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地方形象建設與對外傳播的歷史與現(xiàn)狀分析

　　[摘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背景之下，中國把自身實力轉化為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建構一個與國家實力相匹配的國家形象，符合我國的國家利益。西藏的地方形象和中國的國家形象同氣連枝，在某種程度上，西藏地方形象的建設以及對外傳播具有一定的短板特征。由于西藏的特殊性，在國際上的形象帶有話語博弈的特征，集中表現(xiàn)在西藏地方形象長期以來處于不真實狀態(tài)，或是虛妄或是扭曲，亟需改善。開展涉藏方面的公共外交活動對于壓縮“藏獨”活動空間、扭轉西方對西藏的刻板印象、提升中國西藏話語、切實維護我國的國家利益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

　　本文源自西藏發(fā)展論壇 發(fā)表時間：2021-02-15《西藏發(fā)展論壇》(雙月刊)1982年創(chuàng)刊，是由西藏自治區(qū)委黨校、西藏自治區(qū)行政學院主辦的專業(yè)性學術經(jīng)濟期刊。《西藏發(fā)展論壇》為西藏知名期刊,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黨的理論政策宣傳,西藏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等問題研究.本刊關注探討西藏改革發(fā)展中的熱點、焦點理論與實踐問題，為西藏廣大黨政干部提供學習、研究理論、政策平臺。

　　[關鍵詞]西藏;國際形象;對外傳播

　　的十九大之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人新時代。把國家實力轉化為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建構一個與國家實力相匹配的國家形象，符合新時代我國的國家利益。西藏的地方形象和中國的國家形象同氣連枝，在某種程度上，西藏地方形象的建設以及對外傳播具有一定的短板特征。西藏地方形象的建設和傳播對于中國話題設置、議程設置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義，對構建符合中國大國身份的國家形象大有裨益。

　　一、長期被誤讀的西藏地方形象

　　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形象雖然經(jīng)過了一個祛魅的過程，但仍然是不真實的。西方視野下的西藏形象最初可追溯到17世紀，西方傳教士、探險家進人西藏，帶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西方文明的優(yōu)越感觀察西藏和藏民族，他們俯視和丑化西藏和藏族，把西藏視為“異域”。英國將領榮赫鵬在其作品《英國侵略西藏史》中就表述到：藏人狡詐不道德，過分依賴宗教，是骯臟的、懶惰的，英國人可以對藏人提供“文明的指導”?。持同樣觀點的還有瓦德爾的《西藏的佛教和喇嘛教》、大衛(wèi)?妮爾的《西藏的神秘與巫師》?等。

　　20世紀初，帝國主義勢力進人西藏，將西藏塑造成純凈無爭的‘‘香格里拉”，神化藏傳佛教，造成了西方對西藏的誤解。“香格里拉”的印象起源于詹姆斯希爾頓1933年發(fā)表的小說《消失的地平線》?，其以優(yōu)美的語言將中國涉藏工作重點省描述成西方的“桃花源”，小說一問世就受到熱烈歡迎，出現(xiàn)“一個獨立的神話王國”形象。另一篇以西藏為題材的小說《第三只眼》同樣將西藏神秘化。在這一時間段，英國作為西藏的人侵者將西藏的這一錯誤文化形象和政治形象糅合起來，制造出了一個獨立的“西藏國”形象，相當程度地影響了西方對西藏的認知。

　　20世紀后半期，西方開始出現(xiàn)對西藏刻板印象的反思。澳大利亞學者畢曉普1989年發(fā)表著作《香格里拉的神話》?是研究西方西藏觀的經(jīng)典之作，這本書將1773年到1959年這186年間西方對西藏的認識過程分為五個歷史時期，認為西藏成為“香格里拉神話”是在19世紀末帝國主義和20世紀上半葉西方集體絕望和幻滅的壓力之下“想象的集合體”;唐納德洛佩茲1999年出版《香格里拉的囚徒—藏傳佛教和西藏》?在西方藏學界影響很大，他指出：所謂的“香格里拉”根本就沒有存在過，而是東方主義之下西方自身精神需求、達賴集團政治操控等多重因素下的產(chǎn)物，西方人是這個精神烏托邦中的囚徒^2001年《想象中的西藏：感知投射和幻想》?論文集在德國出版，收錄了西方學者集體反思對西藏認識的20篇論文，對西方的西藏形象做了系統(tǒng)的總結。

