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期東莞木魚歌傳播的影響因素研究

　　摘 要 本文綜合運用內容分析、文獻分析、資料考證、實地調研等研究方法，以東莞木魚歌的形成時期即明朝時期為歷史研究時段，重點研究明朝時期東莞木魚歌傳播的影響因素，即社會經濟環境、粵方言環境影響、民俗環境、文化積淀，以大歷史觀的新視角去審視和重現明朝時期東莞木魚歌的傳播景觀。

　　本文源自文化學刊 發表時間：2021-01-20 《文化學刊》(雙月刊)創刊于2006年9月15日，是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遼寧社會科學院主管主辦的國內外公開發行的中文社科文化學術理論期刊，每逢單月15日出版。初創之際就獲得學界和媒體關注被贊譽為“出手不凡”的《文化學刊》，是發表高品質學術成果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園地和信息平臺，一座和諧的學術家園。學刊愿廣納多領域、多學派的學者參與辦刊、合作辦刊，會同各方精誠合作，共同努力，共創“名欄名刊”。力求通過創辦數個“名欄”(板塊)，合而把《文化學刊》逐漸辦成在海內外有影響的特色學術期刊。

　　關鍵詞 木魚歌; 社會經濟環境; 粵方言環境; 民俗環境; 文化積淀

　　木魚歌，作為粵方言說唱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將俗文學文本故事轉化為說唱類曲藝形式。據研究考證，木魚歌的文化淵源可追溯至唐代漢族說唱文學 “俗講”和宋元時期彈詞，至明朝末期木魚歌作為說唱類的俗文學初步形成，受佛教寶卷傳唱的影響，由區域俗文學以雅唱和俗唱的形式廣為傳播。

　　作為俗文學的東莞木魚歌有三大特色: 首先，內容題材豐富。木魚歌的內容大都是歷史故事和民間故事，佛教文化和儒家思想文化基因隱含其中，起到明朝版的“文化思政”教化意義和社會治理作用。其次，人物形象大都是以莞人為形象來創作，而且帶有悲情性和孝義忠烈的特點，關注本土化的現實價值。再次，市民文化風尚流行，附帶強烈的反封建反禮教的俗文化書寫范式，也帶有歌頌愛情純真美好的思想。

　　筆者將以明朝時期作為歷史考察時段，以大史觀的視角，深耕挖掘明朝時期東莞木魚歌傳播的影響因素，即社會經濟環境、粵方言環境、民俗環境、文化積淀，力求考證木魚歌傳播史縱向時間軸維度下明朝時期木魚歌傳播的內在和外在影響因素，并重現明朝時期木魚歌傳播景觀。

　　一、明朝時期東莞木魚歌傳播之社會經濟環境因素

　　( 一) 開放的經濟生態與對外交流環境

　　明朝廣東地區商品經濟日漸繁榮，商貿往來頻繁，很多文人墨客和商人官吏喜愛并在情感層面認同作為俗文學的木魚歌，一些促進中外商業貿易交流的經濟政策也助力于木魚歌的海外傳播。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從事商貿活動的流動人口增加，外來移民大規模流入，國內人口流動日漸頻繁，“鎮內外皆商民錯處，僑寓多而土著少”。商貿繁榮促使人口流動的同時，也帶動了城鎮經濟的繁榮和市民活動的多元化。明末是中國社會的一個轉型期，商業的高度發展、程朱理學觀念的變化、有識之士對科技文明思想的倡導，這三個方面都與西方傳教士所提倡的學術傳教或適應傳教策略不謀而合，形成了中西方學術對話與文化交流的思想基礎。明清時期，西方基督教傳教士來華傳教，掀起了中西方文化碰撞與交融的浪潮。木魚歌作為粵方言地區俗文學的代表也隨之被文人、海外移民、傳教士、中西往來商人帶到海外并廣泛傳播，其木魚歌的文學風格和藝術風格影響了歌德等西方文壇大家的文學風格，并在全球文化研究史和文學史上起了里程碑式的影響。

