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型華夷秩序辨析

　　“鎖國論”與“日本型華夷秩序”已成為理解日本江戶時代對外關系的重要論點。對于前者，荒野泰典提出了尖銳質疑，并因此將日本置于東亞范圍之內，在相互觀照中重新審視日本外交，提出當時日本對外關系的實況類似于具有同時代東亞各國對外策略共性的“海禁·華夷秩序”。1此外，日本學者還著眼于江戶日本本國國情，從對外貿易、“四口”、“大君外交”等入手，多角度地對近世外交進行了不斷深入的研究。2對于后者，有日本學者就明確將江戶幕府成立之初的對外關系格局稱作“日本型華夷秩序”，并認為“日本型華夷秩序和本國意識的相互關聯就逐步完成了日本近世的外交秩序和國家意識”。3可以說，與“鎖國論”相比，“日本型華夷秩序”的含義更加寬泛，尤其與以中國為軸心的華夷秩序體制相關聯，顯得更加復雜。因而，談論近世日本對外關系就不得不與“日本型華夷秩序”進行對話，因為這個概念左右著人們對近世日本對外關系整體格局的判斷。本文將探討“日本型華夷秩序”的由來及其歷史虛幻性。

　　本文源自古代文明2021年1期《古代文明》(季刊)創刊于2007年，是由大北師大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東北師大亞洲文明研究院、東北師大出版社主辦的學術刊物。反映和推進世界古代文明研究，增進中國學術界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提供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信息。刊發關于古代文獻的文本研究、個案實證研究、區域文明和全球文明關系研究、歷史文化解釋性研究，以及關于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著作和重大理論問題的闡述、評論、綜述與爭鳴等學術文章。

　　關鍵詞：“日本型華夷秩序”;近世外交;對外四口;“華夷變態”

　　一、日本武力挑戰華夷秩序的失敗

　　首先，簡要回顧一下這個概念出現以前日中兩國關系的歷史，以便理解“日本型華夷秩序”的歷史顛覆性。室町幕府第三任將軍足利義滿(1358—1408年)為獲得豐厚的貿易之利，與明王朝建立起冊封關系，融入了明朝華夷秩序體制。足利義滿先是于1401年派遣使者出使明朝，帶去豐厚貢物。1402年是明日外交史中劃時代的一年，史料記載了該年使者回國之時的情景：應永九年(1402年)8月3日，“遣明使僧祖阿彌歸朝，義滿赴兵庫，參觀明船”;9月5日，“明使僧道彝(天倫)、一如(一庵)來朝，義滿在北山接見”。1此次會見規模隆重，足利義滿焚香三叩后，拜讀了明朝皇帝的詔書。在詔書中，明惠帝正式冊封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茲而日本國王源道義，心存王室，懷愛君之誠，逾越波濤，遣使來朝……今王能慕禮義且欲為國敵愾，非篤于君臣之道，疇克臻茲。今遣使者道彝一如，班示大統歷，俾奉正朔，賜錦綺二十匹……建文四年二月初六日。”2半年后，應永十年(1403年)2月19日，僧道彝(天倫)、一如(一庵)欲自京都出發歸國，足利義滿遣天龍寺住持圭密(堅中)等與之共赴大明，并贈文書、物品等。31403年已是永樂元年，明成祖朱棣向日本頒發的國書中繼續承認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

　　關于足利義滿對明稱臣并奉明正朔一事，“受到日后日本學者的嚴厲指責，至今仍余波蕩漾，甚至有部分學者以此為有辱日本國格之外交的”。4其實，這種關系的建立基礎，實質上是基于政治與經濟交易上的各取所需，對大明朝廷而言無非是一種以華夷秩序為象征的政治炫耀，而足利義滿之所以加入以中國為主導的華夷秩序體制，其目的是獲取高額的經濟利益。

