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邊城”的詩意自居與民間守望

　　摘要：汪曾祺1940年代的小說創作與其昆明體驗息息相關。昆明的舊城市風度生成了汪曾祺小說“慢節奏、淡情節、重氛圍”的敘事風貌;對昆明草木的反復書寫使其小說語言富于抒情，促成了汪曾祺“平凡但尊貴”的生命理念的成形;昆明人散漫悠閑的性格被汪曾祺刻入小說人物之靈魂，彰顯其“閑適自然，豁達樂觀”的人格理想;昆明淳樸民風的感染與汪曾祺的平民生活體驗，使其小說流露出溫柔敦厚的民間書寫情調。正是1940年代的昆明體驗與昆明書寫為汪曾祺打下了良好的思想根基與藝術基礎，使得1980年代以來“復出”的汪曾祺在小說的敘事手法、意象選擇、人物底色、審美視點和情感上承續了他1940年代昆明小說創作的流脈，也使得他的小說別出心裁、大放光彩。

　　本文源自當代文壇 2021年1期《當代文壇》是四川省作協于1982年創辦的一份文藝理論期刊，迄今已辦刊近三十年，一直在國內學術界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享有較高的聲譽。1990年中宣部、文化部、中國文聯、中國作協聯合表彰全國17家文藝理論報刊，其中15家為北京各中央直屬部門主辦的國家級報刊，省級刊物僅有兩家，《當代文壇》便是其一。

　　關鍵詞：汪曾祺;昆明體驗;1940年代;小說創作

　　1980年代初，汪曾祺憑借《受戒》《大淖記事》等高郵回憶小說轟動文壇，其疏離時政的小說題材、清新飄逸的語言風格、沖淡平和的敘事姿態，不僅沖破了幾十年來習見的文學陳規，還異質于當時以“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為創作主潮的時代風貌，令人稱奇不已。熟知汪曾祺小說創作的人都說，那個久違的汪曾祺回來了。的確，汪曾祺的小說顯得別有“異質”，但這種“異質”的魅力從何而來?又是什么醞釀了汪曾祺小說的“橫空出世”呢?我們認為，這與他早年在文學的起錨地昆明所積攢的生命體驗與書寫經驗密切相關。1939-1946年，汪曾祺在昆明度過了他一生難以磨滅的七年，昆明體驗亦成為汪曾祺創作道路上不可忽視的一環。因此，要理解汪曾祺的小說藝術，還得從他1940年代的昆明體驗說起。

　　一 昆明體驗與汪曾祺1940年代小說中的昆明書寫

　　長期以來，昆明都是一座民風淳樸、保守落后的“邊城”。抗戰的機遇打破了地域限制，使昆明一躍成為與重慶、桂林等并舉的大后方文化名城，并被外省人視為“戰后中國最令人神往的城市”①。昆明四季如春的氣候條件、繁花簇擁的田園風光、古樸如北平的建筑風貌、自由疏放的城市性格和悠閑緩慢的生活方式，打動了無數戰時南遷文人的心靈。求學西南聯大的汪曾祺亦開始了他的昆明體驗，并在這閑適情境中開始了文學創作，形成了他別具一格的小說風貌。

