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定點具體化看魯迅小說四個譯本譯者的隱蔽價值觀

　　摘 要: 魯迅小說最重要的四個譯本是王際真譯本 ( 選譯本) 、楊憲益與戴乃迭譯本、威廉·萊爾譯本、藍詩玲譯本 ( 后三個是全譯本) 。本研究以王際真譯本選譯的 11 篇小說為基準，比較了四個譯本不定點的具體化，統計發現: 主題觀上，理解最深刻的是萊爾，稍次是王際真和藍詩玲，最淺的是楊憲益。女性觀上，最美好的是藍詩玲，最負面的是王際真，萊爾和藍詩玲居中、偏正面。情感觀上，融入最多的是萊爾，藍詩玲、王際真居中，而楊憲益很少情感融入。在方便讀者接受的讀者站位觀上，萊爾和藍詩玲最多，王際真有少量，而楊憲益為零。在想象觀上，王際真最為活躍，善于離開字面展開想象又不背離原文，稍次是萊爾、藍詩玲，楊憲益則極度克制。文章最后分析了四位翻譯家隱蔽價值觀 ( 政治觀、處世觀、翻譯觀) 形成的原因，并提出 “漢學家比中國翻譯家更傾向于對不定點做出具體化”的理論假設。

　　本文源自王樹槐，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發表時間：2021-05-11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是由解放軍外國語學院主辦的外國語言文學學術性刊物。學報主要面向外語教學與研究工作者，為中文常用外國語類核心期刊和中國人文社科學報核心期刊，是《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入編刊物。

　　關鍵詞: 魯迅小說; 王際真; 楊憲益; 萊爾; 藍詩玲; 隱蔽價值觀

　　0. 引言

　　1925 年梁社乾翻譯 《阿 Q 正傳》，到 2009 年藍詩玲 ( Julia Lovell) 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 的出版，共有 18 位譯者參與了魯迅小說的英文翻譯 ( 楊堅定、孫鴻仁 2010) ，其中多數是選譯魯迅小說。在英語世界中，魯迅小說英譯影響最大的有四個譯本。王際真譯本 ( Wang 1941) 是選譯本 ( 以下簡稱王譯) ，1941 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語言流暢、地道，再現了魯迅小說幽默、嘲諷而又冷峻的風格，并保留了大量的中國語言、文化特色。“王際真的譯文使得語言間的障礙不復存在，……譯文再現了原作的簡潔、力量，富于創造性，譯者與原作者合二為一。” ( Kao 1942: 280) 后面三個譯本是全譯本，分別是楊憲益和戴乃迭譯本 ( Yang & Yang 1981) ( 以下簡稱楊譯) 、威廉·萊爾 ( William Lyell) 譯本 ( Lyell 1990) ( 以下簡稱萊譯) 、藍詩玲譯本 ( Lovell 2009) ( 以下簡稱藍譯) 。楊氏從 1954 年開始在外文出版社出版魯迅小說選集，全集于 1981 年出版，譯文準確、忠實，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 ( Goran Malmqvist) 認為，如果楊譯本早些問世，魯迅或許早就獲得諾貝爾獎了 ( 馬悅然、歐陽江河 2006) 。萊譯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語言生動、辛辣、形象，并提供了大量的注釋，“展現了濃郁的果戈理風味和獨異的魯迅風格”( Chung 1992: 169) 。藍譯 2009 年由英國企鵝出版社出版，語言活潑、輕快、易懂，被漢學家華志堅 ( Wasserstrom 2009)評論為 “最貼近讀者……可能是企鵝出版社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部經典”。

　　目前對魯迅小說翻譯的研究，有從文體學角度比較不同譯者風格的 ( 王樹槐 2013) ，有從隱喻角度比較不同譯本張力的 ( 付曉朦、王樹槐 2016) ，有從縮合角度比較不同譯本文體特征的 ( 詹菊紅、蔣躍 2017) ，有從布迪厄社會學角度研究藍詩玲譯者慣習的 ( 王洪濤、王海珠 2018) ，有從譯者行為角度比較紹興方言不同翻譯的 ( 黃勤、劉曉黎 2019) ，有從文化角度比較不同譯者 “學術定勢”的 ( 王樹槐 2019) ，還有從移情角度比較不同譯者情感融入的 ( 王樹槐 2020) 。這些視角和方法都為魯迅小說翻譯研究做出了貢獻，然而迄今為止尚無對翻譯家隱蔽價值觀的研究，特別是從不定點具體化角度進行的研究。

