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民主主義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內容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的歷程，總體來說是不斷前進，但道路曲折。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從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轉變，對其中的經驗和教訓的總結，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更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關鍵詞：新民主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中國60年社會轉型

　　推薦閱讀：《民主與法制》(半月刊)創刊于1979年，由中國法學會主辦。雜志伴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的進程成長和發展，是集政治、法律、倫理、社會為一體的綜合性新聞半月刊，也是全國法制類報刊中創辦最早、影響較大的中央級知名媒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60年了。像我這樣年齡的人，是跟隨著新中國60年的腳步走過來的。當年，我們在蘇南農村一個大戲臺前參加慶祝新中國成立大會以及會后游行的情景，還歷歷在目。60年來，新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60年的歷程，是很不平坦的，總體來說是不斷前進，但道路很曲折，很值得我們回顧總結。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的歷史進程，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更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新民主主義新國家、新社會的建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它標志著，從1840年開始逐漸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終結，一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已經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一方面繼續推進人民解放戰爭，為全面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準備前提條件。另一方面，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依據新民主主義論的要求，依照《共同綱領》的規定，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國家和新社會，包括新政治、新經濟、新文化。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經過一年的努力，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并運作起來。筆者當年曾是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并被選為常務委員，直接參與了那時的國家政治生活。1953年，實行第一次基層普選，筆者是普選工作組組長，經歷了這次普選的全過程，選民積極參加，人們喜悅地享受著當家作主的權利，秩序井然。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今天反而出現對普選的種種疑慮，真是有點不可思議!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包括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到1949年底，共沒收官僚資本主義企業2858家。從1951年底開始，對這些企業進行民主改革，使之真正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從1950年到1953年春，占全國人口一半多的新解放地區實行土地改革，從而全面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標。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保護和扶持了民族工商業，主要是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這樣，就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用了三年多時間，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全面實現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轉變。1952年12月，毛澤東在中宣部擬定的總路線學習和宣傳提綱中加了一段話：“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1954年2月的七屆四中全會批準了這條總路線)1954年9月15日，劉少奇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的《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說：這個過渡時期“也叫做新民主主義時期”[1]。當時，我們確實生活在新民主主義社會。我在1949年6月入團。加入的是什么團呢?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7年5月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簡稱共青團)。

　　我們成功地實現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轉變，建立了新中國，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并且很快恢復和發展了國民經濟。那時，社會安定，人民生活明顯改善。這個成功的經驗是很值得總結的。我認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我們黨遵循了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毛澤東思想早就闡明，舊中國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依據這樣的基本國情，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第二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科學地闡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全黨對此有高度的清醒共識，因而能自覺地付之于革命實踐。歷史已經證明，新民主主義論，包括革命論、國家論、社會論，是科學的理論。

　　第二，我們黨取得了在解放區實踐新民主主義的豐富經驗。早在第二次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就建立了10多個革命根據地。抗日戰爭時期，形成了以陜甘寧邊區為中心的多個革命根據地。在解放戰爭時期，建立了更廣大的革命根據地。在革命根據地，我們建立了新民主主義性質的社會制度，實行了新民主主義的政策。特別是1948年8月，在石家莊建立了華北人民政府，更是有意識地為新中國建國積累經驗(包括制度、機構、政策等)。革命根據地實施新民主主義的經驗，為在全國范圍內建立新民主主義制度，做了很好的思想和經驗準備。

　　第三，全社會充分協商，集思廣益，群策群力。籌建新中國的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參加者有46個單位，662人，除中國共產黨外，包括了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還有各人民團體、各民族的代表，具有最大的廣泛性，集中了全國的精英。在政協會議上，就建立新中國的有關問題，包括國體和政體，以及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等等，都進行了充分的協商，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取得了高度共識，制定了《共同綱領》等歷史文獻，從而保證了建國工作和建設新社會的順利進行。

　　從1949年到1956年，這是新民主主義時期的七年。這七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歷史中第一個最好的發展時期。這決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是，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摧毀了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舊的上層建筑，又消滅了早已成為生產力桎梏的官僚資本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適應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經濟制度，實行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經濟建設根本方針和一系列正確的政策措施，從而使新民主主義社會所容納的巨大生產力能夠較好地發揮出來。

　　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

　　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他要求在10年到15年或更長的時間內，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后稱之為“三大改造”)。接著，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開始了。這年冬天，我在農村參與了對農民宣傳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活動，大講社會主義的美好前景，那熱烈的場面，至今難忘。

　　經過“三大改造”，從1957年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就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時期有多長?有20年和22年兩種說法。我認為20年比較合適，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為止。從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是偉大歷史轉折從開始到實現的時期。這是撥亂反正的兩年、扭轉乾坤的兩年。

　　怎樣評價這20年的社會主義?關鍵要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狀況。在這20年中，我們執行了經濟建設的四個五年計劃。但只有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執行得比較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其中主要表現在工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上。這些成就說明，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潛藏著巨大的生產力。我們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但要正確理解，才能搞得好。

