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出版與古籍保護關系

　　摘要 近年來古籍保護事業方興未艾，而古籍出版作為一種專門的出版類型，同時也是古籍再生性保護的重要手段，它們都以傳播繼承傳統文化為目的。厘清古籍出版與古籍保護的關系，將有助于完整認識古籍保護在當下的意義。靜態考察發現，古籍出版是古籍保護的重要內容;動態考察表明，古籍出版是古籍保護的重要階段;路徑考察發現，古籍出版的古籍保護方式主要有影印出版、整理出版、數字出版三種。古籍出版的社會化效應有助于古籍保護意識深入人心。

　　關鍵詞 古籍 古籍保護 古籍出版

　　本文源自《大學圖書館學報》 2020年4期《大學圖書館學報》(雙月刊)創刊于1981年，是圖書館學情報學學術期刊，開展圖書館學情報學理論與實踐研究，以注重理論聯系實際為鮮明特色。刊物質量穩定，在同類刊物中一直名列前茅，連續兩次入選中國圖書館學核心期刊，連續五次被評為全國圖書館學優秀期刊。

　　當人們意識到古籍是一種有傳承意義的物質與精神的集合體的時候，自然會對其物質形態產生一種保護的觀念，而這種對物質形態的保護，從一開始就是為更好地保存其上的文字或精神內容服務的。包括影印出版、整理出版和數字出版等形式在內的古籍出版，不僅能夠部分保護古籍的物質形態，而且使古籍精神性內容得以傳播繼承而獲新生。

　　1 靜態考察：古籍出版是古籍保護的重要內容

　　對于古籍，現在較為通行的定義有二種：一則“主要指1911年以前(含1911年)在中國書寫或印刷的書籍”[1];二則為“中國古代書籍的簡稱，主要指書寫、印制于1912年以前又具有中國古典裝幀形式的書籍”[2]。然而這兩種定義主要著眼于古籍的形式，或者說是物質形態特征，忽視了古籍與今日書籍在內容或者說文化精神上的不同。所以，對古籍的認識，首先要辨別其所蘊含的文化精神。上述定義舉出“1912年”的時間概念，以清朝滅亡、民國建立為限判定古籍。然而，思想學術文化的轉變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胡樸安認為“古者對近而稱，所謂界限者，即謂古今之界。區分于何時期，當以何時期以前之書謂之古書，以何時期以后之書謂之非古書也。惟是古今之界限頗不易區分”[3]，指出“古今界限”雖是判斷古籍今書的依據，但劃分古今并不那么容易，因為古今文化精神既有裂變也有延續，所以，我們固然可以從古今時代變遷來理解古籍的概念，知道古籍是指古代的書，但更要意識到其所承載的古代文化精神。其次，對古籍的物質形態特征也需要進一步明確。具有古典裝幀形式的書籍，其書寫或印刷的材料本身是易損的。錢存訓在《書于竹帛》中認為，以甲骨、金石和陶泥為載體的文字不能稱之為書，這些“刻在甲骨、金屬、玉石等堅硬物質上面的文字，通常稱為銘文;而文字記載于竹、木、帛、紙等易損的材料，便通常稱為書籍”[4]，強調凡被視作書籍者，其載體為竹帛紙張，其物質形態是易損材料，不及金石保存良久。那么，所謂古籍，就應當是將文字記載于易損材料之上的書，由于時間的演進和歷史的發展，它不僅有一定的古典裝幀形式，且承載著古典文化精神，從而成為一種有傳承意義的、物質與精神的集合體。

