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與前瞻世紀之交中國哲學刊發中級職稱論文

　　在世紀之交和千年之交，我們的哲學承擔著“繼往開來”的歷史使命。這就是：不僅要總結20世紀的(中國)哲學，而且要用哲學來總結(中國的)20世紀，以便更清楚地認識自己所走過的道路，更自覺地把握未來的走向。

　　一、新中國哲學50年的歷程與啟示

　　一般說來，哲學的發展和命運取決于兩個方面的主要因素：一個是它的客觀基礎和外部環境，即哲學與社會、實踐、歷史進步之間的內在聯系。這種聯系愈是合理而充分，那么哲學的發展繁榮也就愈是能夠得到強有力的推動和保證;另一個是它的主觀條件和內部機制，即哲學研究方式的活力和哲學自身的邏輯力量。哲學的研究方式愈有活力，哲學自身的發展邏輯愈是得到遵循，那么哲學就愈是能夠在現實生活中為自己開辟出前進的道路。

　　所以，我們對當代中國哲學的回顧與前瞻，就不能不首先著眼于它的現實歷史進程。前不久，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主辦了“新中國哲學50年”大型學術研討活動，對此做了比較深入的探討。大家認為，真正的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明的活的靈魂”，這一論斷不僅指明了哲學在整個人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為理解哲學的歷史狀況和命運，提供了一條最重要、最可靠的線索。50年來，特別是近20年來，我國的哲學事業同新中國的整個事業一道，經過了曲折前進的歷程。

　　建國初期,我國面臨著在經濟、政治、軍事和外交等各個方面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組織人民投入新制度建設的艱巨任務。與這一形勢相聯系，在思想理論戰線上則有一個清除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宣傳馬克思主義，確立無產階級思想主導地位的斗爭。當時在哲學上對實用主義的批判，就是這場斗爭的一個方面。后來，隨著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不斷推進和思想文化建設的逐步展開，哲學界也進行了多方面的熱烈討論，比如關于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綜合經濟基礎論”)、關于過渡時期兩大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的性質、關于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等一系列討論。盡管當時的討論還不很充分，學術爭鳴的方式還很不完善，甚至有所偏頗，因此效果也不夠理想。但是在今天看來，這些討論所提出的一些問題本身是有積極意義的。它們反映了哲學對現實的關切與思考，也反映出學術界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熱情和積極性。

　　從五十年代后期開始，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復雜化，社會主義建設的復雜性和艱巨性也進一步顯露出來。許多重大的現實問題、思想問題和決策問題，在一次次的哲學討論中，以理論的形態得到一定表現。比如哲學界圍繞毛澤東《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的發表，開展了關于兩類矛盾問題、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等問題的熱烈討論，活躍了學術氣氛，取得了一定效果。后來又進行了邏輯學、美學和生物遺傳學等問題的討論，開展了關于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性、“思維與存在同一性”、“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等爭論。在今天看來，這一時期大部分討論的實質，都與鄧小平后來所指出的，要面對現實弄清楚兩個“根本問題”—— “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有關。其意義在于要從根本上為回答上述問題探索一定的哲學基礎。

　　總的說來，這些討論對于促進哲學研究的深化，加強理論與現實的聯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惜的是，由于當時“完全弄清楚”問題的條件還不成熟，特別是由于黨內出現了“左”的教條主義的傾向，使有些討論脫離了應有的科學軌道，科學的理性精神受到了輕視，因而沒有能夠得到應有的收獲。但是，理論上沒有解決的問題，在現實中卻不會消失，仍然要表現出來。理論上不能正確地解決問題，在實踐中必然帶來失誤甚至重大失誤。

