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契訶夫戲劇的去事件化與沖突的生成

　　摘要：契訶夫戲劇以淡化顯在的事件沖突和人與人之間的沖突而形成了意在表現人與環境、人與時間之沖突的創作傾向。他的劇作中的戲劇沖突因此而具有了獨特的藝術風格：通過戲劇人物潛在心理的細膩含蓄的刻畫，表現出與慣常心態相背離的獨特心理狀態;通過對人物與環境、人物與時間的對抗，逐漸強化了對生活之荒誕性本質的認識，體現出與傳統的戲劇沖突模式相背離的沖突表現形式。在凸顯這種相背離性的過程中，契訶夫戲劇的內在沖突性得以顯現。契訶夫對戲劇沖突的這種表現方式使劇作家能夠獲得審視事物的外位性眼光，即以旁觀的視角，獲得對事物的超越性審視。這種審視事物的外位性、超越性立場使契訶夫的戲劇具有未完成性和去悲劇化特質，對20世紀的現代戲劇影響深遠。

　　本文源自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20(05):24-34.《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是我國僅有的兩家戲劇類國家一級學術刊物之一，被國家學術機構確定為“戲劇藝術核心期刊”、北京大學圖書館評選的“中文核心期刊”以及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評選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中國社會科學院評選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

　　契訶夫戲劇去事件化的藝術特征，已經為人們所熟知，淡化外部的事件性沖突，凸顯整體的抒情氛圍，以人與環境、人與時間的沖突替代傳統的人與人之間圍繞具體事件所展開的沖突，成為契訶夫戲劇標志性的藝術風格。這一點，學術界已達成共識。然則，契訶夫戲劇中獨特的非傳統化戲劇沖突是如何生成的，其戲劇性是如何體現的，仍然是值得討論的話題。

　　契訶夫說過：“在生活里人們并不是每時每刻都在開槍自殺，懸梁自盡，談情說愛”，[1](P346)“人們吃飯，僅僅吃飯，可是在這時候，他們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們的生活毀掉了。”[1](P379)契訶夫說這句話的潛臺詞，其實是對易卜生戲劇的不滿。他曾對涅米羅維奇—丹欽科說過：“聽著，易卜生不懂得生活。在生活里，事情不是象這樣的。”1這種不滿主要源自于契訶夫不認同以《玩偶之家》《人民公敵》《社會支柱》等為代表的易卜生創作中期那些所謂“社會問題劇”里對戲劇沖突的處理方式。與之前的《培爾·金特》和之后的《野鴨》不同，易卜生創作中期的這些所謂“社會問題劇”呈現出來的是層層遞進、環環相扣的緊張的戲劇沖突，戲劇主人公之間的矛盾對抗緊張激烈。這種戲劇沖突的表現方式是凸顯一個貫穿始終的中心事件，圍繞這一中心事件的進展，戲劇沖突得以從開端發展至高潮。雖然戲劇沖突的這種表現方式可以使戲劇舞臺充滿動態感和緊張感，便于抓住觀眾的注意力，但是在契訶夫看來，這種表現方式似乎背離了生活的真實性。由此，契訶夫從《海鷗》起，便致力于營造別樣的舞臺藝術氛圍，力圖通過去事件化來淡化人與人之間顯在的戲劇沖突，實現戲劇舞臺的抒情化，在去事件化過程中追求舞臺呈現的真實。

