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徽商崛起與衰敗是韋伯問題之反證

　　摘 要：徽商創造了稱雄商界三百年奇跡，徽商崛起及其衰落的深層原因值得深思。馬克斯·韋伯認為中國宗教倫理阻礙中國向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與轉型。按韋伯的話說，任何形態的經濟發展必定內蘊著特定文化支撐力。從這一點上看，恰恰是儒家和道家文化孕育了徽商。徽商轉型失敗并不是韋伯問題的例證，徽商衰落有其獨特的歷史原因，既有內因也有外因，傾巢之下其安有完卵，傳統經營模式未能跟上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轉變。

　　本文源自現代商貿工業 發表時間：2021-03-12 《現代商貿工業》雜志是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由中國商辦工業雜志社主管主辦，湖北省商業經濟學會、武漢大學地方政府管理與公共事務研究中心協辦，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大型政策指導與理論研究的國家級綜合性學術期刊，是中國經濟管理類核心期刊。國內統一刊號CN42-1687/T，國際標準刊號：ISSN1672-3198。1988年創刊，大16開本，半月刊。

　　關鍵詞：韋伯問題;資本主義精神;徽商;儒家文化

　　韋伯是20世紀最具盛名的思想家之一，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寫道：“新教倫理孕育并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產生，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精神力量，學 術 界 稱 之 為 韋 伯 問 題。”而 在《中 國 的 宗教：儒教與道教》一書中韋伯指出中國的儒教和道教限制并阻礙于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他們不能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提供精神文化方面的支撐力。這就是韋伯問題的“中國命題”。為此，我們以徽商文化研究為突破口，研究徽商的興起、其商業經營規則以及衰落原因，從東西方經濟發展的文化背景來看看韋伯問題的中國命題是否符合實際。

　　1 資本主義精神及其孕育的母體：西方新教倫理

　　西方國家 在16世紀進行了新教改革，打擊天主教，韋伯更是將天主教的禁欲主義、空洞的教導訓令扔進地獄，他所倡導的新教倫理，是入世的，個人在塵世中賺錢榮耀上帝是作為上帝子民的光榮和天職。這種理念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完美契合，新教的“天職觀”和禁欲主義直接孕育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并使之成為一種精神力量，推動了近代西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韋伯在書中寫道：“通過個人誠實守法的職業勞動而獲取豐碩財富資產是榮耀上帝的行為，是被神允許和祝福的。”“將鍥而不舍、始終不渝且系統性的世俗社會的小市民誠實合法工作勞動，在宗教上被認為是至高的禁欲手段和方法，當然也為市民社會所信仰，這就是資本主義精神的人生觀認為的最有力杠桿。”在 韋 伯 看來，資本主義精神就是賺錢，資本主義所信仰就是把賺錢榮耀上帝作為天職。新教在客觀上為證明世俗活動具有道德意義起了作用，導致和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萌芽和發展。為了進一步考察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關系，韋伯還分析了新教的其他分支，特別是加爾文教的禁欲主義倫理。

　　1.1 基督教倡導宗旨：以營利為目的“天職觀”

　　這種以營利賺錢為人生目的觀念就是基督新教教派的中的教義“天職”觀，通過努力工作以榮耀上帝這一刺激工作的途徑來促進獲取錢財;這樣信徒都認為上帝是偏愛和恩寵自己，于是變成更加虔信基督教信徒，而且必須通過在塵世間鍥而不舍的賺錢這一行動榮耀上帝。因為作為此生勞動義務的履行，努力賺更多的錢財一方面在道德上是被認可的，另一方面這也正是神的要求和命令。換句話說，每一個神的子民必須虔誠的按照神的旨意，履行自己的天職，努力創造更多財富。

　　1.2 用禁欲主義來禁止拜金主義

　　用“禁欲”的思想來禁止拜金主義，強調誠實合法的勞動賺的錢不是縱欲享樂，而是錢生錢，用錢做有意義的事。在教徒的日常生活中，新教倫理提倡禁欲主義，反對紙醉金迷，不求進取，懶惰倦怠與追求俗世的肉欲。認為縱欲享樂是背離了神，將自己與神隔離開來。這種禁欲思想不僅表現在對金錢的使用，同時還表現在商人對利益的追求方面。資本主義精神本身追求的就是錢生錢，利益越大越好，但商人之間的利益最大化斗爭會阻礙社會前進的步伐，只有通過苦行，如苦行僧般的修行，親近神，擺脫肉體的欲望，所以西方人周末要去禮拜，向上帝懺悔自己的罪過，克制自己不斷膨脹的欲望，請求上帝的原諒。至高無上的神無時無刻不在看著他們，約束他們。

