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說唱文學研究的成就、困境及其出路

　　新時期以來，說唱文學研究持續升溫，說唱文學 ( 曲藝) 通史、概論類著作不斷涌現，有關各門類說唱文學淵源流變、思想內涵、美學特質、地域特色等多角度綜合研究的著作層出不窮。海外學者對說唱文學的研究熱情持續高漲，少數民族說唱文學也被納入研究視野，說唱文學研究已經成為中國文學研究領域一個重要的學術增長點。

　　本文源自文學遺產 發表時間：2020-11-15 《文學遺產》創刊于1954年，與幾代學者共同前進，許多老一輩古典文學專家都視本刊為最可靠的朋友，常將他們的得意之作首先投給本刊;而年輕一代優秀學者，也以在本刊發表其處女作而倍感光榮。本刊將繼續加強與老中青學者和廣大讀者的學術交流與聯系。

　　文獻整理方面，近年來陸續出版了多部大型的說唱文學目錄和作品總匯，如首都圖書館編 《清車王府藏曲本》( 學苑出版社 2001 年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編 《稀見舊版曲藝曲本叢刊·潮州歌冊卷》 (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2 年版) 等; 其中更有一些集大成式的文獻總目和全集，例如，黃仕忠等編纂的 《子弟書全集》(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2 年版) 就是很見功夫的力作。現存于臺灣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的俗文學資料，在曾永義教授的主持整理下，2001 年起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以 《俗文學叢刊》之名影印出版，其中寶卷、平話、子弟書、彈詞等說唱文學共計一百三十余冊。

　　這一階段，說唱文學研究的視野逐漸開闊起來，衍生出文學史、社會史、曲藝史等多個視角。

　　1. 文學史視角。文學史視角是伴隨說唱文學研究的開展而來的，直到今天仍然是說唱文學研究的主流。它將說唱文學作為中國文學史的重要補充，充分肯定其文學性和審美價值，力圖洗清千百年來強加于它的 “庸俗”“粗劣”的污名。這方面的成果很多，大多集中在文學成就較高的彈詞、子弟書和聊齋俚曲上。例如，女作家彈詞研究就是從那些僅供案頭閱讀的作品出發，關注點在于彈詞作為敘事文學的特質、作者的女性身份以及閨閣情感和經驗的表達，代表作有胡曉真 《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 、鮑震培 《清代女作家彈詞小說論稿》(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2 年版) 等。

　　2. 社會史視角。社會史視角近年來經常被用在說唱文學研究中。唐力行主編的 “評彈與江南社會研究叢書”就是采用社會史視角進行評彈研究的典范，它以評彈為切入口來觀察江南的區域社會歷史，考察評彈與江南社會之間復雜而緊密的聯系。另外，許多論著也從社會史的角度對子弟書和清代旗人社會的關系進行了研究，既豐富了清代社會生活史研究的資料，也為子弟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3. 曲藝史視角。曲藝史視角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姜昆等主編的 《中國曲藝概論》(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年版)、《中國曲藝通史》(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年版) 等。《中國曲藝概論》的側重點在于 “曲藝”的概論，分為 “曲藝本質論”“曲藝文學論”“曲藝音樂論”“曲藝表演論”“曲藝民俗論”，強調的是說唱文學 ( 說唱藝術) 的綜合屬性。《中國曲藝通史》的著眼點在于曲藝的歷時性演變，從 “古代說唱對曲藝的孕育”，一直論到民國時期 “曲藝形式的不斷擴大”，認為明代是古代曲藝向近現代曲藝轉化的關鍵時期。

　　新時期以來，說唱文學研究者的數量有了快速的增長。許多博士、碩士論文以說唱文學作為選題，大批年輕學者加入到說唱文學研究的隊伍中來，并取得了很多高質量的成果。這些學者將是未來說唱文學研究領域穩定的主力軍。

　　另外，伴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熱潮，作為與 “非遺”關系密切、地域文化特色明顯的原生態說唱文學的研究也水漲船高。許多學者積極從事 “非遺”類說唱文學的田野調查和研究，在道情、寶卷、評彈等說唱文學樣式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值得注意的，還有對白族、侗族、赫哲族、景頗族等少數民族說唱文學樣式的研究。研究者將研究視野拓展到說唱文學與民族性敘事傳統之間的關系上，探討其中蘊含的獨特民族文化因子，以及漢族文學在體裁、內容和表演形式等多方面對少數民族說唱文學的巨大影響。