　　(一)戰時昆明的舊城市風度與慢節奏、淡情節、重氛圍的藝術手法

　　抗戰時期，“邊城”昆明遠離戰場，緊張的時代語境未能完全統攝這座“城市山林”的氣候，使它在烽火硝煙的年代仍保留古樸自然的生存景觀與緩慢的生活節奏，煥發著中國靜穆平和的舊城市風度。在昆明，汪曾祺醉心于城市風光，常騎馬到黑龍潭，坐船游大觀樓，漫步于翠湖畔;②或“泡”在茶館中讀書寫字，養其浩然正氣;③或坐在廊檐下胡思亂想，躺在草地上仰天看云。④置身于靜美的風景中，感染著這座城市悠閑的生活節奏，心態自然舒緩，氣度格外從容，因此汪曾祺在創作昆明題材的小說時情不自禁地穿插“閑筆”，放慢敘事節奏，情節顯得平淡而少沖突。而作為一個異鄉人，以其對異域風物新奇、敏感的眼光進行創作，汪曾祺往往以類似“地方志”的形式、潛在的“游客”視角，將昆明的風物人情及“我”的日常生活在小說中細膩鋪展，并將個人的情思意緒寄于其中，運化為小說濃厚的氛圍加以呈現。例如，《老魯》的開篇是對黃土坡自然環境及教員在曠野中采薇、喝茶的生活描寫，隨后主角老魯才緩緩登場，就連作者自己也意識到：“阿呀，題目是‘老魯，我一開頭就哩哩拉拉帶上了這么些閑話做甚么?”⑤比起講述老魯充滿波折的人生經歷，小說更著力鋪寫他摘菜挑水的平淡日常，以及他與“我們”相處時的神采奕奕，營造出舊日黃土坡溫馨且充滿野趣的生活氛息，傳遞出怡然自樂的生命情致。在《藝術家》中，小說開篇描寫“我”在白馬廟附近散步賞花，再走進茶館喝茶的情形，后才引出啞巴藝術家的出場。開篇無關宏旨的環境鋪墊也引得作者感嘆：“這一段都不太相干，是我在心里刷落了好多次，而姑息的準許自己又檢了起來，趁筆而書的塞在這里的廢話。”⑥在講述啞巴藝術家的往事與其畫作時，小說也穿插著朦朧淡遠的田間晚景、晶瑩剔透的小樓晨景描寫，使得“藝術家”的生命氣息與“我”的情思一齊在這凄美的氛圍中蕩漾。《卦攤——闕下雜記之一》開篇描寫昆明卦攤的行業狀況，之后才引出最主要的人物“云大的老頭子”的出場。該篇的場景描寫幾乎代替情節成為小說結構重心，翠湖邊靜默端坐的拆字老頭，夜市燈光下心地平和的測字先生，茶館旁擺攤自娛的云大老頭，無不浸潤在昆明自由疏放的文化氛圍里。

　　汪曾祺在他1940年代的昆明小說中擅用慢節奏、淡情節、重氛圍的藝術手法，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小說敘事風貌。他以閑散細膩的筆致，抒寫昆明日常生活的情致，將民間小人物的生活環境與人性人情融為一體，連成一串舊城歷史與性格的剪影。由此觀之，汪曾祺小說敘事風格的成形，正是昆明的舊城市風度與汪曾祺的悠閑生活體驗潛移默化的結果。多年以后，汪曾祺仍強調：“寫小說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說得很有情致”“不要著急”，要有“內在的節奏”，“唯悠閑才能精細”⑦，“氣氛”即“人物”⑧。也正因此，當我們以汪曾祺前期的昆明小說作為參照，重新回味他的《受戒》《大淖記事》時，總不免對其小說字里行間透露出的那種從容淡定、詩情畫意的敘事風貌，發出“似曾相識燕歸來”之感嘆。

