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翻譯學話語體系構建的問題意識與理論自覺

　　[摘要]近 20 年來的生態翻譯學研究與發展表明，其話語體系構建的定位和內涵具有清晰的問題意識，既涉及中國翻譯理論走向國際的“時代問題”，也關聯中國翻譯研究理論自覺的“學術問題”。生態翻譯學理論話語體系構建的問題意識歸根結底是一個“生”字的問題意識，即以“尚生”為特征，包含“生命”問題意識、“生存”問題意識與“生態”問題意識。 “尚生”的問題意識滲透到生態翻譯學的理論話語體系之中，并在問題求解之中達到應有的理論自覺，標明了生態翻譯學研究的理論取向和學術責任。

　　胡庚申; 羅迪江， 上海翻譯 發表時間：2021-10-10

　　[關鍵詞]生態翻譯學; 生; 問題意識; 理論自覺; 尚生

　　1. 引言

　　生態翻譯學研究已經走過了近 20 年自我創建、自我確證、自我發展與自我完善的發展歷程。回顧這一歷程，盡管一路走來風風雨雨，但通過不斷探索、積累和創新，生態翻譯學研究在中國翻譯學界獲得了積極的肯定與長足的發展，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生態范式研究，釋放出充分的理論解釋力與應用描寫力。恰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 “生態翻譯學擁有一套別具特色的術語系統”“已匯入譯學總系統的大河”“20 年來，生態翻譯學步步深入理論堂奧，已是我國創立的有著頑強生命力的顯學”( 方夢之， 2013: v; 2021: 30) ，“作為原創理論，生態翻譯學體現了中國學者對構建自己的理論話語體系的積極探索”( 藍紅軍，2018: 11) 。作為始創于中國的生態翻譯學，無論是在范式演變的歷史性、還是在范式統攝的總體性、抑或是范式質的規定性上，都已初具一定的學科范式特征。它既是當代學術研究趨向生態文明的一種新的研究思潮，又是朝向生態范式演進的一種新的學理路向，而生態范式也逐漸成為學科發展的戰略制勝點。( 胡庚申，2019a: 25) 近 20 年來生態翻譯學研究與發展表明，其定位和內涵具有特殊的問題意識，既關聯著中國翻譯研究理論自覺的“學術問題”，也涉及到中國翻譯理論走向國際的 “時代問題”; 既指向生態翻譯學話語體系構建的自我完善，又朝向生態翻譯學話語體系構建的整體突破。以問題意識入手，既能洞悉生態翻譯學理論發展的理論性和學理性，也能理解其蘊含的理論取向與學術責任。本文試圖在探討問題意識過程中，進一步辨析生態翻譯學的理論自覺，以此凸顯生態翻譯學研究在中國翻譯學界的自我完善、國際化發展、理論取向與學術責任。

　　2. 生態翻譯學話語體系的問題意識

　　國內生態翻譯學的創建是從問題出發的，圍繞 “四譯說”( 何為譯、如何譯、誰在譯、為何譯) ( 胡庚申，2013: 191 - 246) 基本問題并在求解問題的過程中“以生態整體主義為理念，以東方生態智慧為依歸，以文本生命、譯者生存、翻譯生態為研究對象，從生態學視角對翻譯進行描述與解釋”( 同上: 11 - 12; Hugs，2020: 7) ，從而構建出一套較為系統的理論話語體系。從概念內涵來看，文本生命、譯者生存、翻譯生態( “三生相”) 的交互整合構成了一種 “以生為本”的思維方式，它貫穿生態翻譯學思想的始終，影響著生態翻譯學研究的發展趨向。從問題設定來看，“何為譯、如何譯、誰在譯、為何譯”構成了生態翻譯學研究的問題域: “何為譯”指向的是 “文本移植”; “如何譯”闡述的是“適應選擇”; “誰在譯”強調的是基于譯者生存引入“以譯者為本”的翻譯理念; “為何譯”關涉的是“適者生存”與“譯有所為”。無論是文本生命、文本移植、適應選擇、生態平衡，還是適者生存、譯者生存等概念術語，“生” 的意旨構成了生態翻譯學問題域的內核與生態翻譯學研究發展的趨向。以“生”為問題域作為翻譯的一種動態性推動著翻譯學者將思想的觸角伸向翻譯的“生命、生態、生存”之處，并試圖從那里尋求翻譯的本質與屬性。( 胡庚申，2013: 93 - 95; 羅迪江， 2019b: 38) 凸顯“生”問題意識，其實就是確立一種以“生”取向的“生命·生存·生態”思維模式，從而實現對翻譯研究的文本生命、譯者生存和翻譯生態的三重確證。簡而言之，生態翻譯學的問題意識是一個多元化與多層面的綜合問題意識，包含“生命” 問題意識、“生存”問題意識與“生態”問題意識。