　　在列舉這些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說唱文學研究目前仍然存在許多困境和不足，需要做進一步的突破和提升。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

　　一是出版的文獻資料尚不充分、不均衡，同時又存在重復出版現象，不能全面反映各類說唱文學的整體面貌，無法滿足深入研究的需要。目前雖然有幾部大型的說唱文學文獻集成，但主要集中于變文、彈詞、寶卷、鼓詞和子弟書上，其他的說唱文學門類，如詞話、蓮花落、平話、道情、時調小曲等文獻整理并不充分。與漢族說唱文獻相比，少數民族說唱文獻搜集整理稍顯薄弱; 海外散佚說唱文獻的搜集整理還有較大空間; 與傳統經學典籍和詩文、小說、戲曲的數據庫建設相比，說唱文學的數據庫建設還剛剛起步，不利于便捷地檢索和利用基本文獻。

　　這種局面的形成，與重學術研究輕資料整理的風氣有著密切關系，是目前所有學科文獻整理所面臨的共同困境。科研評價中資料整理所占的權重過輕，瑣碎繁重的工作往往不能得到應有的認可，難以讓研究者傾情投入，同時要歸因于說唱文獻資料較為零散，除了獨立成型的專書，還大量散見于史傳、詩文、小說、戲曲、筆記、方志和宗教典籍中，收集整理存在較大難度; 少數民族說唱文學限于語言和地域等因素，收集整理的難度更大。另一方面，詞話、道情、蓮花落等門類與彈詞比起來，缺少形制大、成就高、影響廣的作品，讀者的關注度較低，很難引起整理者的興趣。

　　二是重復研究的問題嚴重。多數研究成果集中在某幾類說唱文學樣式和幾部重點作品上，材料運用頗多雷同，觀點論述新意不多。在研究廣度上不能開疆拓土，在研究深度上不能長驅直入，常常止于就事論事，說唱文學的思想內涵和美學特質不能得到充分地揭示和闡發。學術專著多是史論、概論式研究，看似面面俱到，實則淺嘗輒止。與小說、戲曲等俗文學門類相比，說唱文學研究的論文較少發表于有影響力的學術名刊，被二次轉載復印的幾率非常小，這既和說唱文學受關注度低有關，研究成果陳陳相因、質量低下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三是研究視野狹窄的問題仍然存在。目前說唱文學研究很少體現出研究方法的革新和新理論的運用。這方面，海外學者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嘗試和探索，“性別文化”“大眾文化”“口頭傳統”“族群認同”等理論被運用到說唱文學研究中，并取得了一些富有新意的成果。但是這些新理論多用于西方學界最為關心的彈詞、寶卷、子弟書等少數幾個說唱文學門類，令人耳目一新之余，其分析論述與中國說唱文學和中國文化是否相合還頗有值得商榷之處。

　　“九層之臺，起于累土”，任何一個研究領域，文獻的積累和整理都是基礎，這是一個永遠在路上的過程。在現有基礎上，各個說唱文學門類的 “總目”和文獻集成的編纂工作應該繼續推進下去，以篇目完備和點校精嚴的文獻資料為學術研究夯實基礎，既可以做斷代、地域、門類和專題性的文獻匯集整理，如路工編 《梁祝故事說唱集》( 上海出版公司 1955 年版) ，傅惜華編 《西廂記說唱集》( 中華書局 1958 年版) ，關德棟、李萬鵬編 《聊齋志異說唱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胡文彬編《紅樓夢子弟書》( 春風文藝出版社 1983 年版) 等; 又要有畢其功于一役的勇氣，集中力量完成一些系統和完整的大型說唱文學文本和研究資料的匯集。這方面，很多學者已經做出了令人尊敬的重要成就，也有很多學者正在從事這方面的課題研究，這些都是可喜的現象。

　　要充分利用當前各地 “申遺”的熱潮，將少數民族說唱文獻的搜集整理納入其中，使得這一工作在人員和經費上有充足的保證。海外說唱文獻的搜集除了有賴于海外說唱文學研究者的努力，中國學者也應利用海外訪學和交流的機會充分訪求，這一部分文獻將成為現有說唱文獻總集的重要補充。