　　1. 英伽登現象學文論

　　波蘭現象學家和美學家英伽登 ( Roman Ingarden) 在 《文學作品的藝術》(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1973) 一書中論述了文學作品存在的形式和層次問題。他既反對把文學作品當作是一個多層次句子構成的 “真實客體”( real object) ，也反對把它當作是純粹的心理體驗的 “理想客體”( ideal object) : 真實客體會在存在過程中發生改變、最終消亡; 理想客體又會是永恒不變。文學作品是一種 “想象性客體”( imaginary object) ，一方面它依賴于作者的主體意志，與他的主觀經驗不可分離; 另一方面，文學作品要保持自身的連貫性以及與客觀世界的相似 ( identity) 。( Ingarden 1973: 11-19)

　　英伽登認為文學作品包括四個層次: 語音形式層、意義單元層、再現客體層、圖式化結構層。這四個層次都存在有不定點 ( spots of indeterminacy) ，閱讀過程中，不定點的具體化 ( concretization) 在這四個層次都會出現，而具體化賦予了文學作品生命。當閱讀置于歷史背景中時，不定點具體化會隨時間不同而發生改變，具體到個體讀者，這一變化又與個體心理相關，并受制約于他的文化背景。讀者從認知和美學方面接近作品時，具體化是他和作品之間的聯系; 隨著具體化的連續發生，作品不斷展開，讀者才能理解作品內容，作品在具體化過程中也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 Ingarden 1973: 351-352) 特別是在圖式化結構層，具體化是 “補加”“充實”，不同的讀者會有一定程度的區別，我們不能拒絕或排斥某一種具體化。 ( Szczepanska 1989: 33)

　　英伽登的現象學文論注重文本客體和讀者主體的交融，不因為強調某一個方面而走向極端 ( 比如新批評只強調文本，接受美學只強調讀者) ，因而它是一種中庸、科學的文學理論。不定點思想則是現象學文論的精華: 不定點不僅存在于文學作品的四個層次，也是主體和客體相互作用的場所。而承認、允許圖式化結構層中不定點的具體化可以有較大的差別，正是文學作品閱讀的魅力所在。正因為此，在文學經典作品的翻譯中，不同譯者會有精彩紛繁的多樣闡釋，只要不違背基本的自然邏輯和社會邏輯，它們都是可以接受、擁有存在理據的。

　　2. 隱蔽價值觀

　　價值觀是個體看待客觀事物及評價自己的重要性或社會意義所依據的觀念系統。按照人文學科的等級，可分為經濟的 ( “功利”的) 、科學的 ( “真”的) 、道德的 ( “善”的) 、藝術的 ( “美”的) 以及宗教的 ( “圣潔”的) 價值觀。( 顧明遠 1998: 1605) 不同的價值主體之間也會發生價值觀沖突: 個體、群體、社會以及三者之間會在價值觀上產生分歧、矛盾和斗爭。價值觀沖突有多種形態: 內在的與外在的、觀念的與心理的、顯示的與隱含的、理性的與非理性的。其產生與欲望、動機、興趣、情感、意志、信念、理想等方面的差異有著密切關系。( 顧明遠 1998: 1597)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同樣存在 “功利”的、“真”的、“善”的、“美”的、“圣潔”的價值觀。多數時候譯者與原文作者的價值觀一致，但是在有些地方他們又會與原文作者的價值觀有沖突，往往以非理性和隱蔽的形式在譯文中表現出來。究其原因，隱蔽價值觀是因為譯者獨自的政治傾向、學術背景、人格特征、生活閱歷，而導致譯作在思想主題、人物形象、情感厚薄等方面與原作產生偏移。比如葛浩文在翻譯 《狼圖騰》的時候，對草原場部主任、共產黨員包順貴使用了一些負面詞匯，而原作者姜戎對包順貴持的卻是正面的態度，這便構成了譯者隱蔽價值觀與原作者顯性價值觀的沖突。隱蔽價值觀影響到作品的主題表達、評價性質乃至詩學效果，它需要研究者用放大鏡式的 “細讀”才能發現，而最有效的途徑便是考察譯者對原文不定點的具體化。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描寫-歸因解釋、描寫-理論假設的研究模式。

