略。這種發展戰略對“小康”社會目標的設定，較之“大同社會”的目標更為現實，更能在經驗意義上為人們所感受到，也更具有政策設計上的可操作性，更加符合人民群眾當前的思想覺悟水平和認識水平，從而極大增強了廣大人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就后者而言，這種思路在話語上的提出始于１９９１年８月２０日他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我們的經濟發展規律還是波浪式前進。過幾年有一個飛躍，跳一個臺階，跳了以后，發現問題及時調整一下，再前進。總結經驗，‘穩’這個字是需要的，但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特別要注意，根本的一條是改革開放不能丟，堅持改革開放才能抓住時機上臺階。”１９９２年春的南巡談話中，這一思想再次被他重申，“我國的經濟發展，總要力爭隔幾年上一個臺階”。這種臺階思想不僅僅囿于經濟建設，在干部選拔問題上，他的基本思路也是否定突擊、越級提拔方式，“堅持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上”，認為這樣“有利于干部扎扎實實積累經驗、增長才干，也有利于黨組織對干部德才水平的考察了解”。這種“上臺階”思路的著眼點是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以承受的程度即穩定結合起來，在穩定中發展，以發展進一步促進穩定，有“小步快走”的形象特征。正是在這樣的思路指引下，鄧小平理論在歷史的否定之否定基礎上擯棄了激進主義的發展戰略，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框架中較為理性、穩妥的系統發展戰略。

3發展動力的基本要素：革命精神、生產力、科技、知識分子、市場

在發展動力的考量上，毛澤東的邏輯是特別偏重于革命精神的激勵作用，“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資本家吃飯五個碗，解放軍吃飯是鹽水加一點咸菜”，但“這個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同時，特別強調政治掛帥，倚重于道德因素。其發展的基本動力模式是“抓革命，促生產”。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這一著名論斷，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文中重申了這一思想。他認為搞社會主義和現代化建設，同樣需要發揚革命戰爭年代的“革命和拼命精神，嚴守紀律和自我犧牲精神，大公無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壓倒一切敵人、壓倒一切困難的精神，堅持革命樂觀主義、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如果一個共產黨員沒有這些精神，就決不能算作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江澤民也對革命精神的巨大歷史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在不同時間和場合重申了毛澤東“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的論述和鄧小平倡導的“五種革命精神”。由此可見，與其說鄧小平的科學發展動力思想是對毛澤東科學發展動力思想的否定，倒不如說是前者在繼承后者的基礎上，在中國共產黨的科學發展動力系統中加入了新詮釋和新元素的結果，體現了一種歷史延續性和發展性的統一。這種新詮釋的動力因素有革命精神的新時代意義、生產力的決定作用、科技、知識分子作用，新加入的元素有社會主義市場概念等。就革命精神、生產力、科技、知識分子等因素來講，并不是什么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話語結構中的新提法，但是，其含義卻有了新的變化。對于革命精神的理解，鄧小平側重于在經濟建設和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背景下，把革命精神與物質利益有機結合起來。如他所講，“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這樣講，適應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和大多數現實的人們的思想實際，把革命精神與人們追求正當的物質利益結合起來，在實踐中產生了調動人們勞動生產積極性的巨大動力；新的歷史條件下就生產力來講，鄧小平更加強調了生產力的巨大歷史客觀制約力量和歷史決定意義。他指出：革命不僅僅要搞階級斗爭，“生產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從歷史的發展來講是最根本的革命”。“現在強調要以經濟規律辦事”，“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就科學技術來講，適應新科學技術革命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巨大促進作用的世界發展趨勢，鄧小平極大加重了科學技術的評價分量，“馬克思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非常正確的，現在看來這樣說可能不夠，恐怕是第一生產力”；就知識分子來講，鄧小平更加強調了他們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關鍵作用，“要把‘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九’提到第一”，通過落實政策，極大提高了他們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這種思想鄧小平是作為“一個戰略方針，一個戰略措施”來說的。后來，共產黨進一步把知識分子這種人才資源上升到發展的第一資源戰略高度。如果說，以上因素是鄧小平關于科學發展動力系統的繼承和發展的話，關于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屬性而只是經濟發展手段的思想，卻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發展思想。通過市場調節社會資源的分配適應了社會化大生產的基本規律，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及時、準確反映市場需求狀況，滿足人們的多樣化和個性化需求，這就克服了計劃經濟中按照行政命令調配社會資源、生產與需求脫節等一系列弊病。市場機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發展動力機制中關鍵的一環，它與鄧小平對革命精神、生產力、科技、知識分子作用的重新定位綜合在一起，構成了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強勁動力系統。綜觀鄧小平關于科學發展思想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可以看出，這一思想從客觀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結合不斷變化的國情、黨情、世情，既有繼承也有創新，既有價值維度關懷，也有科學求真旨趣，是一種全面、系統、發展的整體思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歷史時期，重溫鄧小平科學發展的思想，對于深入學習科學發展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作者：張秀勤 楊曉偉 單位：無錫職業技術學院 嘉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