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國傳統社會保障制度的歷史淵源

　　十九大以后, 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建設進入攻堅期, 一系列新問題, 新情況的出現促使人們進行思考, 以西方理論和體系為支撐的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能否應對這些挑戰。這就促使我們需要從自己的歷史中去尋求答案。本文正是通過探究中國傳統社會保障制度的歷史淵源, 以此來為當代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和發展提供有益經驗。

　　《中國史研究》是國內僅有的中央級中國古史研究的學術專刊。專業性強，學術內涵豐富，欄目多樣，除發表有關歷史理論以及中國通史(鴉片戰爭以前)和各斷代史的專題學術論文外，還設有書評、讀書札記等欄目。

　　早在三千多年以前, 中國就出現了后世所謂的社會保障制度萌芽。此后, 盡管王朝有更迭, 但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社會保障的措施越來越具體, 覆蓋面越來越廣。因此, 社會保障雖說是一個現代名詞, 其實在中國早已有之, 并且相對于西方國家而言, 政府介入早, 介入程度更深。所以探究中國傳統社會保障制度的歷史淵源, 分析傳統社會保障制度的形成原因和實踐過程, 在大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保障制度的今天, 認真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 顯得具有重大意義。

　　一、傳統社會保障制度的思想基礎:“以民為本”

　　先秦時期的階級社會剛剛從原始社會脫胎而來, 氏族社會生活中所形成的人們平等互助的傳統不能不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形成發生重要影響。但是, 構成以社會救濟為特征的先秦社會保障制度思想基礎的, 應該說是“以民為本”即所謂的民本思想。學術界一般認為, 對民的重視是從西周取代商朝開始的。但是盡管商代的統治者一再強調推崇上帝, “恪謹天命”, 其實早在商代開國之初, 成湯就對民的重要性產生了重要認識, 從而采取了不同于夏桀的政策, 進行利民、保民的措施;商代中興之主也曾有過“罔不惟民之承”, “式敷民德”等說法, 指出要順民之欲、施德于民。然而, 商代后期商王失德, 以至于重蹈夏桀亡國之轍。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周文王歷行仁政, 采取惠民、保民之策, “懷保小民, 惠鮮鰥寡”、“用咸和萬民”, 得到民眾的擁護, 國力日趨強盛, 為武王滅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西周初期開始, 王朝統治者就反復告戒子孫后代, 要“知民稼穡之艱”、“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 不敢侮鰥寡”, 并在具體政治實踐中加以推廣。史籍記載, 西周統治者曾實行過多項帶有社會保障色彩的治民政策。如《國語·周語中》曾提到, 《周制》有載:“列樹以表道, 立鄙食以守守路, 國有郊牧, 疆有寓望, 藪有圃草, 囿有林池, 所以御災也。其余無非谷土, 民無懸耜, 野無奧草。不奪民時, 不蔑民功。有優無匱, 有逸無罷。國有班事, 縣有序民。其中所引各項政策的著眼點之一, 就是由國家 (公共權力) 來勸民務農, 并為之提供防災御災保障。此外, 西周國家還以“司民協孤終”, 通過專職行政機構的設置, 來實施社會救濟政策。春秋戰國時期, 各家各派的思想家盡管政見迥異, 學說不同, 但是在重視民, 強調民的重要性方面都是一致的。儒家的“民貴君輕”“節用愛民”以及《禮記》中的“天下為公”思想早已為人所熟知。

　　基于這些民本思想, 有作為的統治者都十分強調從民所欲, 去民所惡, 并以此作為治國興邦之道。以晉國為例。晉悼公即位之初, 就采取“寬民”政策:“始命百官, 施舍、己責, 逮鰥寡, 振廢滯, 匡乏困, 救災患, 禁淫慝, 薄賦斂, 宥罪戾, 節器用, 時用民, 欲無犯時。”正是因為晉國采取的這類“施舍”、“振窮”、“養老疾”、“救災患”等具體措施, 不僅在拯救社會危機、提升綜合國力方面, 收到了明顯效果, 同時也成為國家強盛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見, 這些社會保障措施在保障國家實力和社會安全方, 發揮了相當作用。

