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法對收入實現原則的選用因流轉稅和所得稅而有所不同，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會計職稱論文投稿：探究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關系的論文范文，歡迎閱讀參考。

 

　　摘要：本文對我國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的協作進行了研究,通過對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的基本關系、稅會關系模式、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的目標差異以及業務處理差異等方面的分析,提出了我國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協作的可行思路。

 

　　關鍵詞：會計制度;稅收法規;協作;差異

 

　　一、我國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關系的基本問題

 

　　1、會計與稅收的基本關系

 

　　會計和稅收作為經濟體系中不同的分支,二者之間的關系既緊密又獨立。相比而言,會計立足于微觀層次而又影響到宏觀領域,而稅收立足于宏觀層次而作用于微觀領域,會計直接面向企業但也與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相連,而稅收首先基于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需要而對具體的企業實施征收管理。會計為稅收提供信息支持,而且這種支持延伸為二者相互的支持,可以簡單地理解為:稅收征納要利用會計核算所提供的資料,而處理結果又反饋給會計進而影響會計利潤等數據信息(戴德明等，2005)。但從總體上看,二者又在按照各自的方向獨立發展,會計與稅收不同的職能和學科屬性決定了會計與稅收在其制度設計過程中遵循不同目標、處理原則以及業務規范。

 

　　2、我國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的歷史演變

 

　　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企業大都是公有的，且政企不分，國家、企業、社會之間的利益高度一致，1994年以前，會計準則、制度與稅法在收入、費用、利潤、資產、負債等確認方面基本一致，按會計準則、制度規定計算的稅前會計利潤與按稅法規定計算的應稅所得基本一致。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問題的提出，企業理財的自主權問題被重新擺在一個突出位置上。我國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的差異性已很明顯了。

 

　　2003年4月24日，國家稅務總局頒布《關于執行<企業會計制度>需要明確的有關所得稅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3]45號)，2003年10月20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簽發了財會[2003]29號《關于執行<企業會計制度>和相關會計準則問題解答(三)》。

 

　　由此，我國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的關系經歷了從統一到差異再到協作的動態發展過程。

 

　　二、稅務會計模式的國際比較

 

　　稅務會計模式與經濟模式息息相關，既受各國稅法立法背景、程序的影響，又受各國會計規范方式、歷史傳統的影響，但基本上可歸為非立法會計(社會公認型)、立法會計(法治型)。

 

　　在大多數歐洲大陸國家和日本，會計一直是國家的工具(比如為了征稅)。在法國、德國等立法會計的國家，其會計準則、會計制度從屬于稅法(特別是所得稅法)，即以稅法為導向。因此，其會計所得與應稅所得基本一致，只需對個別永久性差異進行納稅調整，稅務會計與企業會計基本一致，形成財稅合一的稅務會計模式。在法國，稅法凌駕于會計準則之上，稅務當局是商法所明確規定的法定會計信息使用者;稅法高度獨立，稅務當局不僅可以確定用于納稅申報的財務報表的內容與格式，而且規定了許多關于財務會計及其報告的實務。

 

　　而在以英美為代表的非立法會計國家和部分立法會計國家，會計準則、會計制度獨立于稅法的要求，財務會計報告主要服務于投資人、債權人，稅務機關也是使用者，但不是主要使用者(即不是主要服務對象)，水發與會計準則對收入、費用的確認計量有較大差異。因此，需要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分開，形成一門獨立的專業會計。財務會計與稅務會計屬于不同會計領域，兩者分離有利于形成具有獨立意義、目標明確、科學規范的會計理論和方法體系，應是會計發展的主流方向，這種模式為財稅分離的稅務會計模式。

 

　　三、我國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的原則差異分析

 

　　1、稅法導向原則

 

　　稅務會計應以稅法為準繩，在財務會計確認、計量的基礎上，再以稅法為判斷標準進行納稅調整、納稅申報，在遵從或不違反說法的前提下，尋求企業的稅收利益。該原則體現“稅法至上”，稅法優先于其他會計法規。

 

　　2、收入實現原則

 

　　稅法對收入實現原則的選用因流轉稅和所得稅而有所不同，一般來說，流轉稅從嚴，所得稅從寬，其原因是：流轉稅主要依靠發票計征，相對獨立于會計的賬戶系統，稅法可以較多地考慮有利原則;而所得稅則要依據會計利潤進行調整，稅法不能對實現原則偏離過多。例如，稅法在增值稅上規定了單位或個體經營者的8種視同銷售貨物行為征收增值稅，他們不適用實現原則，而適用移送原則。而在所得稅上，這八種行為只有兩種繼續視同銷售，即將自產或委托加工貨物用于基本建設、專項工程及職工福利。

 

　　3、歷史成本原則

 