　　隨后發生的“文化大革命”證明了這一點。在“文革”中，機械教條的僵化思維發展到了極點，以至于“唯心主義橫行，形而上學猖獗”，不僅給國家民族造成了嚴重的災難，給哲學和整個精神文明帶來了嚴重的摧殘，同時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反面的哲學典型。當時流行的 “頂峰論”和“絕對真理論”、“斗爭哲學”、“反生產力論”等，公然蔑視科學真理、宣揚現代迷信。它們完全脫離了人民群眾，根本違背實踐的規律，完全是反馬克思主義、反科學、反理性的，是哲學領域里的大倒退。因此它們也必然在人民群眾的實踐中破產。而在最終戰勝“四人幫”極左思潮、拯救人民事業的斗爭中，正是依靠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和堅定信念，才找到了制勝的精神武器。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開展的關于實踐標準的大討論，沖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推動了全國范圍內的思想解放，為使國家進入一個新的飛躍發展時期，作了思想和輿論上的先導，也是我們的哲學向新高度發展繁榮的起點。此后 20多年來，廣大哲學工作者珍惜和繼續這一份光榮，密切關注當代世界和中國實踐的發展，注意辨別各種社會思潮，提出并討論了許多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的新問題，形成了不少有價值的新觀點、新思想，開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領域，如：實踐的哲學意義、價值和價值觀念、社會哲學和社會發展理論、經濟哲學和經濟倫理、人的問題研究、生態環境理論、當代文化比較研究、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科學技術與經濟社會、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意義、西方最新哲學流派研究等。這20年中，取得新成果的總量超過了已往的30年，并涌現出一大批優秀人才，哲學事業呈現了良好的發展局面。各種跡象表明，由哲學呼喚來的思想解放的春天，也為哲學的進一步繁榮和發展提供了大好的時機和更大的生機。

　　當然，哲學的發展并不僅僅是哲學界自己的事情。在更廣泛更切實的生活實踐領域中，更應該看到哲學思想產生的深厚土壤。其中特別值得慶幸的是，經過了多年的實踐、奮斗和探索，我國黨和人民終于得到了這個時代重大寶貴的思想理論收獲，這就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作為馬克思主義當刊發展的杰出成就，鄧小平理論凝聚了全黨全國人民的寶貴歷史經驗和高度智慧，它不僅是對當代世界經濟政治發展的深刻見解，也不僅代表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發展的新高度，而且它所顯示的解決重大現實問題的深刻思想、理論、智慧和勇氣，也在多方面包含了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的新理解、新應用，并且與當代人類文明優秀的新成果、新風格、新語言相通，與走在時代前沿的思維方式相通。在考察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時，無疑應該把鄧小平理論看作是最重要的代表。

　　回顧這50年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學并不是停留在書齋和頭腦里的學問，它是與社會生活實踐、與國家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的科學。因此哲學不可能在脫離了人類的現實命運之外得到生存和發展。具體說來，哲學不可能完全脫離政治，政治也不可能完全脫離哲學。問題往往在于，是什么樣的哲學與什么樣的政治相聯系?對于這一點，哲學和政治都有自己的權力和責任。對此我們有豐富的經驗，也有慘痛的教訓，需要認真總結和研究思考。

　　就哲學這一方面而言，馬克思曾說過：“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他同時還進一步指出，要讓理論需要與實踐需要直接地聯系起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1頁)。既然哲學的命運取決于社會對它的需要和它的發展滿足社會需要的程度，那么哲學就有義不容辭的責任，要去關注社會發展的需要，去理解、引導和提升這些需要，使人們實踐的需要與理論的需要能夠在一個新的境界和水平上聯系起來、一致起來，從而走向哲學與現實之間積極的良性的互動。

　　二、對哲學思維方式的反思

　　哲學發展的內在邏輯是與人類實踐和思考的內在進程相聯系的。

　　在整個20世紀里，人類世界發生了許多重大的事件，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動蕩和變革。其中有兩件堪稱是最重大的事情，已經并將繼續深刻地改變人類的面貌，這就是：(1)科學技術的巨大發展和普遍應用;(2)社會主義從理想走向現實的探索與實踐。在這兩大實踐的背后，都必然顯露出一定哲學思維的特征;在兩大實踐的經驗中，都包含著人類哲學思維的發展。因此，要從時代精神和文明的高度來反思我們的哲學，就不能不著眼于深層思維方式的演進。

　　(一)從世界范圍的科學成果及其思想啟示看來，我覺得有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值得注意：種種跡象表明，當代人類的科學思維方式，正在經歷著從傳統的單純實體型思維向現代的動態關系型思維轉變。這是發生在“第一哲學”即存在論(ONTOIOGY，舊譯本體論)層面的重大突破。