　　對外文化交流浪潮掀起之際，一方面西方文化訊息傳入了中國，使中國文化界對“西學”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認識; 另一方面，中國的俗文學和優秀的傳統文化被傳教士們通過傳遞書信和翻譯中國典籍等方式傳播到歐美和東南亞地區，使全球出現了“中國熱”，木魚歌作為全球文化交融的媒介強化了中國與世界的交融，開放的經濟生態與對外交流環境也為當時正流行的俗文學木魚歌的傳播提供了便利。

　　二) 明朝移民風氣與民間雜居交流

　　商業人口流動，改變了城鎮的人口結構，城鎮經濟繁榮，外地商人不斷流入。明朝時期廣東人口增長，區域發展不平衡，省內從事商業的流動人口增加，在廣東地區謀生的機會較內陸地區明顯增加。廣東所在的珠江三角洲人口密度大，人口流動頻繁，商品經濟日漸活躍，手工業和商業是當時廣東地區的主流和支柱產業，社會分工也更加細致，人們能從事的工種類型也更加多元化，這就吸引了外來移民來此謀生，以尋找更好的商機和手工業投資品種，進而帶動海內外文化的交流。可見，開放的經濟政策和民間沿海雜居環境吸引了外來移民在廣東地區從事商貿活動，并掀起了海外文化傳播浪潮和時髦的 “移民中國風”。明朝時期，廣東人口雙向流動，接納了大量的外來人口，也向外流出過剩的人口。木魚歌是明末社會經濟和民間文化交流所形成的產物，明末時期國內人口大規模流動，文化交流與融合成為常態。經濟的繁榮發展為廣東地區人口大規模流動創造了有利契機和先決條件，外來移民文化的引入為廣東地區注入了富有活力的文化基因，也為木魚歌的省外傳播甚至海外傳播醞釀了開放的社會經濟環境和交融的文化環境[1]。

　　二、明朝時期東莞木魚歌傳播之粵方言環境因素

　　木魚歌是以粵方言為主的民間說唱曲藝，保留了大量的珠三角地區粵方言語料元素，在粵方言傳播區域都能找到木魚歌的傳播蹤跡。表 1 [2]呈現的是各類型粵方言所屬的莞寶片區、廣府片區、四邑片區、香山片區及其所對應的粵方言品種，由此可見東莞木魚歌按所在片區隸屬于莞寶片區，粵方言品種以莞城話為主。

　　相似的語言環境連接了粵語方言人群的思維方式。木魚歌用粵方言創作，用粵方言表演，用粵方言字刊印，貼近粵方言人群的生活。木魚歌能在粵方言地區流行，相似的語言環境至關重要，粵方言各片區在地理、人文、環境方面都比較相似，交往也非常密切。粵方言音韻和詞匯構成特殊的語言文化，粵方言特殊詞語多，保留古漢語詞匯使用，倒裝句用詞。粵方言流行地區的人群多能理解木魚歌的語意，即使是不同片區，粵方言片區語言面貌也基本一致。在相似的語言環境，各個地區的木魚歌形成共性，共通性的語言環境為木魚歌的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

　　三、明朝時期東莞木魚歌傳播之民俗環境因素

　　木魚歌多出現在日常生活勞動實踐中，演唱木魚歌是廣府人民在生活和勞動時娛樂消遣的“怡情”方式，木魚歌的主要說唱對象是城鄉婦女。家宅、閨房是女性木魚歌傳唱者的特殊演唱空間，終日操持家務的婦女借助哼唱木魚歌來驅乏解悶，自娛消遣。明末時期城鄉婦女的知識水平低，木魚歌用粵方言演唱，語言淺顯直白不粗俗，故事內容吸引人并具有教化意義，同時能加入大量的襯字襯詞，容易理解和說唱，迎合了城鄉婦女的需求，因此木魚歌粵方言的通俗性特征助力于其在城鄉婦女群體中廣為傳唱、傳播，其內容題材也有拓展到深閨少女或者勞動婦女題材故事，引起受眾情感共鳴。

