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財政的的分配模式國家級期刊金融證券論

　　論文摘要：1994年以來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取得顯著成績，突出表現為“兩個比重”繼續穩步提高，中央宏觀調控能力顯著增強，財政收入持續穩定增長。但現行財政體制側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收入的“集中”劃分，忽視省以下地方政府事權與財權的匹配，加之非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我國政府間縱向財力失衡和區域間政府橫向財力失衡問題嚴重，基層財政和落后地區財政困難的狀況堪憂。而轉移支付制度是有效平衡政府間財力差異的重要手段。因此，積極探討我國政府間均衡轉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對解決我國政府間的財力失衡有重要意義。

　　隨著我國分稅制體制路徑依賴的不斷強化，縱向財政失衡和橫向財政失衡問題不但沒有妥善解決，反而呈現進一步拉大趨勢。這種失衡難以保證各級地方政府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務。本文以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理論為基礎，以我國財力分配的失衡為切入點，提出建立均衡轉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建議。

　　論文關鍵詞：財力分配,失衡,均衡轉移支付制度

　　一、當前我國政府間財力分配差異狀況及轉移支付的作用

　　(一)現行財政體制下我國財力分配差異較大。我國區域間政府財力分配明顯失衡。一是區域間人均財政收入的差異逐漸拉大。按總人口計算，1994年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人均財政收入比為2.30：1.29：1，到2005年擴大為2.54：1.40：1;最高的上海市人均財政收入7972元，是最低的西藏自治區的18.36倍。二是區域間人均可支配財力的差異日趨擴大。1994年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人均可支配財力比為1.71：0.86：1，到2005年擴大為1.91：0.87：1;最高的上海市人均可支配財力9 106元，是最低的湖南省的9.56倍。三是區域間人均財政支出的差異進一步擴大。1994年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人均財政支出比為1.64：1.13：1，到2005年為1.56：0.85：1;最高的上海市人均財政支出9259元，是最低的安徽省的7.94倍。不難看出，現行分稅制財政體制下的政府間財力分配能力差異明顯。

　　(二)財政轉移支付對縮小地區間政府財力差異的作用。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以來，為保證地方既得利益，國家制定了稅收返還政策。即以1993年為基期年，以分稅后地方凈上劃中央的收入數額為中央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基數，基數部分全額返還地方，以后給予一定的增長返還。從1994年開始，稅收返還與消費稅和增值稅的增長率掛鉤，每年遞增返還。關于稅收返還的遞增率，規定按當年全國增值稅和消費稅平均增長率的1：0.3系數確定。不久，為更充分調動各地區的積極性，將稅收返還的遞增率改為按各地區分別繳入中央金庫的“兩稅”增長率的1：0.3系數確定。這種稅收返還政策屬于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財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地方政府的財力。同時，我國為均衡地區間財力差距，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在保留改革前結算補助等轉移支付項目的同時，建立了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現行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分兩類：一類是財力性轉移支付。主要目標是促進地區間公共服務均等化，包括一般性轉移支付、民族地區轉移支付、調整工資轉移支付和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等。另一類是專項轉移支付。旨在實現中央的特定政策目標，實行專款專用，包括一般預算專項撥款、國債補助等。1994—2005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額增量為26 288億元。其中，東部2 707億元、中部11 438億元、西部12 143億元。隨著中央財力的增強，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不斷增加，2005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規模達7 341億元，相當于1994年的15.9倍，年均增長28.6%。其中，財力性轉移支付3 812億元，專項轉移支付3 529億元。現行的轉移支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地區間政府的財力差異。若以基尼系數測算，考慮稅收返還后，省、市、區間財政收入差異程度有所下降，按照“1：0.3”計算的“兩稅”返還對縮小省、市、區收入差距也有所貢獻。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后，省、市、區間人均財政收入差異程度明顯下降，基尼系數已下降到0.4以下。1999年后，財力性轉移支付對縮小省、市、區間收入差異程度的貢獻率逐步擴大，到2005年，考慮財力性轉移支付后，省、市、區間財政收入基尼系數減少了0.105。可以說，一般預算收入存在明顯差異。如果考慮稅收返還，人均收入基尼系數則下降到0.457，說明考慮稅收返還后地方收入不均衡的情況有所緩解。若再考慮財力性轉移支付，基尼系數則下降為0.351，比人均一般預算收入的基尼系數下降了0.12，省、市、區間財力性轉移支付均等化相對較明顯。

