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歷朝規定并不一致。嚴格說來，在法典中明確規定賤民之范圍，只有清代。以法典將賤民置于社會等級序列之中，可算清代一個突出的政治社會現象。

　　有賤民，則有良民。《大清會典》稱，“四民為良”，也即軍、民、商、灶四類。其中的灶戶也許略需解釋，即煎鹽之人，其稱始自唐代。四民之外的賤民，依照學者經君健的研究，大約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奴婢、倡優、隸卒、佃仆、樂戶等，二是墮民、丐戶、九姓漁戶、疍戶等。前者基本以職業劃分，全國皆然，成員有的是繼承父祖身份，有的則是從高等級降轉，譬如良民中的破產商戶，或犯罪縉紳。后者則僅存在于局部地區，成員全部是繼承父祖身份。

　　特別有意思的是，在清代，隸卒皆屬賤民。所謂隸卒，即在衙門服役的皂隸、馬快、步快、門子、仵作、糧差等。以現代公共管理眼光看，他們差不多算是基層公務員，只不過是吃地方財政，而這地方財政，又是縣官自籌的一人財政而已。

　　這些基層公務員，在服役前大都是凡人，屬于良民，但只要從事這些職業，立即淪為賤民，且累世難復。即使只是應召到衙門服役，后來不再干此行當的良民，也被法定為賤民，所謂“入此便賤”。

　　清代之賤民，在法律地位、婚姻關系乃至服飾上都較良民不平等。最關鍵的是，賤民被剝奪了參加科舉與出仕的權利，因此幾乎沒有向上等級流動的可能。在清代，賤民等級與較高等級間成員流動的不可逆性以及賤民身份的世襲性，使得這個等級不斷延續，逐漸擴大，如同“等級池沼的沉淀層”。賤民群體的社會流動，自然也呈現板結狀態。

　　應當說，清廷也有注意到此點。雍正元年開始，山西、陜西的樂戶，浙江的墮民、九姓漁戶，廣東疍戶以及常、昭的丐戶，陸續開豁為良。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又規定，各類賤民改業后的第四代子孫才能獲得捐、考資格，且“本族親支均系清白自守者”，依舊存在對往昔賤民的歧視與權利剝奪。而部分賤民群體，至清末仍未能真正“改賤為良”。

　　賤民之外，良民的社會流動就相對較高。最早研究此問題的是學者潘光旦、費孝通，在《科舉與社會流動》一文中，他們對清代貢生、舉人、進士的出身資料進行抽樣統計，發現父輩一代無功名的布衣子弟約占全部調查對象的33.44%，從而得出科舉可以促進社會流動的結論。此后，學者何炳棣有進一步研究，也傾向于持“清代社會流動說”，但學者艾爾曼提出質疑，認為“近千年來科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統治階層的政治、社會、文化的再生產而已”。

　　在我看來，“社會流動說”與“統治階層再生產說”其實并不矛盾。因為清代的等級制度，并未因社會流動而打破。此外，清代能夠參與社會流動的群體，畢竟是少數。譬如學者張仲禮就估計，在19世紀太平天國之前，中國生員總數約50萬人，占全國總人口0.18%;太平天國后約140萬人，仍不到當時中國人口的1%。對此，何懷宏分析說，傳統社會的某種平衡有賴于上層對開放性的接受和下層對等級性的認可。上層精英可從權力、聲望、財富的等級結構中得到滿足，下層精英則因為此種結構對其并不完全封閉而抱有希望，至于下層的大多數民眾，則幾可說與此無關。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清代的等級制度，并不太能被金錢或商業所破壞。在大約同時期的西歐，國王與各地貴族、納稅人代表之間必須通過市政廳或議會的討論，反復談判，才能確定能否增稅以及增加數額。國王有時不得不靠借款來彌補財政赤字，為此必須部分出讓權力。而在明清中國，皇權對私產的做法常常是毫不搭話，只管霸王硬上弓，因此雖有巨商大賈，卻不能形成有相對獨立地位的工商階層，也不能依靠積累財富來“贖買”自由。相反，清代凡人中的富裕者，往往通過捐納進入特權等級。西歐的商人與君主討價還價，“贖買”自由，結果導致等級制度瓦解;清代的商人卻向朝廷捐納以換取“名器”，結果是等級制度進一步加強。

　　在當代中國，重新觀察清代賤民等級及社會流動，也許并非全無現實意義。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不久前提出，中國的“新底層社會”正在形成并走向剛化。所謂“新底層社會”，包括失地農民、被拆遷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業的大學生群體，還有因為高房價墜落的“城市中產”、未被利益集團吸納的知識分子，加上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農民工、下崗失業工人，組成龐大而復雜的底層社會，并且正逐漸走向剛化。與清代賤民不一樣，他們并無法律地位、婚姻關系、考試、出仕等方面的明顯不平等，卻有著相對隱蔽的“機會不平等”。

　　伴隨著“新底層社會”出現的，是社會流動趨于板結。清華大學研究社會流動的一個小組發現，中國的社會流動在近20年來，發生了顯著變化。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間，中國很多社會基層家庭的子女，能夠向上流動的機會，遠高于90年代初之后。在此之前，中國的教育機會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資源，在社會分布較廣泛，許多貧寒子弟可以通過教育獲得上升通道。但是，90年代初之后，中國的社會流動變得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到了90年代末及本世紀初，中國社會底層的青年人很少能夠找到上升的機會。

　　社會流動板結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強者愈強、弱者愈弱，也即所謂“贏家通吃”———等級結構自然傳遞，權力與弱勢、財富和貧窮都被世襲。譬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個調查就顯示，干部子女當干部的機會比常人高2.1倍，而農民或工人子弟新加入公務員隊伍的比例則非常低。墨子曾說“官無常貴而民無常賤，有能則舉之，無能當下之”，在今日幾乎成了神話。

　　然而，底層人士擁有向上流動渠道，不但體現政治上的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也給予個體改變命運的希望，從而有助于消弭社會不滿情緒，真正導向和諧。否則，貧富兩極分化趨于嚴重而社會流動又趨于板結，極可能造成大規模的絕望與暴戾。當絕望與暴戾蔓延，霍布斯筆下“所有人對所有人作戰”的局面，就很可能出現，那本已逐漸遠去的可怕巨靈(利維坦)，也很可能再度降臨赤縣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