　　2. 1“生命”問題意識

　　生態翻譯學是以“翻譯即文本移植”的理念來表現其“生命”問題意識的，因而文本移植總是與文本生命發生直接關系，它反映了文本生命在異域中的誕生、再生與生長的基本方式，“是一個‘前世’原文與‘來世’譯文的‘復活’過程，具有文本生命在異域中的復活性與再生性特征”( 胡庚申，2020: 7) 。文本移植是實現文本的整體性生命存在的核心載體和基本途徑，從文本移植出發把握文本的生命本質和翻譯的生命特性，構成了生態翻譯學研究的“生命”問題意識。文本移植作為生態翻譯學的問題意識，它是以“移植”“生命”“適應”為核心理念來理解翻譯的，反映了翻譯的生命意識。基于翻譯的 “生命”意識，它不滿意以“轉換”為核心概念來理解翻譯的語言意識、以“操縱”“改寫”“吞噬”等概念來闡釋翻譯的文化意識，而以一種“尚生”的思維方式審視文本生命在異域中的多樣性、生成性與再生性，強調翻譯的生命運動過程。如果考慮到文本生命的這些特性，將翻譯視為一種“生命”的理解，我們就不能再束縛于翻譯僅僅是語言轉換或文化操縱，不能再受限于賦予翻譯的那種將文本視為可以 “拆卸—組裝”“改裝—操縱”的一部“機器”。生態翻譯學把對翻譯本質的認識引向更深廣的生命領域，以“尚生”的思維方式洞察翻譯的生命本真狀態。在此意義上，翻譯不僅僅是一種語言/文化轉換的語言/文化屬性，而且是一種具有文本移植的生命屬性，而且生命力的表現就在于它具有延續文本生命的需要。因此，生態翻譯學的問題意識不再是對文本的單向說明與詮釋，而是文本生命、譯者生存與翻譯生態之間共生性的縱深發展，是生態翻譯學關于問題求解的自我升華。

　　生態翻譯學將翻譯文本視為是一種具有生命特征的存在，那么被移植的文本需要新的翻譯生態環境的“接納”，才能在異域中得以適應性地生存。因此，翻譯的形成是通過文本移植由原文生命的“既濟”狀態向譯文生命的“未濟”狀態的再生過程，是文本生命在異域中誕生、再生與生長過程。這個過程實質上就是“原文”與“譯文”之間有著一種深刻的生命延續性問題，是一個具有歷史性與時間性的生命問題意識，它涵攝文本的過去，把握文本的當下，預知文本的未來，而文本移植正是在過去、當下與未來的視域融合中實現文本生命的“生存”與“長存”，彰顯翻譯的時間性特征。事實上，文本生命在翻譯過程中的承載與延續并不是原封不動的保留，而是根據文本在異域中不同的語境特點加以選擇性適應的。當文本獲得翻譯實踐的確證時，它意味著文本獲得新的翻譯生態環境，使自身得到跨時間性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生命特性。如果脫離了文本的生命狀態來把握翻譯，那么就將翻譯所處的時間性架空，剩余一個純粹靜態的“文本”，喪失了再生與生長的能力。在此意義上，生態翻譯學的生命問題意識拓展了理解翻譯的深度與廣度，使人們能夠以生命的方式去理解翻譯文本生命在異域中衍生、再生與生長的過程。因此，文本生命是呈現于現在 ( 譯者的文本移植活動) 、根源于過去( 文本移植前的生命狀態) 并指涉于將來的( 文本移植后的生命狀態) ，本質表現為從原作的“轉生”到譯作的“再生”的過程。因此，“轉生再生、生生與共”已成為生態翻譯學的典型特征。

