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文化蕩滌中的司馬相如形象

　　摘 要：2020年6月，四川省公布了第二屆“四川十大歷史文化名人”，漢代司馬相如入選。這與其在經學、漢大賦、政論散文等諸多領域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具有“卓絕漢代”的崇高地位不無關系。自《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開始，歷代有關司馬相如的評價，都成為一個特定時代文化觀念的體現(xiàn)。在現(xiàn)代中國文化視野下，司馬相如被賦予全新的評價。

　　本文源自文史雜志 2021年1期《文史雜志》(雙月刊)創(chuàng)刊于1985年，是由四川省文史研究館;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主辦的文史刊物。《文史雜志》積極評介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燦爛文明以及優(yōu)秀文化遺產;向群眾進行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普及宣傳，進行社會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啟發(fā)教育，包含文學，歷史，藝術三個范疇。《文史雜志》獲得四川省質量一級期刊。

　　關鍵詞：司馬相如;漢代;文化;文學

　　一

　　重視個人的權利，倡導自由平等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激蕩起重新建構文明新秩序的現(xiàn)代思潮。女性解放與婚姻自由在中國于是逐漸成為社會主潮。世人開始對司馬相如的為人和行事產生共鳴。對相如、文君故事的正面解讀似已成為當時社會思潮的主流，并因此對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巔峰人物如郭沫若等的崛起，有著直接的作用。

　　1919年9月11日的《時事新報·學燈》首次出現(xiàn)了“沫若”這個名字。郭沫若自己對這個筆名的解釋是：“沫若”(Mei Jo)，是指故鄉(xiāng)的沫水與若水兩條河。在司馬相如散文《難蜀父老》中“故乃關沫若，徼牂柯，鏤零山，梁孫原”有“沫若”二字，可能就是沫水與若水二河名稱的開始。需要強調的是，“沫若”這個現(xiàn)代文化符號所隱含深沉的傳統(tǒng)印痕，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一個話題。遠在異國，回眸故土，“故鄉(xiāng)的兩條河”即大渡河以及流入大渡河的雅河，引發(fā)他諸多聯(lián)想。或許可以說，“渾身充滿創(chuàng)造氣”的郭沫若的文化性格，極有可能就是深受司馬相如在《難蜀父老》中“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1]的影響。馬積高教授的《賦史》對司馬相如大賦藝術特色的概括是“其奧妙全在于氣勢”;而郭沫若“女神時期”的絕大多數(shù)詩作、甚至包括他的其他代表作常常轟動一時，奧妙之一也應該“在于氣勢”。郭沫若對自己的鄉(xiāng)邦前賢，是充滿敬意的，如他在《蜀道奇》詩中所言：“文翁治蜀文教敷，爰產揚雄與相如。詩人從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蘇。”[2]

　　郭沫若于1923年問世的話劇《卓文君》，讓漢代蜀中才女卓文君以一個叛逆女性的現(xiàn)代形象重新出現(xiàn)在中國人面前。該劇對反對封建禮教、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爭取人格獨立和婚姻自由的“叛逆女性”卓文君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兩千多年前的“鄉(xiāng)賢”司馬相如“非常之人”的文化性格，再次進入新文化運動戰(zhàn)士的視野。在該劇的創(chuàng)作者郭沫若眼中，文君私奔相如是對舊式道德的完全背叛，是沖破中國封建羅網的“很好的標本”[3]。可以說，歷史話劇《三個叛逆的女性》(包括《卓文君》)，是詩人郭沫若青春熱情外放性格的呈現(xiàn)，亦是新時代反封建斗爭的需要。

　　據(jù)“創(chuàng)造社四大臺柱”之一的成仿吾回憶，郭沫若曾經打算將《卓文君》以《司馬相如》為劇名面世。為此，郭沫若曾寫信囑托把《卓》劇題目改為《司馬相如》，但是成仿吾則認為無需更改，以后續(xù)作時再用別的名稱，這樣把原名留下來了。[4]郭沫若欲將《卓》劇以《司馬相如》為題發(fā)表，正是因為劇中對司馬相如充滿正面的肯定，如描寫卓文君對司馬相如才華的傾慕，設計了“高山流水”覓知音等情節(jié)，使得相如文君故事合乎歷史邏輯而不落入“劫財劫色”的俗套。