　　1404年，日明兩國締結了貿易條約。為與倭寇相區別，當年日本商船就攜帶明朝發放的勘合符，以朝貢的形式與明朝開始了勘合貿易。明朝對“貢船”所載貨物免征關稅，而且“日本國王”的使節和以使節隨員身份同行的商人們的食宿費用以及“貢品”的運輸費用由明朝負擔。不僅如此，還可以得到價格不菲的“賜給”，“每次交易可得相當于本金5—6倍的利益”。5正因如此，明朝為了“減負”，限定了貿易規模：“先是，永樂初，詔日本十年一貢，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攜軍器，違者以寇論。”6但是，“日本國王”并未遵守規則，而是要使“日本國王”封號所得利益最大化。從勘合貿易開始的1404年以后的七年間，先后派出6次勘合貿易船，7而且所有船只除貢品之外，滿載商人和貨物，伺機進行貿易，室町幕府享受這種封貢關系長達一個半世紀。8如此說來，即使從日本國角度評判，與其說足利義滿“有辱國格”，毋寧說他是為日本積累國富的先覺者。不過，這種保本暴利的貿易，因16世紀中葉日本戰國時代的國內混亂和海上倭寇滋擾等原因，1549年“貢船”返回日本之后，歷時145年的朝貢勘合貿易便戛然而止。

　　到豐臣秀吉稱霸日本的時代，上述冊封朝貢關系發生了反轉，至少在豐臣秀吉的對外框架中，日本已經儼然變成華夷秩序之“華”。豐臣秀吉肆無忌憚地對亞洲各鄰國發號施令：天正十三年(1585年)豐臣秀吉明確表示要“入唐”，即入侵中國，9并于1586年“令對馬藩宗義調催促朝鮮國王來日，若有遲延即刻出兵，1587年通過島津義弘要求琉球王入貢”。10 1591年向琉球國王提出派兵助戰侵朝戰爭并提供7000人一年的軍糧等要求，聲言“若不奉命，則先滅汝國”。1不僅如此，豐臣秀吉還要求盤踞在東南亞的歐洲人匍匐于他的腳下，居然強硬要求果阿總督納貢，并自1592年5月至1594年4月先后三次向菲律賓總督發信勸其臣服，2信函中宣稱：“予奉天命，令世界服從予領有之帝國，為此對于不服從予者定取其性命”;“予生來理應是自東徂西之君，諸國服從于予，理應來予門前叩拜以示臣服，否則，予一戰將其殺盡”。3對此，菲律賓總督自知防御單薄，采取敷衍騰挪之策拖延時間，最終因豐臣秀吉發動侵朝戰爭難于分身而未能遠征菲律賓。

　　當豐臣秀吉聞聽日軍占領漢城的軍報，旋即表明一統東亞的構想，聲稱：“征服中國和印度，遷都北京，向宮廷貴族及大名們分封領地，他自己定居在日中通商門戶的寧波府，而且發出指令，準備將天皇遷居北京”，甚至在對明朝提出講和條件的第一條就要求“大明皇帝之公主渡日為日本天皇之皇后”。4這儼然是一副“東亞皇帝”的姿態。或有論曰：豐臣秀吉“發兵征討明朝，意欲推翻華夷秩序，建立以日本為‘中華的日式華夷秩序。并以武力相威脅，要求朝鮮等近鄰各國來朝入貢”。5此說扼要闡明了豐臣秀吉試圖在東亞甚至東南亞地區建立地域霸權的野心和行動，而“要求朝鮮等近鄰各國來朝入貢”也確實是仿效華夷秩序的重要步驟。豐臣秀吉侵攻朝鮮并與明軍作戰，甚至要完成令中朝兩國對日本稱臣的逆轉，似乎洗清了足利義滿以來對明朝稱臣而自貶為“日本國王”的恥辱。豐臣秀吉以發動侵略朝鮮的“文祿·慶長之役”來實踐其稱霸遠東的野心，是名副其實地在顛覆著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體制，因而不妨把這次事件視為日本挑戰東亞的華夷秩序，并試圖以武力統御“大東亞”，建立“日本型華夷秩序”的開端。

　　然而，隨著豐臣秀吉的死去，日本試圖稱霸東亞的初次戰爭嘗試歸于失敗。不過，這次戰爭使本來“無協議脫華”的日本，實質性地脫離了以中國為核心的華夷秩序體制。當然也失去了通過封貢關系獲取暴利的資格，并造成了日中兩國此后270余年(除南明時期亦官亦民的赴日乞兵活動之外)無國交的歷史。