　　上述西方學者對西方話語下西藏形象的反思和解構并沒有充分延伸到現(xiàn)實國際政治中的“西藏問題”，甚至包含了或多或少的支持、同情達賴集團和流亡藏人的傾向，強調西藏的特殊性，把西藏和中國當成兩個主體來描述，仍舊表現(xiàn)出對西藏不正確的認知態(tài)度。

　　通過查閱資料，可以發(fā)現(xiàn)國內對西藏形象的建設與傳播這一領域的研究集中于對西方人的西藏觀的反駁和糾正。主要研究內容有：西方存在的對西藏刻板印象形成原因的探求、對西方存在的西藏刻板印象的除魅等。研究角度主要有以下三個：

　　第一，藏學角度。藏學者杜永彬先后發(fā)表《西方人對西藏的誤讀及其原因》?《西方人的西藏觀研究評述等文章，指出西方人的“西藏觀”有三大特點：一是對達賴集團和“藏獨”活動表示同情支持;二是注重西藏的特殊性而忽視中國民族的共性;三是由于語言障礙難以準確把握藏民族和西藏文化。此外，還有劉康教授《西方視角中的西藏形象與話語》?認為西方的西藏形象背后是西方的普世價值以及對中國崛起的戰(zhàn)略焦慮。

　　第二，傳播學角度。從國內來講，以傳播學角度研究西藏形象建設和對外傳播的成果較多。西藏民族學院教授周德倉側重于研究西藏對外傳播史，主要代表作有專著《西藏新聞傳播史》?及論文《西藏地方媒體在西藏對外傳播中的角色認定》?《西藏對外傳播力量組成》@等;劉小三《西藏對外傳播的現(xiàn)實困境和應對》?《對外傳播中西藏形象建構的策略和方式》?等文章將西藏形象的塑造作為國家對外傳播戰(zhàn)略的一部分來研究。另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學者用案例研究法從國內外媒體和紀錄片中的西藏影像來反駁西方人眼中的西藏刻板印象，比如王軍君的《以電影的方式塑造和傳播真實的西藏形象》?、袁佳嫕的《微信公眾號中西藏形象建構的分析—以西藏日報和陽光西藏為例》?等。

　　第三，國際關系學角度。國際關系領域對西藏地方形象和對外傳播這一話題的專門研究較少，散落在涉藏外交、話語權博弈和議程設置能力的探討中。趙光銳作為一名國際關系學者主要研究德國涉藏問題，如《中德關系中的“西藏問題”及其歷史起源》?《20世紀初德國的涉藏活動和西藏政策分析》?等。曾曉陽、李冬蓮的《我國涉藏問題國際話語權芻議》?和李學保的《涉藏、涉疆外交面臨的困擾及化解之道》?兩篇文章提到了“香格里拉神話”和西方的偏見對我國的涉藏外交和涉藏宣傳造成不利影響。外交學院2011級博士母耕源的畢業(yè)論文《外交溝通理論與實踐初探—以西藏“3?14”事件和5?12汶川地震事件為例》?將西藏“3?14”事件作為案例研究外交溝通理論，提到了中西方對西藏認知的不同。除此之外，部分國際關系學者以公共外交為切人點研究西藏形象的建構和傳播，如徐振偉的《公共外交與中國對西方的涉藏宣傳》?以及外交學院外交學2001屆碩士畢業(yè)生劉華的畢業(yè)論文《中國公共外交的理論和實踐—以對外涉藏問題為例》?等文章采用理論和現(xiàn)實結合的方法，以中國涉藏問題為案例，研究公共外交理論實踐中的不足。

　　二、新時代建設和傳播正確西藏地方形象面臨的形勢

　　(一)百年變局下中國的國家形象面臨瓶頸

　　當前我們的工作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局，“兩個大局”相互交織、相互影響，迫切需要把中國不斷上升的綜合實力轉化為國際舞臺中的制度性權力，不僅需要持續(xù)增強“硬實力”，更要加大投入發(fā)展“軟實力”。“軟實力”是“塑造他者期望的能力可依賴于某國的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吸引力，或控制政治議程以使得其他國家無法實現(xiàn)其目標因其過于不切實際的能力。”?國家形象的塑造是一國軟實力的重要構成因素。

　　在中國崛起過程中，國家形象已經(jīng)得到了根本改善，但是目前陷入瓶頸。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美之間博弈加劇，中國對外傳播環(huán)境日趨復雜。“中國威脅論”等涉華負面輿論背后是美國的干擾和破壞。以新冠疫情為例，中國的抗疫措施堪稱典范，在國際上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理念的一系列國際合作舉措?yún)s遭到了抹黑。這說明當前我們的國際傳播工作緊迫而必要，必須高度重視。

