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人健康信息網危機干預減壓團體

　　本篇文章是由《心理醫生》發表的一篇心理學論文，快樂輕松的健康心態，妙趣橫生的心靈窗口，離奇古怪的心理疾病，驚心動魄的心理故事。主要欄目：心理熱點、心理咨詢室、心理醫生札記、男·女心理、少兒心理、校園心理、性心理觀察、病態等。

　　[論文摘要]減壓團體是近年來在國外興起的一種危機干預途徑。本文從減壓團體的概念界定、理論背景、干預模式方面著手，梳理了國內外減壓團體的理論研究進展，分析了目前國內外減壓團體的實踐研究狀況。針對青少年因應危機時的心理特點，減壓團體在校園危機干預中呈現出了較強的適用性，給學校心理危機干預提供了新的途徑和選擇。

　　[論文關鍵詞]減壓團體;校園危機干預;青少年心理

　　危機會對我們的生活、心理產生極大沖擊，甚至失去因應原有生活的能力。Jame和Gilliland (2005) 提出在重大事件后，我們的身心會出現一段時間的不平衡 (disequilibrium) 狀態，有時甚至會出現暫時性的心理解組 (disorganization) 現象，這就是所謂的“危機”(crisis)。危機事件的發生不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孤立狀態，并且不會只影響一個人而已。凡是目睹此事件的當事人、親戚、朋友、同事，或其他涉及此危機事件的個體都有可能受到影響。危機事件本身是危難的序幕，要是不懂得處理危機，則可能會帶來更慘痛的傷害。因此，及時進行心理危機干預，是減少心理創傷不可或缺的一環。

　　一、減壓團體的理論研究進展

　　(一)概念界定

　　Mitchell (1983) 首次提出“緊急事件應急晤談”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簡稱CISD) 的概念。Foa、 Keane 和Friedman (2000) 認為人們在經歷重大危機事件后，能有單次、半結構式的危機處理模式介入，可以減少和預防危機事件后心理后遺癥的產生。Davis (1992) 和 Mitchell (1986) 在此概念的基礎上發展提出“減壓團體” (Debriefing Group) 的概念，指出減壓團體是幫助其他參與者處理因創傷事件而產生的生理或心理癥狀的一種特定技術。這些與危機事件相關的參與者在這一過程中再次體驗該事件的歷程，回憶該危機事件帶來的影響。2008年，臺灣學者賴念華和黃龍杰在實踐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減壓團體是一個結構性的團體過程，主要運用危機介入概念、心理教育的原則及技巧，一步一步地帶領團體成員應對危機，發展危機處理能力。因此，它是一個心理健康教育的模式，而不是心理治療。減壓團體的目的不是咨詢，而是讓參與減壓團體的成員有機會抒發自己在此危機事件之后的想法與情緒，同時聆聽到別人經歷該事件后會出現的反應與癥狀。在此過程中，領導者以“正常化” (normalize) 的技巧來協助成員接受自己可能會有的反應，并使成員認識到在危機事件之后，他們可能會出現的癥狀，以作準備。

　　(二)理論緣起

　　減壓團體這種危機介入模式的建立并非先有一套復雜嚴謹的理論，而是根據應急救援的需要產生的。二次世界大戰時，美軍歷史學家Marshall將軍于1944提出“創傷后心理降低壓力法”，倡導軍事行動后就地盡快舉行團體會報，當時的主要目的是收集資料，但是Marshall發現這一活動有“重整士氣”的作用，很受士兵歡迎，能減緩士兵的焦慮情緒。受此啟發，Lindy、Grace 和Green (1981) 提出“創傷膜 (trauma membrane)”的概念，認為遭遇相同災難的人會有種相互牽連的情感，透過團體內正向的支持與互動，能修正成員的壓力反應，帶領他們走向復原的方向。

　　從理論發展過程來看，減壓團體得以發展的另一基礎是關于情緒危機的理論。Lindemann (1944) 指出，一個人在強烈的悲痛面前，不應該過度沉湎于內心的痛苦，而是應該讓自己發泄情感，比如哭喊、正視現實，否則容易產生適應不良的后果。Caplan (1964) 在Lindemann觀點的基礎上提出情緒危機模型，認為個體面臨重大精神壓力時，往往會產生緊張、焦慮、抑郁和悲觀的情緒，即壓力、緊張等情緒的調試與危機有緊密關系。以往對危機的研究發現，不只是危機受害者，凡是在危機情境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會出現危機癥狀。因此，該取向將個人在特殊情境下的反應視為一種過程而非疾病，此時若有專業協助將有助于個體嘗試更好的解決方式。危機處理的重點在于提供暫時性的支持，協助當事人恢復控制感。

　　此外，行為認知治療對減壓團體的理論發展也有特別貢獻(曾毓芬，2005)。首先，系統脫敏法主張面對而非逃避;其次，減壓團體主張重整與創傷記憶相關的認知機制;另外，減壓團體是一種心理教育模式，許多認知行為治療都含有此要素。這些均可被視為減壓團體的理論基礎。

　　(三)減壓團體的模式

　　Mitchell提出的CISD模式包含介紹、事實、想法、反應、癥狀、教育及重新出發七個階段。1995年，美國國際紅十字會 (American National Red Cross, 簡稱ARC) 在其基礎上發展提出減壓團體包含以下五個階段：開場白/場面構成、把事件攤開來談、感受和反應階段、應變對策階段及重新出發階段。