　　書籍的產生和傳播是與出版緊密相連的。出版是編輯、復制作品并向公眾發行的活動[5]，它是用文字傳播文化的承擔者，而這形成了有史以來人類文化的基礎，“出版工作總要設定復數的讀者，復制原稿并使之社會化作為首要前提”[6]。而古籍出版作為出版事業的一個分支，就是用影印、點校整理和數字出版等手段，將古籍的精神內容復制下來，以社會化的發行手段，對讀者進行傳播，并以此承擔傳播文化的職責。鄭振鐸的《漫步書林——談印書》也說：“古書是孤本傳世，難于廣泛地流通。有些是原稿本，那么，更是天壤間只此一帙了。數量少而欲讀之者多，那么，勢非出于重‘印之一途不可。僅僅只印它百部、千部吧，已經是化身為百，為千，能夠供給千百個人或更多的人便用的了。”[7]古籍出版使古籍具有多個復本，在全社會傳播，不僅使古籍的原本這一物質形態得到保存，也使古籍的精神內容得到流傳。

　　當人們意識到古籍是一種將文字記錄在易破損材料上的、有傳承意義的、物質與精神的集合體時，對其易破損的物質形態自然會產生一種保護意識。而我們認為的古籍保護是對古籍精神內容和物質形態的整體性保護或全面保護。那么，對于今日的古籍保護，除了原生性保護其物質形態外，還要有再生性保護以傳播繼承其精神價值，兩者結合才是對古籍保護的完整認識;它們構成了古籍保護的一體兩面。影印是古籍再生性保護最常見的方式，“古本書作為珍貴文物，應當得到妥善的保護;而作為文獻數據，又應加以充分的利用，以保證學術的發展。如果要兼顧保護和利用兩方面的需要，尤其是保護古書的真跡，防止意外損失于萬一，使古本書能夠化身千萬，傳之永久，影印是最好的辦法”[8]。而本文認為，不僅僅是影印，包括點校整理、數字出版等古籍出版形式，都是古籍再生性保護的主要內容和手段，也是古籍保護的重要內容和手段。

　　2 動態考察：古籍出版是古籍保護的重要階段

　　原生性保護和再生性保護是古籍保護的一體兩面，但由于書籍物質形態自然壽命有限，精神性內容卻可流傳，故而在原生性保護止于保其天年后，再生性保護在出版領域還可以采用影印、點校整理和數字出版等手段，將古籍化身千百，使其精神性內容傳承久遠。所以，我們會發現古籍保護同時還是一個由原生性保護到再生性保護的動態過程，而古籍出版不僅僅是再生性保護的內容與手段，也構成了古籍保護流程中的重要階段。當然，它首先是再生性保護的重要階段。

　　既然書籍的物質形態是“易損”的，所謂“水火蟲害，無時而已”[9]，那么，當今圖書保護，將古籍經年積淀下來、不可再生的文物價值，包括字體、行款，書寫材料或印刷方式，裝幀材料與形式等，通過“改善藏書環境、原本脫酸、照原樣修復，這可以稱為原生性保護” [10]。任繼愈在《關于中文古籍的保存保護》中說，對古籍，“人們能做到的，只是使他們自然地慢一些損壞，力求不必要的損傷。實際上損傷是不可避免的，有意外的水、火、蟲蝕等造成的損失，也有載體的自然老化的損害，我們只能做到減少意外損傷，延長書籍存在的自然壽命。書籍修復相當于保健醫生的功能。于是產生了修復技術和保護技術學。修復學在于使損壞的書籍恢復原貌，目標是使書籍‘整舊如舊，保護的目的是使書籍維持正常壽命，不要夭折，終其天年”[11]，雖然他說的是“修復技術和保護技術學”，但也已經道出了原生性保護最重要的兩個特點，一是不改變文獻的原始特征和載體形式;二是對古籍原本進行妥善保存和修復[12]。原生性保護注重保存古籍的物質形態，并認為在古籍保護工作中任何疏失都會同時破壞古籍實體與文字內容，因此，保護好古籍的物質形態就是保存古籍的文獻價值，物質形態與文獻內容都要保存原始狀態。