　　(二)草木意象的典型書寫與平凡但尊貴的生命理念

　　昆明素以草木繁盛名揚天下，若問昆明對汪曾祺來說究竟有些什么，其回答正是“一草一木”⑨。昆明草木作為汪曾祺感悟生命、激活詩思的載體，頻繁地在其昆明小說中出現：如在《葡萄上的輕粉》中，汪曾祺從一株渺小安靜的垂莖結子草花身上，悟出它自我完成、孕育生命、勇于擔當的獨立精神：“你欽佩它，欽它的精雅，它的高貴，它那么安靜的等待，自己成熟它二月初便開花了”“欽佩它們的風里的輕松，在它們雨下的負重以后”⑩。又如《前天》記敘了“我”在昆明冬天發現的一朵菜花：“我們看見一餅圓圓的冰，冰里開了一枝菜花，開得很好，黃黃的，楚楚可憐。”11“菜花”在小說中即象征微小生命艱難卻堅守的可貴品性，它引發“我”的惆悵，使“我”自顧自憐。還如《匹夫》中寫到：“這學校的草比甚么都多，青赭黃綠宣傳著更遞的季節”“頑固得毫不在情理的巴根草，流浪天涯的王孫草，以不同的姓名籍貫在這里現形。”12小說主人公“荀”起初對這些平凡且不符主觀審美的野草很嫌棄，但他隨后感到非常慚愧。汪曾祺正是通過這些草木反思到：再卑微的生命都有它自在的生存方式與存在意義。

　　昆明草木的反復書寫使汪曾祺的小說語言明麗清新，也大大豐富了小說的抒情容量;而草木作為小說的典型意象，更被賦予平凡美好的人格特征，與其小說人物的精神氣質保持一致。在昆明，汪曾祺從草木身上悟到了“方寸之木高于城樓”13的生命境界，昆明小說中的草木書寫亦作為汪曾祺觀物方式、人生價值觀的縮影，促成其“平凡但尊貴”的生命理念的成形。這份成于昆明的草木情結，使汪曾祺一生都不斷地在其小說世界里裝點起一座平易近人、無論貴賤的“小花園”，從他后來小說集的命名如《晚飯花集》《茱萸集》再到他后來小說中隨處可見的草木描寫，無一不昭示著汪曾祺在昆明時代就已萌芽的生命意識，在1980年代開出了迷人的風景。

　　(三)散漫悠閑的地域性格與精神自居式的人物底色

　　昆明溫和的氣候、秀麗的山水培養出當地人散漫悠閑的性格特征。這里花卉遍地，瓜果滿園，“老百姓不必怎么辛勤工作，就可以謀生糊口;因此他們的生活非常悠閑自得。初從沿海省份來的人，常常會為當地居民慢吞吞的樣子而生氣，但是這些生客不久之后也就被悠閑的風氣同化了。”14汪曾祺也洞悉到昆明人的這一性格特征，并將之刻入小說人物之靈魂，作為理想人格予以靜態詩意地呈現。如《喚車》寫到一位車夫在下午閑著車，“很有興味的欣賞對面筆店里的那個老頭子”修弄毛筆，他“慢慢走到巷口”的家附近，將孩子抱到車上，看他“在車上玩得十分快活。笑得令大人不解”15。《卦攤——闕下雜記之一》寫到一位開茶館的老頭吃東西時“嚅嚅地嚼動”，“他們的嘴，一樣是那么柔軟，那么休息著——那么天真”;而擺攤的老頭“總是坐著，曬著太陽”，太陽“緩緩的流過他的全身，周而復始;時間在進行”16。《老魯》則寫到一群頗有“老莊氣味”的校警，他們平時坐在長凳上曬太陽、躺在軟草中看云，“日子過得極其從容”17。汪曾祺從他們的生活方式中發現了一個民族“對生活的摯愛”和“常綠的童心”18，欣賞他們的淳樸心性，捕捉到他們無意間劃過的無關職業、無關功利、只關乎美的生命痕跡。而在昆明生活中，汪曾祺也感染了本地人的氣質，因此他昆明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我”也別具一番閑適自然：“我”在雨中策馬到市郊湖畔看“水面飄浮的白色蘋花”，心中有“一種陶醉，一種莊嚴”19(《序雨》);“我”常在玉蘭花下看書，“偶然一抬頭，綠葉縫隙間一朵白云正施施流過，閑靜無比”20(《綠貓》);“我”雖清貧，卻仍覺日子“好玩”，上午采薇，下午喝茶，“看遠山近草，看行人車馬，看一陣風卷起大股黃土，映在太陽光中如輕霞薄綺，看黃土后面藍得(真是)欲流下來的天空”21(《老魯》)。