　　二、“日本型華夷秩序”觀念的形成

　　豐臣秀吉“布武外交”的覆滅，將日中關系降至歷史上的冰點，也成為德川幕府的前車之鑒。德川家康為重建中日通商渠道，迫切希望兩國恢復國交關系，因而“德川家康的外交基調與以武力為背景的秀吉的強壓外交不同，可謂善鄰友好政策”。6于是，德川家康向中國投出了橄欖枝，“嘗試利用所有機會打開局面，包括通過朝鮮和琉球為媒介(傳遞信息)、直接與中國交涉等”。7通過朝鮮和琉球溝通日中關系的努力，沒能消除明朝對日本的疑慮。對此，幕府改變策略，嘗試直接與明朝交涉。幕府首先對前來長崎和平戶等各港口進行貿易的中國商船采取優惠政策，并從1604年到1635年先后向43艘唐船發放了朱印狀。8

　　慶長十五年(1610年)秋，幕府向來自廣東的商船發放了準許貿易的朱印狀，并許諾予以保護。此后，德川家康聞聽應天府的周性如來肥前五島，便親自招待并給予如下朱印狀：“應天府之周性如商船駛來日本之際，所到之處應加以保護，可速入長崎。此事一體周知，若違背此旨及行不義，可處罪科。”9此外，還以本多正純的名義投書給福建總督陳子貞，表明“欲修遣使之貢，且索勘合之符”，即“明、日雙方相互派遣持大明天子之‘勘合之符和持有將軍印的使船，無印船只應視為‘倭寇處罰之。”1可見，這個措施意在恢復由雙方國家擔當保障的對等勘合貿易制度，并無恢復朝貢之意向，因而有別于足利義滿與大明之間的封貢貿易關系。盡管如此，德川幕府起初還是擔心明朝將其對等貿易的訴求理解為對明示弱。慶長十二年(1607年)，德川家康就曾有過以朝鮮為中介與明朝探討恢復勘合貿易之意，但是，當時的幕府顧問西笑承兌(1548—1607年)即表示出擔心，并認為：“今勘合事成，可遣進貢船于明國，然則秀吉歿后我威漸弛，似服從于彼乎，愿暫待焉。”2對此，德川家康也以為然。這種擔心并非沒有道理，因為從足利義滿開始的勘合貿易是與封貢關系捆綁在一起的，因而幕府恢復勘合貿易的請求確實有被明朝理解為朝貢貿易的可能。據錢澄之(1612—1694年)《所知錄》隆武二年(1646年)載：“交趾、日本國皆遣使入貢。”3這里“入貢”的表述是南明一方的理解，事實上德川幕府只是尋求兩國間的對等貿易關系，而且從其后南明政權期待得到日本援助的現實看，也難以再像足利義滿時期那樣做日本的宗主國。由上可見，德川幕府是要確保在不被編入華夷秩序的封貢體系的前提下，求取與中國的貿易，明確顯示了日本要獨立于中國華夷秩序體制之外的意志。

　　不唯上述，1610年本多正純致書福建總督的信函中稱：“日本國主源家康一統闔國，撫育諸島，左右文武，經緯綱常，遵往古之遺法，鑒舊時之炯戒。邦富民殷，而積九年之蓄。風移俗易，而追三代之跡。其化之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羅、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長酋帥，各無不上書輸寶。”4文中似乎在烘托日本國已成為諸國來朝的宗主，統領諸國的優越感溢于言表，除琉球被逼從屬日本為事實之外，日本與其他各國不過是書信往來而已，而且大多是與歐洲殖民者當局之間的交往。本多正純的表述雖然明顯夸張，但也透露了一個歷史事實，即由于中國的華夷秩序體系沒能保障受封國琉球的獨立，因而可以認為這個體系已經被日本撕開了一個口子，這無疑也為日本試圖建立以自我為中心的對外關系體制提供了自信。

　　如果說本多正純的書函還只是炫耀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主導地位，那么薩摩藩島津氏對明朝的態度則流露出豐臣秀吉式的狂妄自大。慶長十八年(1613年)春，島津氏受命于德川家康以琉球國王尚寧的名義致信“大明福建軍門”，要求尚寧轉交明朝，其中提出日明貿易的三種方案：在大明邊地進行貿易、日明商船在琉球交易、將琉球對明朝朝貢貿易的十年一貢改為一年一貢。之后表示只要同意任何一種方案，日明兩國都可共同富裕，隨后威脅說，如果大明方面不接受任何一種提案，則“令日本西海道九國數萬之軍進寇于大明”。5對明朝赤裸裸的威脅暴露出德川幕府的對外關系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豐臣秀吉的性格，開始傳遞出對抗甚至凌駕于華夷秩序體制之上的潛意識。