　　然而，正如任繼愈所說，古籍物質形態的損傷是不可避免的，古籍原生性保護所能做的僅僅是減少損傷，延緩古籍物質形態的消亡，終其天年。可是在原生性保護止步于物質形態保護的情況下，古籍的再生性保護則通過出版的方式，以復制為手段，將記錄在物質形態之上的精神性內容，甚至部分物質形態特征也保留下來，達到為古籍續命的目的。明代曹溶在《流通古書約》中講“節燕游玩好諸費，可以成就古人，與之續命，出未經刊布者，壽之棗梨”;“彼此藏書家，各就觀目錄，標出所缺者，……約定有無相易，則主人自命門下之役，精工繕寫”，用刻書和傳抄的方式使私藏于深宅大院的古書流傳于世，不至湮滅，曹溶自稱“此法有數善，好書不出戶庭也，有功于古人也”。繆荃孫亦贊許他“為流通古書剏一良法，藏書家能守此法，則單刻為千百化身，可以不至湮滅”[13]。古人藏書不易，傳播不易，今人所藏古籍天年更加有限，則古籍再生性保護的作用就愈發明顯。

　　所以，再生性保護在原生性保護的基礎上，進入古籍出版的階段，不僅可以保其天年，把古籍的精神性內容復制下來，而且使之繼承傳播，為之續命。一是將深藏有公私藏書單位的古書化身千百，更方便于傳播與利用，二是復制品的大量增加，既方便分藏在各處以防止意外的損害，又使更多的人接觸到古籍，使其精神性內容傳之久遠，不至于成為絕響。

　　但古籍出版與古籍再生性保護之間并不能劃等號。首先，古籍的再生性保護主要有影印、點校整理和數字出版等方式，但在效果上，古籍出版追求文獻內容的本真這里的真偽，是從古籍校勘的角度，說書籍內容的真偽，并不是從古籍版本鑒定的角度所說版本真偽。與古籍原生性保護的存真是有聯系的，原生性保護不改變古籍原始特征和載體形式，而影印與數字出版能夠保留古籍的行款與尺寸等原始特征，四色印刷或全彩圖片甚至還可以保留載體形式的某些特征，即便點校整理類古籍在排印時也會保留古籍豎排、提行等形式，所以，它又兼具原生性保護的某些特征。其次，再生性保護的方式還有縮微技術等形式。縮微技術主要應用于圖書館等藏書單位對其藏書的保存，采用膠片形式存儲，對它的讀取也需要特殊的終端設備，無論其存儲形式還是閱讀手段，都不易形成社會化的傳播形式和效果。因其社會化程度較低，雖然采用復制的手段，但讀者并不能隨時隨地對其進行閱讀、復制，依然不能算作古籍出版，而更多是圖書保存的手段[14]。但比較機制紙、數字格式，膠片這一介質確實更有利于長期保存，所以2017文化部制定《“十三五”時期全國古籍保護工作規劃》時，依然強調依托數轉模技術，逐步實現全部珍貴古籍縮微化長期保存[15]。不過，縮微膠片經過處理，十分方便進入出版程序，那就是古籍影印的范疇了。

　　3 路徑考察：古籍保護的三種出版形式

　　根據文化部2017年制定的《“十三五”時期全國古籍保護工作規劃》，2016年至2020年間全國古籍保護工作要完成的重點任務之一，即加強古籍整理出版和數字化建設，要求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重點推進一批古籍影印和整理出版項目，并且加強古籍數字化工作。而這里涉及古籍出版有關的古籍保護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影印出版，二是整理出版，三是數字出版。

