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經濟論文投稿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本篇文章是由《上海經濟研究》發表的一篇經濟論文，的探索視角緊扣中國改革開放實踐和經濟發展進程，其開放、前瞻、創新的宗旨深深吸引全國及至世界各地的讀者和撰稿者，并廣受經濟理論界、政府部門和決策機構、大專院校、實際經濟部門和企業界的歡迎和好評。《上海經濟研究》永遠是您了解中國和上海經濟的窗口，她努力成為您的好朋友。

　　摘要：文章在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諸多學派系統分析的基礎上，歸納總結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要義與政策主張，并從研究機構、高校、出版物等多方渠道探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學界的傳播及對中國經濟學研究范式、理論基礎、教育體系產生的影響。同時，針對傳統政治經濟學被邊緣化等問題，提出了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方向和構建的原則。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中國經濟學;研究范式;教育;創新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界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認識經歷了逐漸深化的過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經濟學界對于剛剛傳入國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態度比較審慎。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凝練成的“華盛頓共識”這一標志性政策在全球范圍的推廣，其在中國的影響力也明顯增強。然而， “華盛頓共識” 在一些國家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經濟學界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一些資深學者率先對其進行反思和批判 ，形成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拉美、俄羅斯等國是系統實施“華盛頓共識”的國家，也是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影響的重災區。[1]中國受到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倫敦經濟學派、貨幣主義學派、新制度經濟學派對中國產權改革、私有化、市場化及貿易自由化的誤導[2](P69-73)，當前我國存在的貧富分化、 消費不振以及教育醫療等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帶來的[3];另一種觀點認為，新自由主義不僅為我國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支持，還為政策的成功實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4]，中國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確地運用了標準的經濟學理論，也就是遵循了“華盛頓共識”[5]。然而，已有的文獻主要集中分析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對中國政策層面的影響，事實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不僅影響了政策層面，也影響了理論研究和教育層面。從政策層面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實施了經濟市場化、貿易自由化等政策，這和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政策不謀而合;從理論層面和教育層面看，中國對外開放的時期正是新自由主義在西方方興未艾的時期，無論是出國考察的學者，還是在西方留學、國內就讀的學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當今主流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歷經30多年的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學已經逐漸放棄了“蘇聯范式”而轉向“美國范式”，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被邊緣化。中國經濟學究竟向何處去這一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被提出來的問題，在當下再次成為焦點。當時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蘇聯范式”遭遇了挑戰，很多人幻想西方主流經濟學能夠包醫百病，包括中國問題。然而，中國問題的特殊性以及“美國范式”所引爆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使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美國范式”在中國遭到冷遇，迷信“美國范式”的中國經濟學又一次面臨著向何處去的問題。基于此，本文主要從研究機構、高校、出版物等多方渠道探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分析它對中國經濟學研究范式、理論基礎、教育體系等方面所產生的影響。同時，針對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被邊緣化的問題，提出了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方向及構建原則。