　　二、傳統社會保障制度的萌芽:《周禮》

　　《周禮》也稱《周官》, 是一部記載典章制度的書籍。依照顧頡剛的說法, 這是“一個最重要而又最精密的政府組織的計劃”, 其中心思想“是組織人民, 充實府庫, 以求達到統一寰宇的目的”。其中提出了以“荒政十二”和“保息六政”為基礎的社會保障機制, 反映出古代中國傳統社會保障制度的早期面貌。

　　所謂“荒政十二”, 是指國家應對天災人禍、救濟災民及保障居民維持生活的基本措施, 具體內容有: (1) “散利”; (2) “薄征”; (3) “緩刑”; (4) “弛力”; (5) 舍禁; (6) “去幾”; (7) “眚禮”; (8) “殺哀”; (9) “蕃樂”; (10) “多婚”; (11) “索鬼神”; (12) “除盜賊”。也就是災荒之年, 要對人民貸給谷種和糧食、減少各種租稅、寬緩刑罰、免除為公家服務勞役、開放關市山澤的禁令、免除市場貨物的稽查、簡化吉禮與喪禮的禮儀、收藏樂器不奏、簡化婚禮以增加人們結婚的機會、求索重修舊有而廢棄的祭祀、鏟除盜賊。這是我國歷史上首次提出系統的社會救助制度。這些措施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表現在禮儀、祭祀方面, 如眚禮、殺哀、蕃樂等, 一類是政治、經濟行為方面, 如散利、薄征、緩刑、弛力等。

　　所謂“保息六政”, 是指國家實施的六種社會福利措施, 具體包括: (1) “慈幼” (保護幼少兒童) 。 (2) 養老 (優待老年居民) 。 (3) “振窮” (救濟鰥、寡、孤、獨等社會弱勢群體) 。 (4) “恤貧” (救助經濟貧困者) 。 (5) “寬疾” (免除殘疾者負擔, 并加以養護) 。 (6) “安富” (均平徭役, 令富者安) 。通過分析“荒政十二”和“保息六政”可以發現, 《周禮》中有關社會保障的思想已經具備完整的體系。第一, 組織保障。為了保障保障政策的有效實施, 《周禮》中提出了政府各部門和各級組織協調行動, 共同救災的制度。《天官》中“小宰”以官府的六種聯事來會辦國家政務, 其中就有“喪荒之聯事”, 也就是聯合各部門辦理喪禮與有關饑荒的救濟對策。在政府部門中設立“司稼”之職, 巡野觀察莊稼以判斷年成好壞, 決定征收賦稅的辦法。在地方基層建立鄉遂組織, 使之相互救助。第二, 具體措施。政治方面, 主要指的是法律刑罰方面, 荒年有特殊的政策, 即《秋官》“士師”所說“若邦兇荒, 則以荒辯之法治之, 令移民通財, 糾守緩刑”, 就是要寬緩刑罰, 安定民心。經濟方面, 就表現在“荒政十二”和“保息六政”的具體措施中。值得注意的是, 《周禮》首次提出了建立倉儲、儲備谷物以備災荒的思想。《周禮》中“倉人”是國家糧倉的管理者, 掌管鼓舞儲藏, 除了供應政府的正常開支外, 將剩余的谷物儲存起來, 以備荒年使用。此外, 基層政權中的“旅師”, 負有“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間粟而用之, 以質劑致民, 平頒其興積。施其惠, 散其利, 而均其政令”。由此觀之。《周禮》中的倉儲制度, 是一項積極的保障措施, 開創了后世倉儲救荒的先河, 具有重大意義。

　　由此看來, “荒政十二”重點在于“聚萬民”, 而“保息六政”重點則在于“養萬民”。前者側重于災荒救濟, 后者側重于日常福利, 兩者相互協調, 相互補充, 均由專管民事的“大司徒”總負責, 顯示出這一制度設計的嚴整和周密。一旦遇到“大荒、大札”等情況, 就由大司徒負責實施, “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這些相關內容, 不僅充分顯示出古代國家對社會經濟的集中管理和調控能力, 也揭示出傳統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主導”特征。