　　3.1 影印出版

　　古籍影印是古籍出版領域最常見的方式，其歷史也頗悠久，自明代就有影鈔宋本傳世。據《天祿琳瑯書目》卷四：“明之琴川毛晉，藏書富有，所貯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見而藏諸他氏不能購得者，則選善手以佳紙墨影鈔之，與刊本無異名曰‘影宋鈔。”[16]毛晉的影抄宋本被贊譽為“下真跡一等”，很多宋板書也由此得以流傳。同時他與一些后起藏書家，“皆竭一生之力，交換互借，手批眉校，不獨其鈔本可珍，其手跡尤足貴”“明以來之鈔本”條， 舉“明以來鈔本書最為藏書家所秘寶者，曰吳鈔，長洲吳匏庵寬叢書堂鈔本也”以下22家，見葉德輝等著.書林清話[M].文史哲出版社，1973：545—547.，書籍的抄錄、謄寫逐漸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一種收藏稿、抄、校本傳統[17]。后者于古籍文字內容的保存較為突出，前者“影宋鈔”則將宋板書的行款、欄線、字體、字數等物質形態特征與文字內容都比較精準地留存下來，這些傳抄、摹印正是日后再生性保護中影印出版的先聲。

　　近代以來，隨著西方照相技術的傳入，通過拍照，獲得古籍文本圖像，再以石印技術、珂羅版技術復制出版，不僅對于單本古籍，甚至對于大型古籍，都能用影印出版的方式，解決其易丟失、易損壞、難保管、難借閱的問題。近代商務印書館便以石印技術影印《四部叢刊》初、續、三編，百衲本廿四史等。與此同時，中華書局為了與商務印書館競爭，也影印了《古今圖書集成》等書。張元濟認為“自咸同以來，神州幾經多故，舊籍日就淪亡：蓋求書之難，國學之微，未有甚于此時者也”[18]，當時的中國在內憂外患之中古籍散失嚴重，西學的沖擊也令中國傳統學術日趨式微，所以，商務印書館才要以自己所藏，并努力從公私藏書中收集善本，加以影印。此時古籍影印出版固然有保存古籍物質形態的一面，但又因出版事業的傳播力量，使古籍化身千萬后，更高效地在社會上流通，分藏于學者之家，家弦戶誦，有利于古籍的傳播利用，進而重振傳統學術。

　　如果說近代私營出版業的古籍影印還是以保存文獻和一定的商業牟利為驅動，那么，“半個多世紀以來，古籍的收藏漸次形成以公藏為主的格局，現存古籍的絕大部分聚藏于全國各級各類型圖書館中”，近年來同樣采用影印方式搶救古籍的中華再造善本工程，則已成為由國家主導的文化事業，它將公立藏書單位的“珍貴古籍善本，有計劃地利用現代印刷技術復制出版。這樣一方面可以使珍稀的古本、善本化身千百，分藏于各地，確保珍貴文獻的傳承安全;另一方面借此可以擴大流通，促進古籍善本最大限度的傳播和利用”[19];在此基礎上，《中華再造善本(三編)》還將繼續影印出版，根據《“十三五”時期全國古籍保護工作規劃》，將進一步推動《中國古籍珍本叢刊》《儒藏》《中華續道藏》《大藏經》《中華醫藏》《海外中華古籍珍本叢刊》和《國外所藏漢籍善本叢刊》等一批國家級重點古籍影印出版項目的實施[20]。

　　3.2 整理出版

　　影印是一種出版方式，同時也是古籍整理的一種方法，古籍整理是對古籍原本所做的各種加工，有校勘、標點、注釋、今譯、輯佚、索引等方法，這些整理成果的出版，同樣是古籍保護的路徑之一，目的是使古籍更便于今人閱讀和利用。

　　校勘、標點往往以“點校”并稱，是古籍整理的常用方法和必備工序。校勘或是找出古籍在文字上的錯誤加以修正，或是找出古籍在文字上以至內容上的異同加以取舍，“從而使人們獲得較好的、較接近原稿的本子”[21]。而標點，點是點斷文句，使人明白句中各部分在語法上的位置和交互的關系;標是標記，用來標記詞句的性質、種類。在胡適等人看來，“用符號的本意，千言萬語，只是要文字的意思格外明白，格外正確”，有了標點符號，可以讓“文字的效力格外完全，格外廣大”;沒有標點符號，“平常人不能‘斷句”，“意思有時不能明白表示，容易使人誤解”[22]。由此可見，點校整理是為了獲得較好的文本內容，并且在此基礎上疏通文義，增添學者的方便，讓人們在接觸古籍時，省去了很多腦力。