　　嚴峻的現實是，這20年，總體而言，生產力發展緩慢，沒有能夠改變整個社會貧窮落后的面貌。不僅如此，鄧小平還用“吃苦頭”三個字來評價20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他說：“‘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國吃了苦頭。中國吃苦頭不只這十年，這以前，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我們就犯了‘左’的錯誤。”[2]吃什么苦頭?鄧小平說是吃了“左”的苦頭，實際上是吃了社會主義沒有搞好而帶來的苦頭，一是貧窮之苦，二是亂斗之苦。

　　這一次社會轉折有以下一些特點。

　　第一，對社會主義缺乏理論準備。1953年大規模宣傳貫徹總路線的時候，全黨上下，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的理解，都很膚淺，甚至可笑。我在農村工作，基層干部和農民都問，社會主義是什么樣的，我們就依據上面發來的小冊子講，社會主義就是辦集體農莊;就是耕田不用牛，點燈不用油;就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什么是社會主義，身居高層的人也不大清楚。1953年9月8日，周恩來在人民政協作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回答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什么叫做社會主義?他的回答是：“社會主義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就是取消了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歸國家所有了，就是農業、手工業集體化了。”[3]這不是從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而是從黨的路線角度講的。1953年12月發布的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總路線學習宣傳提綱》，基本上也是這樣。對于新民主主義，我們有一整套理論，闡明了其必然性、性質、特點，以及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相比之下，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對于社會主義的條件、特征、本質等問題，都不很清楚。理論上的不清醒，必然帶來實踐上的盲目性。一是照搬蘇聯模式，二是自己盲目創造(如搞“人民公社”、“革命委員會”等等)。蘇聯模式和自己盲目創造的東西的結合形成中國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直到1962年，毛澤東才意識到，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還有很大的盲目性。[4]毛澤東倡導讀書，總結經驗。他認真讀了蘇聯的兩本書，即《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但這兩本書恰恰是蘇聯模式的理論闡述，讀這兩本書難以掌握到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

　　第二，在實踐上，過早過快地向社會主義過渡，破壞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合理結合。新民主主義社會既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形態，又是一個過渡性質的社會。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因素是一個逐步增長的過程，從領導的角度說，還應當采取政策措施促進社會主義因素的增長，但什么時候該采取決定性的過渡步驟向社會主義轉變，決定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的發展狀況。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多種經濟形式，是適合當時的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它所容納的生產力遠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在建立新中國的時候，我們黨對此有清醒的認識。當時，一些民主黨派人士提出，《共同綱領》應當寫明社會主義的前途。為此，中國共產黨人作了耐心的解釋。新中國成立才三年，毛澤東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比原來的設想大大提前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更是快而又快。

　　第三，在反右傾的聲浪中推進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毛澤東在1952年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黨內黨外，從上到下，都沒有思想準備，都感到突然。但很快就掀起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毛澤東稱之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高潮”。這個高潮是怎樣掀起的呢?這既有一定的必然性，又有特殊性。中國共產黨的綱領是要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毛澤東早就闡明，民主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是民主主義的必然趨勢，對此，全黨有高度的共識。全國人民也是向往社會主義的。特別是，毛澤東本人享有極高的威信，這是大家接受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條件;我們有強大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這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物質條件。另一方面，當時普遍的認識是，不應這么早就向社會主義過渡。當時，民族資產階級在新的社會條件下致力發展自己的產業。廣大農民則希望在自己的土地上發家致富(他們向往我們講的社會主義，但說到農業社土地入股，又疑慮重重)。劉少奇提出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戰略思想，反映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客觀要求。如果按照建國時政治協商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代表講的那樣，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進行協商并共同地加以決定，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間很可能會向后推。

　　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同時，就著手批判右傾。首先是批判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所謂“右傾”，以后又批鄧子恢的“小腳女人”的所謂“右傾”，而且正式用了“右傾機會主義”大帽子(據我的親身見聞，當時，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發到縣區鄉，基層干部很受鼓舞，也害怕被說成是“小腳女人”，便加緊推行合作化)。在農村，則是開展大辯論，批判農民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反右傾貫穿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全過程，而且把反右傾同兩條道路、兩個階級的斗爭直接聯系，逐步走上階級斗爭為綱的軌道，所謂“階級斗爭，一抓就靈”，成為強大的推動力。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采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5]這實際是對我國20年社會主義實踐所作的總結。縱觀20年，主要是以下四個問題：一是脫離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搞“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破壞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合理結合，這是最基本的問題;二是照搬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束縛了勞動者和管理者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三是實行階級斗爭為綱，傷害了大批干部和人民群眾，破壞了社會穩定;四是對外封閉。概括起來講，就是“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階級斗爭為綱的社會主義，封閉僵化的社會主義。這就是中國傳統模式社會主義的主要問題。這樣搞，必然是窮社會主義和亂斗的社會主義，發展到搞“文化大革命”，也是有必然性的。在這20年行將結束的時候，中國在政治上是天下大亂、經濟上是瀕臨崩潰、文化上是一片荒漠、人民生活上是極度貧困。這樣的社會主義模式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從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

　　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轉變

　　以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這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時期。從1978年到2008年，我國各個領域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將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情況同此前時期相比，確實是大轉折大變化。那么，我們究竟經歷了一個什么樣的變化呢?