　　在昆明，汪曾祺從地域性中發掘出人格的理想性，在與自然的對話中找到了知識分子在亂世里的堅守與樂觀的生活態度。在他筆下，無論是昆明的販夫走卒，還是自傳抒情主人公“我”，都與緩慢流動的時光、靜謐自然的風光融為一體，勾勒出渾整雋永的詩境。這一“閑適自然，豁達樂觀”的審美傾向與人生觀念，既是汪曾祺的理想追求，又是他在昆明生活的真實兌現。與其說它們是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結果，毋寧說這正是汪曾祺對他苦樂交織的昆明生活的自覺參透。自此，“閑適自然，豁達樂觀”的精神便深深融入汪曾祺的人格中，成為其后來小說的人物底色，從《受戒》中嬉鬧并互許終生于蘆花蕩的明海與小英子，到《大淖記事》中肩負重擔卻仍飄搖過街的巧云，再到《釣魚的醫生》中淡泊名利，留得“一庭春雨，滿架秋風”22的王淡人身上，我們無不可以看到這種精神的生動演繹。

　　(四)淳樸民風、平民體驗與溫柔敦厚的民間書寫情調

　　云南是一個各民族和睦相處的邊地，這樣的歷史文化培養出當地人淳樸好客的品性。他們頗有“古人的遺風”，待人熱情善良，深深地感染了南遷文人。23汪曾祺曾說：“云南人對聯大學生很好，我們對云南、對昆明也很有感情。”24出于對讀書人的憐惜，昆明很多房東愿將閑房租給窮學生住，不計較房租。25出于同是異鄉客的情緒，開茶館的紹興老板也對聯大學生“異常親熱”，常欣然借錢給他們。26“復員”時期，汪曾祺對昆明很是留戀，稱“讓我再去住個幾年，也仍然是愿意的”27，可見汪曾祺對昆明民間有著深厚的情感認同。其實，昆明并非盡善盡美，不同文人對這一城市的體驗也不盡相同。28但基于對昆明的深厚情感，汪曾祺在小說中表現出淡化都市弊病、突出民間和諧溫馨一面的藝術傾向：盡管昆明也有繁華摩登的面孔，有代表上層城市文化的人群，但汪曾祺卻多將昆明小說的背景置于古樸僻靜的巷弄(《職業》)，或清新自然的城郊(《藝術家》)，聚焦于都市民間的底層民眾身上;即便城中有狡猾機警的車夫，但他更愿描繪淳樸尚存的(《前天》)或是愛護妻兒的那一位(《喚車》);即便對一位斷腿膝行人年少的惡劣行徑有所點染，但他仍同情這位惡人的孤單處境(《膝行的人》)。

　　此外，在昆明，汪曾祺無論從情感上還是現實生活上都是歸屬民間的。在聯大期間，課余時光的充裕使汪曾祺融入民間，他每天不是到昆明圖書館看書喝茶，就是到翠湖去“窮遛”，或是“在街上閑看。看賣木柴的，賣木炭的，賣粗瓷碗、賣砂鍋的，并且常常為一點細節感動不已”29。長年泡茶館的經歷使他接觸社會，對“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生活都發生興趣，都想了解了解”30。七年來，他“說得一口地道本地話，清清楚楚為從外縣四鄉來的人指路，小巷僻坡，莫不了如指掌”31，和本地人一樣喝酒、聽戲、害病、種花。可見，在昆明的汪曾祺非突入民間的采風者，而是整個身心都融入昆明民間并作為社會底層的一員。因此，在他的昆明小說中，常有自傳色彩的“我”出現：隨著戰事擴張、經濟蕭條，“我”和揚州餐館老板都面臨生活的窘迫，“我”親眼看他從風度翩翩淪為任現實宰割的唯諾模樣(《落魄》);“我”遇到一位形狀襤褸的流浪漢，盡管他遭人嫌棄，但仍掙扎地擺脫愁苦卑賤之感，倔強地要同“我”一樣在茶館里喝茶(《磨滅》);熱愛藝術的“我”為一位鄉下啞巴癡迷于畫茶花的行為感動，也為他不被鄉人理解、轉瞬即逝的生命而悄然落淚(《藝術家》)。小說中的“我”始終與民間底層人物有空間與情感上的緊密聯系，“我”容許他們不理想的存在，尊重他們的追求，品嘗過他們生命中的酸甜苦辣，有著和他們相似的人生遭際。汪曾祺書寫他們的同時，也照見自己，從他們身上獲得“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情感共鳴。這種平民體驗與平民心態使汪曾祺筆下的小人物是被平視的而非俯視的，是有生活質感的而非脫離環境的理念化人物。

