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大學校園生產性景觀特征及其動因分析

　　摘 要：生產性景觀因其具備諸多潛在價值受到廣泛關注。校園生產性景觀作為一種新興的設計理念，在中國較少應用于農林、醫藥、設計類等具有生產或實驗用地的大學中。嶺南大學是我國近代教會大學中開辦農科的典范，其農科教育和校園生產性景觀的關系及發展過程值得探究。通過檔案研究、社會情境分析和形式分析等方法，綜述我國校園生產性景觀的歷史淵源和現代實踐，梳理嶺南大學農科的辦學背景，分析其校園生產性景觀的特征及其動因。研究發現，嶺南大學校園生產性景觀源于早期的農業造園活動，并伴隨著農科教育逐漸豐富，最終以面狀分布在校園周邊。以期完善我國校園生產性景觀發展的認知，為今后我國校園生產性景觀建設提供歷史借鑒。

　　本文源自黃雯雯; 林廣思， 中國園林 發表時間：2021-07-08

　　關 鍵 詞：風景園林;嶺南大學;生產性景觀;校園景觀;情境分析;農科教育

　　在應對城市化引發的環境惡化、資源短缺、侵占周邊農田等問題，生產性景觀因具備的生態、經濟、文化、教育等諸多潛在價值受到廣泛關注。在學校領域，中國大學校園生產性景觀實踐已初具成果，但對生產性要素還停留在景觀表達的層次[1]，相關研究也較少關注農林、醫藥、設計類等開設生產實踐或實驗專業的大學，如何發揮校園生產性景觀的綜合效益值得深入思考與探究。

　　我國校園生產性景觀最早可追溯至近代農業學堂、農業專門學校和部分開設農科的教會大學中，是用于農科教學、實踐和科研的生產基地。其中，嶺南大學是由美國人創辦的基督教會學校，不僅將美國大學教育、科研和推廣三結合的辦學模式成功引入我國[2]，還成為教會大學中開辦農科的典范。然而，學校最初并沒有開設農科的計劃，伴隨學校主權、教育理念和體制的改變，嶺南大學校園生產性景觀是如何產生又呈現出怎樣的景觀特征?

　　通過檔案研究、社會情境分析和形式分析等方法，綜述我國校園生產性景觀的思想來源和實踐，概述嶺南大學農科的辦學背景，并以1921 年該校確立完善的農科體制為界，將校園生產性景觀營造分為2個時期，分析農科相關的造園活動以及生產性景觀的產生原因、具體內容和景觀特征。該研究不僅可以加深對近代大學校園建設的理解，拓展生產性景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并從教育、社會和經濟效益三方面為今后大學校園生產性景觀建設提供建議。

　　1 校園生產性景觀的歷史淵源和現代實踐

　　生產性景觀源自生產勞動，以生產材料作為造景元素，其管理涉及栽培、維護、采收、分配等過程，是一種具有物質產出、視覺審美、文化價值、可持續的景觀類型。從歷史上看，“風景園林”的源頭之一是果木蔬圃[3]。農業文明時期，隨著生產力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升，園林逐漸增強其裝飾性和游賞性，但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 “生產性”特征。從造園手法上看，西方規則式造園營造了一種藝術化的實用性園圃(garden)，兼具觀賞性和生產性，例如意大利岡貝里亞莊園的柑橘園、法國維蘭德里莊園的觀賞性菜園和凡爾賽宮的國王菜園等[4]81-118。歐洲自然式風景園營造了一種田園牧場風光，又提供了高效的生產場所，例如英國的斯陀園、斯圖海德園中的放牧區域，法國的埃麥農維爾莊園和德國穆斯考花園內的各種園圃、農場、牧場和工廠[4]172-251。風景園自英國興起傳至歐洲大陸，體現了源自農業生產的鄉村美學思想，對生產性景觀的應用不再局限于實用性園圃，而是以景觀規劃的方式統籌鄉村乃至區域的發展，以獲得社會改良和經濟提升的綜合效益。