　　說唱文學研究應該樹立 “俗文學”的觀念，擁有 “跨文化”的視野。說唱文學作為 “俗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和小說、戲曲等其他俗文學樣式有著類似的產生環境和發展歷史，彼此之間存在著錯綜復雜的借鑒和改編的關系。例如，唐傳奇 《鶯鶯傳》一變為 《西廂記諸宮調》，再變為元雜劇《西廂記》，再變為各種形式的說唱文學。一般來說，是先有說唱文學在民間傳播，漸漸踵事增華，被文人改定為小說和戲曲，進入書齋、登上戲臺。等到一部小說或戲曲取得巨大成功后，其精彩的片段又會被改編成各個說唱文學門類，去尋找適合它的讀者和觀眾。清代的平話和子弟書，取材于戲曲和小說者，就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最著名的子弟書作家羅松窗、韓小窗，所作幾乎全從小說戲曲中來。同一個故事題材，在說唱文學和小說、戲曲中有什么不同的表現，這種不同起到了什么樣的效果，是需要深究的。因此，對說唱文學的研究離不開以其他俗文學樣式作為參照，對說唱文學故事發生、演變、傳播以及深層成因的探討應該始終堅持 “俗文學”的研究視野。紀德君 《在書場與案頭之間——— 民間說唱與古代通俗小說雙向互動研究》( 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9 年版) 、范麗敏 《互通·因襲·衍化———宋元小說、講唱與戲曲關系研究》( 齊魯書社 2009 年版) 等都是這方面的有益探索。

　　作為俗文化的產物，說唱文學與商業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娛樂文化和大眾傳播有著密切的關系，當代的 “曲藝”，更是深深地植根于俗文化的土壤中，隨著俗文化的脈動而上下沉浮。從 “跨文化”的角度，探討說唱文學的俗文化內涵以及說唱文學與俗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既是有可能取得突破的研究角度，也是介入當下，實現學術研究現實關懷的需要。這就要求說唱文學研究者有跨學科研究的雄心壯志和寬廣視野，舉凡歷史學、政治學、藝術學、民俗學、宗教學、傳播學、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等學科都可以同說唱文學研究結合起來。我們高興地看到，這方面的成果越來越多了，例如李小榮 《變文講唱與華梵宗教藝術》( 上海三聯書店 2002 年版) 、郭曉婷《子弟書與清代旗人社會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3 年版) 等。這應該成為今后說唱文學研究的一個重點。

　　如果我們追溯一下說唱文學研究的歷史，就會發現，要求說唱文學研究樹立 “俗文學”的觀念，擁有 “跨文化”的視野，并不是新鮮事，這其實是早期學人共同的治學特點。活躍于 20 世紀 30—40 年代、掀起說唱文學研究第一次高潮的 “俗文學學派”，其代表人物是鄭振鐸、趙景深，主要成員有馮沅君、孫楷第、阿英、傅蕓子、傅惜華、王重民、錢南揚、吳曉鈴、葉德均、關德棟等，其治學特點就是，在 “俗文學”的觀念下，將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神話、民間故事、歌謠諺語等融為一體。“俗文學派”在其主要學術陣地———六種 “俗文學”周刊———上所發表的文章，既有傳統的考證研究和內容分析，又大量借鑒了西方的研究方法，如比較研究、類型研究等。季羨林 《一個故事的演變》( 《中央日報·俗文學》1948 年 9 月 14 日) 、關德棟 《略說 “變”字的來源》( 《大晚報·通俗文學》1947 年 4 月 14 日) 等文章都體現出寬廣的學術視野。

　　在文學文本研究之外，還應加強說唱文學的綜合研究。與作品相關的說唱藝術的群體組織、表演形式、表演效果等都應該被納入研究視野，這是回到說唱文學現場的必經之路。實現這一目標，除了有深厚的學養，還必須有甘做冷板凳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艱苦付出。在這方面，前輩學者已經為我們做出了榜樣。例如，車錫倫先生從 20 世紀 80 年代起就在寶卷研究上持續深耕，他克服了難以想象的重重困難，從文獻的整理和編目入手，輔以艱苦的田野調查，先后出版了 《中國寶卷研究論集》( 臺灣學海出版社 1997 年版)、《中國寶卷總目》(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版)、《信仰·教化·娛樂——— 中國寶卷研究及其他》( 臺灣學生書局 2002 年版) 等著作。他寶卷研究的集大成著作 《中國寶卷研究》(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 從寶卷的淵源、分類、演唱形態、信仰特征、教化作用等角度對不同地域的寶卷作了綜合研究，極其厚重扎實。該書曾獲得第十屆中國民間文藝 “山花獎”學術著作獎和教育部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 ( 人文社會科學) 一等獎，成為寶卷研究領域的一座豐碑。車錫倫先生數十年來艱苦卓絕、上下求索的寶卷研究歷程，足以帶給我們深刻的啟示。

