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學翻譯的命運

眾所周知，當下法學翻譯如火如荼，書店里書架上的法學譯著也是密密麻麻，琳瑯滿目，令人目不暇接。有論者曾這樣講，“也許法學著作的翻譯在最多20年后甚至10年就會逐漸衰落”，其給出的理由是“法學著作其實都有地方性”，“法律同時又是一種相對保守的社會實踐”，“法律學人的外語能力將普遍增強，他們可能更直接閱讀外國的相關文獻”，〔4〕這三個理由其本身在消弭法學翻譯熱的自恰性上，筆者都是非常贊同的。但是該論者在論證法學翻譯熱必將消退時，還采用了事例論證，但其采用的事例在論證上并不妥切。比如該論者提到唐代的大規模的佛經翻譯并沒有持續到今天，但對于佛經翻譯熱為何沒有持續到今天，該論者并沒有給出回答，也沒有進行分析探討，只是如中國古代論辯者一樣，列舉出一個事例，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其又提出“蘇聯著作和作品也并沒有持續很久（盡管其中有政治的原因）”，除給出了部分解釋是政治原因外，也未揭示學術上為何沒有選擇俄語。翻譯史告訴我們，自東漢起至唐朝鼎盛再到元朝徹底衰竭的中國古代佛經翻譯，因經常受歷史偶然因素影響（也許這是集權專制社會的必然），也不是一直都在進行的，比如六世紀佛經翻譯就中斷過。〔5〕

知名學者陳康先生認為，“那些翻譯大師過去以后，其他的人只敲著木魚念經，不再想從原文中去研究佛經中的意義。”〔6〕

其實中國幾千年以來學術也是如此，比如四書五經就曾被奉為圭臬。清朝的漢譯滿也未一直持續到今天，原因就是滿人都被漢化了，清朝皇帝幾乎都都舞文弄墨，寫得絕好漢語詩，還翻譯成滿語干什么？的確，該論者論證說，任何事情都有始有終。其又根據這一論據，即法學是世俗應用學科，而稱翻譯熱只會持續十年。

翻譯研究多元系統論告訴我們，翻譯的根本原因是文化的強弱對比關系決定的，一般就是弱勢文化對強勢文化進行翻譯。

據此，筆者以為，中國法學是否已具備自生能力是啟動消弭翻譯熱的根本，西方翻譯史即大體上拉丁語對古希臘語、各民族語言對拉丁語的翻譯，表明當譯語言界在被翻譯的領域已具備自生能力甚至超越源語言界時，翻譯就消停了。〔7〕

似乎毫無疑問的是，在法學上，與歐美國家相比，中國十年后還必然會處于弱勢，或許幾十年后還是。

其次，即使十年甚至幾十年后，中國每個學子都能讀懂英語原著，但處于優勢的和極有研究價值的法學論著還有拉丁、德、法、意等法學著作，而我們也很難期望中國的大多數法律學人能同時掌握英、德、法、意甚至拉丁等法學強勢語言。

況且我們的部門法學研究掌握的外文資料還非常的少，許多重要的論著都還沒有能力翻譯成中文，如民法上的許多拉丁、德語經典論著，十年內我們能將一些構筑我們法學傳統所必須的外文原著都譯完嗎？更何況我們現今的法學翻譯水平也令人堪憂。同時，對中國學人來講，翻譯又是深入學習與研究的佳徑。如上的緣由都支撐著法學翻譯熱的繼續，雖然法學翻譯的較為遠期的命運筆者不敢妄斷。然而筆者以為，暢通與加大原版書的引進是消弭翻譯熱另一可能助因，且于中國學術是極為重要的事業，望學界、出版界等各界人士大力推進。

二、學術翻譯的困境

在中國翻譯史上造詣頗深的馬祖毅先生曾作詩來刻畫譯者：舌人碌碌風塵里，青史無情不記名。近些年曾暴露了剽竊性翻譯的事件，據說這也不過是整個中國實際情況的冰山一角。然而，譯者對可能耗費其極大財力與心力的譯作為何會署自己為著者呢？為何現今譯者還出現了學生化的趨勢呢？筆者認為，根本原因是學術翻譯在中國當下的學術體制中地位很不高。與原創相比，譯著在職稱評定、為譯者獲得學術聲名、獲得項目資助、報酬等諸多方面上基本上都處于下風。恰如法學教授蘇力先生所說，在學術界的觀念中，也普遍認為學術翻譯是技術化的學術工作。至今我們也沒有設立學術翻譯獎，獎給那些在學術翻譯上取得巨大成績者。如此，既無權又無勢而且靠微薄的工資收入養家糊口的中國學術翻譯者，如何有力量承擔如此之重？對那些本來就靠貸款上學的學生譯者來講，微薄的報酬甚至無法支付搜集資料的費用。而所調查的西學譯著，可以肯定的是，西譯在為譯者獲得學術聲名和獲得項目資助上都與原創無區別。與原創相比，翻譯難道真的是“雕蟲小技”而非常容易嗎？朱光潛先生作為一個學者，曾講“據我個人的經驗，譯一本書比自己寫一本要難得多”，〔8〕郁大夫、蘇福忠等等諸多文人、學者都明確地做過幾乎相同的表達。〔8〕

既然翻譯艱難，又無大的利益，如此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某些已獲得學術地位的博導、教授怎愿意去做呢？或許這也是拼湊式合譯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中國學術發展的經驗尤其是中國翻譯史上的后兩次翻譯高潮及至當今的學術翻譯熱所顯示的是：翻譯的影響遠遠大于原創。

三、法學翻譯：從邊緣走向中心

既然法學譯著在中國當下法學著作系統中事實上處于中心地位，學術體制就應該也給應給出一個與其中心地位相應的評價。若從學術研究的根本上來講，應該對他們一視同仁，在現今學術評價體制還看不到根本改善的跡象時，尤其應使學術譯著能夠在職稱評定、獲得項目支持上與原創獲得平等地位。歐美現在對于翻譯也已經并正在采取各種措施努力提高其地位。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筆者也堅信學在民間，但對于諸如優化選題討論、開展翻譯批評與研究、尋找與確定譯者等諸多事務還需要大量的行政性輔助工作，更需要經費支持，所以有必要設立一個法律翻譯研究機構，但考慮到設立于1982年的中國翻譯協會已設立了作為譯協下設的九大委員會之一的“社會科學翻譯委員會”，所以設立法學翻譯研究會應是求小規模高效率。

法學教授胡旭晟先生提出了另一方案，筆者認為也可行，那就是在中國法學會申請成立一個法律翻譯研究會，而不贊同設立規模大的法律翻譯協會。〔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