　　而新中國的古籍整理出版，是以科學的態度進行點校整理，將這些成果熔于一爐，采用“定本”的形式出版。以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的標志性工程[23]《二十四史》為例，1954年5月24日《人民日報》刊發《用科學的態度對待歷史遺產——〈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一點體會》，標志著《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已告完成并將陸續出版，文章提出《二十四史》“新本的標點、分段工作，確是一個創舉。點校本總的要求是，希望給讀者提供一套標點(包括分段)準確、錯誤最少、便于閱讀檢查的本子。并力求超過前人，經過不斷的提高，使它成為定本”。這種新的點校本在出版之后，由于定本在內容上的穩定性，提高了古籍文本在傳播中的效率，不僅為讀者提供了精善的讀本，也給專門研究者提供了完善的“新版本”[24]、或說“新善本”[25]，從普及和提高兩方面都有利于古籍的流傳和利用，有利于古籍文獻價值的傳播繼承。

　　不過，古籍整理出版一定要嚴格確保質量，否則古籍整理的錯誤經過出版的傳播，勢必影響古籍的保護和利用，但又絕不能因噎廢食，因為非專業的普通讀者是古籍整理出版物最主要的受眾，也是古籍及其承載的傳統文化普及最主要的受眾。日本東京大學中央文化研究所橋本秀美曾以《儒藏》編纂為例，將影印與點校對比而言，指出了點校質量堪憂是目前古籍出版的一大問題，他說“排印出版會添亂;點校質量高不了;先影印才能點校;重要典籍需精校;專門書無需排印;排印臭揚海內外;影印則功德無量”。但站在《儒藏》，也是古籍整理出版物最廣大讀者的立場，龐樸認為“整理古籍，除了管理和保存文化遺產的目的外，更主要的，是為了要給人讀;即使是管理和保存，最終也還是為了讓人讀”[26]，如果僅僅影印，自然是專業讀者的“樂園福地”，可是“《儒藏》所藏的寶藏，將是中華文化的主干部分，所謂繼承優秀文化傳統，弘揚偉大民族精神者，都是要從這里著手的。編出一套簡潔明快的版本來，使一般讀者也能清楚地識寶取寶，自如地切磋琢磨，這在當前社會中，是如何地必要而又刻不容緩，想來已無需費辭，而為每個了解歷史關心現實的人士，所能同意與理解”[27]。所以，對于古籍整理出版的質量，應在學者整理和編輯加工兩個階段多花費些工夫，盡可能減少差錯，學者和編輯也要提高自身的古籍整理能力，盡可能降低差錯，讓這一高效的古籍普及方式能夠為古籍保護做更多的工作。

　　3.3 古籍數字出版

　　相較于前兩種古籍出版方式，數字出版不僅在今天漸趨主流化，更代表了古籍出版的未來。數字出版是建立在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網絡技術、存儲技術、顯示技術等高新技術基礎上，融合并超越了傳統出版內容而發展起來的新興出版產業，它將所有的信息都以統一的二進制代碼的數字化形式存儲于光盤、“云盤”中，信息的處理與接受借助計算機等終端設備進行[28]。簡單地說，它有兩種保存和傳播方式，一是電子出版，數字化內容在光盤等介質上存儲或讀取，比如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編的《新中國古籍整理圖書總目錄》，就隨書附贈了存儲全書內容的光盤[29]，還有以U盤的形式出版的張希清等主編的《宋會要輯稿》數據庫等[30];二是互聯網出版，也叫網絡出版，是一種在線傳播行為，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將數字化內容通過互聯網發送到客戶端，供公眾瀏覽、閱覽、使用或下載，比如中華書局的“中華經典古籍庫”，所收全部為經過整理的點校本古籍圖書，而且有鏡像版、網絡版(在線版)、微信版等形式，不僅可以閱讀、檢索，還將文字與原書圖像進行對照，方便讀者了解版式信息[31]。

