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料庫視角下“聲聲慢”兩種英譯文比較研究

　　摘 要：本文的研究對象是由許淵沖和肯尼斯·雷克斯洛(Kenneth Rexroth)翻譯的《聲聲慢》英譯文本，研究方法則以語料庫語言學為基礎，從譯文中的詞語、句型結構以及語篇建構三個方面對兩個譯者的翻譯風格進行比較、評估和考證。本研究證明：同一源語文本，就 T 型譯者風格而言,不同譯者的譯文風格明顯具有個性特征;這些個性特征又主要體現在譯者采用顯化或隱化翻譯策略，從而凸顯出譯者選詞或者構句差異性;譯者風格迥異主要是由于翻譯實踐中，譯者發揮其主體性對原文進行操控和重組所致。

　　關鍵詞：譯者風格;許淵沖;肯尼斯·雷克斯洛;語料庫;《聲聲慢》

　　嚴麗; 嚴丹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2-01-05

　　一、引言

　　中國古典詩詞的翻譯研究是中國典籍翻譯研究的一個部分，而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位女詞人李清照備受研究者們的關注，對其詩詞的研究自然也應該是中國典籍翻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對國內主要學術論文數據庫進行統計后，筆者發現從二十一世紀開始，國內現在已經有了一些對李清照詞英譯研究和論著。 這些研究和論著中，如：孟蘭(2010)根據圖式理論來探討李清照詞的英譯文本;張李貝(2012)是基于語料庫對李清照詞英譯進行研究;龔曉斌教授(2015) 也是采用語料庫方法探討了李清照詞的三位英語翻譯者的翻譯風格。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在眾多的研究者中酈青(2005)系統全面地梳理和研究了李清照詞的英譯本。 《聲聲慢》歷來是李清照詞中為人稱道的佳作，全詞因此也成為很多譯者進行翻譯實踐活動的對象。 《聲聲慢》英譯現在已經有 16 個版本(張琰，2014)。 所以，《聲聲慢》的英譯研究也應當納入研究者們的深入研究范圍。 在相關研究中，探究《聲聲慢》的英譯文章大多數是選取不同譯者的英譯本進行對比、研究。 研究者們的研究大致分為兩個方面：其一，從文化、譯者文化身份、文化意境、翻譯質量評估等角度宏觀地探究《聲聲慢》英譯文(匡桂陽，2014;徐瓊，2014;項利，2013;豐玉芳， 2015)，其二，從音韻、結構的對比及字詞的使用等微觀方面把其作為研究對象進行討論(劉清華，2010;丁莉，2012)。 前面提到，通過語料庫的方法，張李貝和龔曉斌對李清照詞英譯進行了研究，但是在他們的研究中主要是以李清照詞《如夢令》《漁家傲》《醉花陰》 等作為主要語料對象，《聲聲慢》還沒有作為唯一完整的語料對象出現在他們的論文中。 也就是說，目前還沒有以語料庫為研究方法，針對《聲聲慢》的不同譯者的英譯文風格進行研究。 基于語料庫的譯者翻譯風格研究方法最初是由 Mona Baker(2000)介紹到翻譯研究中的，自此以后，該方法被研究者們廣泛應用。 Munday(2008)在其基礎上提出要考慮譯者翻譯風格和譯文產生的文化社會背景的影響與關系。 譯者風格 (translators’ style) 被 Saldanha G (2011)分為兩大類：S 型譯者風格也稱為翻譯文體(translation style)和 T 型譯者風格。 T 型譯者風格研究重點在于探究特定譯者慣有的一些語言技巧， 而 S 型譯者風格或者翻譯文體考察的是譯文與原文的差異性和共性研究。據此，本文基于語料庫的研究方法，選取《聲聲慢》兩種不同譯文為研究對象，試圖探究譯者在將源語轉換成目的語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主觀能動性，并且針對譯者風格(T 型譯者風格)進行考察。 通過本論文的研究，希望能從新的角度探究《聲聲慢》英譯文譯者風格，以此為李清照詞英譯研究者們提供一定的參考。