　　2. 2“生存”問題意識

　　生態翻譯學將“譯者生存”作為問題意識，是基于“翻譯即適應選擇”對“何為譯”問題的求解結果，是立足于譯者的生存境遇來尋求翻譯得以安身立命之本。它既不是把譯者生存作為一種外在于翻譯的孤立存在，也不是把譯者生存歸結為某種抽象性存在，而是從譯者中心、譯者主導、譯者責任與譯者發展之間的辯證互補關系來理解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生存境遇。因此，翻譯自然而又必然地與譯者的生存境遇息息相關。作為一種獨特的存在，譯者不僅被翻譯活動賦予具有主導作用的翻譯能力，將譯前、譯中、譯后內在地聯系起來并構建一種穩定的翻譯生態系統，而且還被賦予協調翻譯群落其他成員的關系、履行生態理性、保持生態平衡與維護生態和諧的特殊使命。( 羅迪江，2019a: 93 - 94) 這樣，譯者身份就有一個“多重性”問題的存在: 既是能動者的存在，又是受動者的存在; 既是“自律”的存在，又是 “他律”的存在; 既是創造者的存在，又是受限者的存在; 既是主導者的存在，又是責任者的存在。這種悖論性問題在譯者與文本的關系層面表現為文本制約譯者，譯者又超越文本。這就是生態翻譯學研究的“生存”問題意識。

　　西方譯論認識與理解翻譯的方式表現為兩種: 一是“語言學轉向”所采用的方式，即它將原文作為翻譯的絕對性而構建了原文中心論，一切都以原文為中心，譯者成為語言/文本的轉換者; 二是“文化轉向”強調的方式，即它將譯文作為絕對核心而構建了譯文中心論，只有從譯文出發翻譯才可能被認識，于是翻譯是一種操縱、背叛、改寫、吞噬的觀念就在“文化轉向”中獲得發展，譯者成為了操縱者、背叛者、改寫者、吞噬者。兩大轉向要么從原文認識翻譯，要么從譯文認識翻譯，譯者在翻譯研究中也就自然而然地被遮蔽了，文本則被抽象為一個與譯者無涉甚或與譯者相對立的存在。如果只看到文本便會陷入文本中心主義的境地，傾向于認為文本是一個外在于譯者并可脫離譯者的客觀實在; 如果只看到譯者便會陷入譯者中心主義的境地，便傾向于認為翻譯是一個外在于文本而存在的生命體。以此為切入點，生態翻譯學的生存問題意識就是以生存的眼光關懷譯者的生存境遇，并基于其生存境遇將譯者視為“生態人”。( 胡庚申，2013: 92 - 93，207) 譯者作為“生態人”既要適應翻譯生態環境，又要構建新的翻譯生態環境，以便維持自身的生存，提升自己的生命品質。在異域中，文本的純粹客觀性已然喪失，從而具有了內在的生存性與生命性。換而言之，文本不再是什么與譯者無涉的客觀實在，而是確實地表現為基于譯者的生存境遇而進行翻譯實踐活動的結果。盡管這個作為客觀實在的文本一開始表現為外在于譯者的、不受譯者支配的存在，但在翻譯過程中，其本質仍然是內在于譯者的生存境遇，促使文本在異域中生成、延續、成長與發展。

　　2. 3“生態”問題意識

　　就翻譯研究而言，生態問題不僅是一個關乎跨文化交流與溝通的翻譯問題，它還是一個有著巨大翻譯研究深度的理論問題，引發了翻譯研究觀念、問題意識與理論自覺的一次新變革。作為翻譯研究的新范式，生態翻譯學以生態特征、生態思維和生態方法塑造著翻譯研究的生態范式，推進著翻譯研究的整體性發展，力爭為生態文明建設而“譯有所為” ( 胡庚申，2019b: 8) 。就此而言，“生態”問題意識是生態翻譯學所特有的。一方面，它將譯者生存與文本生命置于翻譯生態環境之中而描繪出一種全新圖景，即文本、譯者、譯境三要素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整體論思維模式; 另一方面，它將自身置于生態文明建設這個大時代背景下反思自身的生態發展問題，旨在為生態文明與綠色發展提供翻譯意義上的生態架構。不論對于譯者生存抑或對文本生命來說，它們都需要在翻譯生態環境之中才得以生存，都需要在生態文明建設的時代語境下才能獲得發展。翻譯生態環境就成為譯者生存的前提條件與文本生命的生長土壤，否則，譯者生存或文本生命只能是 “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此意義上，“生態”問題意識為翻譯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翻譯活動方式，它既涵蓋了與譯者生存相關的“生存”問題意識，也包涵了與文本生命相關的“生命”問題意識。