　　通過以上分析可發現，我國當前政府間財力差異明顯。各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其財力集中能力也存在顯著不同。雖然中央財政部門一直關注這種地方財力差異并采取了轉移支付的辦法來緩解地區間財力不平衡的問題，但地區間政府財力差異因地區經濟發展差異而在很長時間內存在。因此，如何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顯得十分必要。本文認為應建立以地區財力均衡為目標的轉移支付制度，從而在制度上保障政府間財力的相對均等。

　　二、建立均衡轉移支付制度的目標和原則

　　均衡的轉移支付應實現以下目標：第一，解決財政縱向非均衡和橫向非均衡問題，實現基本公共服務能力的均等化。縱向財政失衡實質是上下級政府間的自有財政收入與其承擔的支出責任不對稱出現的財政缺口。橫向財政缺口是不同轄區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不能達到最低標準，某些地區與其他地區相比自然資源較為貧乏、稅源較少、財政能力也相對較弱，有些地區支出需求相對較大，需要支出許多額外費用。這些地方政府不可控制的因素，會造成一些地區在同樣的稅制下無法提供與其他地區相同的公共服務項目，這就需要轉移支付來解決。第二，解決地區間的外溢性問題。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時往往存在外溢性，某些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不可能被僅僅限定于地方政府的轄區內，如污染控制、跨地區的公路鐵路、教育等。地方政府對這些項目的提供，往往會低于社會最優水平，這就需要中央的轉移支付來調節。第三，促進資源合理流動。在沒有矯正機制的情況下，勞動力和資源傾向于流入那些稅收負擔較低而公共服務較好的地區，這會造成不公平。通過均等化的轉移支付制度可解決這一問題。

　　按照上述目標，我國政府間均衡轉移支付制度的原則為：一是公平性。在制定轉移支付政策時，要考慮實現全國范圍內的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均等化，實現公平目標。二是效率性。要體現出地區間組織收入的努力程度和支出效率，調動地方的積極性，提高我國經濟運行的效率。三是客觀性。在設計轉移支付制度時，應盡可能使所選因素及數據具有客觀性，減少人為操作，且在轉移支付制度的運行中，根據社會政治、經濟目標的變化，及時進行調整。四是穩定性。新的轉移支付制度應盡可能公式化、公開化，使每個地區都可對其所得的轉移支付額度有較準確的估計，以利于其制定預算，同時也可避免轉移支付資金分配的隨意性，杜絕“跑部錢進”現象的發生。轉移支付制度必須有其相對的穩定性，如三至五年，便于各級政府制定較為長期的計劃。五是法制化。均衡轉移支付制度的總體結構、數量、規模、運行方式、計算方法、監督管理等都必須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要制定相應的轉移支付法來加以規范，使其具有高度的法制約束性和法制保障性。

　　三、建立我國均衡轉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建議

　　在實行分稅制的國家，并不一定要求地方政府完全用自己的收入來彌補支出，通常是中央和上一級財政的收入大于支出，地方或下級財政的支出大于收入，其差額由中央和上級財政通過轉移支付的形式予以彌補。目前，地區間公共服務水平差距呈進一步擴大的趨勢，這固然與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有關，但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本身的缺陷才是其重要原因。針對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方面存在“轉移支付制度總體設計存在缺陷，形式過多，結構不合理”和“轉移支付資金分配辦法不規范、不公開、不透明”等問題，需進一步改革和完善轉移支付制度。根據我國均衡轉移支付的目標，應徹底取消稅收返還等不規范的形式，將轉移支付制度整合為三個基本形式：一般性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及政策性轉移支付。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政策目標是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其均等化作用最為明顯。在我國地區差距過大，中西部地區公共服務極不平衡的情況下，必須建立以一般性轉移支付為主、專項轉移支付為輔、政策性轉移支付為必要補充的復合性制度。

　　(一)逐步將稅收返還并入一般轉移支付形式中。在1994年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稅收返還成為財政轉移支付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形式。但在財政部門所列的轉移支付中，卻找不到稅收返還這一形式。按分稅制的規定，這部分收入理應歸中央所有和支配，但為了保護改革前的地方利益，才將這部分收入以稅收返還形式申請給地方。很明顯，其性質屬于轉移支付。當時采取稅收返還形式，維護地方利益，是為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方案的順利推行，這是必要的。但應看到，由于稅收返還的數量大，又屬于非均等化轉移，它同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相悖。因此，不能將其永久化和固定化，甚至擴大化。目前已具備了弱化稅收返還的條件，為減少阻力，還可規定一個過渡期(比如3～5年)，分步實施，逐步到位。然后將其納入一般轉移支付形式中，這必然會使財政均等化功能大大加強。　　(二)科學界定專項轉移支付的標準。一要科學界定專項轉移項目的標準。要明確具備什么條件才能列為專項轉移支付。通常看，列入專項轉移支付的項目，應是具有外溢性、突發性、特殊性、非固定性等特征的項目。如，跨地區的江河治理，防護林帶的建設，突發性的自然災害和疫情的救治，特困縣的脫貧救濟，中央委托地方的項目。二要控制規模。專項轉移支付只能是次要的、輔助的形式。因此，規模不能過大。當然，如果把準入的條件限制在具有上述特征的項目內，其規模必然不可能過大。三要將列入專項轉移的項目經過科學論證和一定的審批程序。四要加強對專項轉移支付項目的監督檢查和績效評估，防止被截留、挪用，提高其使用效率。

