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法律思維方式的局限及成因分析

　　所謂法律思維,是指在公共決策和私人決策過程中,按照法律的邏輯來觀察、提出、分析、解決問題的思考方式。人們處理各種社會問題的思維方式有多種選擇:政治思維,重心在于利與弊的權衡;經濟思維,重心在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較;道德思維,重心在于善與惡的評價;而法律思維方式的重心則在于合法性的分析,即圍繞合法與非法來思考和判斷一切有爭議的行為、主張、利益和關系。檢索當前對與法律思維方式的研究,大多數都把法律思維與法律職業相結合進行研究,把法律思維方式作為“法學職業主體”——法官、律師、檢察官、法學教學研究工作者的分析和解釋案例時的思維范式。如鄭成良教授提出典型的法律思維是法官思維,并概括出七大基本原則。陳瑞華教授對法律人的思維進行了總結:提出法律思維是完整的一套概念體系、價值體系、邏輯推理形式等。周曉春提出“無罪推定、既定法高于一切、獨立判斷”等思維的原則。由于社會分工的細化、立法的膨脹和法律專業化發展,法律思維似乎成了法律職業共同體共有的意義話語。

　　本人認為,法律思維方式應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理解特指法律職業主體的思維方式,可以稱之為“職業法律思維”,而廣義上的理解應該指一切社會主體,包括法律職業主體、政府決策者和社會公眾在從事與法相關的社會實踐活動中所遵循的思維樣式,既包括“職業法律思維”,也包括“非職業法律思維”。社會公眾在社會生活中從事著大量的守法活動,并因法律事件介入到執法、司法甚至立法領域,不可避免的要做涉及到法律問題的私人決策,自然成為法律思維的主體,可以稱之為公眾法律思維。如果說職業法律思維是法律人對還原客觀事實的判斷過程,對自身工作方法的反思,則法律思維是對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行動指針,是凸顯法治自身張力的積極嘗試。

　　我國處于傳統社會向現代法治社會過渡的時期,公眾法律思維在歷經政府的普法宣傳、媒體的啟蒙和學校的教育的影響下,處于一個快速覺醒和培育的階段,在每一個受到關注的案件背后被法律職業人的思維方式所推動著。公眾法律思維應該包括“對于法律的思考”和“根據法律的思考”兩部分。前者強調從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出發,運用各個學科的知識,綜合地、全方位地考察法律現象,例如關于法律價值、法律的地位、法律功能的思考,思維的內容是“法律至上、權利平等、社會自治”等核心觀念。而后者強調必須根據現行法律進行思考,強調法律與自身利益的關系。一個思維過程包括幾個步驟:確定待解決的問題;分析問題的法律性質;搜集有關各種信息(法律、證據等);對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案進行評估、選擇;按最優方案行動。思維的內容是“證據思維、程序思維、權利思維、義務思維”等。例如運用“權利思維”進行發散,可以得到幾個思考方向:主體權利的內容有哪些、主體權利的界限在哪里、主體權利的維護者是誰、主體權利實現的條件和保障是什么等一系列問題。

　　現階段公眾的法律思維呈現如下特征:

　　一、受法律工具主義影響導致的法律價值理性認識不足

　　在法律價值的認識上,傳統人治社會把法律作為社會治理的工具,強調在社會系統中,法律只是實現一定社會目標的工具和手段。法律意味著強制、干涉、威懾和懲戒,對于公眾而言不是生活需要的而是社會強加的。人們提起法律,首先想到的就是“打擊壞人”而產生避而遠之、厭惡疏離的心理狀態。

　　現行的教材仍將法律的本質表達為“法律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有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范,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但法理學界認為“階級意志論”是對馬克思主義法及法的本質的一種曲解。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講到“正像你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一樣,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馬克思在此并不是對法律下什么定義,而是批判了資產階級法的偏私性。“任何被稱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須關注某些超越特定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相對性的基本價值。這些價值中較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缺少這些基本價值的秩序不是法律秩序”。有學者從社會契約論出發,提出了“法律總是來自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在調整相互利益關系,約束自己的過程中形成的規則”的觀點。鄭云波認為“法律充分尊重個人對當前和未來生活的規劃與選擇,充分保障其對自身生活方式的自主安排”。葉傳星把人的法律需要劃分為多方面:個人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社會自我保存的需要,社會交往與合作的需要,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需要,維護國家公權力的需要和人類整體生存與發展的需要等,這都指明了法律與人的依賴關系。但這些理論未能公眾所接受,諸如“法律要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保駕護航”、“法律是社會長治久安的基本保障”等工具主義色彩的論調仍然司空見慣。

　　法律不僅僅是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的工具,倘若如此,便失去其內在的價值和活力,失去其靈魂和良知。法律條文背后隱藏著公平正義的價值,法律思維方式應該是有價值取向的理性思維。因此,避免工具主義思維定勢,宣揚法律價值觀是轉變公眾法律思維方式的邏輯起點。