　　正是受云南人溫和性情的影響，出于對昆明民間的深厚情感，以及在經歷了落拓的生活后，汪曾祺在他早期小說中就有意識地關注底層人物，維護并突出民間社會樸舊的一面，主要以親近、欣賞、悲憫的情感而非激越、鄙薄、批判的筆觸，去書寫小人物為宏大時代所淹沒的各自人生況味，流露出作者溫柔敦厚的民間書寫情調。我們后來在汪曾祺小說中讀到的那種“頓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32的“下民關懷”，就受益于昆明時期平民生活的切身體驗。

　　二 昆明體驗與昆明小說的影響意義

　　昆明體驗之于汪曾祺的重要意義，在于將他形塑為一個既“通俗”又“抒情”的詩人，一位“大俗大雅”的小說家。在昆明，汪曾祺從自然風光中找到了“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療養”33，在平民生活中感染了當地人“新鮮活潑”的性格氣質，34在“不斷體驗由泥淖至青云之間的掙扎”后，深知“凡庸，卑微”的難以超克，卻仍相信更好的東西——“詩”的存在。35而在對昆明的書寫中，汪曾祺開啟了他的小說文體實驗，涵養了他富有詩意的心靈空間，生成了他的平民意識，形成了他雅俗共融的藝術基調，為其后來的小說創作作了充分的思想與藝術準備。從1980年代開始“復出”的汪曾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激活了他1940年代的昆明體驗與昆明小說書寫經驗來進行創作的。

　　其一，在敘事手法上，汪曾祺庚續了他在昆明時期自由散漫的敘事風度，承續了其昆明小說中“慢節奏、淡情節、重氛圍”的藝術手法。1940年代，汪曾祺慣于在其昆明小說中鋪陳“閑話”，敘說其“遇到什么都撫摸一下，隨時會留連片刻”36的悠閑生活情狀。而在1980年代，汪曾祺正是回歸了這一敘事風度，在小說中自由散漫地說“閑話”，“想到什么寫什么，想怎么寫就怎么寫”37。于是我們看到：在《受戒》中，小說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偏離“受戒”這一情節展開的“閑話”，在對荸薺庵一帶人民安居樂業的生活做足鋪墊后，明海“受戒”并與小英子定情蘆花蕩的情節才于小說結尾緩緩托出;在《大淖記事》中，小說開篇是大淖風物描寫，主人公巧云直至第4節方才登場，其與小錫匠的愛情故事則在大淖一帶不受禮法規約、自由活潑的民間氛圍中微微顯露;在《陳四》中，小說開篇鋪敘“迎神賽會”的熱鬧場面，直至篇末才引出高蹺演員陳四的登場，其赴鄉下演出、受辱、生病的辛酸經歷，則在這一民間節日的喜樂氛圍下用淡淡幾筆講述。“閑話”于小說開篇的插入延緩了敘事節奏、沖淡了故事情節、營造出濃厚的生活氛圍，并形成了一種“風物人情描寫—主角緩緩登場—篇末方顯情節”的獨特敘事結構，更傳遞出汪曾祺“小說是談生活，不是編故事”38的文學變革觀念。而這一“新奇”的敘事風貌，其實早在汪曾祺的昆明小說中就雛形初具，可謂是對其昆明書寫經驗的發揚光大。

