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發表新形勢下中國貿易分工問題探討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進出口貿易量大大增加，出口的增加極大地推動了中國GDP的增長。此外，中國對外貿易擴大給世界各國帶來了諸多益處。中國物美價廉的商品輸往世界各地，使“中國制造”的標簽貼遍全世界，由此看來，中國已經是國際貿易中不可或缺的一員。

　　關鍵詞：論文發表,改革開放,貿易分工

　　然而，驚人的經濟增速背后，卻引發了一系列深刻問題，中國貿易量雖然每年以20%左右的速度持續增長，甚至超過日本成為美國和德國之后第三個世界貿易大國，但是，外貿增加帶來的僅僅只是GDP的增量，卻基本沒有帶來產業的升級換代。

　　不能不說，這是一種很危險的信號，因為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這種靠外商直接投資，國內企業代工生產以擴大出口從而拉動中國GDP增長的模式，缺乏可持續性，其脆弱性和依賴性已經越來越顯現，由此可以看出，擁有自主品牌，從而占據GVC高端對于一國的可持續發展而言是多么重要。

　　過去GVC下的代加工模式優劣分析。

　　中國改革開放進行了30年，進出口貿易量、經濟總量、國民收入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等外向型經濟發展區域。沿海區域帶發展的主要動力就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引進外資進行加工貿易，或積極主動地接受發達國家企業的外包訂單，為其進行代加工生產。

　　沿海一帶企業通過以代工方式切入大購買商或跨國公司所主導的GVC分工體系，一方面可以為企業自身的發展不斷積累資金，積累資本，擴大規模，進行專業化生產加工，有利于規模效應的出現;另一方面，當代工企業的產品生產不能滿足跨國企業的要求，或者產品賣方市場形成時，母公司向代工公司的縱向施壓會使代工企業為獲得繼續生存的機會而不斷改進自己，甚至向國外進口先進設備以提高自身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也有母公司直接教授新技術或提供新設備給代工企業以助其生產出達標的下游產品。此外，早期的代工生產還解決了國內資本短缺，投資不足的軟肋，使得中國有機會分享國際貿易這塊大蛋糕帶來的好處。就業方面而言，眾多的代工企業，不僅為沿海一帶創造了很多就業崗位，也為內陸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增加國民財富。

　　總之，過去的產業鏈分工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中國東南沿海的加工貿易企業，就是依賴廉價的勞動力優勢，通過進口中間產品、加工組裝后出口，使中國成為世界最有競爭力的“世界加工廠”和全球制造代工服務平臺。

　　然而，時至今日，由于人民幣升值、土地成本上升、勞動力工資增加、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漲等一系列原因，中國沿海一帶企業貿易產業的成本競爭優勢下降，帶來了GDP增速減緩、國內物價高漲等一系列問題，金融危機后，這種代工模式的缺點被極大地放大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貧困增長”的出現，即在經濟增長中出現的這樣一種格局：在產量和就業量不斷上升的同時，所取得的經濟報酬卻不斷降低。比如國際貿易量不斷增加，國內產業卻始終處于低端水平，再比如出口價格下降快于出口產量的增加，人民的生活福利等不但沒有隨GDP的增加而改善，反而使環境陷入越來越惡化的循環怪圈。貧困增長在國際上是有過借鑒的，拉美國家出現的“貧困增長”

　　使其跌入GVC的底部，被鎖定在高度競爭和收入降低的路途中。因此，這是非常值得中國借鑒的。

　　第二，以低端方式切入國際價值鏈的分工不利于國內企業的升級。這主要是因為外包企業所在國(大多為發達國家)對代工企業的技術封鎖或代工企業直接進口國外先進設備，而失去自主創新機會所致。誠然，很多學者通過實證分析也表明了跨國企業的FDI代工模式存在技術擴散效應，使學習效應在代工企業優先產生，但是，這種學習效應僅限于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而無功能升級和部門升級，也就無法完成從OEM到ODM或OBM的升級，僅僅停留在貼牌生產上。

　　第三，對跨國企業的依賴性增加經濟發生斷層可能性。

　　我國長期以來一直保持著GDP兩位數的增速，中國作為典型的出口拉動型經濟，外貿依存度一直很高，2007年甚至逾70%。金融危機后，拉動內需的呼聲開始水漲船高，因為世界經濟復蘇的道路是緩慢曲折的，加上頭號大國美國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美國國內消費習慣的形成(對中國某些產品，尤其是很多生活必需品的依賴)難以改變，而中國的貿易又長期處于順差，與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形成鮮明的對比，使得中美兩國之間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主義加劇。過去的一件件反傾銷案例和至今一直未解決的人民幣升值問題就是最好的證明。