　　二、法律文化空白導致的法律思維要素、運思方法等方面的欠缺

　　傳統的德治社會統治模式下我國的法律文化幾欲空白,移植于西方社會的法律文化未能通過當前的“普法”工作成為公眾的法律文化,表現在公眾的法律思維要素、運思方法與法治精神有很大的差距。如認為“法不責眾”、“欠債還錢”等。公眾的法律思維要素取決于法律知識、法律經驗、自身閱歷和對事實的掌握。在思維要素上體現出義務意識、權利意識欠缺;權利意識中又表現出關注物質性的民事權利,淡視政治性的民主權利的特點。馬克思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我國目前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社會現實必然決定了對于物質利益的之能否實現或獲得是主體最關心的首要問題。例如經濟糾紛、侵權損害賠償、財產分割等問題。我國憲法宣載了和西方法治國家差不多的權利和自由,但我國民主權利的實現卻并不令人滿意。我們有廣度的民主,但缺少深度的參與;我們有選舉權,但選舉權所涉及的范圍卻很小。這一方面是憲法不具有可訴性,另一方面是憲法權利沒有成為公眾的法律思維要素。這使得我們漠視自己的權利存在;也不知道如何正確地行使權利,或有了權利卻不知道珍惜,例如選舉權。在運思方法上,社會公眾更多的是樸素的公平正義觀,缺乏職業思維的技術成分,“無罪推定”、“程序正義”、“舉證責任”等理念還未建立,對法官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的過程還缺乏足夠的了解。例如,法官的思維區分法律真實和客觀真實,但在案件當事人的眼里,一般只有客觀真實。在法官眼里只能根據已經證明的事實遵循一定的規則作出裁判,社會公眾感到難以理解。

　　為此,在社會公眾開展以培養法律思維為內容的普法工作,改革類似“公示”法律文本的形式主義普法教育,真正把法治精神、原則、法律思維方式輸送到人們的心中已經勢在必行。

　　三、受倫理文化影響導致的“重情厭訴”非理性傾向

　　中國是個人情社會,“法不外乎人情”,就是說,法應該建立在人情之上,一旦法律與人情發生沖突,就應該先考慮人情。法因人情、情大于法是中國人對“情”與“法”關系的基本思考。我們常常說“情、理、法”,這就是法律思維表現為“情大于理,情大于法”的倫理傾向。不知曉人情比不知曉國法更糟糕,有時候人情要比國法更具權威。人們對有些執法者辦人情案、辦關系案感到司空見慣、“情由可原”,這體現了法律思維中的非理性特征:法律并不是至高無上的,“人情”才是更具普遍意義的原則。

　　傳統社會是建立在宗法血緣基礎之上的,彬彬有禮、溫文爾雅的人格形象在傳統社會的血緣、親緣、地緣關系乃至現代社會的業緣關系延續著。企圖通過倫理道德以外的包括法律手段去協調人際關系的嘗試于內于外都有很大的阻力,期待違法者依靠自身的道德內心信念的反思和悔悟。“和為貴”的和諧思想造就了中華民族隱忍堅毅、厚德載物的傳統美德,但另一方面,在成員中造成了“厭訴”、“恥訟”的心態,使人們視訴訟為不祥,能不訴就不訴,不愿撕去人情的面紗使雙方尷尬面對。吃虧是福、退一步海闊天空的觀點占據了思維的空間。

　　現代化進程根植于傳統的土壤。但傳統思維框架內不可能生成現代法治社會,因為法律思維首先要服從規則而不是首先聽命于情感。

　　四、受傳統政治文化影響導致的“權大于法”的思維干擾

　　在我國,法律的權威相對于權力而言遠遠沒有形成。立法機關的作用被邊緣化,人大的最高國家權利機關的地位在民眾話語中表達為“退休養老的地方”,訴訟成本高、執行難等問題使人們對于有理也難進的法院望而卻步,司法腐敗守不住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相反,封建皇權至上,宗法、特權觀念、專制觀念、權力至上等與現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產物,潛移默化地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在人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權力本位、官本位的價值體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權力和法律面前總會出現權力高于法律。法律是政治的附屬物。某些案件因“壓力大”辦不下去的時候,我們看到權力對法律的干預。涉及到官員的法律責任,“問責制”被人們理解成“一個概念而已”。“權大于法”、“法即義務”觀念一方面導致權力尋租,另一方面導致了公眾對自身權利的淡視。例如憲法權利:為什么我們社會管理成本這么高,納稅人不過問;對于沒有給自己造成巨大冤情的腐敗,很少人會去理睬。漠視權利就是公眾法律思維的重大缺陷,權力崇拜就造成公眾對法律失去信心和認同感,也更談不上對法律的尊重和信賴了。除此,傳統政治文化還干擾著我們對一些問題的認識:如政策與法律的關系就是個長期爭論的問題。長期以來重政策,輕法律是主要傾向。用政策替代法律的屢屢現象更弱化了“法律至上”的思維走向。

　　可見,轉變政府職能,擺正政府角色,破解權力崇拜意識,是形成公眾法律思維的關鍵。

　　值得欣喜的是:兼具公民教育和意識形態教育功能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程《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在法理部分用了一頁的篇幅提及了法律思維方式及其四要素:講法律、講證據、講程序、講法理。與以往的法律教材只注重法律知識的堆砌相比有了根本的區別。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今天,該教材在培育公眾法律思維的重大作用毋庸置疑。任課教師的也因此有了不可推卸的責任:從職業法律思維中厘清適合大學生認識水平的思維模式,克服當前法律思維方式的局限和障礙,不斷總結經驗、加強實踐,以引領社會公眾法律思維水平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