　　其二，在意象選擇上，汪曾祺仍慣以草木意象喻人抒情，寄托其價值追求。在1940年代，草木就已成為汪曾祺昆明小說中最為典型的意象被反復書寫。在1980年代，草木意象仍承載著重要的抒情功能，在汪曾祺的小說中頻頻出現。《大淖記事》開篇就有一段沙洲草木的描寫，寫到蔞蒿時，汪曾祺特地為之作注：“蔞蒿是生于水邊的野草，粗如筆管，有節，生狹長的小葉，初生二寸來高……加肉炒食極清香。”39不過是平平無奇的野草，作者仍賦予它們審美價值，并以之作為大淖人民鮮活自在的生命象征。在《毋忘我》中，徐立喜歡到野地里采一叢名曰“毋忘我”的藍色小花，放在戀人的骨灰盒旁遙寄思念。而這一意象使用的靈感來源，正是汪曾祺在昆明跑警報時，于墳冢間發現的“勿忘儂”：“這種花的顏色跟墳容易聯想到一起去，我們越覺得墳的寂寞跟花的寂寞了，在記憶里于是也總分不開”“花實在太小……枝子則頑韌異常，滿身老氣，又是那么晦綠色毛茸茸的卑賤小葉子，——主要還是花常稀疏零落”40。遺落在昆明記憶中的卑微藍色小花，四十年后又被汪曾祺在小說中重新拾起，賦予它孤單落寞、美好易逝的情感內涵。在《晚飯花》中，小說開篇即為晚飯花作傳，更描寫它們“使勁地往外開，發瘋一樣，喊叫著……非常熱鬧，但又很凄清”41。晚飯花生長的姿態正象征主人公王玉英年輕卻被壓抑的生命。汪曾祺曾說過，晚飯花“是一種很低賤的花”，“這種花公園里不種，畫家不畫，詩人不題詠”42，但他卻在小說中對它青眼有加，更以之命名自己的小說集《晚飯花集》。蔞蒿、毋忘我、晚飯花皆非名品，汪曾祺卻發現了它們雖平凡但尊貴之處，在小說中給予同等的憐愛。這種由草木意象傳達出的尊重平凡的生命意識，肇始于汪曾祺的昆明時期，更被延續到其1980年代的小說中。

　　其三，在人物底色上，汪曾祺仍以“閑適”作為小說人物的精神氣質加以塑造。從汪曾祺1980年代以來的小說人物身上，我們仍能看出其昆明小說的藝術烙印。他1980年代小說中的俗世俗人普遍擁有一種與昆明小說人物相通的“勤靡余暇、心有常閑、適性自然、豁達樂觀”的精神氣度。如在《異稟》中，保全堂的陳相公整天都在做著枯燥的藥房工作，但他一天最快樂的時候，是傍晚停下勞作站在曬臺上漫無目的地閑看，并從中獲得古人所說的“心曠神怡”43。在《皮鳳三楦房子》中，修鞋的手藝人高大頭整天坐在門前的馬扎子上銼鞋粘膠，“動作從容不迫，神色安靜平和”44;面對逆境，他也從無抱怨，在狹小的房檐口上掛著懸崖菊，“在菊花影中運銼補鞋，自得其樂”45。在《收字紙的老人》中，獨居文昌閣的老白在收完字紙歸家后，便“粗茶淡飯，怡然自得。化紙之后，關門獨坐。門外長流水，日長如小年。”46無論是汪曾祺1940年代小說中悠閑曬太陽的昆明人，還是1980年代小說中的“心有常閑”的高郵小人物，他們雖未偏離世俗生活，謀生行當，但普遍擁有同一精神指向：能于枯燥的日子中活出自在的樂趣，能于繁復的勞作后暫時抽離自己，達到精神的放空。可見，“閑適”作為一種共通的精神氣度，被汪曾祺從1940年代的昆明小說中“移植”到1980年代的小說里。