　　“生態”問題意識是以生態視角、生態思維、生態方式對翻譯進行整體性的考察與探討，它不僅強調翻譯生態環境對翻譯過程中譯者生存與文本生命的影響，而且也關注翻譯對翻譯生態環境的影響。一方面，譯者為了文本生命的誕生、再生與生長，通過調整自身來適應翻譯生態環境，與譯本所處的新翻譯生態環境相互協調; 另一方面，譯者自身在進行調整的同時也改變了翻譯生態環境，培育新的翻譯生態位，為進一步文本移植與新的翻譯生態環境保持一致性提供前提，從而讓文本生命得以再生、生長與成長。換言之，基于“生態”問題意識，譯者將自身生存境遇與翻譯生態環境之間的關聯上升到生命意識的層面，主動地改變翻譯生態環境而促使文本生命獲得了誕生、延續、成長與發展。

　　綜上所論，審視生態翻譯學的本質內涵，必須理解生態翻譯學以“生”取向的問題意識，抓住翻譯的生命問題意識、生存問題意識與生態問題意識，才能深入地把握屬于生態翻譯學自身內在的問題意識的研究發展之路和“尚生”之道。生態翻譯學本質其實就是一種“尚生”理念，就是聚集生命、生存與生態問題意識為一體的命運共同體，從而把翻譯視為一種“尚生”的存在方式與運動方式。作為一個生生不息的運動過程，它是將文本、譯者與譯境視為一個和諧的生命整體，而文本的生命狀態、譯者的生存境遇與翻譯的生態整體由此而匯聚成“生生”之流。 這就是生態翻譯學本身持有的“尚生”理念，“尚生是生態翻譯的總則。比如，譯者面對文本翻譯時，首先要將作品，不管是原作還是譯作，都看作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體。只有這樣，才能盡可能完備地移植文本生命，并把握和轉化作品的全部價值”( 胡庚申等，2019c: 29) 。

　　翻譯的“尚生”理念就表明了生態翻譯學話語體系的構建，必然要植根于生命、生存、生態的三位一體之中，樹立“尚生”的翻譯本體地位。基于“尚生”本體地位，生態翻譯學對翻譯的描述與解釋擺脫了西方譯論的“文本”問題意識而進入到以“生” 為取向的問題意識。那么，生態翻譯學的實質乃是指從一個“文本”解釋向“生命、生存、生態”解釋的轉變過程中，對“尚生”本體地位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確證。那么，“尚生”本體地位總是與翻譯過程中的文本生命、譯者生存、翻譯生態的共生性交織在一起的。由此而來，生態翻譯學的問題意識，實質上是基于生態翻譯學的“四譯說”思想，依照自身關于“三生相”的探討，進而不斷挖掘出新的理念，不斷解決新的問題，不斷豐富發展生態翻譯學自身的理論體系，不斷從翻譯過程的動態視角進行深入考察的問題，不斷自覺思考并試圖求解，而所有這些都是“以生為本”的問題意識。

　　3. 生態翻譯學話語體系的理論自覺

　　問題意識并求解問題是學術的起點，理論建構是每一學科獲得進展的生長點; 面向問題的理論創新是新時代學術研究的必然要求。就翻譯研究而言，貫穿于生態翻譯學研究的問題意識始終是與生態翻譯學研究的理論自覺相伴相隨的，兩者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求解翻譯研究的基本問題，努力構建生態翻譯學的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另一方面為生態翻譯學發展尋找新的理論生長點，突顯生態翻譯學話語體系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與中國聲音。生態翻譯學研究的理論自覺表現為“學術性”與“責任感”、“本土化”與“國際化”、“自我完善”與“整體突破”的雙重自覺。

