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原因的文化學思考

　　蘇聯和蘇聯共產黨的解體與“蘇聯文化”終結的同時性，特定歷史形態的文化與相應　的政治制度的這種特殊關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值得認真研究的文化現象;而對這個　特殊文化現象的研究，則會使我們對蘇聯和蘇聯共產黨解體的原因，有更深刻的文化學　的認識。對蘇聯和蘇聯共產黨解體原因的文化學思考，這對于我們總結經驗教訓，建設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肯定會是有益處的。

　　以下，我們對蘇聯共產黨統治時期，蘇聯社會中文化發展與政治統治之間的尖銳對立　現象，進行一些分析，從文化學研究的角度，進一步探討蘇聯和蘇聯共產黨解體的歷史　原因。

　　1.文化的多元性本質與政治體制高度集權性的尖銳對立

　　大量的事實說明，蘇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它的后期，文化和政治之　間的矛盾日益深刻、日益尖銳，而政治體制本身的各種弊端，又使它無法解決這樣的矛　盾。因此，政治和文化之間對抗性矛盾的進一步激化，就成為導致政治體制本身瓦解的　重要原因之一。從蘇聯產生到解體的過程中，政治和文化之間的矛盾為什么這樣突出，　并且最后變得不能相容了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社會文化的多元性本質與政治體制高　度集權性之間的尖銳對立。

　　在總結蘇聯解體的原因問題時，人們普遍認為，政治、經濟、行政權力的高度集中，　以黨的領導一元化為特點的集權體制，就形成了黨的領導集團、黨的領袖對社會權力的　全面壟斷。于是，便形成了單一的權力結構、單一的經濟所有制。這樣，實質上是專制　性質的單一權力結構，與現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要求就日益尖銳對立起來，最　后，導致了政治經濟體制的全面崩潰。

　　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從根本上說是經濟、政治關系的反映。但是，體現人類文明發　展成果的文化，諸如科學理論、價值觀念、倫理道德等等，并不是對經濟政治關系的簡　單消極反映;相反，那些真正有價值的文化，必然會表現出它的精神特性。對于活生生　的文化來說，這就是它的多元性的特點。但是，從整個蘇聯存在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　到，隨著政治體制的日益集權化，文化的多元性發展也相應地越來越受到扼殺了。在社　會科學的研究中，甚至在文藝創作中，政治上的黨性標準，越來越成為惟一的要求。而　這里所謂的“黨性標準”，說穿了就是要求理論工作者，必須與現在當權的最高領導人　的觀點保持“完全一致”，否則，就要被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等大帽子，遭　到殘酷的政治迫害甚至人身迫害。這樣，為了維護高度集權性質的單一權力結構，就必　然要執行文化專制主義政策，粗暴地破壞文化發展的多元性，造成一種具有教條主義特　征的文化的單一性。

　　這種高度政治集權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產生的惡果之一，就是國家崇拜、政黨崇拜、組　織崇拜、領袖崇拜的泛濫，而這其中影響最惡劣的是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在斯大林當政　時期，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種狂熱的個人崇拜，粗暴　地踐踏了社會科學研究。在當時，人們必須按照斯大林的觀點去理解哲學、經濟學、歷　史學、政治學、法學，按照斯大林的意思去編寫歷史，等等。斯大林本人則成了各個學　科(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內的所有學科)惟一的、最高的學術仲裁者。[1]這樣，　由于權力的絕對集中，在斯大林的政治高壓下，文化的多元性本質——思想的自由本性　遭到了嚴重的摧殘。

　　但是，文化發展的多元性發展規律、思想進步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或者說，社會科　學理論的自由發展，科學思想的自由發展，這是任何政治權力和行政權力，都無法遏止　的。這樣，在政治權力與文化發展之間，就必然要形成日益尖銳的沖突。而在這種沖突　中，政治權力必然要對文化的多元自由發展實行扼殺。但是，歷史的發展證明，任何一　種專制政權，在新的思想文化面前，或者說在它所稱之為異端思想面前，都是表面上很　強硬而實質上很脆弱的。所以，它們是經不住自由思想潮流沖擊的。如果我們仔細研究　一下蘇聯解體的過程，應當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一定的意義上完全可以這樣說，蘇聯的　龐大政權機器，是被以民主思想為主流的現代文化發展沖垮的。

　　2.文化的社會價值取向與政治實用主義之間的尖銳沖突

　　在各種歷史形式的專制主義政治體制中，掌握最高權力的政治實體在極端自私的考慮　下，必然要以自己為核心，而對其他的各種社會主體，一概采取利已性的政治實用主義　態度。這就是說，集權專制政治體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把整個社會的各個機體，特　別是各種能動的社會因素，都當作為自己服務的工具。我們看到，在蘇聯存在期間，整　個社會的文化，全部的意識形態，特別是社會科學理論，完全都成了黨的最高領導人可　以任意擺布的政治性工具。或者說，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都具有了政治工具性質。這　樣，現存的政治體制以及權力結構，就與文化的社會價值取向產生了尖銳的沖突。