　　臺灣學者黃龍杰和賴念華 (2008) 在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結合ARC提出的減壓團體干預模式和CISD 干預模式，針對青少年的心理危機特點，提出“6+1階段減壓團體”的干預模式①。他們認為減壓團體是領導者通過語言引導，采用結構化的步驟，降低青少年在危機事件中的創傷性沖擊，協助其順利度過危機事件的方法。通過減壓團體，校園危機中的青少年可以在情緒、認知層面抒發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并進而帶動其未來的行動。“6+1階段減壓團體”包括七個結構化階段：介紹團體、陳述事件、澄清想法、表達感受、接納癥狀、教導應對、計劃未來。

　　第一，介紹團體。由領導者介紹自己及助手;說明減壓團體的目的及過程;建立基本的保密、平等等規則。

　　第二，陳述事件。參與者陳述和分享在危機事件中的經歷，他看到、聽到或聞到什么，當時的反應如何。這個階段的主要目的是讓參與者描述事實，側重于參與者的認知，鼓勵每個參與者說出他們所知道的事實。

　　第三，澄清想法。參與者陳述在危機事件中的想法。對于每個參與者所表達的想法及觀點，領導者都要給予認可與肯定。

　　第四，表達感受。此階段的主要目的是引導每個參與者分享這個事件對他們造成的情緒沖擊及反應。

　　第五，接納癥狀。當參與者的情緒反應開始沉淀下來時，領導者開始詢問他們在該危機事件后所出現的生理、認知、情緒及行為方面的癥狀。領導者會請有相同癥狀的人舉手讓彼此知道，這有助于參與者接納自己的癥狀，是幫助其正常化癥狀的一種方式。

　　第六，教導應對。這個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是教導參與者正常化自己在危機后出現的癥狀。領導者可以預先整理相關癥狀來教導參與者，也可以通過團體成員相互討論分享，得出在此緊急事件中的危機應對方式，以及處理壓力的方法。

　　第七，計劃未來。在此階段，領導者引導參與者找到正面的意義，可以是新的學習，或對自己的欣賞之處。在結束之前，領導者也可以邀請成員討論接下來的計劃。減壓團體工作完成之后，提供信息讓校方了解哪些參與成員可能需要進一步的輔導與追蹤，哪些需要轉介等。

　　二、減壓團體的實踐研究進展

　　(一)國外減壓團體的應用研究

　　1.減壓團體在心理危機相關領域的實踐研究

　　在國外，減壓團體被應用于存在心理危機的受創傷者或與危機干預有關的人員中，如目睹暴力情境的兒童、消防隊員、醫療服務人員、法律事務人員，甚至FBI等。

　　一些學者論述了減壓團體在危機干預中的適用性。Ziegler 和 Weidner (2006) 認為“減壓團體”干預模式適用于那些目睹暴力情境的兒童，但是“父母評估”因素會影響其干預效果。Jeannette 和Scoboria (2008) 對來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142名消防人員所偏愛的心理干預模式作了調查。研究者給消防隊員提供五種不同程度的創傷情境，采取減壓團體、個體減壓、非正式團體討論和無干預四種危機干預模式。結果發現，隨著危機情境嚴重性的增加，個體對非正式團體討論干預模式的喜歡程度也會增加;而在中低嚴重程度的危機情境中，受試者更加傾向于個體減壓的干預模式。此外，Halpern、Gurevich、Schwartz 和Brazeau (2009) 也將減壓團體運用于醫療服務人員的危機干預中，致力于形成一個納入醫療急救人員文化背景的減壓團體干預模式。

　　也有一些學者就減壓團體在某些特殊領域，如法律和安全機構的應用提出了建議和發展方向。如Malcolm、Seaton、Perera、Sheehan 和Van Hasselt (2005) 就減壓團體在法律領域的應用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們認為減壓團體在法律應用領域的發展方向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減壓團體的應用現狀;減壓團體干預模式的效度研究;減壓團體在多元、特定的群體中運用時所產生的問題。此外，Newbold、 Lohr 和 Gist (2008) 研究了減壓團體在FBI領域的危機干預中的應用，并就所遇到的困境提出了相關的建議。

　　2.減壓團體在校園危機干預中的實踐研究

　　一些研究者將減壓團體應用于校園危機干預中。Miller (2001) 首先對學校里發生的危機事件進行了歸類。對因這些沖突事件而產生的緊張、痛苦、挫折等情感反應，以及減壓團體如何有效因應這些情感反應作了探討，并對在學校設置減壓團體干預模式時的注意事項作了研究。此后，Adamson和 Peacock (2007) 對228名學校的心理學工作者進行了一項涉及危機干預團體和計劃的調查。研究發現：雖然大部分學校有危機干預的計劃和團隊，且在校園危機干預模式中有個體、團體心理服務和減壓團體三類，但是在學校危機干預中，標準減壓團體的使用機率還是比較少，且危機干預者所受的危機干預訓練中，減壓團體的訓練相對較少。但是，Szumilas、Wei 和Kutcher (2010) 的研究卻發現：減壓團體是比較常用的校園危機干預模式;且這種方式對學校中的創傷心理急救及認知行為的干預，達到了預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