　　稅法對歷史成本原則是最為肯定的，按歷史成本原則進行會計處理，能客觀、真實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會計制度則不然，當歷史成本的相關性很差時，必須代之以公允價值，否則報表使用者就有可能被誤導。現代社會中，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競爭的加劇，價格變動明顯擴大，糧食成本的有用性在很多方面受到質疑。西方發達國家在制訂會計準則時已越來越多地進入公允價值，這幾乎已成為一種潮流。我國近年發布的“債務重組”、“收入”、“投資”、“非貨幣性交易”等會計準則，已頻繁使用公允價值概念，然而幾乎均未得到稅法的認可，這必然帶來大量的差異和納稅調整問題。

 

　　4、配比原則

 

　　配比原則是確認費用的基本原則。所得稅對配比原則基本上認可，但做了許多限制以防稅款流失，只是目前所得稅差異產生的最主要原因。

 

　　在增值稅上，稅法對配比原則持否定態度。增值稅不使用增值額作為計稅標準，而是按購進扣稅法設計發票制度，從而將增值稅的征稅控制在流通環節，從總體上避免了對會計核算系統的依賴。然而，增值稅是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項費用支出，不應當越過利潤表。而要使增值稅費用化，必須實現進項稅額與銷項稅額的配比，核心問題是計算出與本期銷售產品相對應的那部分進項稅額，為此，需要對增值稅進行價內處理，將進項稅額計入存貨成本，將銷項稅額計入銷售收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看到大量的增值稅差異，有時間性差異，也有永久性差異。事實上，增值稅差異遠比所得稅差異復雜，因為稅法在增值稅問題上并不認可配比原則，現行會計制度沒有保持應有的獨立性，而是順從稅法的要求，放棄了配比原則，從而使增值稅費用無法在利潤表中得到披露。

 

　　5、權責發生制

 

　　按照權責發生制，企業必須以經濟業務中權利義務的發生為前提進行會計核算，這與稅法確定納稅業務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所以稅法對權責發生制總體上持肯定態度，這在所得稅上表現得很明顯，應稅所得是根據會計利潤調整出來的。然而另一方面，權責發生制帶來了大量的會計估計，對于其中的某些職業判斷，稅法持保留態度。當權責發生制不利于稅收保全時，稅法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這在增值稅問題上表現得很突出。對于增值稅銷項稅額的計算，稅法支持權責發生制，這樣，企業未等到實際收到貨款就可以確認其納稅義務。而對于進項稅額的計算，稅法則規定，工業企業購進貨物(包括外購貨物所支付的運輸費用)，必須在購進的貨物已驗收入庫后，才能申報抵扣進項稅額。稅法對權責發生制所進行的修訂，其用意是遞延進項稅的確認，這樣必然會造成增值稅差異。

 

　　6、謹慎性原則

 

　　會計制度在貫徹權責發生制的同時，必然要實行謹慎性原則。他要求在會計核算中，為了避免盲目樂觀地確定收益，應合理地確認可能發生的費用和損失。為了反映企業面對的各種市場風險，會計制度開始頻繁使用謹慎性原則。稅法對謹慎性原則基本上持否定態度，原因主要是：(1)謹慎性原則對收入和費用的處理不對稱。(2)謹慎性原則確認的是持產損失，沒有交易憑據，不符合稅法的可靠性要求。(3)謹慎性原則依賴于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難以取信稅務部門。

 

　　征稅行為不能建立在對某些事項的會計估計上，稅法與會計制度在謹慎性原則上的矛盾是難以調和的。可以說，謹慎性原則已成為所得稅差異產生的一個重要根源。

 

　　四、我國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的協作方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中提出的企業計算繳納稅款的總原則,可以作為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協作的一個起點。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的差異與協作是一個不斷博弈的過程,二者的協作必然要以其中一種規范為主要參照,進而作出合理的調整。協作的過程要依照原則差異采取不同的標準,在差異分析的基礎上對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的協作提出以下思路。

 

　　第一,會計制度和稅收法規的協作是一個相互協調的過程。會計改革與稅收改革總是相伴而來,會計和稅收都要適應經濟發展和經營的現實需要而各自作出相應的調整。

 

　　第二,要加強會計制度和稅收法規之間管理層面的合作和配合。會計和稅收的法規制訂和日常管理分屬于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兩個不同的主管部門,在法規的制訂和執行過程中很容易產生立法取向的不同,所以兩個政府主管部門之間加強溝通合作是會計和稅法在規制上進行協作的一個重要保證。

 

　　第三，在協調過程中要充分聽取市場行為主體的意見，努力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從我國稅收與會計制度的實踐來看，稅收對會計的制約從內在遵從向內在遵從與外部調整并存形式的轉變是由政府主導的，這當然有利于相關部門加快對兩者差異的協調，但該協調過程一定要充分反映市場力量的要求。

 

　　參考文獻：

 

　　[1]戴德明,張妍,何玉潤.我國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的協作研究――基于稅會關系模式與二者差異的分析[J].會計研究,2005(1).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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