　　去事件化在契訶夫戲劇中最直接的表現即契訶夫刻意避免在劇作中凸顯一個貫穿始終的、主導著人與人之間矛盾沖突走向的中心事件，因為這種意義上的中心事件往往是人與人之間緊張激烈的戲劇沖突所附著的載體。由此，契訶夫著意表現生活的瑣碎性，在瑣碎的日常生活畫面里，人物之間多重的矛盾沖突消弭了傳統戲劇中得到強化的主導性沖突。于是，在《海鷗》里，我們可以看到青年藝術家特列勃列夫與情敵作家特里戈林的沖突、特列勃列夫與尼娜的愛情糾葛、特列勃列夫與演員母親阿爾卡狄娜之間帶有哈姆雷特影子的矛盾沖突、特列勃列夫對藝術創新的苦苦追求、尼娜對演員夢想的渴望、瑪莎對特列勃列夫的癡情，以及瑪莎的母親對多恩醫生的愛慕……所有這些事件以平等的方式存在著，共同構建了《海鷗》的情節。這是契訶夫四部主要劇作的劇情設置模式：在《萬尼亞舅舅》里，萬尼亞與姐夫謝列勃里亞科夫教授之間的矛盾沖突、萬尼亞和阿斯特羅醫生對教授年輕貌美的妻子葉蓮娜的愛慕、教授之女索妮婭對阿斯特羅夫醫生的仰慕……這些瑣碎的事件共同完成了該劇憂郁沉悶的總體氛圍的營造;《三姊妹》里，三姊妹對莫斯科的向往、瑪莎和威爾什寧中尉的愛情、伊琳娜與圖森巴赫的感情糾葛、三姊妹與嫂子娜達莎之間的矛盾沖突共同完成了三姊妹平淡無奇的劇情;在《櫻桃園》里，圍繞莊園的易主而形成的朗涅芙斯卡婭和暴發戶洛巴辛之間的沖突對立并沒有主宰全劇，莊園里瑣碎日常的生活畫面淡化了本該變得緊張激烈的矛盾對立，全劇抒情化的憂郁的氛圍得以烘托。由此，契訶夫的戲劇便給人留下了“缺乏危機的感覺、高度的緊張、清楚明白的意志沖突”之印象2。這種印象甚至波及對契訶夫小說的看法：“在契訶夫的許多短篇小說中，完全沒有或者幾乎沒有作為結構中心的事件，即便有，作家也往往不去注重它。在這些小說中，主要的東西不是事件，而是抒情的形象和抒情的語調。”[2](P64)的確，在《草原》《大學生》《帶閣樓的房子》《在峽谷里》《三年》《主教》《新娘》等最具契訶夫特色的小說里，讀者是看不到貫穿始終的圍繞某一中心事件而展開的主導性情節的。情緒的渲染、抒情氛圍的營造替代了情節的緊張發展，統一完整的故事性消融在了碎片化的日常生活畫面的呈現中。這與契訶夫的戲劇頗為相似，成為了契訶夫整個藝術世界最根本的藝術特質，即帕佩爾內所言的“事件在不斷地被劇作家移動。”[3](P133)

　　由于傳統的人與人之間的戲劇沖突的展現是通過中心事件的發展而實現的，人物之間的緊張對立與事件的激化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因此，去事件化最核心的手段即是消解人物之間的對立沖突。這是契訶夫刻意的藝術追求。在契訶夫戲劇中的每一個局部的事件里，契訶夫都著意于將這一事件中所包含的人物之間的對立沖突做淡化處理。在《海鷗》里，特列勃列夫對特里戈林的敵意并沒有激化為激烈的沖突，而是在特列勃列夫對傳統創作模式的妥協中消融掉了;《萬尼亞舅舅》里，萬尼亞對教授謝列勃里亞科夫的憤怒雖然一度導致他朝教授開槍，但最終，兩人還是和解了;《三姊妹》中，兄妹和姑嫂之間的矛盾并沒有被渲染，而是成為烘托整體憂郁氛圍的有機因素;在《櫻桃園》中，由于莊園的易主本身足以構成沖突感很強的事件，因此，契訶夫更是刻意地將人與人之間可能形成的矛盾對立做弱化處理，以此阻止矛盾的激化。譬如，他有意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來扮演暴發戶洛巴辛，試圖通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舞臺表演來凸顯這一角色的“非典型性商人”色彩。(2)洛巴辛的“非典型性商人”特性與莊園女主人朗涅芙斯卡婭多情善感的氣質相碰撞，大大弱化了可能加強的矛盾沖突。從劇本中我們不難發現，契訶夫注重表現的，不是去展現櫻桃園丟失、易主的戲劇化過程，而是圍繞莊園的易主，每個人物的個體情感表達，誠如美國學者瑪麗所總結的，“契訶夫的創新之一在于他熱衷于表現人們對事件的態度而非事件本身”。3正是得益于各人物的情感的自由表達而非對立行動的施展，“《櫻桃園》成為契訶夫戲劇中最自由地與人物間的沖突相分離的作品”。[4](P24)