　　工業文明時期，為應對城市化帶來的各種問題，霍華德提出田園城市理論，設想城市四周被農業用地圍繞，包括耕地、牧場、果園、森林等。同時期，“Landscape Architecture” 一詞逐漸用于風景園林規劃和城市規劃實踐之中，城市公園運動在歐美大陸興起。源自農業生產和鄉村美學的園林文化，成為當時諸多城市公園的設計理念。即使在現今多元化的現代風景園林設計中，仍有許多被設計的景觀 (designed landscape)延續了“生產性”特征，例如英國米勒花園中的蘋果園、克倫伯公園的廚房花園(The Walled Kitchen)，美國的白宮菜園(Kitchen Garden)、阿爾塔迪納市民農園 (Altadena Community Garden)等[5]。

　　在學校領域，中西方大學校園都經歷了從內向封閉到開放的過程，對生產性景觀的應用從實用性園圃，發展為集生產、生態、文化、教育等一體的綜合性景觀。西方大學校園形成于私人住宅的學園，發展至中世紀為道院封閉式的方院體系，一些庭園種植果樹、蔬菜及藥草，并在建筑周圍點綴花卉和灌木[6]18-24。在近代大學中，以弗吉尼亞大學為例，最初是在中軸線兩側的10 個花園里種植莊稼，既可以使師生享受收獲的樂趣，也可滿足自給自足的理想生活[6]44-45。生產性景觀還應用于開設農林、醫藥、設計等需要生產實踐或實驗專業的大學中，為教學、實踐和科研提供場地和資源，例如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德盧斯校區)校園內種植野生水稻的濕地花園[7]，沈陽建筑大學渾南新校區的稻田景觀[8]等。

　　我國校園生產性景觀可追溯至近代農業學堂、農業專門學校以及部分開設農科的教會大學中，具體內容包括農田、桑地、果林以及各類園圃等，但相關的歷史和實踐研究仍然匱乏。嶺南大學作為美國教會大學，在校園規劃和教育模式等方面完全采用美國大學校園模式，并首先引進美國農業高等院校教學、科研、推廣三結合的教育模式[2]。

　　2 嶺南大學農科辦學背景

　　嶺南大學農科辦學始終受兩方面因素的驅動，一方面是以高魯甫為代表引入美國農業教育模式，另一方面是為解決近代中國尤其是廣東的農業問題(圖1)。

　　19世紀末20世紀初，教會大學在中國紛紛成立，以傳播宗教、培養高級布道人員或宗教領袖為目標。同時期，歐美教會意識到發展農業教育是傳教的有效手段之一，遂派遣農業傳教士到海外服務進行傳教活動[9]17-25。1908年，畢業于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園藝專業的高魯甫(Groff George Weidman，1884—1954)到達中國廣州嶺南學堂任教[10]，此后數年開展一系列農業相關的教學、科研和實踐活動，不僅促進了嶺南大學農科的成立和發展，也將美國農業高等院校教學、科研、推廣相結合的教育模式引入中國[11]。

　　同時期的中國，興農思想盛行，政府相繼出臺法令為農業興學提供保障。1903年清政府頒布實施“癸卯學制”，中國各省以農業學堂、農科大學為代表的農科教育緩慢發展起來。 1912—1913年間，民國政府頒布《大學令》《大學規程》《農業專門學校規程》等，標志著高等學校進入法治管理階段。1922年，教育部頒布實施“壬戌學制”，借鑒美國教育體系 “六三三學制”，進一步強調職業教育的重要性，逐步確立農業教育是作為農民職業教育的觀念[11]。在相關政策的保障和高魯甫的推動下，嶺南學校農學部于1916年9月成立[12]171-173，其農科教育適應時代需求逐漸興起。