　　在教義的影響下，信徒一方面將勞動致富作為神的旨意要求，自己必需盡心盡力的義務，不斷地增加資本;另一方面杜絕浪費，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嚴格禁欲。從“開源”和“節流”雙向度一邊瘋狂追求財富，一方面厲行節儉，這樣迅速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迅速推動了西方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就連馬克思都不得不感慨宗 教 改 革 是 很 大 的 力 量，說“它 把 僧 侶 變 成 俗人，而把俗人變成僧侶。”由此可見宗教改革力量巨大，它把俗人社會中的人變成了上帝的子民，并把信徒對上帝的信仰與在俗世中創造與積累財富緊密地結合了起來。

　　1.3 資本主義精神

　　韋伯沒有用宗教領袖的言談和教義，而是富蘭克林的警句來描述資本主義精神。“時間就是金錢”“信用就是金錢”“金錢具有滋生繁衍性”。富蘭克林所強調的“資本主義精神”主要有以下三點：勤奮、節儉和信用。勤奮，節約時間用于創造出無限價值，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時間，不放棄任何一個賺錢的機會。節儉省錢，富蘭克林認為錢能生錢，不能奢侈浪費一分錢，把省下的錢用于投資，賺更多的錢，爭取利益最大化，讓錢有 “滋生繁衍性”，嚴禁任何的浪費娛樂，認為賺錢是每個人的責任和義務，賺錢就是目的，不能忘記，忘記賺錢就是忘記自己的責任，逃避自己的義務。信用，中國人講無信不立，在新教教義中，也提倡講信用，人與人之間良好的信用可以維持好關系，對增加產品的銷量、加快資金的流動性、樹立自身良好形象，對賺錢都起到促進作用。這也是資本主義世界中必備的三點“精神”，這是市民在資本主義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出發點。韋伯極其重視精神的作用，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是先于資本主義經濟形態。這一論點顯然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相反。他說：“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并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的資本和貨幣供給來作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在這種以賺錢營利為人生目的信念指導下，“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 礎。”這 就 是 資 本 主 義 精 神，也 是 韋 伯 核 心 觀點———即上述的勤奮、節儉、信用等美德，已成為指導現實社會的功利化的指導原則，孕育了資本主義的產生，也促進資本主義迅速發展。

　　2 徽商經營理念：儒家文化熏陶下的入世精神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起源分析是沿著“宗教倫理一經濟倫理一社會變遷”的邏輯思路，即在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之前，就已經存在資本主義精神了。“韋伯命題”的分析思路是和馬克思主義相逆的，他從精神到物質，已精神為考察點，通過現實存在的鮮活的市民社會生活的狀態與論證新教教義之間的契合，論證新教倫理孕育出資本主義精神。韋伯理論的關鍵在于以“入世苦行”的理想精神來概括新教理論，他認為“入世苦行”的教義是西方國家才有的，斷言資本主義精神的主要來源就是“入世苦行”。而韋伯在對東方中國儒教研究之后，居然下結論認為儒家倫理并不存有這種“入世苦行”理論，所以最終得出所謂的中國儒教和道教是沒有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反而阻礙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這一說法漂洋過海一來到中國就引起了軒然大波，中國學者多方論證，其中著名學者余英時先生研究的結論恰好和韋伯的結論相反，余先生認為中國儒家入世和出世的思想，恰恰是主張“入世苦行。”他還提出了儒家的入世和出世的思想、中國文化中“義之所在” “直指本心”的精神與西方“因信稱義”等思想同具普遍的合理價值，包括禪宗的“求心立命”等思想都和西方的新教倫理思想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2.1 徽商的入世苦行