　　3. 1“學術性”與“責任感”的雙重自覺

　　綜觀生態翻譯學研究的問題意識，生態翻譯學已經自覺致力于求解“何為譯、如何譯、誰在譯、為何譯”的學術問題，又突顯出生態翻譯學研究的學術責任。其實，生命、生存、生態問題意識自始至終內在于生態翻譯學的整體思想脈絡之中，它立足于 “何為譯、如何譯、誰在譯、為何譯”問題的求解，致力于在翻譯過程中和諧地處理好文本生命、譯者生存、翻譯生態之間的關系，因而既是生態翻譯學研究始終關注和求解的基本問題，又是在求解基本問題的過程中呈現出自身內在的理論自覺。生態翻譯學的基本問題并不是抽象的問題，而是翻譯研究要面對的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問題，它們構成了生態翻譯學理論體系構建的支撐點，成為生態翻譯學研究獨特的問題域。生命、生存、生態問題意識意味著生態翻譯學研究的發展開始擺脫西方翻譯研究以“文本”為核心理念的認識論困境，從文本轉換到文本移植的研究視野拓展，從文本到文本生命的研究重心轉換，從文本到譯者生存的研究視域深化，從文本到翻譯生態的研究路徑分化。

　　生態翻譯學研究自覺致力于求解“何為譯、如何譯、誰在譯、為何譯”，就是因為自身需要從整體論的視角給翻譯研究做出新的說明與理解而被提出來的。它正是以提出這樣一個恰當的問題域作為其理論構建的切入點，突破西方翻譯研究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構建出與語言學范式、文化范式有著根本區別的生態范式，凸顯其蘊含的時代責任。這必然需要一種為生態翻譯學進行自我確證與他者肯定的生態范式作為支撐，這就使生態范式構建十分必要又極其重要。生態范式構成了生態翻譯學框架內關于研究對象的基本意向: 它界定了翻譯生態、文本生態與“翻譯群落”生態作為其研究對象，以翻譯文本、譯者與翻譯生態環境的相互作用與相互關系為研究內容，以生態理性為研究視角，對等性原則讓位于適應性原則，原文/譯文中心讓位于譯者中心，微觀語言結構描寫讓位于宏觀生態理性詮釋等等。毋庸置疑，生態范式以新的理論思想與新的研究視角來擺脫翻譯研究的語言學派與文化學派在發展過程中的困境。在生態翻譯學研究發展過程中，生態范式一直蘊含著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理論體系構建的理論意識問題，也一直產生著贏得國際譯學界話語權的自覺問題。現在的問題是，生態翻譯學應更進一步地在翻譯研究的問題意識與理論自覺基礎上開展生態范式研究，從生態翻譯學研究“量”的擴張到 “度”的突破與“質”的提升，為解決“何為譯、如何譯、誰在譯、為何譯”提供一種復雜性思維范式，從而會更加彰顯生態翻譯學研究的理論取向與時代責任的內在要求。

　　3. 2“本土化”與“國際化”的雙重自覺

　　譯學界越來越意識到，除了繼續加強學習和交流之外，還迫切需要開拓新的理論資源、構建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和融通中外的理論話語體系。( 許鈞，2018: 8) 縱觀生態翻譯學的發展歷程，它是在西方生態理論與中國生態智慧相互融合之中茁壯成長的一套融通中外的理論話語體系與一種具有解釋力的生態研究范式，為解決“何為譯、如何譯、誰在譯、如何譯”問題提供了整體論意義上的理論工具。21 世紀以來，這一理論工具隨著生態翻譯學理論體系的自我完善逐步從國內走向國際，其自身的角色定位也從“理論構建”和“理論闡釋”走向了“理論引領”和“理論國際化”。隨著國內譯學的迅速發展，生態翻譯學建立了強烈的自我意識與理論自覺，打破了原先中國譯論跟隨西方譯論的“照著說”模式，而是以“接著說”乃至“領著說”的方式構建生態翻譯學的理論話語體系，為中國譯論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其在中國的接受、傳播與研究逐漸形成了一種生態范式共同體，其在國際的接受、傳播與研究也有序展開并取得長足的發展。憑借著這種理論自覺，生態翻譯學創建了系統的本土化理論話語體系，擁有了很強的術語索引之力，既能夠索引出諸如翻譯生態、文本生命、譯者生存、翻譯生態環境、文本移植、生態平衡、適者生存等等生態范式術語，而且能索引出諸如“翻譯即文本移植、翻譯即適應選擇、翻譯即生態平衡”這樣的翻譯理念。這些本土化術語體系與翻譯理念已漸漸滲入西方譯學界并逐步贏得西方譯學界的肯定與關注。