　　3. 1 描寫的方法

　　我們以王際真的 Ah Q and Other Stories 選譯的 11 篇中短篇小說作為比較的基準。在細讀四個譯本 11 篇小說的基礎上，我們找出譯文對不定點的具體化。

　　1) 不定點的識別。英伽登在他的著作中并沒有明確界定不定點的操作定義。在我們的細讀中，發現兩種情況可以歸入不定點。第一，原文本身就是非常含糊不定的語言。如: 一個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誘野男人; 一男一女在那里講話，一定要有勾當了。( 《阿 Q 正傳》) 此句中 “勾當”具體指什么事情? 它沒有確定的外延和內涵，讀者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第二，原文字面上說得比較清晰了，但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仍然加上了自己具體的、不同的想象，或者自己獨特的理解，因而譯本之間表現出較大的區別。如: 他立刻瞪起眼睛，連聲問我尋她什么事，而且惡狠狠的似乎就要撲過來，咬我。( 《在酒樓上》) 我們發現，王、楊、藍三個譯文都是按照字面準確地再現 “咬”的意義，然而萊譯卻加上了 “獠牙” “將肉撕開”之類的想象，使得譯文更加陰森恐怖。

　　2) 不定點具體化的分類、命名。在將不定點具體化的案例全部找出之后，我們需要對它們所折射的隱蔽價值觀進行分類。這一過程中我們往復三次 “分類-命名-修正”，最后才確定下來。

　　3. 2 歸因與假設

　　在清晰文本背后的隱蔽價值觀之后，我們聯系譯者的生活閱歷、學術歷程、人格特征，對他們不定點具體化的傾向做出解釋 ( 描寫-歸因解釋模式) 。同時，針對中國翻譯家和漢學家在具體化數量、性質上巨大的不同，提出理論假設———漢學家和中國翻譯家不定點具體化的差異假設，供以后的研究證實或證偽 ( 描寫-理論假設模式) 。

　　4. 主要研究發現

　　文本細讀表明，魯迅小說的不定點在語音形式層、意義單元層、再現客體層、圖式化結構層都有出現。限于篇幅本文不按照原文本四個層次的思路展開，我們只是匯報譯者對不定點具體化的三種方式，以及具體化所折射的五種隱蔽價值觀。

　　4. 1 魯迅小說英譯不定點具體化的方式

　　翻譯家在翻譯魯迅小說不定點的時候，有三種處理方式: 具體化，不具體化 ( 字面翻譯) ，轉移。如:

　　( 1) 原文: 我是三茶六禮定來的 ( 《離婚》) ( 文字粗體部分為作者加，下同)

　　王譯: But my marriage was contracted with three teas and six gifts 楊譯: I married him with the proper ceremonies—three lots of tea and six presents 萊譯: I was presented with three gifts of tea and went through all six ceremonies ( 腳注: Tea was given to brides for its symbolic message: a tea bush，replanted，no longer produces seed; a remarried widow will no longer produces sons.) 藍譯: I'm his wife-carried in on a bridal chair，with all the proper ceremonies!

