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連宣撫司署家具藝術特征探析

　　摘 要：實地調查孟連宣撫司署現今遺存的30余件家具，對其藝術特征展開分析與研究。發現孟連土司家具在整體風格、形制、材料和裝飾等方面呈現出獨有的特征，同時，在家具文化特征上也呈現多元融合、并存不悖的特點。孟連宣撫司署家具的特征反映了特定時期孟連地區的土司文化，是在中央集權的背景下，以土司為主導逐漸形成傣族文化、漢族文化以及南傳佛教文化為一體的現象。該種現象作用于家具之中，見證了孟連土司的發展與演變，是研究該地區土司文化不可多得的例證。

　　本文源自卑立松; 黃圣游， 家具與室內裝飾 發表時間：2021-07-27

　　關鍵詞：孟連宣撫司署;土司;家具;藝術特征

　　在中央王朝土司制度的推行與影響下，孟連形成的土司文化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點。歷史書籍記載，即使在中央大一統的背景下，孟連土司除了對朝廷承擔賦稅和征發之外，孟連的內部事務基本上不受朝廷的干預，傳統的文化、宗教、風俗和語言等一概不變。家具作為土司府內日常的生活用具，不僅是土司文化的象征，更是土司生活的真實寫照。

　　1 孟連宣撫司署及其家具的遺存現狀

　　1.1孟連宣撫司署概述

　　傣歷六百年左右，勐卯地區的土司死后，兄弟因相互爭權位造成內亂，于是導致勐卯傣族的大規模南遷，在南遷的過程中發現了一片處女地，傣族的勞動人民用自己的雙手開辟新地，人們將這個地方叫做孟連，傣語中譯為尋找到的好地方[1] 。現存的孟連宣撫司署于1871 年重建，1919年建成，位于孟連縣城西娜允傣族歷史文化名城之內，被稱為現存最完好的傣族王宮。它具有漢傣合璧的建筑特征，是孟連土司權利的象征，也是土司生活的中心。孟連宣撫司署的建筑外觀形態借用傳統漢式衙署形式，彰顯著土司的崇高地位和統治權威，而建筑的內部空間適應了當地的氣候條件和傣族的生活習慣，保留傳統傣族建筑的空間形態特征。

　　1.2孟連宣撫司署家具

　　根據司署的建成時間以及具有較高辨識度的遺存家具外觀，可以判斷這些家具應該屬于清末民國年間。從家具的風格類型上看，孟連土司家具可以分為傣族家具、漢族家具以及佛教家具三種類型。孟連宣撫司署中留存的家具30余件，主要有床榻、竹席、寶座、靠背椅、八仙桌、案、經書柜、梳妝臺、祭祀桌、竹桌、竹凳、轎輦、柜子和神壇等家具形制。根據實地調研，孟連宣撫司署家具的遺存與保存狀況良好，家具整體完整、表面裝飾清晰可見，部分破損家具則以復制品的形式展出。

　　2 孟連宣撫司署家具的造型特征

　　2.1多元融合的整體風格

　　由于孟連地理位置良好、物產資源豐富，不僅受緬甸和十二版納傣族的覬覦，更是受到土屬地區其他少數民族的反抗[2] 。明朝永樂三年(1405年)，孟連土司為維持自身的統治地位，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不得不選擇依附中央政權，臣服于當時的統治者[3] 。至此，打通了孟連與中原、緬甸等地的交通，同時也為漢族勢力的融入敞開了大門。孟連地方逐漸強盛，過往商客良多，佛教的傳入也對土司以及該地區人們的思想觀念產生重大影響。就現存的孟連宣撫司署家具來看，其整體風格上展現出多元化的現象，既有清新自然的傣族家具，又有端莊大氣的中式家具，還有神秘奢華的佛教家具。司署內土司們使用的竹家具，整體形制與云南民間傣族家具一致。傣族家具是傣族人民在長期歷史生活經驗中，總結制作的便于人民日常生產生活的家具，沒有復雜的裝飾，就地取材，屬于典型的田園風格家具。端莊大氣的中式家具在整個建筑的多個空間中保存。正廳內土司所使用的寶座，金碧輝煌，裝飾奢華，是佛教家具典型形制。