　　然而，生態翻譯學發展仍然面臨一些質疑與諸多新問題，需要進一步以問題意識為突破口來完善自己的理論話語體系，以回應曾有的質疑與求解新出現的問題，這也標明了生態翻譯學理論體系在發展過程中自我完善的理論自覺與求解新問題的學術責任。進而言之，生態翻譯學理論體系構建的學術責任，就是要善于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西方譯學界所理解和接受的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形式的新概念、新表述，引導西方譯學界展開相關的關注與探討。與此同時，生態翻譯學理論體系構建亦需要融會貫通中西的翻譯思想，聚焦西方譯學界關注的翻譯問題，以中國的聲音、中國的話語、中國的表達積極參與西方譯學界的問題研究與討論，提升生態翻譯學乃至中國翻譯理論在西方譯學界的國際話語權。

　　進入新時代以后，我們譯學話語體系建設的目標不再是進入西方現代話語體系，也不僅是“具有中國特色”或“新”，而是在創新的基礎上“融通中外”和“產生國際影響力”，這要求我們新創的話語 ( 及其體系) 要具有充分的學理性、原創的思想性和良好的傳播性( 藍紅軍，許鈞，2018: 4) 。經過近 20 年的系統發展與自我完善，生態翻譯學在與西方譯論的相互碰撞中、在與中國生態智慧的融合會通中，逐漸形成了具有理論自覺的本土化研究范式，具有充分的學理性、原創的思想性和良好的傳播性，闖出了一條翻譯學研究的“尚生”之道，并以之為切入點來不斷推進生態翻譯學研究的國際化發展。在走向國際的進程中，生態翻譯學的“本土化”問題與“國際化”問題始終是生態翻譯學研究面臨的議題，因而既需要從生態翻譯學的理論自覺視角去透視國際翻譯研究的理論前沿與發展趨向，也需要從全球化視角出發來審視生態翻譯學在國內發展所面臨的新問題。在翻譯研究多元化的時代，相互的透視與審視必須成為生態翻譯學研究的雙重自覺，使得生態翻譯學研究不僅要成為具有理論自覺的生態研究范式，而且要走向國際化發展并贏得國際譯論的話語權，并圍繞國際譯論發展進程中凸顯的翻譯問題進行全方位的反思與闡釋。

　　3. 3“自我完善”與“整體突破”的雙重自覺

　　生態翻譯學話語體系既進行自我完善，又進行整體突破，這是生態翻譯學發展的一種理論自覺，也是當代生態翻譯學研究積淀的寶貴經驗。在全面走向 21 世紀的新歷程中，生態翻譯學一方面積極地探索著新的問題域以構建翻譯研究的生態范式，另一方面對受到質疑的舊有理論觀點進行構建性反思以求解出新的解釋與說明。無論是開拓新的時代主題還是對舊問題的新解，都依賴于生態翻譯學所導向的生態范式的整體性突破，否則它的發展將會失去活力。綜觀生態翻譯學話語體系構建的歷程，不難發現，探尋翻譯研究之途并不是通暢無阻的，而是在與不同的理論思想之間交流互鑒、不斷碰撞、相互質疑過程中不斷豐富生態翻譯學話語體系構建的包容性與融合性。生態翻譯學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獨具一格的生態范式框架，其研究路徑以生態理性為視角圍繞著翻譯學、語言學、文化學、人類學視角的相關研究互聯互動，各個視角的研究又最終融入并歸宿于生態范式的視域之中，強調翻譯研究的整體性與復雜性，闡明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上的學科共享承諾，其旨意是促使翻譯研究在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上的深刻變革。這種深刻變革本身，既是對傳統翻譯理論研究的問題域的拓展與超越，又是對生態翻譯學研究的問題域的確定和確證; 既能形成統攝整個翻譯學科的新問題域，又能有效凝聚成為一個普遍的學術共同體，還可以形成翻譯研究中普遍承認的生態理論意旨、思維特征與價值取向。