　　習近平同志在2013年12月30日的政治局學習會上發(fā)表的重要講話中提到，理想中的大國形象的目標是：“塑造我國的國家形象，重點展示中國歷史底蘊深厚、各民族多元一體、文化多樣和諧的文明大國形象;政治清明、經(jīng)濟發(fā)展、文化繁榮、社會穩(wěn)定、人民團結，山河秀麗的東方大國形象;堅持和平發(fā)展、促進共同發(fā)展、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為人類作出貢獻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對外更加開放、更加具有親和力、充滿希望、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大國形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人新時代，迫切需要建構良好的大國形象，塑造自身的軟權力。約瑟夫奈在蘇珊斯特蘭奇等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權力可以被分為命令性權力和同化性權力，從命令性權力到同化性權力是連續(xù)的，分別對應的行為模式是強制和吸引。提升同化性權力的過程即是國家形象的塑造過程，也是中國大國形象建構面臨的瓶頸所在。

　　(二)涉藏話語權西強東弱的格局尚未有根本轉變

　　國際話語權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中國實力的上升，在國際上話語權缺失的狀況越來越影響到國家發(fā)展，甚至威脅到國家安全。而其中涉藏話語權缺失的表現(xiàn)尤為突出。西藏由于其特殊性，在國際上的形象帶有話語博弈的特征，集中表現(xiàn)在西藏地方形象長期以來處于不真實狀態(tài)，或是虛妄或是扭曲。

　　1959年十四世達賴叛逃之后力圖將“西藏問題”國際化，抹黑中國在西藏的利民政策，將西藏描述成為一個與事實不符的“受害者”形象，阻礙西藏的進一步繁榮發(fā)展。在美國的支持之下，1965年聯(lián)合國通過三次涉藏決議，標志著所謂西藏問題正式進人國際舞臺。另一方面，十四世達賴集團非常注重宣傳，十四世達賴通過出版自傳、免費發(fā)放宣傳材料、受邀在某些國家或者NGO發(fā)表演講等方式，捏造散播謊言，欺騙國際輿論，使我們涉藏外交造成了不利影響。

　　美國等國家利用業(yè)已形成的西方媒體帝國，主導全球輿論，試圖讓中國處于被動局面，疲于應對外部挑戰(zhàn)。近代帝國主義侵略西藏，將虛化的“香格里拉神話”的西藏文化形象與所謂的“西藏獨立”糅合起來，直接影響到新中國成立后國際舞臺上的西藏形象。直至目前，所謂的“西藏問題”甚至“西藏獨立”仍被反華勢力利用，威脅我國政治安全。

　　(三)西藏地方形象宣傳的政治色彩、意識形態(tài)因素突出，民間資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

　　在涉藏事務的宣傳中，我方的信息發(fā)布均是由官方性質媒體完成的，更加注重宣傳(propa?ganda)，甚至有時候會呈現(xiàn)出“千稿一面”的狀況。大力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政策等，本是西藏地方形象傳播的應有之義，但是“灌輸式”的宏大宣傳重點和層次區(qū)分不夠清楚，難以引起受眾共鳴，甚至引起抵觸心理。西方民眾與主流媒體對官方背景的報道持有不信任態(tài)度，造成宣傳效果不理想。

　　與此同時，在對外宣傳中，民間資源并未得到有效利用。目前來看，西藏地方形象的國際傳播缺乏聲名遠揚的產(chǎn)品，彰顯西藏良好正確形象的資源并未得到有效利用，導致傳播效果不明顯。新媒體、智庫、企業(yè)、民間團體、公民個人等多元主體發(fā)聲渠道少，從“宣傳”到“傳播”的轉變尚未完成。

　　三、以“公共外交”為抓手，做好西藏地方形象的建設與對外傳播

　　傳統(tǒng)外交以主權國家或者政府間國際組織等享有獨立參與國家事務資格并承擔相應義務的國際行為體為主體，以訪問、談判、參會、締結條約等為主要的外交活動。但是在涉藏外交中，我們面對的主體則大多是在國際法上沒有獨立“法律人格”NGO和持有不同觀點的民眾組成的一個綜合體，焦點在于被“藏獨”及其背后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炮制出的“人權”等議題，目的就是爭取民意，扭轉被故意誤導的受眾原有看法。根據(jù)涉藏外交的諸多特點，開展公共外交是化解其中困擾的有效解決之道。