　　其四，在審美視點與情感上，汪曾祺堅持他成于昆明時期的平民意識，始終以平凡小人物為審美視點，并以溫柔敦厚的情感，關懷他們活泛的物質和精神世界。早在昆明時期，汪曾祺就以溫情的筆墨，抒寫處于社會底層的、被忽視的小人物的生活。有此淵源，汪曾祺后來的審美傾向也朝此發展。在1980年代，汪曾祺借小說中的“我”的口吻，重申了他的平民寫作觀，可視為對他昆明經驗的“回音”：“我對所有的人都有興趣，包括站在時代的前列的人和這個漢俑一樣的賣蚯蚓的人……糊火柴盒的、撿破爛的、撈魚蟲的、曬槐米的……我對他們都有興趣，都想了解。我要了解他們吃什么和想什么……我是個寫小說的人，對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賞，并對他進行描繪……我對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審美意義。”47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汪曾祺1980年代以來的小說，在對小人物的審美視點和情感觀照上，有的甚至在細節的設置上，都與其1940年代的昆明小說趨同。例如，在《大淖記事》里，作者就以欣賞的眼光，記敘了一群蹲在茅草房前吃飯的挑夫，細致描述他們的吃食與動作，并贊嘆：“看他們吃得那樣香，你會覺得世界上再沒有比這個飯更好吃的飯了。”48這種對底層工人生活習性的關懷，對他們“吃的樂趣”的發現，早在昆明小說《老魯》中就有所涉及。又如汪曾祺在《賣蚯蚓的人》中描寫一位北京老人慢慢地蹬著三輪車，喊出悠揚的叫賣聲。雖然他被兩位學者斥為“低級價值”的“歷史的遺留物”49，但“我”據理力爭，肯定他是“有古風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50。這種對底層勞動者謀生方式的尊重，對他們叫賣聲的審美專注，在其昆明小說《職業》里寫巷口叫賣西洋糕的老人孩子時就有所體現。再如在《撿爛紙的老頭》中，汪曾祺描寫了一位以撿爛紙為生的老頭：他雖生活貧苦，卻每天要在平民館子吃飯，雖被周遭的世界排斥，但仍以自言自語的方式挽尊，作為對這個冷漠世界的溫柔和解。這一人物形象與其早年昆明小說《磨滅》中那位被茶館周圍人嫌棄的流浪漢如出一轍，而兩篇小說流露的悲憫情懷更是一以貫之。汪曾祺用他成于昆明的平民意識，既可召喚出昆明平民的生命體驗，也可召喚出高郵、北京平民的生命體驗，并與他筆下的無數小人物，拉得近距離，通得了悲歡，道出他們的快樂困苦、生命韌性與為人尊嚴。可見，汪曾祺的“平民意識”與“溫柔敦厚”的民間書寫情調，被他從1940年代的昆明小說里融入1980年代以來的小說中。

　　汪曾祺憑借他的昆明體驗與昆明書寫，助推他1980年代小說的脫穎而出：讓小說的藝術從中規中矩變得靈活自由，讓小說的內容從“宏大敘事”與“英雄主題”回歸日常平凡，賦予世俗的日常生活以閑適樂趣，賦予平凡的小人物以溫情詩意，這種奇崛形式與世俗取材、平凡人物與詩情觀照的互嵌結構奠定了汪曾祺“雅俗共融”的獨特小說風貌。