　　但從20世紀20年代起，在“非基督教運動”和“收回教育權運動”的巨大沖擊下，教會大學紛紛向政府注冊，執行教育部頒發的教學計劃與課程設置[9]111-112。1921年，由中國人負責的嶺南農科大學成立，以促進農科高等教育、培養農業專業技術人才、改進華南地區乃至中國的農業事業為辦學宗旨，下設教育部、試驗部、營業部和推廣部(勸農部)，分管教學、研究以及推廣農業技術和成果[13]56-58。1927 年，嶺南大學收歸國人自辦，原嶺南農科大學改為私立嶺南大學農學院，其農科教育邁向更興盛的時期。

　　直到1938年抗日戰爭爆發，學校發展停滯。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嶺南大學的文、理、政法、財經各院系并入新中山大學(今中山大學廣州校區南校區);農學院并入華南農學院 (今華南農業大學);工學院并入華南工學院(今華南理工大學)[14]。原嶺南大學康樂園改為新中山大學校址，原中山大學石牌校園改為華南農學院和華南工學院的校址。

　　因此，嶺南大學校園生產性景觀以1921年為界，根據建設目的不同分為2個時期，前期是以科研為主的小規模試驗型生產性景觀，之后是 “教學、科研、推廣”三位一體教育模式下的生產性景觀。這些伴隨農科教育形成的生產性景觀，成為各個時期校園戶外空間的重要內容。

　　3 試驗型生產性景觀(1907—1921)

　　1904年，嶺南大學在廣州河南島的康樂村建設永久校址，早期的校園規劃方案沒有農科相關的建筑和生產用地[15]。這是因為學校最初沒有開辦農科的計劃，旨在通過教授西方科學、醫學和宗教，對中國進行啟蒙并使之基督教化[13]9。最初，校園景觀建設就是簡單的清除雜草和整地鋪路，但從高魯甫來到后，就開始了系統的植樹活動。不久校園里就植上了李樹、榕樹、樟樹和荔樹等鄉土植物[13]31，為校園增色不少。

　　在教學方面，高魯甫在授課之余進行了一項 “學校花園計劃”(school garden program)[10]，以激發學生對農業的興趣。曾于1910年在嶺南中學讀書的譚錫鴻稱此經歷為“勞動所獲，頗有可觀，對植物學漸感興趣”[12]167。至1912 年，嶺南中學正式開設“學校園藝”(school gardening)課程[10]，要求“中學第三年級學生需領地一小段，樹藝疏豆或花木，借以研究其生長[16]”(圖2)。1911年，高魯甫在校內新建一座奶牛場，既滿足學校部分人對穩定的奶源的需求，也為相關的教學和實踐提供場地(圖3)[13]56。

　　至農學部時期，農科課程逐漸豐富，與之配套的實踐也以實習的形式列入教學章程，要求學生親自從事墾地、栽樹、養殖、收獲等農業活動，并對成果進行驗收(圖4)。1918年，學校新增桑蠶學院以試驗改良蠶絲，在校西南懷士堂圍墻外開墾30畝(2hm2 )地種桑，由譚錫鴻負責授課[12]171-173。

　　在科研方面，高魯甫進行了大量中美之間的植物引種和適應性研究，并與美國農業部有著密切的關系。例如在1907年，美國農業部植物引種處開始實施一項荔枝引種計劃，高魯甫負責調查原產于華南的荔枝和龍眼[18]。1917年，高魯甫接受美國農業部任命，擔任美國南部之行的田野調查助理，研究柑橘潰瘍病的問題，并研究嶺南荔枝作為他的碩士論文[13]57。他的工作和廣東省新興的農業計劃符合，不少成果在廣東享有很大的知名度，也開創了學校把教學成果推廣到社會的辦學模式[19]。

　　來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品種為嶺南大學校園綠化提供了豐富的植物基礎。例如1915年，學校在菲律賓科學局的幫助下開辦草藥種植園，園內的植物主要來自野外采集，由羅云飛負責。 1916年，學校建立了柑橘屬水果引種站，栽滿了不同種類的柚子、柑橘、中國蜜桔和其他柑橘屬植物，有些種子甚至直接播種在校園里[13]57。