　　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要義及政策主張

　　作為凱恩斯主義對立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它由諸多派別構成：以米塞斯、哈耶克為代表的新奧地利學派，以羅賓斯等為代表的倫敦學派，以奈特、科斯等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以歐根等為代表的弗萊堡學派，以拉弗、費爾德斯坦等為代表的供給學派，以盧卡斯等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以薩克斯為代表的美國經濟學派和以伊薩克森等為代表的北歐經濟學派，以科斯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6]這些學派盡管觀點各有差異，但它們傳承和發展了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思想，充分強調個人選擇的重要性，尊重市場的調節作用。概言之，“市場統治”、“貿易自由化”、“企業私有化”、“有限政府”是新自由主義反復強調的信條，這與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要義基本一致。但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并不是對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簡單復制，而是賦予了“新”的含義。眾所周知，以自由放任為基礎的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在20世紀30年代由于無法經受壟斷、外部性、經濟危機等問題的打擊而喪失了主流地位，到了20世紀70年代，“滯脹”等問題使以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為核心的主流經濟學“失靈”，這無疑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復興提供了契機。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要撥云見日，復歸主流地位，必須用新的方法和理論證明市場調節的合理性與優越性，證明國家壟斷和福利國家帶來的災難。必須重新評價宏觀理論體系，證明經濟危機并非市場的必然產物。必須論證政府干預的理論基礎并不成立，即外部性、 壟斷、 公共產品、 規模經濟、 信息缺乏、價格剛性與貨幣幻覺并不能成為政府干預經濟的理由。必須全面修正其分析框架，為經濟自由主義提供一個具有歷史基礎和現實社會基礎的實證分析框架。[7]為此，新自由主義各家學派進行了廣泛探索，并用各自的方式對國家干預進行了批駁，證明市場調節的有效性與合理性。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現代貨幣主義認為，政府以“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為借口不斷擴大干預范圍，已經成為影響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為了使政府干預有效而不破壞市場機制與自由，必須堅持兩個基本原則：一是“政府的職能范圍必須有限度”。二是“政府的權力必須分散”[8](P4)。供給學派認為，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導致了“滯脹”的出現，要解決這一問題，政策的重心應該放在如何限制政府職能，如何激發勞動生產率、資本形成能力等這些從根本上看來屬于供給方面的因素上來;同樣，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從“理性預期假說”、“市場出清假說”以及“總供給假說”出發，推導出“政策無效”的命題。總之，和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相比，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反對國家干預主義時，較少以傳統的自由放任觀念為基礎，而更多地以“競爭性秩序”觀念為基礎。[9]為了論證市場調節的有效性，新自由主義還把制度納入到分析框架之中，通過比較市場經濟體制與計劃經濟體制的優劣，重新證明經濟自由主義的合理性。科斯定理以及建立在科斯定理之上的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只要產權界定清晰，交易費用為零，自由契約必將導致資源的最優配置。這種分析框架，顯然給國家干預主義以有力回擊。總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新的形勢下，一方面批駁政府干預的無效性，論證市場調節的有效性，為實行經濟自由主義提供了新的理論解釋框架，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方面，不斷完善具有現實社會基礎的實證分析方法，以調和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規范與實證、形式主義與解釋力缺乏之間的矛盾。

　　經過長期的、潛心的理論雕琢和方法論的完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其復興創造了主觀條件，而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的失靈，蘇東、中國等計劃經濟國家的低效率以及全球自由貿易的興起等現實因素為其復興創造了客觀條件。從20世紀70年代起，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從一套單純的理論觀點逐步演變成為一系列政策主張，其主流價值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一是可以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選中得到印證。1974 年新自由主義重量級人物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成為了第一位獲獎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隨后，一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陸續獲此殊榮，包括1976年的米爾頓· 弗里德曼、 1986年的詹姆斯·布坎南以及1991年的羅納德· 科斯。二是“華盛頓共識”這一最早針對拉丁美洲危機的新自由主義原則和政策主張，很快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七國集團及其他國際組織的共識，成為西方國家主導經濟全球化的共識。三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傳承了 “經濟人”假設、一般均衡方法等方法，并把實證研究方法發展到極致，尤其是對數學形式主義的信奉已經超過 “理性—個人主義 —均衡” 范式，成為經濟學更為根本和普遍的特征。

　　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學界的傳播和影響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及對中國經濟學的影響，是在中國經濟學界孜孜不倦地學習西方和對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進行批判中逐漸完成的。