　　完全實體化或“實體中心論”的思維，是20世紀以前科學的主導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的核心與最大特點，就是把一切現象最終都歸依于某種特有的或終極的實體(物體、粒子等)的存在，認為只有找到了某種現象的最終實體，才是達到了對它的科學解釋。例如在科學史上，曾有過把燃燒現象歸結為“燃素”的存在與屬性的錯誤。這一錯誤可說是單純實體型思維的一個典型，雖然它本身早就被糾正了，但那種思路卻并未被從根本上超越。然而在20世紀以來的科學發展中，尋找最終的實體和粒子之類，卻已不再是科學的前沿。與之不同的是，揭示事物的結構、功能、信息等“關系”特征和狀態，成了從“老三論”、“新三論”直到最新科學理論的突出成果和特征。就是說，科學已在走向一種不同于已往的思考方向和思考重點。20世紀中期以來科學的發展，更加充分地揭示了宇宙的普遍辯證法特征，科學的思維方式也走向了以“關系思維”為主型的階段。

　　從哲學上看，單純實體型思維與哲學上把“本體論”(指關于“始基”和終極存在物的理論)當作“第一哲學”的傳統有關。其主要的特點和缺陷是：對于“存在”范疇，只把它與“存在者”(實體)范疇(“什么存在著”)相聯系，即只把“存在”當作一個名詞(“是者”)，當作對實體及其屬性的靜態指稱來理解和使用;而沒有把“存在”同時也理解為一個動詞，即關于“存在方式”(“怎樣存在著”和“怎樣才是存在”)的范疇。說到“存在”時，它不能自覺地把諸如“相互聯系、相互作用、運動、變化、過程”等同時考慮在內，而是實際上把它們與“物質”分離開來思考，因此難以注意“關系”的存在論意義。

　　所謂“關系思維”的特點，就是不再把“存在者”即本體和實體當作“存在”的唯一涵義，即不再僅僅以“本體論”的名義去思考“是什么”和“什么是”的問題，而是發現并上升到關于“存在方式”思考階段，進一步提出和思考“何為是”和“如何是”的問題。這種思維方式并不否認或消解實體，但指出原來的“本體論問題”僅僅是“存在論”問題的一個方面、一個部分，即“存體論”;而與之相聯系又有區別的，可以叫“存態論”問題，即關于存在方式的思考。它意味著要從內外部結構、聯系、系統、秩序、信息等關系狀態來進一步深入把握世界萬物的存在，從運動、相互作用、聯系和關系等“存在方式”的意義上來把握豐富、深刻、動態的現實。這是當代最新科學成就的特征和啟示。而這一歷史發展的先驅和最有代表性的哲學成果，則早已包含在馬克思倡導的實踐觀點和實踐的思維方式之中。

　　(二)結合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特別是某些導致錯誤和挫折的理論教訓，我們也不能不反思“傳統哲學模式”--指蘇聯30年代形成的、以斯大林教科書為范本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體系--的得失。

　　這一“傳統模式”是經過蘇聯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既未能看到更多的馬恩原著，又遠離今日世界和中國實踐的背景下整理出來的。這使它在當時也不能說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最高水平或“原生形態”。經過了幾十年的“文本核對”和“實踐檢驗”之后，現在可以認為，在理論觀點上，前蘇聯教科書體系只能說是部分地闡述了馬克思哲學的某些基本知識和原理，而在總體上，包括精神實質、邏輯結構、思維方法特征等在內，卻并不能說它已經反映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全貌和特征。特別是，其中有不少內容還停留于“前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以前達到、并為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做了準備的那些思想成果)的水平，有些甚至是錯誤的。

　　例如，該書把“對自然界的看法”與“對社會歷史的看法”截然分開，當作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這是已往的哲學靜態直觀思維的通病，馬克思從未贊同過)，似乎“辯證唯物主義”只是關于自然界的觀點與方法，并且由此而被當作一般的、普遍的觀點與方法;似乎“歷史唯物主義”僅僅是關于社會歷史的學說，即“唯物史觀”的同義語;并以這兩個“主義”相分列和并立的方式，建立起了自身的框架。更有甚者，這一體系還不正確地強調說，這“兩個主義”之間，后者僅僅是前者的在社會歷史領域里的“貫徹和應用”，因此而從根本上忽視了唯物史觀的創立對于新世界觀形成的巨大實質性意義。