　　在淡化人物之間的戲劇沖突的基礎上，契訶夫實現了對人與時間、人與環境、人與命運的沖突的藝術呈現。關于這一點，當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羅維奇—丹欽科就已經認識到了：“在平淡無奇的生活瑣事背后，一個巨大的東西—人的命運，在不知不覺中被決定著，這就是隱藏在日常生活后面的戲劇性。”[5](P219)斯卡夫迪莫夫作為蘇聯20世紀50年代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契訶夫研究者，更是進一步概括了去事件化的藝術效果和目的：“中心事件已不是生活之偶然性、突發性事件，而成為它的一部分。由此，人物的悲劇性不在可悲的事件里，而在所處的生活狀態本身。”[6](P358)然則，人與環境、人與時間的沖突在契訶夫的戲劇中是如何實現的?換言之，在去事件化、去人物之間的對抗化的過程中，內在的戲劇性是如何體現的?這仍然是值得討論的話題。列夫·托爾斯泰1900年1月24日在觀看《萬尼亞舅舅》時所表達的不滿“哪里有戲?戲在哪里?”固然顯示了老托爾斯泰對傳統沖突觀念的認同，但是，如何理解契訶夫戲劇中新型的戲劇沖突模式?這的確是一個應當闡釋清楚的問題。去事件化絕非戲劇性的失卻，平淡的日常生活畫面里必須隱含著內在的戲劇沖突，這應當是毋庸置疑的。

　　契訶夫戲劇獨特的戲劇沖突效果的生成離不開對特定戲劇情境中人物特定心理和精神氣質的展示。通過這種展示，契訶夫讓人們不斷地感受到與慣常心理相悖的獨特心境，人物的這種心境造成了契訶夫戲劇中與慣常的沖突模式相悖的心理走向。這種相悖性始終沖擊著觀眾的心理，觀眾在感受著戲劇人物那獨特的心理走向的過程中，不斷地感受到戲劇人物非常態化的動作和心理與慣常的生活情境之要求之間的矛盾，不斷地感受到由此而生發的對生活整體的荒誕性的感悟。這種相悖性，以及由此而凸顯出來的生活的荒誕性，正是契訶夫戲劇在去事件化過程中對戲劇沖突的表現方式。