　　及至清朝定鼎中原，南明17次遣使赴日本乞兵，使雙方的地位發生了逆轉。這種逆轉不僅僅是南明朝不保夕的政治地位的陡降，還因為在乞師過程中對日本竭盡溢美之詞，且“稱臣自小”(崔芝在請求援兵時自稱為“臣”)、“卑辭厚禮”(鄭成功在乞師時已先執“甥禮”)。6如此謙卑態度在降低了中國傳統“中華”地位的同時，似乎也激活了日本在東亞區域爭奪“中華”地位的潛意識。德川幕府從最初千方百計地主動求取與明朝通商的被動地位轉而上升為可以左右南明政權存亡的“上國”。雖然幕府表示因兩國“不通已百年”而拒絕了乞兵要求，但這個過程顯示了日明兩國地位的反轉，即日本已處于雙方交往中的上位。

　　明清嬗代進一步滋生了日本人的“華夷變態”之論，并成為日本替代中國行使“中華權力”的理論工具。1674年，林家將每年由赴長崎的中國商人提供的《唐風說書》編輯成書，冠名《華夷變態》，其序曰：“崇禎登天，弘光陷虜，唐、魯才保南隅。而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于夷之態也。”1即由于大明覆滅，南明偏居南方一隅，中原任由滿清橫行，中華之地已淪為韃靼夷人之手，即所謂“華夷變態”。這里的“華夷變態”概念具有著特定的文化韻味，即清朝統治的中國發生了文化上的變化，這大概是依據華夷之辨觀念，對清朝所統治的中華之地的最初定義。有學者精妙地以“變”闡釋了“華夷變態”的意味：“‘華為‘夷所敗，‘華的氣數或正宗品格已然喪失;而‘夷變‘華，一則‘夷以‘夷之低賤身份而竟能變‘華;二則‘夷竟改變‘華與‘夷之間的文化屬性的上下尊卑;三則‘華‘夷互變。”2此說或可稱為“新華夷之辨”，提示了后來“日本型華夷秩序”的立論依據，可謂論及肯綮。不過，當時《華夷變態》的作者還對中原恢復中華文化抱有期望：“頃聞吳、鄭檄各省，有恢復之舉，其勝敗不可知焉。若夫有為夷變于華之態，則縱異方域，不亦快乎。”3但是，隨著這種期望的破滅，日本也開始重新審視、評判中國在東亞秩序中的統領地位，即清朝統治的中國是否還具有華夷秩序體制中的首領資格，即是否還可以稱“華”，由此，“日本型華夷秩序”觀念逐漸形成。

　　毋庸贅言，“日本型華夷秩序”是與中國華夷秩序體制相對應或相對立的概念。換言之，“日本型華夷秩序”是在日本人通過觀照清代中國的基礎上產生的顛覆性的“新東亞秩序”觀念。即由于中華之地為夷狄之滿清奪國，因而不再是中華之地，也就不再具備華夷體制統領的資格。那么，空缺的統領位置需要新的繼承者，而持“日本型華夷秩序”觀念者則認為這個空缺應該由日本另立門戶來繼承。那么，前近代東亞史上是否存在過“日本型華夷秩序”呢?

　　三、“日本型華夷秩序”質疑

　　日本學界對有關“日本型華夷秩序”的形成和所指已如開篇所述，其中近世日本對外四口的關系成為主要依據，如日本學者所言：17世紀30年代，以長崎口—中國和荷蘭、對馬口—朝鮮、薩摩口—琉球、松前口—阿伊努為橋梁，日本與異國、異民族之間構建了“華夷主義式”對外關系。4還有日本學者在簡要敘述了“四口”之后，做了如下總結：“17世紀前半期，武家統一國家、近世‘日本國的華夷秩序形成了，它由以朱子學為基礎的儒教思想支撐，自稱小‘中華，視阿伊努為‘夷，視荷蘭、朝鮮和琉球為‘異國，以明、清為通商國。”5這段話言簡意賅地概括了日本學界對“日本型華夷秩序”的認識，也頗具代表性。它包括了幾層含義：所謂以朱子學為支撐，應該是指儒家思想中以“禮”為標準的華夷之辨，而自稱“小中華”，也就有了稱阿伊努為“夷”并與明清兩代平等通商的資格了。