　　該書大量重復馬克思以前的思想成果，并不是把它們當作馬克思主義創造性發展的起點，而是以之作為馬克思主義本身的主要原理和結論體系。如：關于“物質第一性”等費爾巴哈以前的唯物主義者即已得出的“一般唯物主義”觀點，以黑格爾的“三大規律”為主體的辯證法學說等。似乎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將二者結合起來并加以貫徹。這樣的理論定位，事實上恰恰忽略了馬克思在前人基礎上所做的最重要、最具特色的理論突破和創造。這種重大的誤解不僅造成了理論結構上的缺失，而且導致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總體面貌和精神實質的扭曲。

　　再如，“人”的問題是社會歷史觀乃至整個哲學都不可忽視的重要領域。馬恩曾對人的問題作過極其深刻、精辟而全面的闡述，包括如何理解人的本質、人的存在與人的意識、人的活動與人自身、個人與社會、人的活動與社會歷史，人類的命運和前途等，并且提供了一套在今天看來也最具創造性和合理性的研究方法與基本觀念。應該說，在人的問題上，正是馬克思結束了已往“人=肉體+精神=有思想的動物”這種簡單的歸結方式，而是發現并揭示了人所特有的深層本質──人的社會存性質。這一發現奠定了以馬克思主義方式理解人的全部學說的基礎，從中可以合乎邏輯地得出一整套全新的人學理論和方法。然而舊教科書體系卻并未真正理解和重視這些，卻在馬克思所強調的“人們的社會存在”這一觀念中，將“人們的”三字輕輕地抹去，變成了一個常常被誤認為是在人之外、獨立于人的“社會存在”(實際是僅指人們公共的、共同的社會存在形式)。這一“抹”并經過進一步發揮，就將一個關于人自身的一個最有力的概念，變成了一個可以與人無關、或者只是外在地決定著人的一個機械的概念。實踐證明，這一誤解后患無窮。

　　此外，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歷史地位與趨勢，關于科學技術的社會歷史作用等，馬恩都有極富創造性的見解，并曾作過明確而深刻的論述。傳統模式同樣未能真正理解和體現，反而得出了許多與之相違背的結論。這些錯誤不僅危害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事業，而且造成了嚴重的思想僵化和簡單化，其對思維方式的不良影響，在日后成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障礙。

　　當然，對蘇聯教科書的體系不能過于簡單地看待和一概否定。但時至今日，為了更自覺地總結經驗教訓，我們就不能不注意其中包含的缺陷和局限。特別是在把它當作唯一“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的情況下，其影響之大和在理論與實踐上所帶來的負面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只有克服它的缺陷，才能重新煥發起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生機。

　　三、探索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形態

　　探索建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中國形態，從來就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和實踐發展的要求。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和理論發展，特別是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顯示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代的繼承、發展和創新的具體面貌，標志著我們已經突破或走出了蘇聯教科書的傳統模式，一種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正在形成之中。

　　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它是來自實踐和國家指導思想方面的突破創新。作為當代中國人民解決本世紀人類、特別是本國社會發展問題的勇氣與力量、經驗與智慧的結晶，這一理論的思想內容本身可以說已經大大地超出了教科書的傳統模式，在許多方面，包括理論精神、思想方法和具體觀點等方面，都包含了豐富的新的哲學思想。

　　例如，眾所周知，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思想的一系列重要貢獻中，最具特色的是他旗幟鮮明地把價值觀和價值標準引入了社會主義本質規定和判斷標準之中。他毫不懷疑社會主義最終勝利的歷史必然性，始終堅信社會主義的方向是正確的、目標是一定會實現的。但針對已往主要是“左”的錯誤所表現出來的片面性，他更加強調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能否成功，社會主義的本質和優越性能否體現出來，有個搞好搞不好，能不能正確理解，能不能采取正確的政策等一系列關鍵問題。不解決這些問題，就沒有現實的社會主義。而這一切都取決于實踐，取決于在實踐中做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基礎、堅持“三有利”的標準，能夠使全體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達到讓“人民滿意”的效果，等等。這就牢牢把握往了社會主義的兩個客觀必然性基礎：一個是生產力發展的根本作用和趨勢，一個是人民群眾的價值選擇和歷史作用。從而在動態實踐的高度上，重新完整、充分地確立了價值與真理高度統一的科學社會主義觀。這一重大貢獻在理論和思維前提方面預示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價值理論的確立，也再一次顯示了共產黨人的根本價值觀念。