　　此外，郭沫若在《我的少年時代》等“自傳體”作品中，大量甚至有些刻意突出和渲染自己的少年性心理活動，這都讓人們想起唐代劉知幾在《史通·序傳》中對司馬相如的評價：“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5]郭沫若花費過相當多的功夫對司馬相如進行研究，如認為《遠游》并非是屈原的舊作，其實是司馬相如《大人賦》之草稿等論點，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郭沫若還在1957年題詞邛崍文君井公園：“反抗封建是前驅，佳話傳千古”，極力贊賞司馬相如與卓文君。

　　二

　　1926年，魯迅先生在廈門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為此編寫了著名講義《漢文學史綱要》，其中《司馬相如與司馬遷》一章明確指出：“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而一則寂寥，一則被刑。蓋雄于文者，常桀驁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6]。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中，有很多德才兼?zhèn)涞闹R分子煢煢孑立，懷才不遇。魯迅先生的人生際遇大概亦是如此。他對司馬相如的人生與創(chuàng)作的感慨，化用他使用過的一句話，即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

　　作為當年探討中國文學史的首席作家魯迅，面對漢代司馬相如的浪漫不羈、反抗權貴與挑戰(zhàn)流俗等品質與才情，當是心潮激蕩。無疑，兩千年前的司馬相如在彼時叩響了一個思想啟蒙家和新文化運動戰(zhàn)士的心扉。魯迅在社會巨變與自我人生轉折的十字路口曾經反復思索“我今后的路還當選擇：研究而教書呢，還是仍作流民而創(chuàng)作?”[7]而在“革命文學論戰(zhàn)”中，魯迅也曾腹背受敵;加上“女師大事件”以及與許廣平關系引發(fā)的“流言”等等，使其最終選擇“逃亡”嶺南。了解了這段歷史，就更容易理解為什么魯迅著述多次引用司馬相如作品，甚至手書其《大人賦》中辭句饋贈章川島;也更容易理解魯迅先生對司馬相如的“傲誕”為人、“不欲迎雄主之意”的個性尊嚴，特別是“精神極流動”的作品氣韻的高度贊賞——因為這些都與魯迅先生當時的處境、心情相暗合，即如他在1932年的一次講演中提到的“所以幫閑文學又名篾片文學。小說就做著篾片的職務。漢武帝時候，只有司馬相如不高興這樣，常常裝病不出去”[8]。

　　魯迅先生以“廣博閎麗，卓絕漢代”[9]來高度評價司馬相如的文學成就，其“文章西漢兩司馬”之說，當受班固《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中關于“文章則司馬遷、相如”之論的影響。

　　魯迅先生在其講義《漢文學史綱要·司馬相如與司馬遷》中，還直接引用明代學人的評價：“《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10];又用“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潘有其材而無其筆”“子云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之處”[11]的評價，將司馬相如置放于漢代文壇首位，強調其影響深遠，“為歷代評騭家所傾倒，可謂至矣”[12]!

　　魯迅先生對司馬相如文學的創(chuàng)造性也頗為看重，有“蓋漢興好楚聲，武帝左右親信，如朱買臣等，多以楚辭進。而相如獨變其體，蓋以瑋奇之意，飾以綺麗之辭，句之短長，亦不拘成法，與當時甚不同”[13]的說法;換句話說，魯迅先生認為，司馬相如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絕不因循守舊，非常注重創(chuàng)新。魯迅對司馬相如文學創(chuàng)作成就的推許，乃基于中國現(xiàn)代文化建構中極其活躍和重要的“創(chuàng)新”特質而發(fā)。