　　上述日本對外關系的實態，可以稱作“日本型華夷秩序”嗎?“日本型華夷秩序”果真存在嗎?這個概念的主語是華夷秩序，而“日本型”只不過是定語，因而我們首先應該分析當時日本的對外關系實態，是否符合中國華夷秩序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或者說“日本型”與“中國型”的區別何在。

　　先來扼要歸納一下中國華夷秩序體制的若干要素。

　　其一，以是否有“禮”為標準的華夷之辨。因中華帝國具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6因而自然是禮儀之邦，并意味著中國文明制度和文化思想的領先地位，而周邊諸國的文明起步較晚，因而向往中華帝國，中國被視為華，周邊自然為夷，“中華帝國對夷狄的優越感，不在于其擁有武力，而在于其具有禮的文化”。1

　　其二，中國為禮儀之邦，因而中國君王為皇，周邊君王為王(比如歷史上的日本國王、朝鮮國王、琉球國王等)，以示中國皇帝至尊在上。通過一套禮儀程序建立起冊封與受封的關系，具有象征意義的就是所謂“奉正朔”，并由中國皇帝冊封受封國統治者為“國王”。這種“帝”與“王”的不對等關系，看似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但中國皇帝一般不會干涉藩屬國的內政。這種不對等關系是雙方自愿結成的，甚至是受封國主動請封。從中國角度說來，實行的是所謂“來者勿拒，去者勿追”，2即來去自由、和平共處。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告誡子孫，切忌海外用兵：“吾恐后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3并具體列出了日本、朝鮮、琉球、安南等東南亞地區15個“不征之國”。

　　其三，以朝貢貿易顯示中國皇帝對“外夷”國王的宗主地位。朝貢在先、貿易在后，亦既首先承認中國皇帝的至尊地位，然后由中國皇帝以準許“王國”來華進行貿易作為對“王國”的恩典，這也是維持華夷秩序體制的重要手段或者“規矩”。可見，受封諸國之所以接受這種不平等的國際秩序，在于可以利用朝貢貿易的形式從中國得到不菲的經濟實惠，可以說這才是封貢體系的真正紐帶。足利義滿之所以接受明朝冊封的“日本國王”稱號，就是著眼于朝貢貿易所帶來的豐厚利潤。顯然，這種關系的建立不需要武力征服。

　　在這個體系中，作為區域大國的中國的訴求，是希望保障周邊區域的穩定。因而，中國的華夷秩序體制是在以中國皇帝為權威，通過向受封國輸送一定的經濟利益，從而達成區域內穩定的訴求，因而華夷秩序體制是在區域內各國互惠基礎之上達成的區域內國際秩序。除上述政治、經濟關系之外，各受封國還長期通過仰慕和攝取中國文化、模仿中國文物制度，促進了本國的文明進步。明朝建立以后，封貢體系逐漸完善，成為與周邊各國交往的國際秩序。

　　觀照上述，再來審視“日本型華夷秩序”，就有章可循并可作出評判了。

　　有關“日本型華夷秩序”的區域范圍已如前述，顯而易見，就其規模而言是無法與中國華夷秩序體制所展示的地域規模相比的，而且“日本的華夷秩序體系，處于東亞社會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體系的輻射或覆蓋之下。”4也就是說，日本的對外關系網絡勉強可以說是位于華夷秩序一隅的局部縮微體系。然而，如果繼續審視，這個局部體系是否可以稱作“日本型局部華夷秩序”呢?換言之，是否具有中國華夷秩序體制的內涵呢?

