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信用的經濟效應研究回顧與展望

　　摘要：市場經濟下信用是一種建立在誠信與信任基礎上的交易能力，新中國成立70年的經濟發展歷程也表明了信用環境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本文通過辨析誠信、信任和信用的概念，梳理信用的理論基礎，從經濟增長、產業發展和微觀主體行為三個維度對社會信用的經濟效應研究進行回顧：在宏觀層面，良好的社會信用水平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實現經濟增長;在中觀產業層面，社會信用水平通過影響金融效率和中小企業的成長速度對產業發展發揮作用;在微觀層面，社會信用環境與個體行為相互影響，一方面個體的不誠信行為破壞社會信用環境，另一方面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為失信行為提供了土壤。最后本文對相關研究進行了評論與展望

　　關鍵詞：社會信用體系;誠信與信任;經濟增長;產業發展

　　《沿海企業與科技》廣西社會科學院企業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省級綜合性學術刊物，中國期刊網、萬方數據、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等全文收錄期刊、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數據庫來源期刊。

　　一、引言

　　經濟增長歷來是經濟學家熱衷的研究課題，作為一種社會成員普遍遵守的行動準則，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廣受學者的重視。早期的研究重點關注正式制度作為經濟增長推動力的重要作用，而非正式制度往往被看作實現經濟增長的正式制度的補充。隨著“社會資本”這一概念的興起，非正式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熱點。社會層面，意識形態是非正式制度的核心，其通過內在的節約機制降低了微觀主體之間的協調成本，深刻影響著我國的經濟運行和社會制度變遷(諾斯，1990;孔徑源，1992)，為正式制度的有效運行提供激勵(單豪杰、沈坤榮，2007)，同時對社會公眾的預期意義重大(唐吉軍、郭硯莉2004)。

　　企業層面，非正式制度影響企業的尋租活動(李雪靈等，2012)，通過高管薪酬激勵(賈凡勝等，2017)、承擔社會責任(蘇冬蔚、賀星星，2011)等形式直接或間接地作用于企業的生產效率。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契約關系基礎上的信用經濟，信用是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之一。作為一種重要的非正式制度，信用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也成為學者們熱衷的研究課題。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社會信用作為經濟社會運作的潤滑劑，會對經濟發展起到顯著的促進作用(Fukuyama，1995;Knack and Kee-fer，1997;陳雨露、陳勇，2008)。

　　社會信用制度化建設在西方國家由來已久，但是新中國的信用主要依賴“熟人社會”間的道德約束來實現。直到改革開放之后，個體經濟活躍起來，出于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和資本支持的考慮，中國的信用體系化建設才提上日程。進入21世紀以后，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加密，全球經濟一體化要求各國遵守相同的市場交易規則，要求各經濟主體擁有更好的信用。中國的信用體系建設起步晚，信用狀況較差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經濟發展和融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首先，政府施政行為對社會信用環境有顯著影響。一方面，中國一些地方政府的信用狀況堪憂。2018年發布的《中國法治政府評估報告2018》披露，各城市“在城市信用方面的排名情況”得分率僅為32.6%，這反映了中國整體的政府信用情況較差。

　　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為了所謂的“政績”，建設各種形象工程、路邊工程，極大地浪費社會資源，嚴重阻礙了資源的有效配置。有的地方政府對信用的重要性缺乏應有的認識，以地方利益為核心，不積極貫徹實行中央方針政策，極大增加了政策實施成本。其次，企業信用缺失成為社會日益關注的熱點話題。一些企業為了追求短期的經濟利益而無視社會主義商業道德的基本要求，在生產經營中偷工減料，在市場交易中侵害消費者的基本權益。債務拖欠危機、“食品安全”問題、偷稅漏稅事件都反映了部分企業為了自身利益而擾亂市場秩序。此類頻頻發生的企業信用缺失事件嚴重威脅中國人民的健康和安全，也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賴以生存的信用環境屢遭破壞，信用缺失已然成為嚴重制約經濟發展和破壞金融穩定的重要因素。最后，個人信用缺失帶來了社會整體信任水平的下降。學術造假事件屢禁不止，北大翟天臨事件引發了社會各界對學術造假的高度重視;截至2019年4月15日，中國已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1362.27萬人，而中國2018年人口總數為139538萬人，占比約為9.76‰。