　　誠然，細究起來，汪曾祺1980年代以來小說里的高郵故事、北京故事多于昆明故事，但是，“多個地方經驗的圈層結構并不是相互隔離的，而是存在疊加、對話、整合、會通的關系”51。昆明體驗與昆明書寫這一“地方”經驗促生了汪曾祺小說創作風格的根基與萌芽。透過汪曾祺1940年代的昆明小說這一具體生動的文學實踐，我們更能看清中國現代文學與新時期文學的緊密聯系，汪曾祺正是將他1940年代積攢于昆明的生命體驗、文學經驗延展到1980年代。換言之，汪曾祺的小說風格早在1940年代的昆明小說中就基本成型，這意味著作為小說家的汪曾祺，不僅“晚成”，更是“早熟”。因此，我們說正是1940年代的昆明體驗與昆明書寫為汪曾祺打下了良好的思想根基與藝術基礎，使得1980年代以來“復出”的汪曾祺在小說的敘事手法、意象選擇、人物氣質、審美視點和情感上承續了他1940年代昆明小說創作的流脈，也使得他的小說別出心裁、大放光彩。

　　結 語

　　汪曾祺1940年代的昆明體驗與昆明小說的書寫經驗，是我們理解他的精神世界構成和小說風格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地方”路徑。戰時昆明的舊城市風度與地域風物人情深刻地影響了汪曾祺的審美意趣與精神氣質，使其昆明小說呈現出詩化的風格與貼近民間的品格，成為汪曾祺小說的藝術淵源與精神根基。戰時昆明體驗成就了一個“早熟”的小說家汪曾祺，也意味著他1980年代的驚艷文壇，絕非偶然。正如汪曾祺所言：“菌子已經沒有了，但是菌子的氣味留在空氣里。”521940年代的昆明雖永遠地成為汪曾祺回不去的“第二故鄉”，但成于戰時“邊城”的詩意自居之“雅”與民間守望之“俗”，仍作為汪曾祺重要的精神取向，其1940年代的昆明小說仍作為可供借鑒的藝術范式，在他后來的文學長河中時隱時現，輝映一生。

　　注釋：

　　①麥浪：《昆明畫像》，《半月文萃》1943年第1卷第9-10期。

　　②③⑨2627303340汪曾祺：《汪曾祺全集4：散文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32-233頁，第241頁，第47頁，第238頁，第47頁，第242頁，第232頁，第75-76頁。

　　④253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5：散文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01-302頁，第301頁，第110頁。

　　⑤⑥⑩1112131516171920213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1：小說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29頁，第195-196頁，第101-102頁，第151頁，第57頁，第56頁，第89頁，第318頁，第131頁，第108頁，第233頁，第129頁，第290頁。

　　⑦⑧183536425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9：談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69-171頁，第152頁，第296頁，第14頁，第14頁，第286頁，第317頁。

　　14蔣夢麟：《西潮·新潮》，岳麓書社2000年版，第224頁。

　　22394143444547484950汪曾祺：《汪曾祺全集2：小說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44頁，第164頁，第248頁，第86頁，第258頁，第265頁，第324頁，第153頁，第323頁，第324頁。

　　23馮至：《昆明往事》，云南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十四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頁。

　　242934汪曾祺：《汪曾祺全集6：散文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28，第221頁，第228頁。

　　28比如，沈從文指出當時昆明流行“拜金主義”：“大部分優秀腦子，都給真正的法幣和抽象的法幣弄得昏昏的，失去了應有的靈敏與彈性”。參見沈從文：《云南看云》，凌宇選編：《沈從文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頁。蔣夢麟回憶昆明城有“發國難財的商人和以‘帶黃魚起家的卡車司機徜徉街頭，口袋里裝滿了鈔票。物價則一日三跳，有如脫韁的野馬”。參見蔣夢麟：《西潮·新潮》，岳麓書社2000年版，第9頁。

　　373846汪曾祺：《汪曾祺全集3：小說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48頁，第48頁，第19頁。

　　51李永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地方路徑》，《當代文壇》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