　　首先，從外交上至關重要的將軍稱謂來看。足利義滿時代受封于中國皇帝，自稱“日本國王”。至江戶時代，在涉及對外關系時則稱將軍為“大君”。雖然輔佐第六、七代將軍的新井白石基于“名實相符”力主把幕府將軍改稱為“日本國王”，5但在八代將軍德川吉宗時，將軍稱謂又重新改為“大君”(這是個很微妙的稱呼，因為有天皇的存在，將軍就不可能稱皇、稱帝)，以示脫離受封為王的地位，并試圖以“大君”稱號凌駕于“諸王國”之上。然而，除了被武力征服的琉球國王俯首就范之外，并沒有哪個國家把“大君”看作與中國皇帝平起平坐，因而也并不認為日本可以作為宗主國而凌駕于“諸王”之上，即便是琉球國，也仍然保持著與明清之間的封貢關系。

　　其次，從文化發展脈絡而言，雖在林家的“華夷變態”、山鹿素行的日本“水土沃而人物精，是乃可稱中國”、6乃至國學派的“排除漢意”等思想影響下，日本醉心于“自我中心”的想像與建構，但一個不證自明的事實是：對近世日本而言，除了蝦夷地有待開化之外，日本文化并沒有凌駕于其他三口交往國(中國、荷蘭、朝鮮、琉球)所具有的文化水準之上，更沒有構成華夷之差。華夷秩序首先要有“華”與“夷”的存在。關于“華”，日本已經形成了自我為“華”的心理定勢，盡管不盡合理且并非是日本社會的共識，但畢竟有了一種可以言說的邏輯話語。但是，“夷”在哪里呢?先說朝鮮，在日本面前就從來沒有過“夷”的意識，甚至在滿清入主中原之后，朝鮮認為自己才是繼承大明旗號的“小中華”，1因而與“夷”無關。當然，“日本型華夷秩序”與朝鮮的“小中華意識”有本質上的區別，前者意在頂替中國而為華，而后者則是為守衛“大明旗號”而暫時代理為思想意識上的“華”。琉球雖然被迫承認了島津藩的統治，但在形式上仍然有自己完備的政府機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且就文化而言，同屬比較發達的中華文化圈的一員，自然也不是“夷”。雖然幕府用朝鮮通信使和琉球謝恩使甚至荷蘭商館長到江戶參拜將軍等儀式來制造外國來朝的氣氛，但是這種儀式并非“夷”對“華”的朝拜，只不過是“出于華夷思想的政治表演”2而已。換言之，上述儀式并非基于封貢關系中“王國”對“帝國”的朝拜，而是一種表示尊重的外交禮儀。因此，或許只有蝦夷地的阿伊努人可以被日本視為文明程度相對落后的“夷”。故而，如果非要說在形式上存在“日本型華夷秩序”，那么就只剩下一“華”一“夷”這種無法再微小的“迷你華夷秩序”了。

　　其三，在日本對外四口的交往中不存在封貢關系。這不但不會給予交往國經濟上的優惠，而且還以諸多手段限制外國商人的利潤，尤其對琉球國和蝦夷地在經濟上采取了強取豪奪的政策。例如，慶長11年(1606年)島津忠恒得到德川家康認可，并獲賜德川家康名諱中的“家”字而改名家久。在幕府的支持下，1609年薩摩藩進兵琉球，于4月1日攻陷首里城，5月將琉球國王尚寧擄回鹿兒島。“當是時，日本方強，有吞滅之意……日本果以勁兵三千入其國，擄其王，遷其宗器，大掠而去”，3而聽聞島津氏征服琉球的消息后，德川家康隨即頒發軍功狀，稱“甚欽佩”。4可見，日本全無“至尊中華”的宗主國風范，對蝦夷地也是和則貿易、不和則武力相加，完全不同于中國華夷秩序體制中“王者不治夷狄”的和平自愿原則，因而與中國華夷秩序中宗藩關系的內涵相去甚遠。上述日本對外關系中的行為，不但不屬于“華夷秩序”的范疇，而且更像是近代西洋在國際關系上的弱肉強食原則。日本不僅沒有維護對外關系網絡區域內的和平互惠，反而與華夷秩序中的和平主義原則背道而馳，給一些交往國和地區帶來了程度不等的災難。一言以蔽之，長崎口主要是貿易和文化攝取之地，是對外交往的和平之窗;其他三口則是另一番景象，尤其是薩摩和松前兩口，更是幕府的“用武之地”，并分別為日本收獲了“一國一地”(薩摩藩侵奪了琉球國，松前藩蠶食了蝦夷地)。