　　在新時代重建社會信用，我們該怎樣精準地把握信任的概念?如何從經濟學相關理論的角度分析社會信用對經濟活動的影響?社會信用建設與經濟增長、產業發展及微觀主體行為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系?這是木文探討和文獻總結的重要問題。

　　二、社會信用經濟效應的理論基礎

　　(一)概念辨析：信用、誠信與信任

　　在學術研究中，許多學者經常將信用和誠信、信任混為一談，或者認為他們只在概念的外延性方面存在細微差別，而這種認知上的偏差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有關研究結果的可信度與準確性。從概念層面梳理信用、誠信與信任之間的差別具有深刻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從理論研究的角度出發，誠信、信任和信用分屬于不同但又有所重合的領域，其理論研究各自獨立又相互吸收借鑒，厘清這些概念之間的異同有助于專業而精確地拓展社會信用的研究深度，深化對社會信用的經濟效應的認識。從實踐層面來看，探求概念之間的區別與聯系，尋求它們之間可能存在的作用機制，將為解決當前社會中存在的誠信危機、信任危機提供理論指導，有助于更加科學合理地構建社會主義信用體系。

　　1.誠信

　　誠信是中華民族最為推崇的道德規范。作為中國歷史上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就十分重視誠信。《論語》中“信”字出現38次(鄭也夫，2001)。首先，誠信是為人之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其次，誠信是立國之本，“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進入20世紀后，理論界不斷拓寬誠信的內涵，例如將“誠信”看作人格特質，并設計出衡量一個人是否誠信的工具(Camara and Schneider，1994)，結合心理學、經濟學和管理學等多種學科對誠信進行研究(Kaptein，1999)。新時代下，誠信被列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哲學解釋在于誠信既是“主體人自我確認的基木表征”，又是“確立主體之間關系的基本價值定位”(劉翔、薛剛，2015)。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今天，理論界對于誠信的概念研究大多分散在其他專題中，沒有形成完整的體系。吳敏霞(2012)基于扎根理論得出誠信由誠實、信用、信任和責任心四部分組成的結論。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傳統意義上的誠信更多地強調個體修養，而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受制度、法律和契約的剛性約束，誠信更加強調“契約誠信”(冷潔、吳敏霞，2016)。總而言之，學者們不斷延伸誠信的內涵，對誠信的定義從單純的個體修養轉變為多角度的集“真實無欺、遵守約定、踐行承諾、講究信譽”為一體的社會規范。

　　2.信任

　　美國現代哲學家博克認為：“信任是一種社會財富，應該像我們呼吸的空氣或飲用的水一樣得到保護。”信任的重要性可見一斑。眾多學者從社會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的角度對信任的定義加以闡述。社會學領域，學者將信任簡化為其包含的“認知內容或行為表達”(Lewis and Weigert，1985)，并通過“關系”“互動”等詞語定義信任(Seligman and Schwartz，1997;Hardin，2002;Weber and Carter，2003)，將信任得以建立的條件和賴以存在的基礎看作社會性的。心理學領域往往把信任概念化為期望、預期、態度、傾向或信心，心理學家通過“實驗游戲”和“心理量表”考察信任(Rotter，1971)。而在經濟學領域，經濟學家F.Hirsch(1978)認為信任是一個公共品;日裔美國哲學家福山(1995)在《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中將信任當作人性基礎之上的社會資木，是從宗教、傳統、習俗等因素中經過千百年來的積淀而逐漸形成和產生的，對經濟繁榮至關重要;Burt and Knez(1995)認為行為經濟學中的信任是指交易雙方在博弈、談判、消費及經濟貿易等特定環境下，在有限信息和經驗基礎之上，對對方履行承諾的積極預期及能力的認可(史燕偉等，2015)。在宏觀經濟學領域，“信任”是眾多非正式制度中決定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主要社會資本(張維迎、柯榮住，2002)。在微觀經濟學領域，“任何商業行為實質上都包含信任要素"(Arrow，1972)，作為社會秩序的關鍵，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個體和企業的行為。因此，作為社會資本的信任對經濟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3.信用