　　蘇聯學者別亞雷指出：“契訶夫描寫日常的畫面，描寫‘瑣碎之事’，好像這些都是沒有思想內容的，但是它們總和起來則創造出一個特殊的世界，一個奇怪的、令人困惑不解的、讓人產生鄙夷的驚訝的世界。”[7](P202)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場景與使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整體氛圍之間的差異性，正是去事件化之后獨特的審美效果。這一審美效果是通過展示戲劇人物與慣常心理的相悖，以及人物的精神渴求在命運的捉弄下逐漸落空，人物的實際行動與其精神訴求的相背離的過程中實現的。《海鷗》里的每一個場景都是日常生活化的，然則整部戲卻凸顯出一種使人困惑的無奈感。每一個暗含著傳統意義上的矛盾沖突的瑣事都沒有完整地延續下去，人物之間的沖突沒有得到最終的解決，按照蘇聯早期的學者巴魯哈蒂的說法，“《海鷗》里感受和情境的戲劇性是按照在戲劇的進程中不去解決劇中糾纏在一起的人物間的相互關系這一原則創造出來的”。[8](PP135-136)這一去事件化的創作原則使單個生活場景的日常性特征成為背景性的存在而不再具有獨立的構成戲劇沖突的結構性功能，從而剝奪了觀眾體驗常態化的矛盾沖突的可能性。戲劇人物之間那些未完成性的矛盾沖突共同烘托出生活整體上的荒誕與無奈，使得觀眾在淺嘗輒止地感受到人物間一個個細微的矛盾沖突之后，整體性地體悟到了生活的無奈與荒誕感。《海鷗》的戲劇性就蘊含在人物間這些淺嘗輒止的慣常化矛盾沖突和凸顯生活整體的無奈感之間的內在有機聯系上。在這部戲里，對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心境的展示消弭了人物之間常態化的矛盾對立。戲劇人物的語言不斷地自我否定，造成意義的徘徊和反復。而在這不斷的自我否定的過程之中，觀眾得以窺視和感受到人物內心的矛盾與沖突。尼娜在最后一幕里說出的那段獨白“我是一只海鷗!……不，我說錯了……是一個演員。不，是一只海鷗!……”最典型地體現出這部戲里人物那矛盾復雜的心理狀態。這些心理狀態的呈現使碎片化的人物間的沖突失卻了結構性意義，而與對生活之荒誕底色的揭示建立了有機的聯系。同樣，無論是《萬尼亞舅舅》《三姊妹》，還是《櫻桃園》，呈現給觀眾的都是日常化的生活場景。然則，這些生活場景并未使熟知生活之常態的觀眾產生情感上的認同，而是凸顯了生活之荒誕與無奈。《萬尼亞舅舅》里，人們圍坐在桌前喝茶的場景雖然是充分生活化的，但首尾同一化的這一場景分明給了觀眾不同尋常的感受：看似一切都回到了原點，但首尾這兩個頗為相似的舞臺情境之間又發生了多少心靈的激蕩;《三姊妹》里平靜的日常生活畫面里又包含著主人公們多少心靈的期盼與無奈;《櫻桃園》里的瑣碎生活竟也昭示著生活自身的無可抗拒的邏輯。所有這些反差都叩擊著觀眾的靈魂，讓人們體味到契訶夫戲劇中暗含的戲劇性。

　　平靜瑣碎的日常畫面之所以能抓住觀眾的注意力，與契訶夫對戲劇人物背離慣常化的心理狀態的揭示是分不開的。觀眾當然會認同萬尼亞舅舅對謝列勃里亞科夫教授的不滿，萬尼亞的苦悶是符合常情的。然則，如若仔細體味劇本中索妮婭對萬尼亞舅舅的憐惜，尤其當觀眾聆聽劇末索妮婭對著萬尼亞舅舅所說出的那一大段深情的撫慰之言時，觀眾會隱約感覺到，似乎只有索尼婭能夠真正理解萬尼亞舅舅，只有她明白，沒有了可以依托的幻象，萬尼亞舅舅就無法生活下去。這解開了他的命運之謎。4人們常說契訶夫的戲劇中，人與人是隔閡的，無法互相理解的。但應該看到，契訶夫戲劇中人與人的無法溝通只是為了阻滯行動的發生，而人物間那豐富的潛流，其實實現了人物間最深層的內在的心靈溝通。索妮婭以她敏銳細膩的感受力，不僅體會到了萬尼亞舅舅內心最深處的痛楚，更是覺察到了萬尼亞舅舅自己無法正視的精神缺陷。一旦觀眾領會到這一點，人物的悲劇性就會被消解，觀眾對這個人物原先的同情感就會受到沖擊，觀眾這種感受的變化正是戲劇性的顯現。同樣，在《櫻桃園》里，觀眾可以按照慣常的心態同情莊園主人朗涅芙斯卡婭的處境，然則她那表面上符合慣常邏輯的傷感無奈的舉止卻又處處暗示著另一種潛在的與慣常心態相背離的心理：就讓莊園丟失吧，讓我有理由體面地離開。當代俄羅斯戲劇導演羅佐夫斯基敏銳地指出：“在朗涅芙斯卡婭的心靈深處，櫻桃園是累贅，應當想辦法擺脫掉它。這就是女主人公去巴黎的原因。因此，朗涅芙斯卡婭對洛巴辛的建議裝聾作啞，是她潛在的對莊園出售的欣喜，是與洛巴辛之間達成的隱秘的妥協。”[9](P10)契訶夫之所以反復強調，當朗涅芙斯卡婭離開莊園時，她應該是哭不出來的，亦是為了凸顯該戲劇人物非慣常化的心境。另一位當代俄羅斯學者瑪琳娜·斯特羅耶娃也指出，女主人公朗涅芙斯卡婭的身上所顯現出來的輕松性“正是在毫不輕松的，并且事實上是毫無出路的情境之中表現出來的。”[10](P120)也就是蘇聯學者鮑里斯·津格爾曼所概括的“同時既在情境中，也在情境之外。”[11](P41)人物表面的憂傷、無奈與內心深處的暗自慶幸，抑或表面的輕松與毫無出路的實際情境，觀眾所體會到的其間的反差，正是該劇戲劇性的一種表現。契訶夫曾刻意強調過：“痛苦應當照它在生活里所表現的那樣去表現，也就是不用胳膊不用腿，只用口氣和眼神，不用手勢，而是用優雅。”[1](P278)