　　20年來，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以“實踐標準的大討論”為起點，在十分廣闊的背景和領域中繼續深化，其面貌有了很大變化。在最深層的基礎理論層面上，主要表現為關于實踐、主體性、價值等重大問題和基本范疇研究的展開和深入討論。隨著上述探討的不斷深入，我們的哲學思維逐步發生著從“實體思維”進入“關系思維”，從客體性思維進入主體性思維，從僅以認識世界為宗旨的單向關系走向包含價值在內的雙向關系，從靜態的直觀思維進入動態的變革思維等一系列重大轉變。

　　哲學上的一系列重大轉變，將馬克思的實踐觀點和“實踐的唯物主義”原則推到了哲學研究的前沿。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重新發掘和整理的結果，使不少真誠的學者確信，把“實踐的觀點”僅僅看作是“認識論”的觀點是不夠的，它應該而且事實上是整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基本原則，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區別于一切舊哲學的最顯著、最深刻的特征。當我們重新探討馬克思哲學的精神實質，建設更充分地反映時代精神和歷史經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的時候，應該以此為科學的邏輯起點和理論特征。

　　馬克思曾用“人的感性存在”或“感性活動”、人的“改變世界的活動”等方式來表達“實踐”，并強調它是“客觀的”、“對象性”的活動。也就是說，實踐是人類特有的、對象性的感性活動，是人類生存發展的特殊本質形式。而馬克思的新世界觀的基本思想之一，則可以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第九條來表述：這是一種“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這可以說是“實踐的唯物主義”最初的經典表述。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中，則有“……實際上和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說來，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和改變事物的現狀”。這段話進一步闡明了實踐唯物主義與共產主義運動之間的高度一致性，旗幟鮮明地表達了新世界觀的科學邏輯與價值導向之間的內在聯系。

　　認真整理和思考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并結合當代人類實踐的重大啟示，我們需要對“實踐的唯物主義”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并注意其中某些重大的理論問題。如：

　　1、關于徹底唯物主義的、科學的實踐觀。馬克思的哲學把人類社會實踐當作自己的首要對象，它對實踐的本質、地位和意義的理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實踐觀是以實踐為對象的理論，它是整個實踐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礎和邏輯起點。因此對于什么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的問題，需要首先給以科學的回答;

　　2、許多人已經談到，“實踐的思維方式”是馬克思創立自己新世界觀特有的方式，并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各種問題上表現出自己的特色。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把實踐當作對象，而且主張進一步把人類的實踐方式變成自己自覺的思維方式。這里包含著要“把事物、現實、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并要學會“象實踐那樣思考”的一定理論邏輯和方法體系。如何能夠達到這種思考境界，是我們的哲學思維面臨的最重大課題;

　　3、關于如何理解和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所特有的批判的、革命的實踐精神。馬克思指出，哲學的理論目的和價值取向，不僅在于科學地“說明世界”，而且更在于革命地“改變世界”，這是“合理形態的辯證法”的本質。進一步說，“實踐唯物主義”的實踐意義，在于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一科學真理性與人類解放的價值導向性高度統一的完整面貌，無疑是我們的哲學的歷史任務。

　　總之，認清世紀之交的世界和中國的發展形勢，我們就不難看出，加強中國自己的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建設，其意義是多么重大，其前景是多么開闊。因此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正本清原，立足現實，面向未來，并把中國和世界當前發展所面臨的問題當做自己的主要問題，在認真總結經驗，積極吸收人類文明成果，擯棄各種新舊糟粕的同時，注重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哲學研究，其中包括加強對民族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相互關系的研究、東西方文化相互關系的研究等，在此基礎上，探索一條建構和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新路，使之體現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高度與特色，為在新的世紀里創造更加輝煌的中華民族文化和文明打下基礎，應該說不僅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們要以積極的姿態去推進面向21世紀的中國思想理論和文化建設，為中國在下個世紀走在世界闡明的前列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