　　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創造性成果，它是屬于全社會的精神財富。　也就是說，作為一種意義世界，文化對全社會的各種主體，它都是一視同仁的。因此，　文化的社會價值取向，這是它的本性。但是，在蘇聯的政治體制之下，全部文化只能為　現存的政治服務，只能成為領導集團的實用主義政治工具。這就是說，只能有一種“黨　的理論”，而不能有具有自己特色的各門社會科學。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所以，如果再　研究一下蘇聯存在期間的社會科學狀況，我們就會驚奇地發現，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　，社會科學理論中的主要出版物，往往是同樣的面孔，發出的是同一種聲音，顯示了它　們作為同一種政治工具的基本特點。

　　文化，包括全部意識形態在內的社會科學理論，由于它的政治工具化，使它的本來的　社會價值也變質了，或者說使它的作用庸俗化了。比如說，蘇聯共產黨的末代領導人之　一康斯坦丁·契爾年科，這個平庸之輩，在事業上毫無作為，也談不上什么具有堅定的　信念，然而，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卻是十分重視的。不過，這并不是由于他對理論有什　么興趣，相反，“他多半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看作是保住權力的手段，當然這也是由習　慣促成的。”[2]當然，在蘇聯領導人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態度上，契爾年科只不過　是個極端的例子。但是，蘇聯存在期間的事實已經證明了，這種普遍的政治實用主義態　度，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命運來說，是可悲的。因為，這樣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者”　，他們不是要保衛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保衛自己的權力、地位　和利益。結果會是怎么樣呢?隨著政權的解體，他們的既得權力和所謂的“馬克思主義　理論”，一同失去了。

　　但是，這種政治實用主義的文化政策，由于它違背了文化的社會價值取向，實際上是　不可能達到它預想的政治目的的;而且，由于政治實用主義與文化社會價值取向之間矛　盾的尖銳沖突，往往是適得其反的。這樣，文化，特別是意識形態、社會科學理論，不　但不能有助于政治權力的強化，反而是常常幫倒忙，使社會的各個階層對政治權力實體　產生反感;同時，更嚴重的是，這種政治實用主義，極大地損害了社會科學的形象，取　消了它的實際社會作用。可見，如果一種政治權力對文化采取政治實用主義態度，這不　但會摧毀自己，更可怕的是摧殘了社會文化。在社會的文化發展史中，蘇聯政權與蘇聯　文化的同歸于盡，是一個極為嚴重的教訓。

　　3.文化的科學本性與學術政治化之間的尖銳沖突

　　在蘇聯存在的時期中，蘇聯共產黨對整個社會一切領域實行的是所謂“一元化”領導　。這樣，作為整個文化基礎的社會科學理論工作，就只能為黨的現實政治任務服務，學　術工作具有了單純的政治性質;同時，由于黨對社會科學理論工作的嚴密控制，于是就　發生了與中世紀類似的情況：社會科學、學術成為政治的婢女。我們可以看到，在蘇聯　時期，特別是斯大林時期，蘇聯共產黨中央的現實政治需要，就是社會科學研究，也即　學術研究工作的根本目標;黨的最高領導人——斯大林的指示，就是學術工作的惟一指　針;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必須按照黨的政治指令來制定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這樣，整個　學術工作——文化工作就幾乎完全政治化了。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科學理論工作、學術工作，乃至整個文化工作，都只能在政治權　力的指揮下進行。當然，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學術工作、社會科學理論工作，乃至整　個文化工作，要有正確的政治領導;但是，對學術的政治領導不能變成政治權力對學術　研究工作簡單的直接干預。否則，這種學術的政治化，就必然與學術文化的科學本性，　產生尖銳的沖突。具體來說，在蘇聯存在的相當長的時期里，政治家們已經變成了蹩腳　的、粗暴的學術警察。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家們盡管有強大的政權做后盾，盡管學者們　和他們的理論作品常常遭到厄運，但是，實際的失敗者仍然是政治家。不過，在這種情　況下，學術——文化發展所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

　　在蘇聯存在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由于政治權力對學術研究工作簡單的直接指揮，　黨的領導者或領導機關對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工作具體的直接干預，還產生了另一個特殊　的社會政治現象：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完全政治化。當然，對于大多數以追求科學真理為　宗旨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來說，這是一種悲劇。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學者們是無法進行　真正的科學研究的。但是，在這個特殊的社會政治環境里，即政治化了的學術環境，也　給那些本來就懷有政治野心而混跡于社會科學學術界的人，創造了飛黃騰達的難得機會　。于是，就產生了既能在政治界又能在學術界兩棲生存的政客化了的所謂學者，或者說　叫做“學者政客”。政客化了的學者或者說戴著學者帽子的政客的出現，對于蘇聯社會　來說，既是一種政治悲劇，也是一種學術悲劇。因為，他們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學術　上，都是兩面派。所以，他們既破壞了政治聲譽，也敗壞了學術聲譽。在這個意義上，　我們有理由說，這些政客化了的學者，是蘇聯和蘇聯共產黨的掘墓人。