　　二、研究對象選取及語料參數設置(一)研究對象選取

　　本研究選取考察的語料對象是中國學者、 翻譯家許淵沖(1921—2021)和美國詩人、翻譯家肯尼斯·雷克斯洛(Kenneth Rexroth/王紅公)(1905—1982)的《聲聲慢》譯本。 以兩位翻譯家的《聲聲慢》英譯文為基礎，該研究自建一個小型比較語料庫。 許譯文最早見于 1990 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唐詩宋詞一百五十首》中，肯譯文則于 1956 年在《漢詩百首》(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中面世。 該研究語料選取具備以下特點：(1)《聲聲慢》 原文是李清照詞代表作之一，屬于中國古代典籍，其不同譯者的英譯文被作為語料對象進行研究，使得該詞的譯文在譯界成為學術熱點;(2)譯者分別是中國翻譯家、學者以及美國翻譯家、詩人，他們分屬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兩類譯者類型①;(3) 兩位譯者的譯文在風格上有很明顯的差異性， 值得對其原因進行分析和探究。 簡而言之，本文語料樣本的選取是有一定科學性和代表性的。

　　(二)語料參數設置

　　本文主要從選詞、詞匯頻度、詞匯密度、詞匯長度方面著手，對許淵沖和肯尼斯的《聲聲慢》譯本進行 T 型譯者翻譯風格研究、 分析。 本研究中的統計對比數據主要來源于 Antmover 1.0 語料分析軟件。 通過對原文和譯文進行平行比對，以期比較、 分析、 歸納出兩個譯者翻譯原詩時在理解和表達上的異同，從而探究兩位譯者在體現原詩的思想、風格方面的迥異和特點。

　　三、《聲聲慢》兩種譯文的語料庫分析、研究步驟(一)譯文形符及類符的統計及分析

　　次進行比對。 該語料分析軟件具有一種簡化的英語語料分析功能，可以進行詞頻統計、詞匯索引。啟動該軟件，導入許譯文和肯譯文純文本格式語料， 可以獲得下面兩位譯者譯文詞匯對比統計數據(表 1)。

　　表 1 數據顯示，許譯《聲聲慢》的形符數比肯尼斯譯文的形符數要大，而類符數/形符數比肯尼斯譯文卻遠遠高于許譯文。 Mona Baker 研究譯者的翻譯風格時，采用了類型符的比值對譯者的用詞風格、 習慣和文體進行描述。 在特定的文本里， 類符和形符之間的比率被稱為類型符比值(Type/Token Ratio,即 TTR)。 文本用詞更加富于變化，詞匯量相對較大都體現在 TTR 比值上，TTR 越高表明文本可讀性越高，反之亦然。表 1 顯示肯尼斯譯文的總詞匯數不多，但是其 TTR 比值跟許譯文的 TTR 比值對比，更接近原文的 TTR 比值，也就是說從譯文的整體用詞看，肯尼斯譯文的詞匯變化更頻繁，傳達的信息量更豐富，譯本更具可讀性。 比如，原文“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這一句肯尼斯英文用了兩個特殊疑問詞“what”和 “how”而許譯文只用了“what”一個疑問詞。 又比如，“咋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這一句中盡管肯譯文用了 6 個英文詞匯，許譯文用了 12 個英語詞匯， 但是肯譯文的用詞全部是實意詞，許譯文的 12 個英文詞匯中包括 6 個虛詞，從這里同樣可以看出肯譯文的選詞更豐富、復雜。 從 TTR 值的比對來看，兩個譯者的翻譯差異性在于， 肯尼斯是美國后期意象派詩歌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作為一個詩人，他在翻譯《聲聲慢》時常常會把原詩用作自己創作的素材，發揮他詩人的天分，對原文進行豐富的創造性想象和變通。 這也導致了肯譯文在總篇幅比許譯文短的情況下，他的譯文 TTR 比值還是高一些。 許譯文形符數有 134 個，比肯譯文多是因為，許淵沖在翻譯該詞的過程中采用的是顯化翻譯策略(explication)。 一種文體翻譯策略那就是顯化翻譯，這種翻譯策略是將在目的語中隱含的，卻可以從語境和情境中推測出的信息清楚明確地傳達給目的語讀者的翻譯方法[1]。許淵沖采用這種翻譯策略是為了把原文內容和思想表達得更加清楚、具體。 詩歌是語言藝術的精華，其篇章短小的特點要求無論是詩人， 還是翻譯詩歌的譯者都需要反復修改推敲自己的作品。許淵沖正是在不斷的煉字、煉詞、煉句、煉意的過程中采用顯化翻譯策略突出自己翻譯效果。

　　例如，詞中開頭部分疊字：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肯 譯 文 ：Search. Search. Seek. Seek. Cold. Cold. Clear. Clear. Sorrow. Sorrow. Pain. Pain.