　　2.2民族特色的家具材料

　　孟連在封建時期是傣族、佤族、拉祜族、僾伲族共同聚居的少數民族職權地，以當地傣族為最高統治者[4] 。傣族雖然是因為內部紛爭而遷至孟連，但由于得天獨厚的物質條件，使得傣族人民的生活習俗得以繼續傳承。孟連宣撫司署的遺存家具，從材料上主要可以分為竹木家具和實木家具兩大類，其中竹木家具的數量較多，至少有20件竹編家具，以各種的形制和功能充盈著司署的空間，服務于土司的日常生活。盡管土司制度和藏傳佛教給傣族人民的思想觀念造成了較大的沖擊，但竹材料在家具上的應用已經成為傣族人民的傳統，并且深深扎根于傣族人民的生活之中。

　　2.3豐富多彩的家具形制

　　孟連宣府司署是軍政一體的地方統治機構，家具作為其中的生活器具，以物質形式將歷代孟連土司的生活起居、軍政活動、生活習慣以及觀念情趣呈現出來。土司作為該地區的最高管理者，與中央建立直接聯系，在思想上會更加主動地接受漢文化，在生活方式上也會模仿漢族人民，將屬于漢族傳統的家具形制搬至司署內，應用于日常生活之中，例如靠背椅、八仙桌、案桌等形制，擺放于孟連宣撫司署土司生活的會客廳之中。除了傳統佛教家具神壇、榻、寶座等家具形制外，更有以佛教家具和佛教建筑造型特征為原型設計的梳妝臺擺放在司署的廂房之中(圖1)，供土司夫人使用。隨著孟連政教合一制度的施行以及漢文化的傳播與輸入，孟連土司家具雖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著傳統竹編家具形制，但零星出現的佛教家具形制和漢式家具形制卻成為孟連宣撫司署中的亮點。

　　2.4形散神聚的家具裝飾

　　孟連宣府司署家具種類繁多、形式多樣，在裝飾上既保留傣族家具經典裝飾，又將中式家具與佛教家具的典型裝飾盡顯其中。傣族傳統竹編家具竹圓桌、竹凳等將竹篾進行彎曲、環繞、排列組合等系列操作，在家具上形成簡潔優美的裝飾。靠背椅、八仙桌、抽屜桌等家具，采用束腰馬蹄、券口牙子等中式傳統家具的結構裝飾，也采用雕刻鑲嵌等方式將“喜上眉梢”等具有祈福寓意的紋樣裝飾在抽屜桌上。寶座、經書柜、梳妝臺等佛教家具，在裝飾上采用金漆將二方連續的幾何、植物花卉紋樣漏印出來，這種金水漏印的裝飾工藝是傣族佛教典型代表之一[5] 。孟連土司在注重家具裝飾的同時，結合多種裝飾手法還原孟連宣撫司署的生活習俗、審美觀念以及宗教信仰，具備雙重效果，滿足其在享受物質文明的同時得到精神上的慰藉。