　　三茶六禮的理解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精確的所指: 三茶是指訂婚時的下茶、結婚時的定茶和同房時的合茶; 六禮是指由求婚至完婚的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六種儀式。二是將 “三茶六禮”作為死隱喻，泛指婚禮的一切儀式。這就像 “三從四德”“三姑六婆”“三災八難”“三教九流”一樣，都變成了上位泛說，讀者在閱讀的時候不會具體去想 “三”“四”“六”“八”“九”分別指哪些事項，或者，大部分讀者根本就說不全，但是這并不影響他們的理解。這樣一來 “三茶六禮”就成為了不定點。

　　我們看到，王譯和楊譯照字面譯出，沒有具體化。萊譯用腳注給予了具體化，遺憾的是，他的具體化并不到位 ( 茶樹如果遷栽，不能結子; 寡婦如果再嫁，不能生子) 。注釋不到位，在萊爾的譯文中非常罕見。藍譯繞過了字面，轉變成 “所有正當的儀式”，是不定點的轉移。我們的考察表明，只有藍詩玲使用了不定點轉移，而不定點轉移的目的往往是著眼于讀者的順利接受。

　　4. 2 不定點具體化折射的隱蔽價值觀

　　審讀不定點具體化全部案例后，我們將背后的隱蔽價值觀歸結為五類: 主題觀、女性觀、情感觀、站位觀、想象觀。下面我們逐一匯報。

　　4. 2. 1 主題觀

　　主題觀是指譯者對原作的政治主題、民生主題、國民性格主題的理解和接受。它能夠折射出生活在不同年代、不同國度的譯者對魯迅思想產生的共鳴度。如:

　　( 2) 原文: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 ( 《狂人日記》)

　　王譯: Although I have a tradition of four thousand years of man-eating，I did not know till now how difficult it is to find a true and innocent man.楊譯: How can a man like myself，after four thousand years of man-eating history-even though I knew nothing about it at first—ever hope to face real men? 萊譯: Although I wasn't aware of it in the beginning，now that I know I'm someone with four thousand years' experience of cannibalism behind me，how hard it is to look real human beings in the eye! 藍譯: With the weight of four thousand years of cannibalism bearing down on me，even if once I was innocent how can I now face real humans?

　　原文的 “難見真的人”，是說狂人遇不到一個真正的好人，還是因為吃人而羞愧見好人? 這里 “見”是不定點。對此，筆者向五位中文系教授做了調研，四位持第一種理解( 其中一位解釋，此處的人應該是真實的人，好人，現代人，獨立人格的人，正直的人，善良的人，覺悟的人……) ，只有一位教授持第二種理解。而在譯文中，王譯的具體化是持第一種理解，其他三位翻譯家都是持第二種理解。雖然兩個闡釋都是可行的，但是我們更傾向于認同王際真的具體化，這反映出他對主題更準確的把握。

　　4. 2. 2 女性觀

　　魯迅小說中常常含有民國社會對女性的價值判斷。譯者隱蔽的女性價值觀能使譯文表現出不同的褒貶色彩。如:

　　( 3) 原文: 我簡直說，軍人土匪倒還情有可原，攪亂天下的就是她們，應該很嚴的辦一辦。( 《肥皂》)

　　王譯: In my opinion soldiers and bandits are more forgivable than they，for it is they that have corrupted and subverted morality.

　　楊譯: What I say is: There's some excuse for soldiers and bandits，but these girls are the ones who turn everything upside down.

　　萊譯: In plain words，I can make some allowances for soldiers and bandits acting the way they do，but the ones who are really throwing the country into chaos are those modern girls.

　　藍譯: It's not the warlords and the bandits that are the problem—it's the women who've brought the country to its knees.

　　我們看到，王譯加入了自己的女性價值判斷，將 “攪亂天下”闡釋為 “腐化和顛覆傳統道德”，大大強化了說話人四銘對 “女學生”的負面態度; 其他三位譯者基本上是照字面翻譯，沒有對不定點具體化，因而沒有對說話人于女性的否定，做出程度的改變。

　　4. 2. 3 情感觀

　　翻譯家在翻譯過程中，是保持情感的克制，還是融入深刻的同情，會讓 “情感不定點” 的具體化產生很大的區別。

　　( 4) 原文: 而且仍然是衛老婆子領著，顯出慈悲模樣，絮絮的對四嬸說: ……( 《祝福》) 王譯: Old Mrs. Wei again accompanied her and made this recital to Aunt Four: ...楊譯: It was Old Mrs. Wei，looking very benevolent，who brought her in，and who explained at length to my aunt: ...萊譯: It was Old Lady Wei who led her in. Assuming an exaggerated air of compassion，the old woman prattled on and on.藍譯: She was in the company of Mrs. Wei，who—her features arranged into an expression of charitable indulgence—verbosely explained matters to Aunt.