　　余英時先生認為，新教倫理(又稱入世苦行)主要包括勤儉、誠實、信用等美德，斷言這種“入世苦行”的宗教倫理是西方獨有的，就思想根源來說，這是資本主義精神的主要來源。儒家倫理思想教導我們效仿天地運行的自 然 法 則，樹 立 積 極 進 取 的 人 生 態 度。《道 德經》說：“人 法 地，地 法 天，天 法 道，道 法 自 然。”《周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地宇宙，寒暑晝夜更替，生生不息，君子應順天而為，道法自然，積極進取，奮發圖強。宋朝程頤將《周易》中“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生曰仁。”人的生命本能是天地都承認并弘揚的，因此“富有之謂大業，日新謂大德，生生之謂易”，徽商以 “生生”為目的，去做符合“仁”的生意，創造財富，實現生命的意義。徽商能夠吃苦耐勞，被稱之為“徽駱駝” 和“績溪牛”。徽商無論創業初期還是富裕后，大都能保持勤勞 節 儉 的 生 活 作 風。徽 商 積 極 進 取 和 開 拓 創新，徽商艱苦奮斗、以誠待人，勤奮節儉、講究信用、吃苦耐勞，開拓進取等精神是有目共睹的。

　　2.2 徽商的超越性動機

　　韋伯認為中國人缺乏一個內在的核心，沒有由內而外的、由某種中心的、自主的立場。換句話就是沒有超越的宗 教 道 德 信 仰。沒 有 此 世 與 彼 世 的 現 實 緊 張性。中國人從先秦時期儒家一直提倡入世，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儒家提倡“內圣外王”提出每個人通過道德修養和道德實踐達到仁人和圣人的境界。并在《大學》中提出“內圣外王”具體化，提出了三綱八目。所謂三綱，即“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所謂“八條目”是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前五目是內圣范圍，后三目是屬于外王范圍。韋伯攻擊道家的出世思想，但他只是停留在老子泛泛而論之上，其實道家尊道貴德，德者道之用，道不立則德無以生的出世取向與終極根源的道是一致的，即世而超越。到宋明理學時期，朱熹明確提出了天理與人欲的關系是長期的拉鋸戰，從中可以看出新儒家的此世與彼世的現實緊張是何其巨大。徽商的所謂超越性動機，徽商認為他們從事的商業經營活動意義重大，雖說是迫不得已寄命于商，經商有著非凡的意義和價值，可以立身立業、立功立德，能夠報效國家、睦鄰宗族、濟危救困和繁榮文化，帶動社會經濟各方面的發展，為家族、為社會、作出自己的責任和貢獻。

　　2.3 徽商的“理性化過程”

　　理性化既是韋伯研究的出發點，又是其評判中國社會與宗教的標準。韋伯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致力于研究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韋伯指出中國未能從儒家倫理中發展出來具有現代理性的資本主義原因主要是儒家缺乏理性化的生活方式。韋伯并沒有考察中國商人歷 史，早 在 漢 朝 就 有 司 馬 遷 寫 了《史 記 貨 殖 列傳》并指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到明代時就用了“賈道”一詞，意為買賣之道。表明他們對商業有了新的看法，即在賺錢之外，“賈道”還有其他意義，另一方面“賈道”還有怎樣運用最有效的方法來達到做生意的目的，相當于韋伯所謂的理性化的過程。徽商用世代商業經營規則闡釋了儒賈相通、以儒飾賈、儒道賈用等徽商賈道德特點和作用。徽商善于利用儒學經典中的思想，去指導商業經營活動，從而達到事業上的成功。他們認為賈儒是免不了貪利，所以用儒家倫 理 道 德 來 約 束 經 商 行 為，避 免 世 人 的 詬 病。徽商被天下人譽為儒商，成功改變了幾千年來世人對商人的看法。徽商的成功在于他們用儒家倫理精神嚴格要求自己，又將儒家的誠信、仁義、忠恕精神引入到商業經營中，非義不取利。

　　3 結語

　　通過對徽商入世苦行、超越性動機、徽商理性化的商業營規則等方面來對“韋伯式問題”進行一一批駁。韋伯所說的賺錢已成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市民普遍信奉的“天職”，他們的目的為了賺錢而賺錢。新教倫理(又稱入世苦行)主要包括勤儉、誠實、信用等美德，徽商的成功在于他們用儒家倫理精神嚴格要求自己，又將儒家的誠信、仁義、忠恕精神引入到商業經營中，非義不取利。無論是為人處世之道還是商事買賣活動他們相信無信不立。徽商無論創業初期成為商賈巨富，都能保持初心本色，勤儉節約。徽商的所謂超越性動機，徽商認為他們從事的商業經營活動意義重大，雖說是迫不得已寄命于商，經商有著非凡的意義和價值，可以立身立業、立功立德，繁榮文化，帶動經濟發展。為家族、為社會、作出自己的責任和貢獻。徽商后期的衰落有其獨特的歷史原因，既有內因也有外因，傾巢之下其安有完卵，傳統經營模式未能跟上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