　　(三)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力度。現階段，我國地區間財力差距較大，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已具備了橫向轉移支付的能力。我國可仿照德國的做法，建立“均等化基金”，使較落后的地區能從中獲得撥款。構建我國橫向平衡的基本框架，應將各地區的人均財力與全國人均財力進行比較，如果一地區的人均財力大于全國人均財力，則需向“均等化基金”中繳款，相反則得到補助。“均等化基金”的聚集應采用循序漸進的辦法，初期可將人均財力水平以上的部分按10%的比例計提，若為全國人均財力的2倍，則按30%的比例計提。對受補助地區，人均財力低于全國人均財力的部分則按40%的比例從中提取。

　　(四)整合專項轉移支付資金。專項轉移支付的政策目標應明確定位于外溢性項目和上級政府的委托項目。我國規范性的轉移支付應在整合現行的專項轉移支付的基礎上構造。首先，應明確政府間事權和財權的劃分，將專項轉移支付分為三類，一是中央與地方共同擁有的，由中央按自己負擔的份額撥給地方。二是由中央委托地方承辦的事務，中央向地方撥付項目的全部支出。三是中央對地方興辦的事項認為有必要給予獎勵和資助而撥給地方一定數目的資金。其余則不再安排專項撥款。將目前幾乎覆蓋所有領域預算支出項目的專項資金進行合并整合，主要集中于教育、基礎設施、三農等，從而發揮有限資金的最大效率。其次，在轉移支付中，應采用配套撥款和不配套撥款相結合的方式。配套比率的確定或中央政府的補助，應根據溢出的規模和中央政府對受援項目的偏好強度來確定，溢出規模越大、強度越高，配套比率就越高。同時，配套比率應根據地區的不同而不同，如果全國采用一個配套比率就意味著對貧困地區的歧視。因此，我國應對中、東、西部地區制定不同的配套比率。對于中、西部不發達地區應有較高的配套比率，即對地方的配套資金要求比例降低，尤其是對西部一些地區，配套比率應予以取消，也就是采用非配套的專項撥款形式。

　　(五)穩步實施政策性轉移支付。政策性轉移支付應明確定位于增進國家的內聚力，主要用于少數民族地區和邊遠地區。我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地區的穩定性顯得尤為重要。地區間差距的擴大，必然會影響到國家的內聚力。因此，國家必須對民族地區和邊遠地區進行額外的政策性轉移支付，但其所占比例不應過大。由于中央政府對政策性轉移支付的具體執行有極大的“相機抉擇權”，因此，決策過程必須有透明度。

　　(六)建立健全與轉移支付制度相關的法律。以法律形式把轉移支付制度的原則、內容、形式、預算和監督等問題確定下來，是各國的共同經驗，這有利于減少人為因素的干擾，保證轉移支付制度的正常運行。我國現行的轉移支付制度還很不完善，缺乏規范性和透明度，帶有很大的隨意性，急需加強法制化建設。首先，制定法律來明確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財權。其次，制定專門的《轉移支付法》，對轉移支付的目標、原則、資金來源、執行程序、計算方法及轉移支付的監督管理等做出明確的規定。再次，要規范轉移支付的審批監督程序，編制轉移支付預算并在預算法中予以明確，按預算審批監督程序，報人大審查批準，一經批準不得擅自變動。

　　(七)成立政府間轉移支付政策委員會。在轉移支付的設計階段，該委員會可隸屬財政部，這樣做可使委員會借助財政部的權威，較容易獲取數據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但從長遠看，該委員會應相對獨立，這樣才能較少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影響，客觀的處理上下級政府的意見。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起草轉移支付的相關法律，確定轉移支付的年度規模，設計和修正轉移支付的計算公式，對往年的轉移支付制度的實施效果進行評估，協調各方在轉移支付中可能產生的利益沖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財政管理信息系統。同時，還應向全國人大提供政府間轉移支付的年度報告，一方面對上年轉移支付情況做出評估，另一方面對下一年的轉移支付情況做出預算和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