　　1904—1921年間，隨著農科教育的引進與完善，嶺南大學校園生產性景觀從無到有，主要用于培育改良各類農產品，為教學和實踐提供場地，也起到美化校園的作用。根據所得農產品的類型，可將生產性景觀分為5類：蔬果類、花草類、果木類、糧食類和禽畜類。蔬果類：蔬菜園圃內除種植華南著名品種之外，還引進美國甜糯米粟、甘筍、秘魯棉豆?；ú蓊悾河泄▓@2處 “供校內陳設，亦有出售者”[16]。果木類：珠江河畔基圍上有老樹黑葉荔枝150株、老檀香山木瓜1株，桑地30畝(2hm2 )。糧食類：至少有農田 150畝(10hm2 )。禽畜類：指畜牧養殖的建筑， 1918年又新建家禽坊、豬坊、山羊舍、磨谷坊，位于校園西鄰新鳳凰新村邊界之間[12]171-173。

　　4 “教學、科研、推廣”三位一體的生產性景觀

　　1921年，高魯甫協助鐘榮光校長組建了嶺南農科大學，次年接掌，成功引入美國大學“教學、科研、推廣”三位一體的辦學模式[2]。學校農場面積擴大到150英畝(約60.7hm2 )，主要用于庭院布置、培育果蔬、辦牛奶場和飼養牲畜、改良稻米和其他作物的品種[13]58。隨著農科教育的興盛，校園生產性景觀呈現出更為廣闊且豐富的內容。

　　逐漸本土化的“教學、科研、推廣”三位一體教育模式在人才培養、農產品改良、產品銷售以及農業技術推廣等方面都取了豐碩的成果，對廣東的農業生產和農業經濟作出巨大貢獻。 1923年出版的《教育一瞥錄》中記載：“嶺南大學有農科生近100人。開辟學生農事實習場 2所。農事實驗場1所，研究荔枝桔類、中西菜蔬、果子牲畜等項。廣州水牛乳、檀香山木瓜均有成績報告。前年已經建成新式牛房一座。4 年來又派植物專員往各地采集植物標本4 300余類。新建育蠶室2座，種桑60余畝(約4hm2 )，以供給蠶業學生百人之用。[21]”這種注重實際應用的人才培養模式也從農科推廣到其他學科，成為嶺南大學對“作育英才、服務社會”這一辦學精神的實踐，對中國教育的發展和改革作出重大貢獻[19]。

　　到了20世紀30年代，嶺南大學形成了包括實驗總場和實驗分場的一整套實踐基地，校園生產性景觀以面狀分布在學校周邊區域(圖5)。其中，蠶絲學院相關建筑及桑蠶基地分布在校園南部，其旁有園圃和一大片竹園，另外一片則分布在十友堂、模范村屋的北側和西側，還有一片分布在北部珠江邊上。在校園靠近珠江的地方，堤岸上種植著一排排荔枝樹，堤岸下為農業試驗田(EXPERIMENTAL FIELD)，用于種植大米(圖6)。學校還有2座新式溫室，用于植物繁殖學和促生學的相關試驗[13]95。

　　這一時期的校園生產性景觀得到極大發展，直接原因是學校對農業教育的高度重視，逐漸形成農田、試驗田、竹林、桑蠶基地等類型豐富、面積廣闊的景觀內容。究其更深層次的原因，嶺南大學發展農科是源于當時社會對農業人才的迫切需求，并由教會和愛國志士兩股勢力共同促成。一方面，伴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和相關社會運動的爆發，教會大學迫于政府和國人的外部壓力使其教育趨向本土化、世俗化;另一方面，教會大學內部順應社會實際需求，在“教育救國”和“實業救國”思想下，發展農業實業教育以為服務中國社會。