　　許譯文：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 so 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 以上例句是十四個疊字， 這句話充分體現了宋詞的音韻美和詞人的才華。肯譯文通過詞匯變化和重疊，使英譯文達到了強化的效果，創造出譯者想象中的一種悲涼意境。這樣肯的譯文形符(Tokens)就比許譯文少，而許譯文則是通過增加詞匯， 闡釋原文疊字的意思使信息量更大， 從而形符也隨之增多。由此可看出許譯文采用的是顯化翻譯策略，把原文中的隱含信息加以闡釋和說明，使譯文在目的語中更加明了、具體。

　　(二)譯文詞頻統計及分析

　　各個類符 (Types) 在文中出現的次數就是詞頻(Word Frequency)，它被研究者們用來考察、分析不同詞語的使用頻率。馮慶華曾經提出，諸如“the”“of”的詞頻能夠反映出詞組和句子結構的復雜性，若譯本中“the”和“of”的詞頻較高，則說明該譯本的語體偏正式[2]。 本研究利用 Antmover1.0 語料分析軟件統計出兩個類符的頻次， 同時比對兩詞在美國的布朗語料庫(Brown Corpus)。

　　表 2 數據表明，許譯文中“the”和“of”的用詞頻率和 BC 中的詞匯使用頻次更接近， 說明許譯文在這兩個詞匯的使用中比較接近英語母語的使用者， 他的譯文對目的語中的讀者而言也是容易被接受和理解的。相比較，肯譯文兩個詞的使用頻次稍微偏低，這說明肯尼斯堅持自己的翻譯主張：譯者把源語 詩 歌 翻 譯 成 目 的 語 詩 歌 是 一 種 認 同 行 為 (an act of sympathy)，也是對自己譯作的一種肯定和認同[3]。 所以肯譯文的很多地方保留著原文的風格， 在真實再現原文的同時選擇了忠實于原文的隱化翻譯策略。 他的譯文從語體的正式化角度講，肯譯文沒有許譯文那樣接近英語母語，也沒有許譯文那樣流暢易懂。許偉指出：“在翻譯批評中， 有的高頻詞可以反映出文本作者或譯者的用詞習慣。”[4]而無論在漢語還是英語中，人稱代詞 的 使 用 都 是 語 言 照 應 機 制 不 可 或 缺 的 高 頻 詞 匯 。 哈 桑(Hassan)和韓禮德(Halliday)[5]把英文里的人稱照應系統、詳細地進行歸納和總結，他們的研究結果證明在英語中，人稱照應非常重要。據此，表 3 將統計肯譯文和許譯文中的人稱代詞使用頻次。

　　上面數據表明， 許譯文和肯譯文主格人稱代詞使用的頻率比較接近，許譯文代詞詞頻總比率是 5.97%，而肯譯文則為 6.78%， 這說明兩位譯者在翻譯實踐的過程中都是按照英語語法偏向于用人稱代詞的習慣進行語言重構的。 在人稱代詞翻譯的處理上相對來說， 肯譯文和許譯文均把原文的主語顯化出來，這樣兩種譯文在篇章銜接上更具邏輯性和結構性。韓禮德和哈桑[6]認為，無論什么話語，要成為一段語篇的話語就必須具有篇章性(texture)。 兩位譯者代詞使用率的接近程度反映了兩位譯者在語篇重構中注意到， 一個語言成分和另一個能夠相互闡釋的篇章銜接關系。 以韓禮德為代表的語言學者指出語篇生成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銜接。據此，兩位譯者的譯文具備語篇生成的條件，符合翻譯這一特殊行為。翻譯就是譯者在兼顧兩種語言的風格和語篇功能對等的情況下， 把源語用目的語表達出來的實踐活動[7]。