　　中西方由于存在文化方面的差異，所以對信用的理解也存在著差異。在西方，信用是伴隨著借貸關系而產生的，即信用是一種債權債務關系。馬克思將信用視為資本運動的一種形式，并從中揭示了信用關系的根源：“信用的數量會隨著生產的價值量一起增長，信用的期限會隨著市場距離的增長而延長，在這里是相互影響的。生產過程的發展促使信用擴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業活動的擴展。”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信用意為“謂以誠信任用人;信任使用;遵守諾言、實踐成約，從而取得他人信任”。即使在現代語文中，信用也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既涉及信任又涉及誠信的倫理道德方面的含義;二是經濟學領域的信貸的含義。《辭海》在誠信和信任基礎上，還將信用解釋為“以償還為條件的價值運動的特殊形式”。

　　通過以上概念辨析，我們可以發現，信用既非誠信，也非信任。一方面，誠信、信任與信用有著不同的內涵和作用對象：誠信既涉及個體內在的態度和品質，又涉及外在的守諾和規范，是關乎自身的精神修養;信任是人際交往及經濟往來中做出的相信對方履行承諾的積極預期，是施加給對方的道德信心;信用一方面是履約的道德承諾，一方面是資本運作的債權債務關系，既涉及自身的允諾能力，又涉及對交易對象的期望。信用與誠信和信任最顯著的區別在于信用是建立在功利基礎之上的，“信用就是金錢”。翟學偉(2011)將誠信、信任與信用分別對應于個人、關系和制度，也分別指代道德、依賴與評價，這也是有關三者最淺顯易懂的差別所在。另一方面，信用與信任、誠信密不可分，信用關系的維持依仗于信任水平和誠信能力。首先關于信用與信任的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這樣一段表述：“信用，在它的最簡單的表現上，是一種適當的或者不適當的信任，它使一個人把一定的資本額，以貨幣形式或以估計為一定貨幣價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給另一個人。”由此可見，信用木質上是一種契約精神，而彼此之間的信任關系是信用成立的關鍵。其次，吳品妹(2018)將信用分為三個維度：誠信度、合規度和踐約度，并將其分別作為獲得一般信任、管理者信任和交易對手信任的三個指標。由此可見，誠信是信用的基礎，而信用是獲得信任的資本。誠信是一種意愿，信用是一種能力，而只有誠信意愿十信用能力，才能構建新型信任關系。最后，曲蓉(2015)從文化同源性的角度出發，解釋信任與誠信、信用之間在語詞上的相似性，而誠與信往往是相通的，因此信任與誠信、信用的關系十分密切。信用評價既能反映公民誠信狀況，又能為公共信任提供制度保障。

　　(二)社會信用的理論支撐簡述

　　本部分主要對影響社會信用文化的相關理論予以探討，分析以下三個方面的理論基礎：首先是交易成本理論，交易成本是與生產成本相對應的社會關系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會制度體系。信用文化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因素，極易左右交易成本，信用文化建設是減小交易成本的關鍵所在。其次是契約理論，契約精神是指商品經濟所派生的契約關系及其內在原則，是一種平等、尚法、守信的心理態度、價值觀念和人格品質。這與本文的研究內容具有很大的契合性，可以為本文的研究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最后是信息不對稱理論，本文研究的核心在于信用建設對于經濟活動的作用，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探討研究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市場交易問題，因此不對稱理論為本文提供理論上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