　　人販子衛老婆子心毒而偽善，對于 “顯出慈悲模樣”，王譯省略; 楊譯照字面翻譯，沒有情感的融入; 萊譯的 Assuming an exaggerated air of compassion ( 裝出夸張的、同情的樣子) 和藍譯的 arranged into an expression of charitable indulgence ( 裝出同情的、包容的表情) ，都是強烈的反諷，有很濃的譯者情感參入。

　　4. 2. 4 站位觀

　　站位觀是指翻譯家在原文作者和譯文讀者的兩級中所取的立場。如果他/她的站位是原文作者，那么他/她的重心會是對文本語言形式忠實的傳達; 如果他/她的站位是譯文讀者，那么，他/她或者會補充歷史文化心理信息，或者會對原文做出改動、歸化。如:

　　( 5) 原文: 我從前單聽他講道理，也糊涂過去。( 《狂人日記》)

　　王譯: I used to listen to his high-sounding discourses attentively and to take them at their face value.

　　楊譯: In the past I simply listened to his explanations and let it go at that.

　　萊譯: Back then I just took what he said as explanations of the classics and let it go at that.

　　藍譯: I used to let him preach at me—to let his sermons pass me by

　　對于 “講道理”這一個不定點，王譯具體化為 high-sounding discourses 以表示反諷; 楊譯照字面翻譯，沒有具體化; 萊譯 explanations of the classics 通過對原文增釋，方便了讀者的理解; 藍譯 let him preach at me—to let his sermons pass me by，是借用基督教的 “布道” 來具體化，她的站位觀是通過歸化來靠近她的英語讀者。

　　4. 2. 5 想象觀

　　想象觀是指譯文在處理不定點 ( 甚至是比較清晰的詞匯) 的時候，譯者是否敢于突破字面的束縛展開想象，讓譯文形象、幽默、飽滿，具有更大的可讀性，同時又不背離原文本意。如:

　　( 6) 原文: 我那里猜得到他們的心思，究竟怎樣; 況且是要吃的時候。( 《狂人日記》)

　　王譯: How can I guess just what is in their minds，especially when they want to eat human flesh?

　　楊譯: How can I possibly get their secret thoughts—especially when they are ready to eat people?

　　萊譯: How can I possibly guess what people like that have in mind，especially when they're getting ready for a cannibal's feast?

　　藍譯: How can I guess what they are really thinking，when their fangs are poised over my flesh?

　　對于 “吃 ( 人) ”，讀者如果細致設想吃的方式，會有不同的形象。王譯和楊譯都是照字面翻譯，沒有展開想象; 萊譯具體化為 a cannibal's feast ( 吃人族的盛宴) ，藍譯具體化為 fangs are poised over my flesh ( 鋒利的牙齒架在肉上) 。萊譯的想象增加了譯文的反諷意味，而藍譯的想象則增加了恐怖意味。

　　4. 3 四個譯本不定點填充數量比較

　　四個譯本不定點具體化的分布如下表所示:

　　1) 總數比較: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漢學家對不定點的具體化要大大多于中國翻譯家。具體化最多的是萊爾，其次是藍詩玲; 藍詩玲還運用了大量的不定點轉移。兩位中國翻譯家中，王際真的具體化也比較多，但相比萊爾，仍然有很大差距。不定點具體化最少的是楊憲益。