　　公共外交作為一種旨在提升國家形象的新型外交形式，最初起源和發(fā)展于美國，具體是指一國中央政府通過信息傳播和文化交流等手段對其他國家的民眾所實施的外交活動。主體是公共外交發(fā)起國的官方政府，客體則是對象國家的民眾。其背后是建構主義理論在外交領域的具體實踐。中國的涉藏公共外交應該致力于有效傳遞中國聲音、展示西藏正確形象、有力駁斥涉藏的歪曲報道，并在此基礎上一定程度影響他國的對外決策。

　　事實上，西藏經(jīng)過民主改革、改革開放后，正在成為一個民主開放幸福穩(wěn)定的新西藏，這是在國際舞臺上構建西藏正確形象的基礎。開展涉藏方面的公共外交活動對于壓縮“藏獨”活動空間、扭轉西方對西藏的刻板印象、提升中國西藏話語、切實維護我國的國家利益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

　　(一)以大國為首要、周邊國家為重點、“一帶一路”為平臺開展涉藏公共外交

　　2013年以來，習近平同志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落地開花，碩果累累。在以“五通”建設為目標的“一帶一路”下，西藏地方形象迎來新的發(fā)展生機。《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jīng)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這一綱領性文件中明確提到“推動西藏與尼泊爾等國家邊境貿易和旅游文化合作”，中央第六次和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將西藏定位為“面向南亞開放的大通道”。同時，西藏良好地方形象的建立又和“一帶一路”建設相輔相成，影響著南亞地區(qū)尤其是中巴經(jīng)濟走廊和孟中印緬經(jīng)濟走廊持續(xù)走深走實。涉藏公共外交有著很強的實踐性，根據(j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和當今國際關系中西藏問題的國際形勢，將涉藏公共外交的重點放在有關大國和周邊國家，以“一帶一路”戰(zhàn)略為平臺，通過媒體傳播和文化交流針對性地建設西藏地方形象。

　　在媒體傳播方面：除了官方媒體之外，還應擴充發(fā)聲渠道，整合優(yōu)勢資源，加強同周邊國家務實交流合作。指導西藏辦好全球推介活動，一方面用好外交部例行記者會平臺，做好外交領域涉藏問題對外表態(tài)工作;另一方面加大中央有關部門、媒體、宗教各界涉藏對外交流，全方位、立體化加強涉藏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西藏故事，提升涉藏國際話語權。

　　在文化交流方面：一要充分發(fā)揮西藏在“一帶一路”平臺上開展公共外交的獨特文化優(yōu)勢，加強對西藏公共外交資源的開發(fā)與保護。藏民族在和其他民族相互交流交往的過程中形成了獨特而燦爛的西藏文化，并遺留下大量非物質資源，在和西藏地方接壤的國家中具有獨特的吸引力。這些都

　　是我們開展公共外交不可多得的豐富資源。隨著時代的進步，登山文化、“地球第三極”“西藏好水”等城市名片也成為新的公共外交的資源增長點。我們要善于開發(fā)、積極保護，發(fā)揮出藏文化強烈的吸引力。二是增加文化交流的經(jīng)費投人。公共外交雖然是以他國的民眾為客體，但是是以國家的硬實力為堅強后盾的，政府在其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主導作用。通過“官方搭臺、民間唱戲”的方式，政府集中培育具備國際影響力的文化品牌，整合公共外交資源，并支持學術、藝術雙向交流等跨文化交流活動，這將成為展示西藏良好地方形象的有效渠道。

　　(二)加強涉藏議題的議程設置，提升輿論引導能力

　　中國增加自身的影響力、感召力，提升議程設置能力是應有之義。過去涉藏外交我們更多的是在有突發(fā)情況時被動應對，突擊宣傳西藏地方形象，但是觀念的轉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要想扭轉西藏長期以來不正確的地方形象，必須變被動為主動，變他塑為自塑，持續(xù)增強涉藏議題的議程設置能力，提升涉藏事務中的輿論引導能力。主動圍繞國際社會對涉藏的關切議題，綜合運用官方和民間多種力量，精心設置影響力大并具有引導性的議題，把握先機，增強反制;堅持在國際輿論場中與污蔑中國的行徑作斗爭。在秉持中美雙方關系發(fā)展的大前提下，正本清源，有力批駁某些西方政客的荒謬言論，運用大數(shù)據(jù)等最新技術準確研判涉華輿論方向，并在此基礎上遵循國際傳播規(guī)律，增強雙向互動，積極回應國際社會關切話題，增強優(yōu)質信息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