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院校改革中應用型人才培養方案探究

　　在應用型高校中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使命，這類院校將普通教育，職業教育，繼續教育結合在一起，也被稱為新型的本科院校。新型院校的培養目標和教學模式呈現了多樣化特點，大學轉型發展也是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的改革。加快新型大學建設進程，樹立全面發展的人才質量觀，對人才培養模式、教學模式都非常有幫助，并堅持以學生為中心的辦學理念，從行政管理、學校文化、社會環境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改革舉措，提高教育教學質量和辦學水平，推進新型大學建設逐步完善。

　　關鍵詞：新型大學,人才培養目標,教學模式,以學生為中心

　　2015年11月，教育部等三部委聯合印發了《關于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見》，這標志著主要以新建本科高校為主體的我國高校轉型發展正式上升為國家行動。在2016年10月30日于成都召開的全國新建本科院校聯席會議暨第十六次工作研討會上，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張大良強調，要把新建本科院校辦成新型本科院校;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學評估中心主任吳巖則強調，要從新建大學走向新型大學。自此，“新型大學”到底如何理解、怎么建設顯然成為轉型問題的關鍵。從學術淵源來探究，新型大學的提出并不算早。2007年，任玉珊在《長春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上發表“高等教育轉型發展與‘新大學的形成”一文，開始了針對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新型大學”的研究[1]。2014年，陳小虎開始使用“新型應用型本科院校”的概念，就相關問題進行探討[2](P13)。成都會議，標志著官方正式拋出“新型大學”概念，且明確了具體建設內容，其為本科高校轉型導航的意圖十分明顯。

　　從上述源流梳理可見，新型大學建設與部分本科院校的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甚至可以相互替代。此前許多學者從不同視角對我國部分高校的轉型發展問題進行研究，并一致認同其本質并非外在體系的轉型，即不是將部分本科高校轉入高等職業教育體系、將其辦成本科層次的職業教育，而是內在的教學轉型、是人才培養方式上的改革。在他們看來，根據高等教育國際發展趨勢和我國國情，地方高校轉型發展“更宜進行人才培養模式的轉型”[3](P34)，“改革人才培養模式是轉型發展的核心任務”[4](P6)。現階段，一些學者和管理者呼吁，高校轉型點應該從宏觀層面轉向微觀教學層面，落實在課程建設、課堂教學上。這也為新型大學建設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值得注意的是，自1980年代以來，美國高校也開展了以學生為中心(student-centeredness，SC)的本科生教育改革，影響深遠，使美國成為世界上各國本科教育改革的榜樣[5](P35)。我國一些大學此前也多從教師教學發展乃至綜合改革的角度切入，推動著類似的本科教學模式、乃至教學范式的變革。可見，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使東西方高等教育改革多少有點殊途同歸的意味。

　　本文試圖從新型大學或者說轉型發展中應用型高校的目標定位與使命要求入手，探討新型大學建設發展中的人才培養模式與教學模式的多樣性，并借鑒美國以學生為中心的本科教學范式變革的實踐經驗，提出我國新型大學建設與發展所應采取的相應策略。

　　一、新型大學在人才培養目標上的多重使命與特殊使命

　　2017年《教育部關于“十三五”時期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意見》(教發〔2017〕3號文件)印發。從文件內容來看，應該說“應用型高校”成為“新型大學”建設的類型定位，是特指相對于研究型、職業技能型高校而言“主要從事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本科以上層次應用型人才培養，并從事社會發展與科技應用等方面的研究”的一類高校[6]。

　　這里有必要明確一下應用型人才的內涵及其分類。有學者指出，“所謂應用型人才，一般是指掌握社會生產或活動一線的基本知識、基本理論和基本技能，主要從事一線生產或管理的技術或專業人才”[7](p30)。當人們談到應用型人才時，往往忽略一線社會管理人才，故應用型人才也常被統稱為技術型人才。H·W·French 提出的職業帶理論，依據理論知識和操作技能需求比例將應用型人才劃分為工程師、技術員和技術工人三個系列，依次對應工程型、高技能、技能型三個人才類型。但是，他劃定的人才類型的邊際并非十分清晰。如技術員系列，由于理論知識或智力技能多一點或者操作技能多一點，又可分化為工程技術型人才或技術技能型人才。從發展趨勢看，此類復合型人才反而更會受到社會歡迎[8](P12)。

