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界反興奮劑歷史的反思

回顧世界反興奮劑歷史，最值得關注的是20世紀60年代這個轉折點。事實上，直到20世紀50年代都很少有關于體育中使用興奮劑的“丑聞”，也沒有擔心為了緩解疲勞而使用藥物會對身體健康產生危害。到了60年代，興奮劑突然成了一個廣泛的社會問題。由于體育的快速變化和來自大眾媒體尋找丑聞的壓力，以及興奮劑問題開始與運動員的體育精神并行討論，官方也不得不更加關注興奮劑問題，官方對于興奮劑的態度發生了大轉變。但在科學證明興奮劑問題還模棱兩可的情況下，反興奮劑更多地是在道德層面來行事。到了20世紀70年代，真正形成了兩個相互對立的陣營。一個是反興奮劑陣營，主要是政策決策者和倫理導向的學者、教師、科學家;另一個陣營則是作弊的運動員、地下的興奮劑供應組織以及發明新的藥品和新的防檢測方法的科研人員。在很多主流語境下，被稱作“道德對抗邪惡”［1］，這種對抗一直持續至今。事實上興奮劑問題代表的是一種潛在的不滿———對異化的現代體育的不滿。目前為止，世界反興奮劑組織(WA-DA)，歐洲理事會(CoE)，英國體育與醫學協會(BASM)和國際奧委會(IOC)等組織一直致力于通過對不道德的行為(興奮劑首當其沖)的極端行為的關注，來保持體育理想主義。但是自相矛盾的是，他們看上去是在反對體育的“過度現代化”，但他們采取的卻是現代化的手段———現代科技、法律和行政力量。實際上，興奮劑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社會行動，它的發展受國家民族文化、體育項目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例如夸張的情況是有些落后國家甚至不知道何為興奮劑。

2不同國家民族文化下興奮劑的思想與行動

2.1美國

至今興奮劑問題發生最多的當屬美國。美國人那種具有創業精神的企業家精神被用于體育，這都讓他們樂觀地認為體育可以和興奮劑聯姻，而不會受到道德規范和健康問題的約束。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在運動生理學領域居領先地位，也是將興奮劑用于體育發展醫學研究的翹楚。反映在運動員越來越需要通過技術或其他物質手段來提高成績。第二次世界大戰促動了“安非他命”(一種興奮劑藥品，二戰時曾用于提高士兵戰斗力，長期服用會造成失眠、便秘、視幻覺、聽幻覺等癥狀)的使用，到20世紀50年代末，只有美國醫藥協會(AMA)在呼吁應該遏制使用“安非他命”的浪潮，但是AMA的擔憂是無法阻止“安非他命”的繼續蔓延的，也不會妨礙運動員將更先進的興奮劑運用到更多的項目、更多的運動員身上。美國運動醫學會(ACSM)還曾推波助瀾地宣傳激素不會改善運動成績，盡管臨床和其他證據顯示可以。考慮到冷戰對抗，美國具有一種強烈的擊敗蘇聯的意識，又由于缺少測試辦法，1976年奧運會激素類藥物的泛濫也就不足為奇了。

2.2英國

英國的經歷則明顯不同。業余主義體育的影響力以及傳統公立學校的教育思想使得興奮劑被看做是體育競爭的對立面。使用興奮劑被認為不符合典型的英國中上階層對“體育”的理解［2］。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科學家較少涉足運動生理學，為了堅持業余主義的信仰，運動員也不會訴諸于藥物來提高成績，只有在代表底層階級的足球領域才偶有發生。二戰以后，英國人在反興奮劑方面的重要作用遠超過了使用興奮劑。戰后十年，當美國人和其他歐洲人普遍使用“安非他命”時，英國自行車運動員則比較清白地投身于這項運動之中。以至于英國著名的自行車運動員Simpson在使用興奮劑時，國人對其萬般震驚。到20世紀50年代，英國體育與醫學協會(BASM)開始認真考慮興奮劑問題，并在20世紀60年發表反興奮劑政策聲明。一些著名的運動員也加入到集體反興奮劑的隊伍中。1965年開發了檢測安非他命的程序，1975年則有了檢測激素類藥物的方法。這些工作都得到了BASM的支持。盡管有很多英國科學家還是通過對興奮劑的科學分析以及對運動員表現的測量發現了新的藥物，但柯林斯式的業余主義在體育的文化和組織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3］，英國人看待興奮劑問題堅持了其為“非業余體育精神”的定位。

2.3歐洲其他國家

首先，德國在興奮劑與反興奮劑問題上有一個十分矛盾的歷史。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在運動生理學方面的發展在德國落地開發，德國運動員使用興奮劑的現象十分普遍。JohnHoberman［4］研究分析了德國人使用興奮劑的歷史特征，認為其是納粹科學研究的產物，甚至緩解了美國人在興奮劑問題上的罪責。但這是對歷史的一個簡單處理和歪曲解讀。蘇聯及后來的獨聯體、如今的俄羅斯，以及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也很有爭議。蘇聯運動員包括女性在很多賽事中受到指控。例如1978年奧運會上就有英國田徑運動員抱怨，“由于興奮劑，與共產主義陣營的運動員比賽無法立足”［5］，一些反共產主義的西方學者認為蘇聯以及東德使用興奮劑是其體育政策體制的一部分，認為其是一種興奮劑的政治制度。但實際上，這種批判本身也有一定的政治動機。蘇聯和東德其實也有很好的醫療監管制度，其次這種批判無非是轉移了對西方國家興奮劑問題的關注度，而實際上，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運動員使用興奮劑是一樣“有罪”的。在其他國家，困擾當局的主要是職業自行車和職業足球。一些證據表明:像“安非他命”在這樣的興奮劑在比利時、法國、意大利和奧地利被廣泛地使用。特別是，但凡遇到自行車的比賽就會牽涉到興奮劑，似乎已成為“公開的秘密”［6］，職業自行車對奧運會反興奮劑政策產生了強烈的沖擊，1960年丹麥自行車選手詹森(KnudJensen)在羅馬奧運會上的猝死，成為IOC、BASM以及CoE強化的反興奮劑行動的一個導火索。

因此，反興奮劑政策及科學是一種混合物，摻雜了不同國家的文化、政策，摻雜了人們對體育運動的關心、奧林匹克、業余主義體育以及全社會廣泛地對興奮劑乃至藥物的恐慌。由于有關健康衛生的研究較為模糊，體育精神的思想體系被應用到興奮劑問題上。興奮劑問題被重新審視為一種道德欺騙、品質缺陷、作弊甚至是罪惡。總而言之，與興奮劑、反興奮劑有關的思想與行動，因各國文化的不同而各不相同，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個體、社會、制度以及更寬廣的文化框架共同作用，賦予了興奮劑與反興奮劑問題以特殊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