　　導演羅佐夫斯基還發現契訶夫戲劇的一個顯著特點：“故意引導觀眾的注意力指向非中心事件，掩蓋沖突，從而使沖突在內部爆發。”[9](P301)羅佐夫斯基的這一說法與當代俄羅斯契訶夫研究專家波洛茨卡婭的說法如出一轍：“契訶夫有一個高明獨特的手法：明明注意力的中心在櫻桃上，但卻時常避而不談，轉向描述‘黃瓜’這一近似的東西，由此來沖淡主要東西的形象的主導地位。”[4](P102)《萬尼亞舅舅》里，那張掛在墻上的非洲地圖和阿斯特羅夫醫生隨意提起的非洲炎熱的天氣，與觀眾所關注的萬尼亞舅舅同謝列勃里亞科夫之間的矛盾沖突毫不相干，但這個細節與劇中其他同樣無足輕重的細節共同構成了整部戲內在沖突所依存的基礎：零散的生活點滴消弭了每一個具體的人物間的對抗，而觀眾則能夠透過這平淡甚至壓抑的氛圍感受到籠罩在劇中主人公們頭上的那團無法驅散的生活的迷霧。《櫻桃園》的中心事件固然是莊園的拍賣和易主，但觀眾期待莊園新舊主人之間的激烈對抗的愿望落空了，契訶夫呈現給觀眾的是不斷阻滯對抗往激烈化方向進展的日常生活情境。朗涅芙斯卡婭同洛巴辛之間本該激烈尖銳的矛盾沖突在舞臺上一系列零散的生活情境中不斷地被稀釋，被拖延，被弱化，最終消弭在舞臺所營造的整體的抒情氛圍之中。戲劇主人公的動作并沒有朝著沖突的方向延展，而是背離了戲劇沖突對動作的慣常的要求，向著逃避沖突的軌道滑去。由此，觀眾在感受主人公的動作的過程中，不斷地體驗到沖突本身對主人公行動之要求和主人公的實際行動對這一要求的背離，這兩者之間形成了某種對峙，主人公的行動和特定戲劇情境對該行動之要求這兩者之間的不一致，即英國學者維拉·高特列勃所說的“距離感”，5正是契訶夫劇作之戲劇性的存在方式。這種行動和情境之要求的相背離性逐漸加強的過程，便是契訶夫戲劇獨特的戲劇沖突的發展方式。在《三姊妹》里，三姊妹對莫斯科的向往的愈加強烈恰恰是與她們實際行動的愈加消極相對應的，對莫斯科的向往漸漸消融在體驗時間之主宰力量的等待過程中，時間如何一步步消磨掉她們的激情，她們對莫斯科的渴望如何與漸漸冷卻的心態形成強烈的反差，從第一幕到第四幕整個靜態化的舞臺場景如何同三姊妹內心的不平靜形成對照，這正是契訶夫欲加以突出的內在的戲劇性，誠如美國學者理查德·皮斯所指出的，“三姊妹對問題的逃避態度是全劇的主要主題。”[12](P94)三姊妹的等待是缺乏事件性的靜態化場景，但正如帕佩爾內所指出的：“戲劇緊張的源泉不在事件本身，而在等待之中。”[13](P261)透過表現三姊妹的等待，觀眾能夠體會到戲劇人物執著與迷茫、樂觀與憂郁的轉換，能夠目睹三姊妹如何成為時間的奴隸的過程，體會到劇作家如何讓希望懸置的過程，從而逐步體會到生活進程的荒誕與無奈。三姊妹的等待中蘊含著人對時間流逝的抗拒，蘊含著時間的客觀流動與人的心理時間的凝滯之間的對立。這種對抗成為劇中內在的戲劇沖突。同樣，在《櫻桃園》里，莊園主人朗涅芙斯卡婭的一切行為都是與捍衛莊園的目標背道而行的，她的每一個戲劇動作都在拒斥著守護莊園所理應完成的戲劇動作。無論是三姊妹心中“到莫斯科去”的心愿，還是朗涅芙斯卡婭留住櫻桃園的愿望，都是劇作中貫穿始終的內在情結，而契訶夫展示出來的，正是戲劇主人公們如何在行動中一步步地遠離了這一內在的情結。這一展示過程伴隨著對生活之荒誕性的揭示。