　　4.文化的開放性與政治體系封閉性之間的尖銳沖突

　　由于世界兩大陣營的長期政治、軍事對立，這種冷戰的局面，造成了東西方國家之間　政治上相當尖銳的敵對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實行遏制政　策，再加上蘇聯共產黨在政策上的失誤，使蘇聯社會在政治上逐漸形成了一種封閉的體　系。這樣，在東西方政治上對立狀態——冷戰的特殊歷史條件下，由于蘇聯共產黨實行　了一種自我封閉的政策，就逐漸使蘇聯文化與西方文化長期處于對立和隔絕的狀態之中　。這種情況，對文化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危害，而對文化發展的危害，也必然會對政治　帶來種種惡劣影響。因為，社會政治體系的封閉性與文化發展在本質上的開放性是不相　容的。任何一種真正的有價值文化，都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共同成果，沒有地區的局限性　，甚至也沒有國家的局限性。當代世界各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越來越證明了　這個道理。現代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文化只能在開放的世界環境中發展，在閉關自守　中，不可能建設現代文化。

　　由于處在這樣一種幾乎是與世隔絕的封閉狀態之下，再加上集權政治的嚴格控制，蘇　聯文化，它的意識形態，它的社會科學理論和學術研究，也就變成了一種自我封閉的系　統。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當時的蘇聯社會科學、意識形態方面的作品，就可以發現，　絕大部分是對西方各種學說、流派持絕對否定態度的，同時又理所當然地自封為惟我正　確。這樣，就使蘇聯文化，特別是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面，無法吸取人類文明發展　的最新成果。很顯然，在現代社會中，如果一種社會文化自外于世界文明發展的共同大　道，孤芳自賞，惟我獨尊，就只能是逐漸枯萎。我們可以看到，除了幾部被當局視為離　經叛道之作以外，所謂正統的蘇聯文化作品，在現代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中，是沒有什么　特殊貢獻的。

　　我們還要注意到的一個重要事實是，由于蘇聯共產黨在政治思想上，在意識形態上的　教條主義思想作風，加劇了文化發展中的這種封閉性狀態，于是就與具有開放性本質的　人類文化發展越來越處在尖銳的對立之中。這種對立，使蘇聯文化幾乎形成了對人類文　化發展的本能排斥。人們還都記得，1946年，蘇聯當局在批判《星》、《列寧格勒》兩　雜志的運動中，一批有才能的作家、藝術家被扣上“崇拜資產階級文化”的罪名，而被　開除甚至被逮捕;1947年，由日丹諾夫出面領導了批判哲學家“崇拜西方”的運動，解　除了一批人在宣傳部門的職務;1948年，蘇聯學術理論界發生了令世界學術界目瞪口呆　的事件：秉承蘇聯最高領導人的意圖，在蘇聯當局的支持下，醫學生物學界公開批判遺　傳學派，還居然把這門科學叫做“偽科學”，扣上了“反動”的帽子。[3]后來的世界　科學發展表明，由于文化封閉性帶來的這些惡果，不但損害了蘇聯社會的文化發展，而　且也使蘇聯的政治家們大丟其臉。

　　但是，無論是什么樣的封閉性的政治體系及其對文化發展的封閉企圖，都無法拒抗文　化的開放性發展趨勢。當年，在蘇聯領導人指揮下修建的“柏林墻”，1989年在東德民　眾的沖擊中，終于被拆除了，這就是一個有力的說明。在這個特定的意義上，我們也可　以這樣說，蘇聯的封閉性的政治體制，是被開放的世界文化潮流所沖垮的。

　　從政治和文化之間矛盾這幾個方面的分析，我們對蘇聯和蘇聯共產黨解體原因的認識　，會得出一個總體性的看法，即在蘇聯和蘇聯共產黨存在期間，特別是后期，在內外各　種思潮的交錯沖擊下，暴露出了這個政權的一個致命弱點，即它在文化上、意識形態上　、思想理論領域，始終沒有取得“領導權”。這里使用的“領導權”概念，就是意大利　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領導權”、“意識形態領導權”概念的本來意義　。也就是說，蘇聯和蘇聯共產黨作為一種政治權力主體，始終沒有取得在文化思想方面　對蘇聯社會各個階層的“領導權”;或者說，蘇聯共產黨的政治領導權，從根本上說沒　有得到蘇聯人民的文化認同，即始終沒有取得人民群眾在意識形態上的“同意”。所以　，從對蘇聯和蘇聯共產黨解體原因的分析中，所揭示出的這個特殊的政治——文化現象　，以及這個政治——文化現象所引申出的政治教訓，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