　　除了日常生活勞動實踐外，民俗節慶文化活動與文化空間場域成為明朝時期木魚歌傳播的重要平臺。從概念層面解析，民俗活動是一個民族或者是社會群體在長期實踐與生活中逐漸形成且世代傳承的文化活動，包括民間流行的風尚、習俗。明朝時期木魚歌的廣泛傳播與當時重要的民俗節慶活動有著緊密的聯系。明朝中后期，各種民間信仰隨著封建集權統治的削弱和對地方控制的相對松動，在江南和華南地區得以廣泛盛行。人們在節日中大多注重的是家族成員之間的聯系，家族祭祀、家族禮儀成為節俗活動的中心，而木魚歌便成為家族娛樂活動的重要媒介載體。

　　除以上民俗節慶日之外，東莞木魚歌演唱最盛的時機首推盂蘭節。七月十四日的盂蘭節那天，坊中布置了燈景，邀請歌妓到家中助興，伴唱說書，然后燒衣散食，予諸鬼。華燈高照，盲人三五成群演唱木魚歌，各施才藝。舊時，廣府民眾通過請盲人說書唱戲，解書說文，施衣食給予鬼神，各家各戶祭奠祖先及諸神，以保家人出入平安，祈禱祝福[3]。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東莞人最喜愛的消遣方式之一，木魚歌有時作為消遣、娛樂的手段，有時作為特殊的職業技能; 或在世俗生活中取悅于普通民眾，抑或是人們寄寓木魚說唱音聲能超越凡俗，向神圣世界祈福和傳遞夙愿。

　　除盂蘭節外，“七夕節”也是女子們縱情演唱木魚歌的重要節慶日。農歷七月初七俗稱“乞巧節”，在這一天未婚的女子們都要穿針引線，祈禱福壽。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每到七夕節慶，婦女都匯聚一堂，齊唱木魚逗樂，同時會請戲班唱戲或者請舊時唱書的女藝人演唱木魚歌，大眾狂歡，通宵達旦，以此助興[4]。東莞舊時村里的未婚女子有“拜七姐”禮，主持儀式的老年婦女會神情莊重地唱木魚歌，目的是為在場的未婚女子祈求上天保佑，賜予好的姻緣，可見，民俗節慶日的木魚歌傳唱不僅成為大眾狂歡的口語傳播媒介，民間“求神”信仰儀式也可借助木魚歌演唱圓滿達成。木魚歌除了單唱之外，有些鎮區的婦女會圍著擺滿祭品的桌子以群體形式共同演唱木魚歌，共同祈禱并求神賜予福報，此民俗儀式一直沿用至今。

　　由此可見，明朝時期大眾的社會生活越來越世俗化，在民俗活動中占據重要地位的木魚歌也在明朝時期興起并得到廣泛傳播。

　　四、明朝時期東莞木魚歌傳播之文化積淀因素

　　考察明朝時期東莞木魚歌傳播之文化積淀因素，可追溯到其木魚書文本中折射的文化基因，以重現明朝時期市民文學中隱含的文化思想和內在深耕的文化生態土壤。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作為文化基因正深耕于這一時段的文化生態土壤中。例如，佛教文化故事中，以《目連救母》最為經典。《目蓮救母》的文本故事源于印度傳入我國的《佛說盂蘭盆經》，講述了目蓮拯救亡母出地獄的悲慘故事，強調 “救母”的過程。

　　佛教文化題材還包括四大菩薩的贊頌、修行人物的苦難歷程和歷史人物神化的故事。從東莞木魚歌文本中提取出符合當時社會風氣和統治者需求的素材，再結合木魚歌的唱腔和伴奏樂器的修飾，形成了帶有佛教色彩的唱本。明朝社會佛教所強調和宣揚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念和孝親理念是對體現儒家思想的二十四孝故事的一種補充。“孝”是儒家思想中“六行”之一，它不僅僅局限于“家”中，還可以引升至國家層面，內化于儒家思想的“大同”“和諧”理念。家庭紛爭可用“孝”來化解，國與國的戰亂可用 “孝”中的“仁”來減少矛盾摩擦，以此教化人們需遵循中華傳統的孝順美德，踐行孝道思想。由此來看，木魚歌從個人到國家以及社會層面自下而上都傳承了佛教文化和儒家思想的“行善”“和諧”“孝道”文化基因，并以明朝版的“文化思政”的木魚歌說唱類曲藝形式以求達到市民文化風尚凈化效果，并以此達到思想層面社會治理和社會教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