　　凡此種種，日本的對外關系行為不宜稱為“華夷秩序”，即便是加上“日本型”的定語也毫無意義，而只會令人產生誤解。德川幕府的“迷你華夷秩序”對外關系，可謂徒有其形，完全不具備華夷秩序中“至尊中華”的神韻。以中國為核心的“華夷秩序”所涵蓋的政治上的和睦相處，經濟上的朝貢貿易，都反映了一個目標或主題，即保障地域體系內部的和平穩定;而其文化層次上的內涵則是“禮”所表現出來的“仁”的政治文化境界。日本學者也認為：“禮是包括從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的禮儀作法直到政治機構以及制度法律在內的治國之根本，是為了在天下實現倫理與最高政治思想的‘仁而應遵從的規范。

　　據此，即便勉強使用“日本型華夷秩序”的概念，觀其實況，也與華夷秩序體制格格不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其政策目標不在于和平共處而是要攫取利益;不是地區公益，而是狹隘私利;不是遵照自愿原則，而是武力威逼。豐臣秀吉對東南亞的囂張及其無端侵略朝鮮的癲狂，給東亞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這在中國華夷秩序體系中是未曾見過的。德川家康雖然吸取豐臣秀吉的教訓，實行了相對和平的對外策略，然而支持薩摩藩對琉球國的擄掠(島津氏為了得到與清朝間接貿易的利益，保留了琉球的“異國”地位)和通過松前藩對蝦夷地的蠶食和侵奪，可以說延續了豐臣秀吉對外武力征服的政策，是對東亞區域和平互利格局的破壞。上述實況似乎可以反映出“日本型華夷秩序”的實質。中日不同華夷秩序的本質區別在于：中國的華夷秩序是由“華”對“夷”以“薄來厚往”的給予方式來維持區域國際秩序的穩定，而“日本型華夷秩序”則是運用自命為“華”的武力或者謀略，對周邊民族進行索取和盤剝，是動搖區域內秩序穩定的因素。

　　四、結論

　　綜上所述，與其說“日本型華夷秩序”是曾經的歷史實態，不如說是一種觀念上的意象，因為它大多隱含在江戶時代日本知識人對中國認識的言說之中。本居宣長就曾認為：“唐土之國雖無國交，但其年年自然以千船萬船載其國大量方物而來，萬物應有盡有。大將軍威嚴映照天地之間，其國王終至按理稱臣。”1此言顯然是國學家特有的牽強附會，大量中國商船來日交易確是事實，但“按理稱臣”卻是放飛想象的海市蜃樓，完全是一種幻象。可見，觀念上的期盼并不等于現實秩序的存在。正如有學者所言：“從近世日本與周邊國家的交往狀況來看，很難說建立起了真正的日本型華夷秩序，它是一種虛像的存在。”2

　　另一方面，雖然“日本型華夷秩序”之說并不嚴謹，但可以看到日本已經脫離了足利義滿承認的“日本國王”的地位，并從華夷秩序體制中的受封國，變為可以凌駕于其他國家(琉球王國)和地區(蝦夷地的阿伊努人)的主宰者。可以說，觀念上的想象促動了日本人的行動，琉球國和蝦夷地的命運，或可視為近代日本對外武力侵略擴張的預演。一般認為以中國為主導的華夷秩序體制所維持的東亞國際秩序，是從鴉片戰爭開始才被西洋人打破。然而，日本近世與周邊國家和地區關系的變化提示人們，這個秩序已經被日本撕開了巨大的裂口。因而，以中國為主導的華夷秩序體制近代瓦解說，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認知誤區。

　　那么，如何為近世日本對外關系的實質定位呢?曾有日本學者提出：“近代的國際關系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實質上則是一種弱肉強食的不平等關系，強國以各種方式控制弱國，干涉其內政，但處于華夷秩序下的中華帝國與朝貢國的關系，卻形成為中華帝國對朝貢國的不治主義。作為宗主國的中華帝國與作為藩屬國的朝貢關系國的關系，雖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但宗主國原則上并不干涉藩屬國內政。”3此說可謂深中肯綮。據此，可以認為與近代之前的華夷秩序，亦即基于不干涉主義建構的宗藩朝貢關系相對照，近世日本對外關系則屬于以控制弱國、干涉弱國內政為特征的近代弱肉強食式的對外關系政策。這一點可以從日本對琉球和蝦夷地侵奪的史實中得到充分的證明。那么，如果認為“日本型華夷秩序”概念可以成立的話，也需要充分說明上述與中國華夷秩序截然相反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