　　(三)詞匯長度及詞匯密度統計與分析 1. 詞匯長度統計與分析

　　通常情況下， 一個文本里 2—5 個字母的詞匯比較多，而平均詞長(Ave Word Length)也一般是在 4 個字母左右。平均詞長是指特定文本中類符的平均長度。 Antmover1.0 的統計數據表明，許譯本的平均詞長為 3.95 個字母，肯譯文的平均詞長為 4.62 個字母。 許淵沖譯本的詞長比總體比肯譯文短，說明肯譯文的用詞難度稍微偏高。 兩個文本 6 個以上字母單詞數統計見下表：

　　雖然從平均詞長看，肯譯文用詞難度比許譯文稍微大，但是表 4 中的數據顯示許譯文中 6 個字母以上的長詞百分比為 17.16%，肯譯文的長詞百分比為 13.56%，兩個比值比較接近，這說明兩位譯者在選擇 6 個以上的字母時并沒有刻意讓譯文難度增加。 總體來講， 兩位譯者的譯文用詞難度差別不是很大，而許譯文只是在個別選詞上，尤其是 6 個字母以上的選詞上稍微增加了難度。 兩位譯者的譯文詞匯長度比率的相似度證明，為了譯文的審美性和可讀性，他們都發揮各自的主觀能動性打破語言文字本身的一些清規戒律， 從而解決了詩歌翻譯中譯文與原文的言外之情和言外之意的沖突。

　　2. 詞匯密度統計及分析

　　詞匯密度可以反映出特定文本的信息承載量和難易程度，所以對一個譯文的詞匯密度考證是對一個譯文進行科學、客觀評價的必要步驟。在一個特定的文本中，實詞和總詞匯數量的比率就是詞匯密度。胡壯麟對英語詞匯進行分類，他指出英語中的實詞主要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和副詞，而虛詞則主要有冠詞、連詞、代詞和介詞[8]。實詞具有穩固而完整的詞匯意義，所以實詞可以有效地傳遞傳達句子的主要意思。一般情況下，詞匯密度越高，信息承載量也就越大，文本也越難理解。然而，文本承載的語言信息量不多，文本中的語意功能詞匯就越少，詞匯密度也就越低，這樣的文本更容易讓讀者理解。 本研究詞匯分類主要參考胡壯麟的觀點， 而詞匯密度計算方法主要參考 Ure[9]提出的計算方式：實詞數/總詞數×100%=詞匯密度。 表 5 是對兩位譯者的《聲聲慢》英譯文中實詞數量及詞匯密度統計和分析，見下表：

　　表 5 數據顯示， 許譯文的詞匯密度和肯譯文的詞匯密度非常接近，兩位譯者的詞匯密度差距不大，該結果說明兩個譯文承載的信息量差不多。 許譯文的詞匯密度不比肯譯文高是因為許淵沖在翻譯的過程中減少了功能詞匯的使用， 這樣他的譯文在總詞數多的情況下，詞匯密度卻比肯譯文低。這一結果與上文研究形符和類符號比所得出的結論一致， 也就是說許譯文總體上承載的信息量偏大。但是，由于許淵沖的顯化翻譯策略使得他的譯文 TTR 比值偏低，這也造成了他的譯文整體詞匯密度偏低。許譯文詞匯密度情況表明許淵沖在翻譯《聲聲慢》時，力圖將原文承載的信息用精簡的、明了的譯文傳達出來。 相反， 肯尼斯翻譯原文時則比較注重詞匯的運用和選擇，他的譯文相對而言難度更大，語義更加模糊,這一點又證明肯尼斯正是采用了隱化翻譯技巧。 比如：

　　原文：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肯 譯 文 ：I watch the gathering shadows. Fine rain sifts through the wu t’ung trees, And drips, drop by drop, through the dusk. 許譯文：On plane’s broad leaves a fine rain drizzles At twilight grizzles.