　　2) 分項比較: 主題理解最深刻的是萊爾，稍次是王際真和藍詩玲，最淺的是楊憲益。女性價值觀上，最美好的是藍詩玲，最負面的是王際真，萊爾和楊憲益居中、偏正面。情感融入最多的萊爾，藍詩玲、王際真居中，而楊憲益則保持情感疏離。在讀者站位上，萊爾和藍詩玲最多 ( 萊爾多對原文增釋、加注，藍詩玲多用歸化、改寫) ，王際真有少量，而楊憲益為零。在展開想象上，王際真最為活躍，稍次是萊爾、藍詩玲，楊憲益則極度克制。

　　5. 討論與分析

　　王際真視魯迅為英雄，擁護新文學 ( 夏志清 2011: 97) 。對魯迅小說的主題，他有著深刻的理解，在譯文的前言他用了近 20 頁闡釋魯迅小說的主題和寓意。對于王際真的性格，沈從文曾說，他有山東人那種爽直淳厚氣質，……與他半個世紀后重見，他還保留著沈從文 20 年代的舊書稿，以及與沈從文 50 多年前的通信。( 姚一鳴 2017: 25) 可見，王際真非常重視真情，這能較好地解釋在魯迅小說翻譯中他融入較多的情感。王際真長于根據語境做出邏輯推理，并發揮想象，使得譯文連貫生動、可讀性強，有著非常強的譯者參與意識。比如: 原是木欞的后窗卻換嵌了玻璃。( 《在酒樓上》) 王譯是 the paper in the latticed window at the back，楊譯是 wooden lattice，萊譯是 latticed window，藍譯是 wooden lattice。考察 20 世紀 20 年代中國的生活，王際真的具體化 “糊在窗戶上的紙”是最為準確的。王際真對女性有較多的負面評價，有可能跟他的生活經歷有關系。夏志清談到王際真在美國留學時曾說，“他是舊式婚姻，但即使生下一子，也不急著回國”。可見他對包辦的原配夫人沒有太多感情。 “他總是對女孩子發生興趣，直到對方感到厭煩”( 夏志清 2011: 96) ，這個經歷可能對他的女性認識觀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因而在譯文中數處表現出負面的闡釋。

　　楊憲益極少對不定點具體化，是與他的翻譯理念是相關的。他曾說: “翻譯的時候不能做過多的解釋。譯者應盡量忠實于原文的形象，既不要夸張，也不要夾帶別的東西。”( 楊憲益、文明國 2011: 4) 所以在翻譯過程中，他總是對自己施加最大的 “譯者克制”( 王樹槐 2013) ，不會恣行自己的想象，也不會因為方便讀者的理解而離開原文的字面。這不僅體現在魯迅小說翻譯上，也體現在 《紅樓夢》和其他作品的翻譯上。這種現象可能與楊憲益的生活閱歷相關。他和夫人戴乃迭一生歷經抗戰、內戰之亂，“文革”期間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承受失子之痛，最后是 “身陷囹圄死生輕”“云淡風輕了無痕” ( 楊憲益、文明國 2011: 227、66) 。所以對于小說中的人物，他能做到疏離旁觀，不投入自己的感情。對于這種 “麻木”，夏志清 ( 2011: 98) 曾評論說: “經過一天接一天、一本接一本在辦公室多年的翻譯之后，已經變得多么地心不在焉、平庸冷漠。”這個評價雖然有些過分，但是楊譯不投入情感、不為讀者理解設置便利、極少展開想象，卻是鐵定的事實。