　　我們從文獻和學者的論著中看到，人們用“歷史轉折”和“社會轉型”兩個概念，來表達社會的巨大變化。我認為，這是很恰當的表述。

　　首先，我們確實實現了歷史的偉大轉折。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打斷了“文化大革命”的進程，是這個歷史轉折的開始，經過兩年扭轉乾坤的撥亂反正，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歷史的偉大轉折。這個轉折的內容是什么呢?鄧小平作過概括，他說：“一九七八年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過去作了系統的總結，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針政策。中心點是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從封閉轉到開放，從固守成規轉到各方面的改革。”[6]歷史偉大轉折包括了豐富的內容，而其實質是，終結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政治路線，轉到實事求是地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的軌道上，關鍵是確立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

　　其次，我國的社會正在轉型，這是更深刻的變化。社會轉型是從農村開始的，具體說，是以農村的包產到戶(時稱“大包干”)為發端。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在安徽、四川、甘肅、貴州、浙江等全國許多地方，農村基層干部和農民，就突破人民公社的體制，自發地搞起了包產到戶，很快收到了恢復和發展生產力的顯著效果，但遭遇政治壓力，都夭折了。粉碎“四人幫”后，在新的政治環境下，1978年秋，甘肅、安徽等地的基層干部和農民，又搞起了包產到戶，得到有見識的領導干部的支持，并迅速推開，還得到黨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僅僅三年時間，包產到戶就在全國普及，糧食的連年增產，幾年之內，就結束了糧食生產20年徘徊的被動局面。隨著包產到戶的發展，農村集市貿易，農民的家庭副業也恢復和發展起來。以后，又有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1987年，黨的十三大作出了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強調從生產力落后的實際出發，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此后，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和港澳臺資經濟很快發展起來。與此同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也越來越明顯，在理論宣傳和輿論上，計劃經濟的調子越來越低，繼1983年提出發展商品經濟后，1992年，鄧小平明確了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黨的十四大決定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的目標模式。由此，經濟體制的改革進入了實質性的階段。市場經濟體制的推進，又促進了多種所有制的發展。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認定：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成型。

　　縱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60年，人們會發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與新民主主義社會，有某種程度上的相似之處。這不是偶然的。我們將目前的基本國情定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強調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特點。其實，毛澤東在上世紀60年代初就說過，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7]這也是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的基本情況。既然生產力發展水平相近，就會出現相似的生產關系，即所有制形式。這是一種必然性。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提出，要使小生產絕種。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確實消滅了小生產。但在改革開放年代，又涌現出大量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從經濟形式上看，這是當年的小生產的復活，但不是簡單的恢復或復制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形式，而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形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升華和發展。偉大人物憑借某種條件，似乎可以任意改變歷史，但最終歷史還是按照自己的必然性開辟前進道路。這次社會轉型有它的歷史必然性，但又不是自發實現的，而是在我們黨的領導下，通過改革開放實現的。正如黨的十七大報告所說，改革開放是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歷史偉大轉折早已實現，社會轉型也已經取得很大進展。我們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以下三條基本經驗特別重要。

　　第一，理論上的清醒，保證了實踐的自覺。粉碎“四人幫”，進入歷史新時期，面臨嚴峻的形勢，大家都在反思，搞了這么多年的社會主義，力沒有少用，苦沒有少吃，為什么是這樣的結果呢?鄧小平坦率地說，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么，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理論上的不清醒，必然導致實踐的盲目性，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他提出：“最根本的一條經驗教訓，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怎樣搞社會主義。”[8]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解放思想，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探索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課題，創立了一系列新的理論觀點，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體系，從而有效地指導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避免了大的盲目性。

　　第二，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群眾是我們黨力量的源泉。現在提出了以人為本，更深化了這個命題。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究竟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還是相信自己，這是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問題。這個道理，說起來簡單，真正要成為自己的實踐，并非易事。今天，人民群眾的創造活動和創造力空前活躍，我們更要自覺地破除各種陳舊過時的框框，以向前看的眼光來審視，采取積極的態度，虛心向人民群眾學習，集中群眾的智慧，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善于發現和集中群眾的創造，包括學者的新思想和新觀點，這是黨善于領導的重要方面。

　　第三，堅持走人類文明大道。今天，我們實行全方位、多領域的開放，大膽吸收借鑒人類文明成果，大大加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提出：“總之，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9]這是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創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觀點。社會主義必須走人類文明大道，才能創造出更高類型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