　　新型大學或者說應用型本科院校，很顯然，其人才培養目標主要是應用型本科人才，涵蓋上述各個系列本科層次以上的應用型人才，包括工程師、技術員乃至高層次的技術工人，以及復合型的工程技術型人才、技術技能型人才。從此角度出發，我國應用型本科高校兼具多重使命。換句話說，在我國，除學術型高校外，其他大量高校包括許多老牌本科院校，均應依據自身實際和發展階段，以培養各類本科層次應用型人才為自身的主要任務，有能力的高校還應當肩負培養專業碩士、專業博士等更高層次應用型人才的任務。專科層次的高職院校在教發〔2017〕3號文件中被明確為職業技能型高校，主要承擔著培養技能型人才的使命。從廣義上講，專科層次的高職院校在類型上也可以看作是培養應用型人才的院校，只不過其辦學層次為專科。

　　從國家教育政策導向看，《意見》在指導思想中強調，“要推動轉型發展高校把辦學思路真正轉到培養應用型技術技能型人才上來”。可見，作為國家引導的部分本科院校，應歷史地承擔起培養更多的應用型技術技能人才的特殊使命。

　　對于應用型技術技能型人才，是否可以有這樣幾種理解：廣義的，指全部應用型人才，但側重于技術技能型人才;次廣義，指應用型人才體系中除工程型以外的人才，因為工程型人才通常被認為是傳統意義上的普通本科高校的人才培養目標;狹義的，特指應用型人才中的技術技能型人才。不難看出，無論作怎樣的理解，培養技術技能型人才是國家希望新型大學應當承擔的特殊使命。

　　根據《國家職業標準制定技術規程》，技術技能型人才主要是指技師和高級技師，也可作為技術型和技能型之間的復合型人才來看待。而如前所述，高技能人才類型對應技術員系列，根據我國《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2010～2020年)》的界定，其內涵主要是指高級技工、技師和高級技師。可見，技術技能型人才涵蓋面略窄，高技能人才中除開高級技工，二者內涵基本一致[6](P13)。

　　根據人力資源與勞動社會保障部勞動力供求關系分析，我國高層次技術技能型人才存在三大問題：一是數量不足，二是層次不高，三是結構不適應(見表1)[8](P14)。這恰好為地方本科院校的轉型發展或者說新型大學劃出了“新跑道”。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意見》實際上是要求轉型發展的本科院校更加關注應用型人才中的技術技能型人才或者說高技能人才的培養。

　　實際工作中，由于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在發展過程中已經有了學術上的一定積淀，且多為地方少有、或者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他們通過“卓越計劃”承擔了工程師、農林人才、法學人才、醫學人才等本科層次應用型人才的培養任務，同時也承擔了專業碩士人才、技術技能型或高技能型本科人才的任務，還通過繼續教育等多種形式，承擔各種技術技能培訓任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如鐘秉林所言，應用型大學已成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中的一個層次，同時也是普通本科高教體系中的一種類型[9](P12)。事實上，轉型發展的地方本科院校已發展為普通教育、職業教育、繼續教育“三合一”的一種新型(應用型)大學，“不宜隨意貼上‘本科高職教育的標簽”[4](P8)。這類新型大學實際上承擔著培養以本科層次應用型人才為主的多重使命，以及培養技術技能型人才的特殊使命。

　　二、新型大學建設需要多樣化的人才培養模式與教學模式

　　新型大學在人才培養目標上的多重使命與特殊使命，決定了它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必須采取多樣化的人才培養模式與教學模式。一般認為，“人才培養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指導下，按照特定的人才培養目標和規格，以相對穩定的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管理制度和評估方式，進行人才教育過程的總和”[10](p25)。人才培養模式與教學模式緊密相關。教學模式的概念在我國有多種表述，諸如教學結構說、教學過程說、教學方法說等。這些說法各有其側重，但都忽視了對教學模式的整體把握。總的來講，教學模式是指在教學實踐狀態下，系統而綜合地運用教學過程諸因素，整體地運作教學活動的一種相對穩定的形式。可見，二者均是在一定思想理念指導之下進行的認識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運作過程，而人才培養模式涵蓋教學模式，教學模式又涵蓋教學方法。教學模式涉及到的人員、環節較少，層次扁平化，在為實現某種特定的人才培養目標而構建的人才培養模式下，教師可以根據教學內容的階段性調整教學模式，或者將多種教學模式綜合運用。