　　從 20 世紀說唱文學研究興起之后，它一直被作為俗文學之一類來探討，有關說唱文學理論的總結和提煉并沒有受到重視，至今未見有關說唱文學理論的研究著作，這與中國古代小說理論、戲劇理論大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嚴重影響說唱文學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

　　雖然與小說、戲曲同屬于俗文學范疇，但說唱文學畢竟有其特殊性。其實，與古代說唱文學創作相伴而生的，還有一些并不成體系但對說唱文學創作和演出產生重要影響的理論表述。例如，清嘉慶年間顧琳的 《書詞緒論》( 關德棟、周中明編 《子弟書叢鈔》 “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就是研究子弟書的著作，它著眼于子弟書的內容、主題和表演等多方面，提出了子弟書要 “善能法古”的原則，從 “立品”“脫俗”“傳神”等方面對子弟書的藝術性提出了高標準，對子弟書的規范化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嘉慶道光年間的 “評彈前四家”陳遇乾、毛菖佩、俞秀山、陸瑞廷，不但彈詞的演唱水平高，而且他們為彈詞唱腔和表演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也做出了巨大貢獻。例如，陸瑞廷借鑒畫石的 “瘦”“皺”“漏”“透”“丑”五訣，提出了 “理”“味”“趣”“細”“技”五字，要求彈詞藝人在貫通、耐思、解頤、典雅、工夫上躬身實踐。傳奇大書中有 “四梁八柱”“雨夾雪”“提閘放水”“搭橋過溝”等獨特的間架結構，有 “連環扣”“鴛鴦扣”“子母扣”“陰陽扣”“風火扣”“人情扣”等組織懸念 ( 藝人們稱為 “關子”“扣子”) ，具有鮮明的特色。可以說，不同的說唱文學門類都有自己的話語體系和專用名詞，有各自獨立的批評標準，甚至同一門類的不同派別之間也有很大的不同，為了吸引聽眾、競爭市場而在聲腔、表演上不斷豐富發展。如何在俗文學的理論體系內，歸納和提煉說唱文學理論的特質，開展說唱文學創作、表演、傳播理論的研究，進而建構說唱文學批評的理論體系，為當今的曲藝創作和表演提供借鑒，應該引起說唱文學研究者的重視。、

　　總結研究得失、評述各階段研究特色的說唱文學學術史研究也應被提上日程。目前不但說唱文學學術史著作闕如，連相關論文也不多見。新時期出版的古代文學研究史著作中，提到說唱文學之處亦不多。可以說，除去初創時期，說唱文學研究從來沒有成為中國文學研究的最熱點，它的獨特屬性使它沒能像 《水滸傳》研究和 《紅樓夢》研究那樣一度成為思想界的風向標。即使是 20 世紀 50—60 年代陳寅恪和郭沫若兩位大學者對 《再生緣》的研究，也僅是一時轟動而已。但是，這百年來的研究足以為我們提供了分析、評論和借鑒的資源，總結說唱文學研究產生、發展、嬗變的歷程，分析它在不同時期、不同門類的研究特色，摸清家底，厘清門徑，對于我們今天的說唱文學研究和學科建設都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這是一個值得挖掘并定能探寶的學術空白點，也是說唱文學研究的一個難點。說唱文學學術史研究，需要大量占有資料，并具有很強的宏觀把握和條分縷析的能力。這種研究不妨從單個說唱文學門類的學術史總結，或是從說唱文學研究名家入手，循序漸進，以窺全豹。

　　從 20 世紀初敦煌藏經洞中說唱文獻重現人間、說唱文學研究正式發軔算起，中國說唱文學研究已經走過了百年的歷程。如何提高自己的學術素養，尋找到突破困境的良方，踏著前人的足跡再出發，將成為每一位說唱文學研究者必須面對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