　　在生態翻譯學話語體系構建與發展的歷程中，生態范式成為突破 20 世紀中國譯學“以西范中” “西學東漸”研究模式的一種范式轉換，表現為一種本土理論的創新和一種國際發展的努力( 胡庚申， 2021) ，它超越了傳統翻譯理論簡單性思維范式，深入到翻譯過程的多維轉換，推動著生態翻譯學朝向 “立論 - 倡學 - 創派”研究理路的整體發展與“宏觀- 中觀 - 微觀”方法論路徑的大融合，考察以“三生相”為主題的“文本生命、譯者生存、翻譯生態”的命運共同體，追尋以“四譯說”為闡述基底的“何為譯、如何譯、誰在譯、為何譯”問題域求解，克服了傳統譯論研究的單一性，整體突破了生態翻譯學自身的研究。在此意義上，生態翻譯學話語體系構建正是當代中國譯學自身整體突破的一種表征并適應全球性生態學術潮流的趨向，它系統地表述生態翻譯學的學科定位、范疇體系與基本原則，梳理當代翻譯研究發展的基本脈絡，判斷當代翻譯研究的根本走向，從而在東方生態智慧與西方生態理念的融會貫通的基礎上衍生出一系列新的概念、范疇、問題域，形成一系列新銳的思想、觀點與理論，具有獨特的研究范式和思想格局。生態翻譯學話語體系構建的整體突破，實質上是中國翻譯研究經歷了借鑒、引介、吸收、承襲、反思之后自創譯學話語體系的一種理論自覺的思想努力，是生態翻譯學研究實現生態范式的一種文化自覺的自我確證。

　　4. 結語

　　綜而觀之，作為生態學與翻譯學交叉融合的產物，生態翻譯學既要打破學科壁壘，又須固守翻譯學科的本體; 既要打破西方翻譯理論話語權“一統天下”的局面，又要融合西方生態理論與中國生態智慧; 既要堅持以問題意識為導向以求解生態翻譯學面臨的新問題，又要堅持生態翻譯學話語體系構建的理論自覺，構建具有充分描寫力與解釋力的生態范式。生態翻譯學話語體系構建的問題意識在當代翻譯研究中的價值逐漸彰顯，它自然而然蘊涵著生態翻譯學對翻譯問題的解決方法。它有助于開啟生態翻譯學以“三生相”與“四譯說”為議題的研究論域，指導我們以“尚生”為導向的思維模式來深刻把握翻譯的生命性、生存性與生態性，并汲取“四譯說”問題意識中的理論自覺以服務當代翻譯研究與生態文明建構。只有在問題意識與理論自覺的雙重驅動下，圍繞“四譯說”思想以挖掘“何為譯、如何譯、誰在譯、為何譯”問題的思想內涵，緊扣“三生相”主題以探尋文本生命、譯者生存、翻譯生態的和諧共生，生態翻譯學才能擁有充分性的解釋力與持續性的生命力，才能在成長中壯大、在壯大中繁榮。可見，生態翻譯學應當對自己的理論話語體系有充分的問題意識、理論自覺與理論反思: 一方面，完善理論系統性與參與國際學術對話，推動生態翻譯學理論與西方翻譯理論從對話走向融合，是實現生態翻譯學話語體系與理論體系構建、實現突破的有效路徑; 另一方面，當代生態翻譯學研究不僅要使用新的問題域去理解翻譯、厘清生態翻譯學的發展脈絡，而且必須自覺構建一種融通中西思想的生態范式，明確生態翻譯學研究的發展路向和發展基點，真正實現生態翻譯學“生態范式”從“量”的積累階段到 “質”的范式轉換、從“自覺”“度己”階段到“覺他” “度人”階段的實質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