　　在去事件化的過程中，契訶夫對“動”與“靜”的藝術處理亦是其戲劇沖突的一個重要的存在方式。人們早已熟知契訶夫對“停頓”的使用。當年涅米羅維奇—丹欽科就曾精辟地闡釋過契訶夫戲劇中的“停頓”：“表現一種剛剛經驗過的紛擾之結束，表現一個正在來臨的情緒之爆發，或者來暗示一種具有緊張力量的靜默。……停頓并不是說一個東西停止了生命，而是說，那是正在經驗著一個有動力的緊張狀態。”[14](P204)丹欽科已經發現了契訶夫戲劇中的“動”與“靜”之融合。就契訶夫的整個戲劇創作而言，靜態化的場景中隱含著內在的動作，契訶夫戲劇的這一審美特征成為其戲劇性的重要表現方式。《萬尼亞舅舅》的第一幕與第四幕的場景與情境幾乎完全一致，仿佛構成了一個圓圈，第四幕重又回到了第一幕的場景，人物均顯示出原先的心境，仿佛其間什么也未曾發生過。舞臺的靜態感非常強烈。同樣，《三姊妹》整部戲都顯示出異常明顯的靜態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戲劇動作。然則，《萬尼亞舅舅》那圓圈式的戲劇結構里包含了人物豐富的情感體驗：落幕時萬尼亞恢復平靜的心態已經不再是幕起時那種憂郁煩悶了，而是經歷了激烈的情感波折的滌蕩之后重又復歸的平靜，其間包含了此前所沒有的無奈與絕望。這是隱含的、內在的變化。同樣，阿斯特羅夫醫生的心態從先前的充滿期望到最后的冷淡隨意，亦是顯示出該人物內心的絕望感逐漸增強的過程。契訶夫曾特別強調過阿斯特羅夫醫生在最后一幕中的表現：“阿斯特羅夫喜歡葉蓮娜，她憑她的美麗抓住了他的心，不過到最后一幕里他已經知道這不會有什么結果，對他來說葉蓮娜從此永遠消失了，在這一場里他對她說話的口氣就跟說到非洲的炎熱一樣，他吻她也很隨便，只是由于閑著沒有事情做罷了。要是阿斯特羅夫把這場戲演得火熾，那么第四幕的情調(平靜和疲沓)就全完了。”[1](P249)所以，契訶夫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反復強調：“在最后一幕里，阿斯特羅夫應當在萬尼亞哭的時候吹口哨。”[5](P265)這種處理方式是為了更加凸顯舞臺的“靜”。在這里，契訶夫所刻意強調的第四幕的“靜”是與他欲意強化的人物內在情感的強烈變化連在一起的。同樣，三姊妹雖然最后依然是在等待著到莫斯科去，但第一幕里的熱切期盼已然為無奈的絕望所替代，內心的情感變化是相當強烈的。這內在的動感是契訶夫戲劇內在戲劇性的體現，情境的靜態性與人物情感世界的動態性之間的對照，成為契訶夫戲劇獨特的沖突表現形式，如津格爾曼所言：“表面的事件愈少，人物行動的地點變化愈少，他們的命運中的不可更改的變化就愈多。”[11](P133)這種對照正是契訶夫戲劇中內在戲劇沖突形成的方式。