　　眾所周知，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開放”指導方針的提出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的進行，推動了中國經濟學界思想的解放和創新。一方面，根植于計劃經濟體制的中國傳統經濟學無法直接指導市場化改革的實踐，理論界自發地對其進行反思。從1979年開始，劉國光、蔣一葦等一些學者先后發表論文，提出一系列改革思想，對當時的理論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比較重要的方面，中國經濟學界逐漸擺脫“左”的思想的束縛，恢復了與外界的聯系與交往。公派留學、出國訪問等成為中國經濟學界學習西方經濟學的直接渠道。同時，一批在國際上有影響的學者先后來到中國，與中國學者進行面對面的學術交流。東歐兩位改革經濟學家 W.布魯斯和O.錫克于1980—1981年間來中國講學，當中國經濟學界還停留在把改革看做一組旨在“調動積極性” 的政策措施時，他們則把其作為經濟系統的躍遷過程來分析[10]，這對當時中國學者思想轉變起到了促進作用。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耶魯大學的J.托賓教授、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教授以及當時在世界銀行任職的英國經濟學家A.伍德教授也來到中國，并參加了著名的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他們對于如何治理通貨膨脹提出了具體措施。隨后，弗里德曼、張五常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重要代表人物也先后來到中國，在中國考察并為改革建言。

　　除了“走出去，請進來”這一直接交流渠道外，閱讀國外經濟學的教材和書籍成為中國學者學習西方經濟學的間接方式。早在20世紀80年代，商務印書館就推出“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 20世紀80年代后期，上海三聯書店推出了“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與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名著”巧妙地形成互補之勢，這其中不乏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和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著作。如，弗里德曼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亨利·勒帕日的《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詹姆斯·M.布坎南的《民主過程中的財政》等。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學界更為開放，出現了引進、翻譯、學習西方經濟理論的高潮。奧地利學派、倫敦學派、貨幣學派、公共選擇學派、新制度經濟學等新自由主義各學派著作被多家出版社出版。如公共選擇學派重要人物丹尼斯·繆勒的《公共選擇》、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科斯的《財產的權利與制度變遷》等。尤其是在東歐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解體后，曾經預言社會主義中央計劃國家最終會走向解體的奧地利學派的理論得到經濟學界的重視，其代表人物米塞斯的《自由與繁榮的國度》、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等自由主義理論方面的書籍先后出版。這些自由主義的理論借助中國市場經濟大船“舶來”，在經濟學界廣泛傳播。

　　總體來看， 20世紀8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國理論界受東歐經濟學家思想影響較大，尤其匈牙利經濟學家J.科爾內在《短缺經濟學》中關于傳統計劃經濟的經典分析，對中國經濟學界認識傳統經濟體制的弊端，批判“蘇聯范式”發揮了巨大作用。20世紀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末期，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理論和科斯的產權理論對中國的影響比較大，這兩大理論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均占據顯赫的位置，尤其產權理論于80年代中后期傳到中國，在90年代興起了產權理論研究的熱潮。科斯理論的傳承者張五常多次來大陸講學，傳播其產權理論。據張五常回憶，當時科斯建議他到香港中文大學擔任經濟學系主任的職務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熟悉中文，有責任、有能力向中國人傳授經濟運行的知識和推廣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制度[11](P490)。國內曾一度形成了“張五常熱”：一方面，張五常系列作品先后被不同出版社出版;另一方面，張五常被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邀請講學，一些媒體不斷報道其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張五常熱”實際上就是“新制度經濟學熱”，“新自由主義熱”[12]。

　　20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進入加入WTO的沖刺階段，如何改善政府效率成為理論研究的熱點。公共選擇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等新自由主義學派的理論得到重視，成為學者分析政府失靈的重要理論依據。“小政府”、“透明政府”、“效率政府”等新自由主義范疇頻繁出現在學術論文和政策文件中。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經濟全球化”也成為熱門話題。有關經濟全球化的國際學術會議頻繁舉行，一些倡導經濟全球化的重量級經濟學家，如蒙代爾、托馬斯·弗里德曼等經常出入中國學術交流場所，傳播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理念。