　　以上面例文可以看出， 許淵沖的譯文幾乎沒有用多余的詞匯去傳達原文信息，雖然他的選詞個別比較復雜(這一特點與表 4 中的統計數據相符)， 但不難看出許譯文的簡單和凝練。 在肯譯文中，肯尼斯增加了自己的想象和功能詞匯，所以使得他的譯文相對而言內容比較豐富、復雜，詩歌的意境更加生動。 由此，肯譯文和許譯文的風格迥異便可見一斑。

　　四、句子表達分析

　　兩位譯者的風格差異不僅表現在詞匯層面上， 通過可讀性統計，筆者發現兩位譯者在文本的句子數目、平均句長和句子易讀數等方面存在差異性，如下表所示：

　　表 6 顯示句子數目為 11 個的是許譯文， 句子數目為 26 個的肯譯文。兩個譯文從句子數目看，許譯文句子數少于肯譯文。 “詩歌的句式很豐富，即以詞而論，從以字詞到十二、十三字句都有，現代詩歌的句式則更多”[10]。 許譯文和肯譯文的句式均脫離源語文本的束縛，采用不同字詞、句式對詩歌中的信息進行重組、表達。 對比兩種譯文，不難看出兩種譯文雖然在數目上差別較大，但是通過信息重組，譯文的價值得以體現。許譯文句式運用較肯譯文要豐富、復雜一些，他的譯文能更好 地從句式多樣性中體現源語文本的情感。肯譯文數目較多，但句式比較單一，這直接導致譯文難度級數增大。句子難度級數的增加同樣會使譯文的難度級數增加。翻譯中國古典詩詞，譯者如果要完整全面地將中文原文意思傳遞給英文讀者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為了有效表達原文意義，他們勢必采用不同的翻譯策略，充分發揮譯者主體性將原文進行闡釋、改寫和重組。表 6 中的平均句長數值驗證了譯者發揮主體性對原文進行有效重組這一事實。 雖然不能從句子的長度判斷譯文的難易程度，但從可讀性統計結果看，句子的數目及長度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反映出句子的復雜程度和句子難度級數。 許譯文在詩意和音韻上與對原文進行超控和改寫， 他的譯文體現出現代詩歌一般“形散而神不散”的改寫風格。由于肯譯文盡量保持《聲聲慢》簡明凝練，譯者采用隱化翻譯策略，其譯文音韻突出，句子較為工整。 該處進一步證明肯尼斯為了譯文符合中國傳統詩學，讓英語接受者了解中國古典詩詞風格，在翻譯該詞時斟詞酌句，使原文意義的價值在目的語中得到增加和升華。該部分研究結果驗證明了前文詞匯密度統計研究結果的正確性。

　　五、結語

　　通過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許淵沖和肯尼斯在翻譯《聲聲慢》時堅持自己的翻譯主張，讓各自的譯文都具備譯者的獨特風格，也就是說許淵沖以“三美論”為準則翻譯該詞，使其譯文具備“形散而神不散”的高度統一。 肯尼斯則按照其翻譯原則把詩人的一面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保留原文的真實風貌前提下創造出了另一種詩詞意境; 許譯文的句子數目不多，但篇幅長，而肯尼斯則相反，句數少，篇幅相對較短，表明許譯文通過“改寫”的方式顯化了原文中的一些隱含信息，其譯文承載的信息量更大， 兼顧了譯文的可讀性; 但是肯譯文 TTR 比值高于許譯文，這表明肯譯文由于采用隱化翻譯策略，同時肯譯文的用詞豐富、多變。盡管不同的譯者體現出自己獨特的翻譯風格，但是他們也有共同點。 正如本雅明(2000)在《譯者的任務》一文中提出“譯者的工作是在譯語里激起原作的回聲，為此，譯者要找到的是體現在譯語中的效果，即意向性。 ”[11]這里原作的回聲，從某種程度來說是指再現原作的語言表達形式。 所以無論是許淵沖還是肯尼斯他們的共同點在于在各具特征的翻譯風格下，譯者通過從用詞、構句、表達等方面再現原文的語言意義。 上文中譯文詞頻統計及和句子表 達分析部分正是該論述的有力論據。

　　雖然， 源語文本和目的語譯文間存在著不可避免的語言差異事實， 但語料庫為研究文本從源語言轉換到目的語中提供了實際的、科學的且客觀的研究基礎。盡管不同譯者翻譯不同作品時所采用的具體翻譯策略會有所不同， 但是以語料庫為研究方法的譯者翻譯風格批評能夠克服傳統翻譯論和批評的感想法和點評法帶來的主觀性、隨意性和片面性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