　　戲劇沖突從外部向內部轉化，通過不斷深刻化的內在心理剖析(即心靈狀態)的感染力追求戲劇沖突的“內在性”(inwardness)，可以說是近代以來，從莎士比亞到梅特林克戲劇發展的一個總體趨勢。6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契訶夫以其獨特的藝術眼光，豐富了內在沖突的藝術表現形式。

　　契訶夫劇作在去事件化過程中形成的非傳統化的戲劇沖突，使其劇作具有了觀照世界和生活的特殊視角，獲得了獨特的藝術效果，使契訶夫對世界和人生的體悟得到了富有啟發意義的藝術表達。

　　去事件化的藝術表現手法，使得契訶夫的戲劇擺脫了呈現事件之完整過程的束縛，事件的貫穿性不復存在，依附于事件完整進程之結構框架的戲劇沖突被人的內在情感、心理的沖突所替代，線性發展的事件之完整性被肢解掉了，從而體現出顯在的“未完成性”藝術特征。蘇聯學者沙赫—阿齊佐娃指出了契訶夫戲劇這一“未完成性”藝術特征：“契訶夫戲劇的第一幕仿佛是尾聲，而第四幕則仿佛是下一部未寫出之劇的序曲。”[15](P134)“未完成性”藝術特征的凸顯，增強了契訶夫戲劇對生活之荒誕性特質的藝術呈現：人的意志和理性已無法再控制生活的實際進程，而是被生活自身的邏輯所掌控。人已經無法認識生活本身。

　　契訶夫雖然從理智上愿意相信人類理性的力量，但是，他對生活的感知又是與他的理性觀念相左的，他對生活的體悟整體上是憂郁的，人在命運、時間和環境的捉弄下，難以逃脫無奈的結局，這是契訶夫文學創作的根本主題。對生活的荒誕性的揭示是契訶夫文學創作的主要內容。蘇聯學者帕佩爾內概括出契訶夫戲劇創作的一個總體特征：“從《海鷗》到《三姊妹》到《櫻桃園》中有某種共同性，這共同性就存在于契訶夫塑造的人物的感情和行動間的矛盾中。”[16](P383)戲劇主人公感情和行動的矛盾構成了契訶夫戲劇獨特的戲劇沖突，而透過這一沖突，可以體悟到契訶夫對人所處的無奈之境遇的藝術表達。三姊妹的行動澆滅了去莫斯科的希望;洛巴辛對朗涅芙斯卡婭的溫存友善絲毫無益于獲取櫻桃園;朗涅芙斯卡婭的優雅感傷之舉絲毫無益于她拯救行將拍賣的莊園……人物情感與行動的相悖性凸顯了與慣常的理性邏輯相對立的戲劇情境，這最典型地體現了《櫻桃園》第三幕的舞會上。莊園里這場不合時宜的舞會，按照當年梅耶荷德的說法，“歡快的聲音中透出了死亡的音符”。[10](P44)《櫻桃園》里這一構成了內在戲劇性的戲劇情境顯示出人物內心的無助感。情境之要求與人物實際行動的相背離在契訶夫的戲劇里是環境和永恒的時間力量壓迫下人物的必然表現。人無法逃脫這一相悖性，契訶夫對生活之荒誕性本質的揭示就體現在對這一相悖性的表現中。