　　3 孟連宣撫司署家具的文化特征

　　3.1傣族的竹文化與實用主義

　　盡管孟連宣撫司署建筑形制與漢式衙署相似，區別于傣族傳統的干欄式建筑，但孟連土司家具中仍然有一部分保留著傳統傣族的家具形制。就現存的孟連土司家具而言，具有傳統傣族特色的家具形制有床(又稱地鋪)、竹圓桌、竹凳、土司出行轎輦、供桌等，這些家具體量矮小、方便移動、使用便捷，符合傣族人民崇尚自然、簡潔的心理。在傣族竹編家具中，竹材被更加深層次的利用，在展現傣族文化的同時，呈現出傣族人民的生存智慧和審美情趣[6] 。孟連宣撫司署的竹編家具將傣族竹文化與家具的功能、裝飾、結構等結合在一起，達到功能與藝術的完美結合。以挑、壓、編為基礎的竹編家具編制技法將傣族家具傳統經典的裝飾紋樣呈現出來。值得關注的是孟連宣府司署中擺放的土司出行轎輦，該轎輦通體使用竹材，利用多竹條合并的形式建立起轎子的結構，并且將設計的竹編裝飾紋樣穿插于轎子的整體結構之中，提升了轎子整體堅固性和美觀性，展示著傣族的竹文化早已經深入扎根于孟連土司的物質和精神之中(圖2)。

　　孟連傣族土司作為混合多種少數民族上層階級群體，一方面利用傣族家具最為傳統、原始的方式向土民展示著傣族席地而居的生活習慣，另一方面也向土民彰顯傣族在孟連地區的統治地位。從宣撫司署中現存的床(又稱地鋪)的形式、裝飾、以及排列擺放上，可以看到孟連傣族土司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觀念。傣族的床，又稱地鋪，在住房地面搭地成臺，以竹席包裹，并用蚊帳隔開的傳統家具形式被孟連土司世代傳承。看似簡單、粗獷的地鋪，卻蘊含著傣族人民的生活哲學[7] 。從司署床的擺放朝向上來看，可以發現人在睡覺的時候都是頭朝向屋里，腳朝向門的方向，地鋪擺放和枕頭的朝向均為一個方向，這其中暗藏著一家人之間心相連的傣族臥室習俗和傳統。兩個相連的地鋪前掛著的紅色蚊帳，雖為復制品，但依然可以清晰辨別出，這是屬于傣族新婚夫婦的床鋪。因為在傣族只有新婚夫婦的地鋪前才可以掛有紅色蚊帳，寓意幸福美滿(圖3)。

　　3.2中原的儒家文化

　　孟連處于我國的邊境地區，在土司制度建立之前，孟連地區的人民與漢族之間幾乎沒有聯系。孟連城建立的時間是傣歷651年，也就是在元朝元世祖在位期間，孟連便設立建制，直至明朝永樂年間，孟連土司才依附于朝廷。在元朝到明朝這段時間內，在勐卯王的壓迫下，孟連土司不斷地通過戰爭維護自己的領地，直至明朝三征麓川后，徹底擊敗勐卯王，統一了云南西南的傣族地區，孟連土司為提升自身的地位，選擇依附于中央王朝。永樂二年，孟連第三代土司的兒子刀派罕帶著銀子、象牙等貢物到京師朝貢[8] 。永樂四年，朝廷設“孟連長官司”官居正六品，隸云南都司，賜冠帶、印章、任命刀派送為長官。至此之后，孟連這個小王國便成為明朝的土司官員，受到土司制度的制約。在單一的體制下，孟連土司主動向中央王朝朝貢以及中央王朝對土司的隨意回賜，維持著“禮尚往來”的和合關系，孟連社會與漢族社會產生了密切的聯系，漢文化在此過程中無限的傳播與發展。

　　孟連土司自歸順于中央王朝的統治之后，不僅使用漢姓接受漢文化，還主動學習儒學，傳承漢文化。在孟連地區，最先漢化的必然是土司階級，土司將漢族的家具藝術引入到土司家具之中，將其與傣族家具放置于同一個空間之內，顯示出孟連傣族土司的權威。這一點可以從土司家具的形制與裝飾以及陳設上發現，在司署中擺放一套典型的中式會客家具(圖4)。靠背椅和抽屜桌的形制是清末民初年間，中原傳統家具的典型樣式，靠背椅的背板上應用銅錢紋樣做裝飾，抽屜桌也應用束腰、橫棖等傳統家具結構裝飾。在兩椅一桌的配套家具的右邊，則是供奉佛祖的勐神神壇，神壇下還擺放著傣族竹制供桌，供桌上放有貢品、簽盒等供人朝拜，求簽解惑。中軸對稱擺放形式是儒家思想中以中為尊等級觀念的體現，然而受南傳佛教的影響，孟連宣撫司署的建筑和家具布局，并無嚴格的對稱可言，更多的是自由與靈活。在宗教思想濃厚的情況下，孟連土司將傳統中式家具與勐神神壇擺放在同側位置，由此可見孟連土司文化的融合現象，以及對漢文化接受度和認同度較高。