　　據趙炬明考察分析，人類歷史上大致出現過五類高等教育，并有著各自相應的教學模式。其一是經學高等教育，基本教學法是教師講經與釋經，學生抄經與背經。目前我們最為廣泛使用的傳授式教學模式當屬此種模式。其二是技術技能教育，適用于各類以技術技能訓練為主要目的的人才培養，也包括臨床醫生、護理、音樂、美術等特別的專業領域。其三是科學高等教育，強調實證和邏輯，基本方法是講座、研究與實驗，也包括系統的實地考察和調查。其四是通識教育，強調廣泛閱讀、批判性思考和創造性寫作。其五是高等工程教育，系科學方法與技術教育結合而產生，顯著特征是實踐性、綜合性和創新性。由于此類教育和人類生活密切相關，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包括人文科學都為其發展做出了貢獻[5]。

　　二戰后高等工程教育發展迅速，有力地支撐了各國社會經濟發展，因而被得到廣泛認同，同時也創造了許多新的教育教學模式，成為推進“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的改革成果和最佳范例。此外，技術技能教育也得到重新認識和發展，如從傳統學徒制發展到認知學徒制即是明顯標志[5]。工程教育與技術技能教育的卓越表現，恰好成為以應用型技術技能型人才為培養目標的中國新型大學建設借鑒的源泉。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國新型大學或應用型大學以應用型本科以上人才為培養目標是得到廣泛共識的。但在此大前提下，由于各自發展水平不同，即使是同一高校各專業、同一專業招生對象不同，其具體人才培養目標與規格又各不相同，進而在人才培養模式上也會差別很大。如某一工程學院本科層次的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專業，同時招收普通高考學生和技能型高考學生，其所屬的獨立學院還招收原屬三本線的學生，其成人職業教育學院還在招收成人教育學生，實踐證明，采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他們是不合適的。總之，新型大學的多重使命決定了在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或產學研合作的旗幟下，其人才培養模式(包括教學模式，更包括教學方法)必然呈現多樣化。

　　當然，僅從教學模式上講也并非無規律可尋：由于此類高校以工程型人才、特別是技術技能型人才為己任，則工程教育、技術技能教育的教學模式應成為其主導的教學模式;由于此兩類教學模式與科學教育和通識教育又密切相關，科學教育和通識教育的教學模式自然成為其有益的補充。在物質與技術等條件尚不成熟、新型大學還保留相當的人文社會科學相關專業的情況下，經學或者傳授式教學模式還會存在很長時間。問題的關鍵在于，在此現實情況下，我們應該堅持什么樣的辦學理念，以及如何處理他們之間紛繁復雜的關系。從世界教學改革趨勢及成果來看，以學生為中心的本科教學范式的變革可以給予我們有益的啟示。

　　三、新型大學建設必須堅持“以學生為中心”的辦學理念

　　堅持以學生為中心，即推行以學生為中心的本科教學范式的變革。何謂以學生為中心的本科教學范式變革?我們可以分別從“以學生為中心”、“范式”兩個概念來進行理解。

　　劉獻君認為，“以學生為中心”，最根本的是要實現從以“教”為中心向以“學”為中心轉變，即從“教師將知識傳授給學生”向“讓學生自己去發現和創造知識”轉變，從“傳授模式”向“學習模式”轉變。因此，學校要從“課堂、教師、教材”的“老三中心”，向“學生、學習、學習過程”的“新三中心”轉變，真正關注學生的學習[3]。趙炬明則對“新三中心”作了進一步理解，相對于傳授模式的“教師、教材、教室”“老三中心”，他歸納出“學生發展、學生學習、學習效果”的“新三中心”，強調以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為目的，把學生學習作為教育和學生所有活動的中心，并強調關注學習效果及其評價機制的建立[5](P40-41)。