　　萊爾是魯迅研究專家，他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魯迅。在 《魯迅的現實觀》 ( Luxun's Vision of Reality，1976) 一書中，他詳細介紹了魯迅早年留學日本、憤世嫉俗、棄醫從文的經歷，深入分析了他小說中各型人物的社會特征: 知識分子 ( 傳統、現代和中間) ; 各個階層的婦女; 反叛者。因此，在所有的譯者中，萊爾對于魯迅小說主題的理解最為深刻。在萊爾曾經工作過的學校———斯坦福大學———的主頁上，他的同事是這樣評價他的: 萊爾對教學和生活充滿熱情，從不做作。他幽默風趣，富于想象。平常生活中雖有些隨意散漫，然而對工作追求完美。他特立獨行，絲毫沒有虛假，也不謀一己之利。這些個性特征很好地解釋了在翻譯過程中，萊爾充分調動想象、積極移情，將情感賦予人物之中。對于小說的主題，萊爾有著深入的理解: 在譯文的前言中，萊爾指出，年輕的魯迅在早年就認識到，中國人缺乏 “愛”和 “誠”，并分析了小說中各個層次的代表人物。( Lyell 1990: xxxi) 對于原文和譯文的關系，萊爾說: 英語和漢語有著巨大的區別，過分地靠近一種語言，意味著在另一種語言中出錯。( Lyell 1990: xli) 他認為譯者應盡可能地贏得更多的讀者，包括那些不熟悉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讀者群 。( Lyell 1990: xlii) 所以萊爾有大量的讀者站位，盡可能用腳注、擴充說明等方式方便讀者理解。萊爾意識到，在魯迅的人物世界里，祥林嫂等受苦婦女受到禮教的不公對待，他對包括女性在內的弱者給予了充分的同情。( Lyell 1976: 209) 這也是萊爾譯文對苦難女性深懷同情、以美好的描寫對不定點做具體化的原因。

　　藍詩玲是所有譯者中最為讀者考慮的，她的讀者站位數量最多。在 “翻譯絮語”中她闡明，她注重的是讀者獲得 “對原作閱讀經驗忠實的再創造”( Lovell 2009: xliv) 。她的不懂中文的文字編輯也會站在讀者的位置，對她的譯文做最后潤色。藍詩玲稱，在翻譯過程中她參考了楊憲益和萊爾譯文，遇到疑惑的時候會求助邱于蕓、孫賽因兩位中國朋友，所以在主題的理解上她能夠很好地把握。她認為，譯者要忠實于原文的語氣，而魯迅的風格是 “憤怒”，對這種情感藍詩玲做了充分的移情。( 汪寶榮 2013) 在與筆者的通信中她曾說，她常常選擇過分戲劇化的詞匯翻譯 ( 如該用 anger 的時候用 fury) ，以至于給她出版前潤色的兩位讀者，漢學家杜博妮 ( Bonnie McDougall) 和她的丈夫 ( 牛津大學英文教授，作家) ，會經常修改她對副詞、形容詞的使用，使文體淡定下來 ( calm down) ，讓譯文更準確、嚴密。而藍詩玲在譯作中一直對女性懷著美化的傾向，持有正面的闡釋，這不僅體現在魯迅小說的翻譯上，也體現在 《色戒》《為人民服務》等小說翻譯的女性形象再造中。究其原因，我們認為藍詩玲對中國非常關切，她對魯迅小說以及其他小說中女性的苦難滿懷同情，因而不自覺地過濾掉原作女性形象中丑陋的一面、保留美好的一面，或者將中性描述美化為褒揚描述。與其他三位譯者不同，藍詩玲的不定點翻譯中有 9 處不定點轉移。考察其不定點轉移的功用，在于實現譯文流暢、反諷口吻、讀者理解、邏輯自然。這些處理成就了藍譯文極高的可讀性、愉悅性。

　　6. 結語

　　魯迅小說四個譯本的譯者，來自不同的國家，生活在不同的時代，歷經不同的生活背景，擁有不同的人格特征，因而對魯迅小說主題的理解，對女性價值觀的判斷，對情感介入的程度，對于作者-讀者的站位選擇，都會懷有不同的隱蔽價值觀。本文通過考察不定點具體化揭示了這些隱蔽價值觀，并闡釋了翻譯家背后的 “學術定勢”( scholastic disposition) 和翻譯 “慣習”( habitus) ( Bourdieu 2000: 16、138) 。此外，基于本研究的數據，我們還進一步提出不定點具體化假設: 與中國翻譯家相比，漢學家更傾向于對不定點做出具體化。一方面，這一假設有待后續研究證實或證偽; 另一方面，它也能為中國文學作品外譯提供理論上的指導: 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可以融入更多的情感，展開豐富的想象，對不定點進行轉化使得譯文更加流暢，更為英語讀者的接受而著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