　　揭示生活的荒誕性本質，需要以一種超越的、外位的眼光審視生活。契訶夫正是以其冷峻超然的眼光審視常態化的生活，發現其非常態化的荒誕性的本質。這種超越的、外位性的審美觀照立場，使得契訶夫超越了對戲劇人物和情境的感懷式表現而獲得了內在的喜劇性的特質，盡管契訶夫戲劇中的人物多半是感傷憂郁的。《櫻桃園》里，加耶夫的語言表達是滑稽的，然則其表達的內容卻并非可笑，這種可笑與不可笑的融合，構成了加耶夫獨特的滑稽性，這個人物身上的這種滑稽性唯有以喜劇性的眼光加以審視方能塑造出來。在創作《櫻桃園》的過程中，契訶夫這種超越性的喜劇眼光聚焦于莊園易主的過程中各式人物行動與情感的矛盾性而淡化了事件本身的殘酷性和人物間的對抗，從而能以更高的高度審視時間的力量對人的捉弄，使莊園的丟失避免了常態化沖突所必然帶有的感傷化的悲劇情調。

　　通過淡化事件的沖突來凸顯人與時間、人與環境的沖突，以此揭示人的內在心理的復雜性和生活的荒誕性本質，這成為20世紀以來歐美戲劇的一個顯著趨勢。蕭伯納、尤金·奧尼爾、阿瑟·米勒，包括中國的曹禺在內，都曾經歷過從借鑒易卜生到借鑒契訶夫的創作演變歷程，這正說明了契訶夫所追求的去事件化和意在情緒和心理的挖掘是20世紀戲劇的一個顯著創作傾向。尤金·奧尼爾早期的劇作里(如《天邊外》)，人與人之間圍繞事件展開的戲劇沖突異常明顯，而在他后期的創作中(如《進入黑夜的漫漫旅程》)，事件已經充分背景化了，舞臺凸顯的是人物緊張而豐富的內心情感沖突，對“潛流”的運用非常充分。同樣，從曹禺的成名作《雷雨》到后來的《北京人》，那層層遞進、環環相扣的緊張激烈的事件化沖突演變為意在凸顯舞臺整體抒情氛圍和人物內在情感碰撞的“非戲劇性”呈現。這些藝術風格的演變，均是受到了契訶夫戲劇的影響。40—60年代的荒誕派戲劇則更是將契訶夫戲劇去事件化風格和內在的喜劇精神發揮至極致，在舞臺上消磨掉事件的最后痕跡，以高度冷峻的眼光審視生活之荒誕本質，從而獲得了冷酷徹底的喜劇精神。由此，人與環境和時間的沖突在荒誕派戲劇中得到更為極端、更為純粹的表達，以此拷問當代社會中人的尷尬處境。也正因為此，荒誕派戲劇家們似乎更能深刻地體味到契訶夫戲劇去事件化背后所蘊含的對人類命運的思考。尤奈斯庫評論《櫻桃園》時曾說：“《櫻桃園》揭示的真正的主題和真實性的內容并不是某個社會的崩潰、瓦解或衰亡，確切地講，是這些人物在時間長河中的衰亡，是人在歷史長河中的消亡，而這種消亡對整個歷史來說才是真實的，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將要被時間所消滅。”7尤奈斯庫更早地在契訶夫的戲劇中讀出了時間對人的主宰作用，這也就不難理解，荒誕派劇作家們為什么會把契訶夫的戲劇視為自己創作之源;為什么《三姊妹》和半個世紀后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之間有某種內在的關聯。契訶夫富有遠見地預見到了人類所面臨的尷尬處境，并以其去事件化的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呈現出人的這一無法逃脫的命運，為20世紀現代戲劇進一步深入挖掘這個主題開辟了嶄新的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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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馬克西姆·高爾基,伊凡·蒲寧.回憶契訶夫[M].巴金,李曦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14]涅米羅維奇-丹欽科.文藝·戲劇·生活[M].焦菊隱譯,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

　　[16]帕佩爾內.契訶夫怎樣創作[M].朱逸森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