　　綜上所述, 雖然《周禮》中所涉及到的諸多方面真實性有待商榷, 但是作為一種社思想文化遺產, 其所設計的社會保障制度具有系統性和現實意義。作為一種周代的制度, 它具有可操作性, 并且我們的確能夠從各諸侯國實施的社會政策中看到它的影子。因此《周禮》所見的社會保障思想和政策可視為中國古代社會保障制度的萌芽。

　　三、傳統社會保障制度的初步框架:《管子》

　　《管子》一書, 據說是春秋早期管仲所作。書中對富國安民、君臣關系、諸侯外交、政治經濟、軍事、法治與禮治、社會救濟與福利等多方面進行了多方面論述。在先秦諸子的著作中, 《管子》對社會保障制度的論述比較系統, 具有代表性。《管子》對社會保障制度的論述, 主要集中在一下幾個方面:興“六德”。《管子·五輔》中提出“厚生”“輸財”“遺利”“寬政”“匡急”“振窮”等六種基本治民之法。其中“匡急”與“振窮”, 均與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密切相關。前者是指“養長老, 慈幼孤, 恤鰥寡, 問疾病, 吊禍喪”, 后者是指“衣凍寒, 食饑渴, 匡貧窶, 振罷露, 資乏絕”。只有統治者真正做到“修饑饉, 救災害, 振罷露”, 才能最終實現國家的安定。行“九惠之教”。《管子·入國》進一步提出了“九惠之教”的政策, 具體包括:“老老”、“慈幼”、“恤孤”、“養疾”、“合獨”、“問病”、“通窮”、“振困”、“接絕”。這九種政策, 都是由國家主導實施社會救濟措施, 具有彼此協調、相互補充的基本特征, 顯示出在當時國家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方面, 已經探索出了一整套相當完備的方案。如果說“六德”重在改善生產環境和生活質量的話, 那么“九惠之教”則側重強調了對生活貧困無著以及殘疾之人的生活救助, 盡管其中也涉及到改善老年人生活的問題。第三, 荒政主張。《管子》從荒前備災到災后救濟, 提出了一系列設想。《度地》一篇, 將水、旱、風霧雹霜、癘、蟲等視為國之“五害”, 并提出了極為詳備的除害措施。治水, 設有專門“水官”, 并在每年秋末“閱其民, 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 別男女大小”, 由“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等基層官吏統領, 會同水官一道修堤治水。而對災害所造成的“人多疾病 (疫病) ”現象, 一方面“君令五官之吏, 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訓]之, 令之家起火為溫, 田及宮中皆蓋井, 毋令毒下及食器, 將飲傷人”, 強調采取適當防疫措施, 另一方面則充分利用冬閑, “順[訓]三老、里有司、伍長, 以冬[終]賞罰, 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 加強對基層官吏的日常培訓和考核, 以備防御。這些具體措施的提出, 與前代相比, 都已取得了長足進步。

　　通過對《管子》中有關社會救濟與福利方面論述的分析可知, 《管子》所提出的社會保障思想和措施更加系統, 更加豐富。它不僅注重平時對鰥寡孤獨、貧窮老幼等人的救助, 更加強調對生產條件以及人們生活環境和生活質量的改善, 不僅主張災荒以后對受災之人的救濟與安撫, 更要求政府未雨綢繆, 在災前采取諸如水利建設、儲谷備荒等積極措施, 讓災害減小到最小程度。因此, 可以說《管子》構成了古代傳統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

　　四、總結

　　綜上所述, 民本思想是中國古代傳統社會保障制度形成的思想基礎。從《周禮》和《管子》等古籍記載中, 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傳統社會保障的理念和制度雛形。這種理念標志著, 基本確立了以國家權力為主導、以中央集權化國家與個體小農的內在互動關系為基礎、以救災為主兼及其他的傳統中國社會保障原則, 標志著中國古代社會保障“制度化總結”的完成。確定的基本原則和措施, 為秦漢以后的歷代統治者所廣泛采納和遵循, 成為后世實施“仁政”政策、完善社會保障機制的系統的“制度藍本”, 其影響力至今仍在。因此, 對傳統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歷史淵源的系統探討, 不僅是我們認識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關鍵視角, 也是我們理解當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制度傳統與文化淵源的根本前提, 引起人們對現代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傳統資源的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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