　　“范式”概念是由庫恩提出來的，原指“典型科學活動的結構”。他將“被絕大多數科學家共享的觀點稱為范式”[5](P19)。1995年，巴爾和塔格在美國主要大學教學雜志《變革》上首次使用“范式”概念來闡釋SC。他們認為，“特定教學模式及其支持系統，形成一個生態系統，這就是教學范式”(見圖2)。趙炬明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大量SC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改革者們沒有認識到SC改革是一場范式變革，而把它看成是僅限于教學活動的局部改革。”[5](P41)

　　那么，新型大學在建設過程中如何從堅持“以學生為中心”的辦學理念上取得突破?

　　首先，新型大學必須堅持全面發展的質量觀。要堅持立德樹人，全面提高學生綜合素養，要充分認識到堅持能力為本位不等于堅持技能為本位。這也是關系到我們如何把握以人為本的教育哲學的大問題。目前地方高校轉型發展過程中過分強調以社會為本，教育的功利主義思想和工具理性重又抬頭，一些人以強化學生能力培養為名，將地方本科院校的轉型發展狹隘地理解為辦成職教本科，甚至將“轉型”理解為僅僅是借鑒技術技能教學模式，這確應引起我們的警惕。

　　其次，新型大學需要放下普教職教之爭的包袱。當前“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體系逐漸走向融合”[3](P34)，堅持普通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融合發展的優勢，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新型應用型本科高校發展之路已逐漸成為共識。不同層次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宏觀路徑大致是相同的，以學生為中心特別強調以學生學習效果為中心。高校只有放下包袱，大膽探索適應本校校情的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綜合運用多種教學模式、教學方法，才能切實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打造本科層次應用型人才包括技術技能型人才特有的知識、能力和素質。關鍵的一點，只要我們堅持“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切實為學生著想，堅持《高等教育法》規定的本科層次人才培養要求與學業標準，切實讓學生受益，就不會有問題。

　　再次，新型大學還必須牢固確立范式思維。“從整體角度看待SC改革，即為范式思維。”[5](P41)從學校來講，在堅持應用型人才的目標定位，推進人才培養模式、教學模式改革的同時，要進一步變革學校行政管理和校園文化，營造良好的校內發展環境。而作為各級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尤其要為新型大學的發展、為SC改革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如，所謂宏觀上的轉型，專業(群)與產業、與企業的對接，也是SC改革的外部條件，更需要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從法律上確定各利益主體特別是企業在應用型人才培養上的權利和義務，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深度融合，形成產學研合作育人機制。教育行政主管部門還必須打破舊的分類體系和投資體制，進一步推進高等教育的公平發展，保障每一位學生被公平對待;要引導學術型、應用型大學均衡發展，允許應用型大學通過不斷提高應用研究水平，通過創業型大學等路徑，向應用研究型發展，逐步走向卓越，而不應再次把新型的應用型大學視為中國寶塔式高等教育格局中的一個層級。

　　《意見》也特別強調，“以應用型技術技能型人才為培養目標，建立以提高實踐能力為引領的人才培養流程，建立產教融合、協同育人的人才培養模式，實施以學生為中心的啟發式、合作式、參與式教學。”[12]這里實際上已經給我們明確指出了新型大學建設的方向——即堅持“以學生為中心”的理念，從各地、各校實際乃至學生個體實際出發，構建特定教學模式及其支持系統，形成一個系統的、新的教學范式。從此角度看，地方本科高校的轉型發展也是基于各校具體實際、基于應用型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目標定位基礎上的“以學生為中心”的本科教學范式的變革。

　　總之，我們只有順應高教全球化、普及化、多樣化、個性化、大融合發展的大勢，以我為主，同時充分借鑒世界上其他國家辦學經驗，特別是當下以學生為中心的本科教學范式變革的經驗，才能成功突圍，走出一條中國新型大學發展的正確道路，也才能加快中國大學整體現代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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