　　3.3外來的宗教文化

　　位于滇西邊境的孟連宣撫司署，與緬甸接壤。公元1493年，孟連地方強盛，過往商客很多，傳聞緬甸盛行佛教，長官司派4個人前往勐安瓦(緬甸古都，上座部佛教地)，將佛經和佛像引入到孟連地區。南傳佛教在孟連傳播的過程中，土司逐漸認識到宗教在政治上的積極作用，由此在孟連社會中大肆宣揚南傳佛教為政治服務。孟連土司政權機構直接控制宗教機構，宗教機構設置與政權機構設置模式一致，都遵循著由上至下的層級關系，使宗教思想逐漸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孟連曼竜寨的社會情況調查中，其土地關系中存在著佛寺田這一類型，由當地貧農和中農挑種，頭人收租，租谷用于佛寺開支。孟連傣族的封建習慣法中記載著許多關于個人修行和宗教例律的說教，例如“向那些佛多的人看齊”“懂經書要肯傳授給別人” “想富裕要多賧佛”“想當神仙要建七座佛山”等[9] 。

　　政教合一制度的施行，不僅促進了地方文化交流與發展，更為孟連政治局勢的穩定奠定堅實的基礎。該制度隨著孟連土司的繼承與發展，早已經融入到土司生活的方方面面[10-11] 。孟連宣撫司署中展出的土司生活器具中便有許多與覆鐘式佛塔相似的描金漆盒(圖5)，這種上小下大的喇叭形狀是東南亞佛塔的典型特征，隨著南傳上座部佛教一同傳入孟連[12] 。更引人注目的是司署中一座被稱為寶座的床，該床的形制與中國傳統家具中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的榻相似[13] (圖6)。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人們由席地而坐轉為垂足而坐的過渡期，這種生活方式變革便來源于佛教家具的影響，當時在中原地區，“榻”是佛教人士打坐修行的主要用具[14] 。而土司寶座與傳統的“榻”存在一定的區別。土司寶座裝飾華麗，將連續的幾何紋、蓮花紋、卷草紋等佛教代表性的裝飾紋樣，以金水漏印的方式，應用于土司寶座的表面裝飾之中，既滿足土司對宗教信仰的追求，又凸顯了土司的雍容華貴[15] 。

　　4 結語

　　由于戰亂等歷史原因，孟連宣撫司署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隨著土司學研究內容逐漸擴大，土司文化遺產的保護逐漸受到社會重視，孟連宣撫司署的家具得以保存與恢復，現遺存30件左右，屬于清末民國時期家具和現代仿制家具。孟連宣撫司署家具的藝術特征是孟連土司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縮影，盡管孟連土司一直由傣族擔任，但其家具卻并非以傣族為主導，而是漢族、傣族和佛教共存的現象。從司署家具的造型特征上看，有傣族民間傳統的竹編田園風格家具，中式傳統家具和佛教家具。裝飾上有傣族傳統竹編的幾何紋樣，也有源于漢族“喜上眉梢”的動植物紋樣，更有佛教典型的卷草紋、蓮花紋等。這種現象的產生是孟連土司在一代代繼承下形成的。孟連土司為鞏固自身的統治特權，主動依附于中央政權，在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主動接受漢文化，發展經濟，同時借助南傳佛教的宗教勢力，穩定政治局勢。孟連宣撫司署家具呈現出傣族文化、漢族文化以及佛教文化“三足鼎立”的特征，是文化交流與民族團結的重要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