　　除了一些學術研究機構外，高等院校成為接受和傳播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要陣地。[13]在中國經濟學高等教育“西學東漸”的國際化的發展過程中，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核心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對其影響逐漸顯現出來了。在20世紀80年代初，高校在教材使用及經濟學研究范式等方面受西方主流經濟學影響不明顯。當時，政治經濟學是學生的主干課程，主要使用中國學者編寫的教材。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一些高校開始開設西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說史、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流派。國外一些學者開始來中國執教，例如，著名的美籍華人鄒至莊教授自1984年起每年到中國講授西方經濟學，并于1985年發起建立“福特培訓班”，在11期教學中，每年都有一些來自歐美的著名經濟學家和在歐美名校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的精英人物來“福特培訓班”執教。1987年，鄒至莊倡導在中國大學里應講授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國際貿易、金融財政等課程。1989年4月，在世界銀行專項貸款支持下，原國家教委正式啟動編寫財經類核心課程大綱，列入的課程共10門，包括西方經濟學、發展經濟學、比較經濟學、國際金融、貨幣銀行學、經濟數學基礎等。從此，中國經濟學教育的二元化格局開始形成。盡管如此，當時承擔經濟學教學的主要是本土教師，他們其中大部分人是由從事西方經濟學思想史等方向教學研究轉型而來，只有在個別高校有為數不多的“海歸派”。當時在中國學者編寫的西方經濟學教材中，每一章的后面都有借鑒和批判方面的內容，即所謂“兩重性”的分析。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經濟學教材發生變化，西方原版教材被逐漸引進。教師隊伍也發生了改變，科班出身的國內經濟學博士逐漸成為教學的主力。高校對西方經濟學的重視程度不斷增強，西方經濟學成為經濟學主干課程，該課程不斷被細化，不僅按照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不同的內容來開課，而且還逐步按照初級教程、中級教程和高級教程不同的程度來開設。中國學者編寫的西方經濟學教材也從批判借鑒改為客觀的介紹、描述和全盤接受。21世紀初，中國經濟學教育開始進入與國際接軌的發展時期，越來越多的大學開始進入到跨國辦學、資源共享的進程。在教材方面，教育部鼓勵開展雙語教學，英文原版教材被大量引進。在師資培養方面，加大“送出去，請進來”的力度。一方面，教育部和高校自身增強了教師出國學習資助的力度，另一方面，一些名牌大學開始高薪聘請留學博士回國任教及外籍教授來中國講學。一些高校還通過建立“海外平臺”的方式，把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學教學模式嵌入式地引進來，即共建“標準經濟學系教學體系”(北京大學、武漢大學率先垂范，其他一些高校先后模仿)。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學一直在學習和模仿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由此帶來了深刻變化，集中反映在經濟學教育理念和研究范式的轉變上。在教育理念上，中國已經走向了國際化，主要是美國化的軌道。這不僅體現在把美國的教科書視為權威的教材，更體現在海外人才引進方面，留美博士和美籍教授占有壓倒性優勢的比例。目前，如何與國際接軌，創建國際型一流大學，成為一些大學校長津津樂道的話題及為之奮斗的目標。這可以從一些高校管理者頻繁組團去海外高校考察、召開教育國際化研討會、增大海外期刊發表論文的獎勵力度等方面得以佐證。經濟學的研究范式也發生深刻變化：一是分析問題的基礎理論發生了重要變化，西方主流經濟學諸多學派的理論成為中國經濟學界分析問題的理論基礎。從發表的學術論文及高校各類學位論文中得以集中體現。二是在研究范式上已經逐步從“蘇聯范式”轉向“美國范式”。美國主流經濟學所倡導的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被一些著名學者作為標準的研究范式進行介紹和推廣，其核心方法，即以計量經濟學模型為代表的實驗實證成為衡量博士論文和期刊質量好壞的重要標準。國內一些頂尖級雜志的選稿方向也隨之發生了轉型。李子奈、齊良書對1984—2007年《經濟研究》發表的3300余篇論文的統計分析顯示，以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作為分析方法的論文占全部論文的比例，1984年為0，1992年為5%，1998年為11%，2004年為40%，2005年為56%，2006和2007年為53%。[14]三是試圖用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改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者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內加入西方現代經濟學的概念和理論，或者用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方法改造馬克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