　　而從內容的表現形式上說，一是與古籍影印相類似，使用科技手段復制古籍圖像，只是以數字形式保存和傳播;二是與古籍點校整理相類似，將古籍文本內容錄入，制作成電子文件，其中有點校整理的成果數字化，也有直接的文字錄入。但即便如此，對于古籍中刊本的手書上板，或者稿本、鈔本、校本的批校題跋，都有一個識文斷字的問題，多少要花些校勘功夫，這其實又類似于古籍整理出版的方式。而數字出版在傳播渠道上，與其他出版方式拘泥于紙張這一傳統出版的載體不同，借助互聯網形式傳播古籍內容及部分形態特征，從技術角度講，它可以不受時空限制的存儲和讀取。但是，由于對數字出版的理解不同，將古籍數字化等同于數字出版，導致古籍的保存利用效果不盡如人意。

　　事實上，古籍數字化與數字出版是有差異的，其差異主要在于上文屢次提及的社會化程度問題。出版必然要求社會性的流通傳播，但古籍數字化，它包括古籍書目數字化和內容數字化兩個方面，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僅僅做到了將古籍書目和內容制作為數字格式進行保存，而沒有完全進行社會化的傳播。即便在全社會范圍內公布古籍書目信息，可是對于數字化的古籍內容依然還不能夠做到完全公開共享。而這恰恰和當下的互聯網技術所能實現的實時共享功能有落差，令人感到非常可惜。當然，這與藏書單位人力物力資源有限是有很大關系的，而古籍數字出版則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出版是一種文化事業，所以它可以得到國家的支持;同時它又歸屬于文化產業，所以它可以調動市場的力量。兩種資源結合起來，就可以突破藏書單位人力物力的瓶頸，使藏之名山的古籍，可經出版的橋梁，利用起來，造福全社會。

　　4 余論：古籍出版的社會化效應有助于古籍保護意識深入人心

　　陳登原認為，書有政治、兵燹、藏弆、人事“四厄”，其中藏書者對古籍珍之寶之，不肯輕易示人，若是不幸遇到兵燹水火，則毀于一旦，藏而不用實際上也是對古籍的傷害[32]。關于這點，清代歸莊曾說：“自有書契以來，書籍之存無慮數千萬卷，自非目不知書者，皆知愛惜之。所為愛惜之者，以其有用于天下也。……公私圖籍，謹藏箱篋，累年積月，人莫之窺，永隔風日，長謝幾案，是曰幽囚。……獨所謂幽囚者，往往反以為愛惜其書，不知以天下有用之物，扃固牢閉，而付之無用，此不幸之尤甚者也。”[33]這雖說的是藏書，但也說明僅僅強調古籍的原生性保護，將古籍的物質形態完好保存，不注重傳播效應，無法使聚藏于全國各級各類型圖書館的古籍得到普及利用李致忠.新中國六十年圖書館的古籍整理與保護[M].昌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28.李致忠在文中表示，“善本歷來‘秘不示人的影響在圖書館也始終并未能肅清，廣大讀者要想見到善本仍然比十八學士登瀛洲還難，這就無法使善本古籍得到充分利用，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有悖于古籍保護工作者的初衷。因此，當現代科學技術產生之后，利用科學的方式，在古籍原生性保護的基礎上，以影印、點校整理、數字出版等古籍出版形式，改變原有文獻的載體形式和原始特點，將其部分物質形態特征和全部文字信息進行復制，以利于精神價值的傳播繼承。與此同時，由于古籍出版的社會化性質，往往能讓傳統文化精神價值的傳播繼承更廣泛、更深入，反過來也會增進人們對古籍原本的保護意識，而這正是近年來推行的中華古籍保護計劃“保護古籍、傳承文明、服務社會”的宗旨所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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