　　魯迅先生既注意司馬相如《子虛》《上林》《大人》諸賦的時代價值和地位影響，也很重視作者的短賦。他還多次提及自己對司馬相如的經學與小學的分析研究。他非常推崇司馬相如的文采，認為“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也還是很重要的作家，為什么呢?就因為他究竟有文采”[14]。魯迅先生還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再次推崇《西京雜記》中有關司馬相如的故事，并稱贊：“若論文學，則此在古小說中，固亦意緒秀異，文筆可觀者也”[15]。

　　三

　　司馬相如把文學作為語言藝術進行試驗，對中國文學的形式美感的創(chuàng)造起到開創(chuàng)性的作用。正因為如此，在純粹的學術領域，錢鍾書先生以激賞的態(tài)度高度評價其文體創(chuàng)新意義，并對相如與文君的態(tài)度也絲毫不隱晦：“相如于己之‘竊妻，縱未津津描畫，而肯夫子自道，不諱不怍，則不特創(chuàng)域中自傳之列，抑足為天下《懺悔錄》之開山焉。”[16]中國當代美學家李澤厚、劉綱紀等認為，在中國歷史上，真正意義上開始獨立研究純粹的文藝、直接談論藝術創(chuàng)作，是從開創(chuàng)漢賦的司馬相如開始的。[17]

　　龔克昌教授認為，文學自覺時代的起點，應該提前到司馬相如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的西漢前期，最主要的理由有兩點：第一，司馬相如已能夠充分表現(xiàn)文學藝術的基本特點，能自覺運用形象思維，運用并發(fā)展浪漫主義的表現(xiàn)手法，積極追求文學藝術的形式美;第二，已提出比較系統(tǒng)的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主張而進行主動創(chuàng)作。誠如劉大杰《中國文學發(fā)展史》所言，文學藝術已經不甘于繼續(xù)充當儒經的附庸，而是根據(jù)自身發(fā)展的特點，發(fā)展成為一個獨立學科。“這是文學藝術覺醒的表現(xiàn)，是文學藝術自覺時代到來的象征”[18]。事實上，以司馬相如為代表的大賦雄霸整個漢代文壇，傳達出大漢帝國博大恢宏的精神風采。漢賦的浪漫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和華麗的辭藻、鋪張揚厲的筆法，標志著中國文學自覺時代的降臨。

　　司馬相如不似揚雄、王陽明等有“圣人”情懷或情結。正史載其“口吃”“不善交際”“不慕官爵”、愛“稱病”閑居等，讀書、寫作才是他人生最大的樂趣。應該說，司馬相如是一個有著巴蜀文化傳統(tǒng)特質的文人。他自覺地將國家統(tǒng)一、民族自尊的政治訴求，以及獨立、自由的文化主張等融入文學作品，為漢代及后世中國廣大知識分子所理解、喜愛、接受，甚至仿效。而這則是因為其契合了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共同心理或稱集體無意識，契合了西風東漸以來的思想潮流。

　　注釋：

　　[1]李孝中校注《司馬相如集校注》，巴蜀書社2000年版，第58頁。

　　[2]郭沫若：《郭沫若選集》 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0頁。

　　[3]郭沫若：《卓文君》后記，《郭沫若選集》第3卷上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成仿吾：《〈卓文君〉后記》，《創(chuàng)造季刊》第二卷第一期，1923年3月10日。

　　[5]齊豫生等主編《白話四庫全書·史部·史通》，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頁。

　　[6][9][10][11][12][13]魯迅：《漢文學史綱要》，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頁—74頁。

　　[7]魯迅：《兩地書·1926年12月3日致許廣平的信》，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

　　[8][14]魯迅：《集外集拾遺·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

　　[15]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

　　[16]錢鍾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57—359頁。

　　[17]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第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53頁。

　　[18]龔克昌：《漢賦——文學自覺時代的起點》，《文史哲》1988年第5期;《漢賦新論》，《貴州大學學報》200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