　　同時期，教會大學中金陵大學、燕京大學、齊魯大學、福建協和大學、華西協和大學也相繼開設農科課程。這些教會大學也有類似的校園生產性景觀營造活動，在校內外開辟各類農場，將校內形成的生產性景觀元素向城市中延伸。比如金陵大學將校內未建筑的地方一律用作農林實驗場，也在校外的鼓樓左、太平門外開辟農場400 余畝(約26.67hm2 );福建協和大學農學院在邵武開辟了農藝試驗場150畝(10hm2 )，森林試驗場1 000多畝(約66.67hm2 ) [22]。

　　可以說，嶺南大學發展農科教育是在中國特定的社會環境下順應國情的必然舉措，在本土化和世俗化的過程中適應國情以尋求自身發展，秉承“施行人格教育，養成科學人才，適合中國之需要”的辦學宗旨[13]221，逐漸發展出本土化的“教學、科研、推廣”三位一體的教育模式。同時，嶺南大學發揮其臨近水源、地勢平坦、氣候濕潤等自然優勢，逐步開辟農田、園圃、試驗場等景觀內容，豐富了校園空間的層次和形態，形成了具有田園特色的校園景觀風貌，為相關教學、實踐和科研提供場地，也具有社會服務功能和經濟效益(表1)。

　　5 結果與討論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后，嶺南大學停辦，中山大學遷入。此后，中山大學在擴建中維持了原“十”字軸線的空間格局，在原生產性景觀中僅保留西運動場旁的竹園(現為竹標本園)。華南農學院將原中山大學農學院和嶺南大學農學院農場改建為實習農場，并明確農場應配合教學實習、生產實習和試驗研究，使科學理論與生產實踐結合起來指導生產[23]。如今的華南農業大學既有悠久的歷史積淀，亦有山林原野、農田湖泊等獨特的景觀資源，包括各類試驗田、樹木園、苗圃、溫室等[24]，呈現出田園牧歌般的自然式景觀風貌。

　　對比嶺南大學、重組后的中山大學和華南農學院的校園生產性景觀發展，再次印證了校園空間作為教育的物質載體，隨教學內容和教育理念的改變而變化的特征。嶺南大學的農科教育是在內外壓力共同作用下逐漸發展興盛，隨之開展的農業造園活動形成了校園空間形態中的新元素。校園生產性景觀伴隨著農科教育的興盛，其類型逐漸豐富、數量和面積持續增加，最終形成以面狀分布在學校周邊的布局形態。但因其缺乏統一規劃，整體布局略顯散漫且欠缺觀賞性。同時，校園生產性景觀通過承載師生課外教學、實踐、試驗等活動以支持“教學、科研、推廣”三位一體的農業教育模式，進而實現“作育英才服務社會”的教育理念[13]221，即培養農業人才，并向社會推廣農業成果和技術以促進經濟發展，兼具教育、社會和經濟效益。

　　總之，通過分析嶺南大學校園生產性景觀的演變過程，不僅可以加深對近代大學校園建設的理解，完善我國校園生產性景觀發展，也為今后校園生產性景觀建設提供歷史借鑒。對于開設農學、建筑學、風景園林學等需要實踐場地的院校而言，生產用地是珍稀的景觀資源，有助于營造獨具特色的校園景觀風貌。結合目前我國校園生產性景觀存在的問題，可從教育、社會和經濟效益三方面改進相關規劃與設計。校園生產性景觀建設不僅應注重審美上的觀賞性，體現獨特的地域性和文化性，還應將生產所得付諸實用以獲得經濟和社會效益，也可提倡學生參與勞動，在實踐中彰顯教育意義。此外，鑒于現今我國高等教育的教學內容多樣化和更新快等趨勢，大學校園規劃應注重空間的多功能性和彈性，并根據自身教育理念、辦學模式和學科特點，靈活地設計和改進校園空間以滿足師生的活動和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