　　第四，沿海企業的代工模式加大了收入分配不公的現狀，使得中西部差距進一步擴大。東部地區參與國際分工進行加工貿易，吸引大量中西部的農民工，在要素充分流動的情況下，這種類型的國際分工可以通過吸收中西部的勞動力和原材料，通過國際貿易能夠實現收入和要素價格均等化，從而縮小地區差距。但是，在我東部沿海地區以加工貿易的方式參與了國際代工生產，其增長收益是偏向于資本、出口和政府的，這使得地區差距進一步加大。據統計資料顯示，中國多年來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多數年份都低于GDP、貨物進出口和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這說明，國際貿易獲得的收入大多流向資本所有者——即資本所有者跨國公司、政府和某些壟斷部門。

　　此外，沿海企業的代工模式，很多是以犧牲環境，浪費能源為代價的，這嚴重違背了可持續發展戰略。所以，綜合上述，可以看出，中國以目前加工貿易方式加入國際貿易分工有礙中國的產業升級，有礙中國可持續發展，會使中國通過“煮青蛙”效應，最終限于“貧困增長”陷阱。

　　新形勢中基于GVC的國內價值鏈的構建。

　　中國通過FDI參與國際貿易分工獲得了巨大發展，彌補了發展初期由于資本不足、技術有限、國際認可度低的劣勢，但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現今的中國已經積累了大量資本，甚至出現流動性過剩，因此，中國的國際貿易分工出現了很大的機遇，新形勢下中國急需抓住這一機會進行產業升級，或者產業的轉移，以獲得GVC的高端地位。

　　1.產業升級。

　　產業升級從宏觀層面來說，就是指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從不可持續發展向可持續發展轉變，從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模式向環保節能的發展模式轉變。

　　要完成產業升級的“蛙跳”，關鍵在于新技術。新技術可以來自于兩個渠道，國外引入和國內創新。國外引進可以是直接購買專利，購買技術設備等，也可以以市場換技術，但是，很多國內外經驗研究表明，以市場換技術為代表的引進模式有其局限性，不是產業升級最佳選擇。而國內創新的模式才是實現產業升級最可取的，是實現產業升級的必由之路。

　　所以，對于產業升級而言，如何創新是關鍵。

　　首先，要促進獲取創新資源的開放。作為創新的基礎，不僅要使內部資源開放，也要使外部資源提高可獲得性。

　　企業應該加強和高校，上下游企業以及各個科研機構等的合作，其中，來自高校和科研機構的資源是一些發達國家在特定裝備制造業保持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如德國和日本，以最接近市場的原則，將優勢的科研力量投放在生產第一線，政府部門組織基礎研究，并負責推進科研成果的轉換，企業則根據市場需要選擇自主研發領域。這種面向市場的科研體制，為裝備制造的技術領先提供了有益的支持。因此，這種市場導向，接近市場的原則可以在極大節省成本的情況下獲得最大程度創新的可能性。

　　第二，政府要發揮好在技術創新中的作用。政府在推動創新的發展中充當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技術創新面臨的是不可預測的風險，因此需要政府實施相應的措施，培育本土創新領頭羊，形成有效的創新放大機制。政府可以采取投資稅收減免，補貼或補助金等形式，加速裝備制造業設備改造和新技術的研發，對大型機械裝備出口以各種隱蔽方式提供直接資金支持，擴大風險投資補貼力度等。

　　總之，政府應該發揮好政策實施者的作用，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形成政策支持體系，為培養行業主力軍創造有利市場條件。

　　2.產業轉移。

　　產業轉移是在一國之內的地理位置上的轉移，把沿海生產轉移到成本相對低廉的地區，主要是中西部地區。當前，受到全球會融危機影響，東部相關產業、人才、資金等要素紛紛向西部轉移，尋找機會，沿海地區用工荒現象大有愈演愈烈趨勢。而相反，中西部地區卻異軍突起，民工回流，政策利好，兩江新區作為繼天津、上海之后第三個規劃帶上升到國家政策高度。通過產業的向內轉移，或許對于暫時還沒有自主研發能力創新能力的企業來說，是比較現實的選擇。

　　總結。

　　金融危機給中國的出口蒙上了一層陰影，使得長期安神于GVC下端的代工企業面臨巨額的利潤壓縮，甚至虧損，有的企業甚至直接倒閉。因此，新形勢下，產業升級或者退一步的產業轉移是目前最佳選擇，也是一個比較艱難的路途，需要國家政策的引導，也需要配套人才技術的跟進。

　　相信通過這種方式，中國的產業模式肯定可以得到有效提升，中國將不再處于微笑曲線下端，以產品設計研發，物流銷售方切入GVC產業鏈將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