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中的文史關系矛盾,文學研究者和史學研究者都會注意到它。從先秦的文史不分到漢魏六朝的文史獨立,不僅僅是一個學術演進過程,對于歷史中懷著不同稟賦的個體來說,亦會在其身上留下烙印。史學時代而具文才,文學時代而具史才,若才餒即喑啞其聲,若才盛即發為抗辭。作為文學時代的史學家,劉知幾以駢偶之文掎摭新史舊史,在《史通》中以文衡史,表現出文學的歷史觀;又以史律文,表現出歷史的文學觀。

一、從“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

劉知幾認識到了個體稟賦與學術演進的關系,他在《核才》篇描述了文史之間從合到分這一歷史過程: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樸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于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于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1](P250)孔子所言之“史”本為文辭繁多之義,而劉知幾徑以其為歷史撰述,并藉此談論上古時代文史密不可分的關系。又如:“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于文。”[1](P180)“‘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1](P528)這一時代的“文”具有和“史”一樣的功能,可以勸善懲惡,所以劉知幾說: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于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1](P123)劉氏強調當時“文之與史,其流一焉”,是由于“周詩”、“楚賦”皆如《春秋》一樣可進行道德批評。屈平、宋玉“可以方駕南、董”,不是因為其藻采,而是因為他們“不虛美”、“不隱惡”。漢魏以降,文史殊途,各自從經學中獨立而出,在六朝都進入了繁榮發展時期。但這一時代“文”愈來愈趨于駢儷雕飾,悖離了文史合一時代“文”的本義。若仍令文人修史,必然會“虛加練飾,輕事雕彩”、“體兼賦頌,詞類俳優”,造成“文非文、史非史”的弊端。[1](P180)《核才》篇所言“賦述《兩都》”者為班固,“詩裁《八詠》”者為沈約,像二人那樣能文能史者,在文史異轍的時代,畢竟難覓其才。人之才能各有所偏,長于文者為文,長于史者修史,陳力就列,方可成事。若陳壽,雖有良史之才,卻乏篇什之美,便應令其修史。反之,有文才而“不閑于史”者則不當修史。如《核才》篇論徐陵:“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1](P250)劉知幾致慨于“沮誦失路、靈均當軸”,[1](P250反復言文人不可修史,乃激于初唐史局皆文詠之士。“三史”以上,文史一揆;駢體肇興,文筆難行史筆之任,文史不能不分途而立。依知幾之見,才堪撰述者當學綜文史,但此“文”非六朝、初唐之文,而是孔子、左丘明之文,是司馬遷、班固之文。文史合一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怎能仍以文章之士兼修史傳?劉知幾一面迥立于風尚之外,贊許“五經”、“三史”之文;一面又難免時代文風之濡染,以駢文論史。《史通》中的文史關系問題具有其特有的歷史基礎,必須在初唐文風演進的過程中加以揭示。

二、從貞觀到開元:史家在文學時代

劉知幾(661—721)身歷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五朝,太宗貞觀治世對他而言已是文籍中的歷史記憶。但作為一個評騭諸史的史家,他對貞觀修史并不陌生。劉知幾時代的文風與貞觀文風雖然有異,然追溯其制度根源,還應從武德四年(621)李世民開文館談起。當時在選中的十八學士,貞觀修史時,又多以文臣兼為史臣。武德九年九月(626),李世民即位,又置弘文館,精選天下賢良文學之士。秦王文館及弘文館的設立,預示了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亦開啟了初唐文史之學交互影響的局面。貞觀三年(629),太宗命令狐德??、李百?⒁λ劑?⑽赫鰲⒎啃?淶戎匭尬宕?貳Ｌ?諞暈?芳?匚牡笨?』??∏兄?是年三月,“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2](P6063-6064)后來,劉知幾的見解與之遙相呼應: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后《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若司馬相如之“文”,于“史”無用,當摒棄于外。至于何者可載入史冊,太宗以為是“詞理切直”之上書,劉氏則以為是“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之文,如《尚書》中的“元首、禽荒之歌”、《春秋》中的“大隧、狐裘之什”,[1](P124)因為它們正具有其贊許的文史合一之時“文”的特征。太宗對浮華文風的態度,在史臣中得到了更為有的放矢的回聲。貞觀十年(636),五代史修成,撰者在序、論中把矛頭紛紛指向梁陳宮體,如魏征《隋書》序及《梁書》、《陳書》、《北齊書》總論,令狐德?薄噸蓯?bull;王褒庾信傳論》,李百藥《北齊書•文苑傳序》等。由此,貞觀修史對“文”的態度似乎當贏得劉知幾之稱許了。遺憾的是,此態度并未一以貫之,貞觀二十二年(648),房玄齡等修《晉書》成,“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所譏。”[3](P2463)所以,劉知幾明確指出其以文為史之弊: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

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于壯夫,服綺紈于高士者矣。[1](P82)從初始對質直雅正的追求,到重蹈淫靡綺艷之舊轍,都有太宗的影響存在。他是貞觀宮廷文臣的核心,“文勝質”抑或“質勝文”,帝王的趨避帶來的是上行下效。太宗雖曾反對駢儷文風,但在《晉書》中還是揮翰濡墨,自撰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編字不只,捶句皆雙,體現出史學處于文學籠罩之下的境遇。太宗雖躬為駢儷綺艷之辭,在主張上還是肯定文質相諧的文風。但到了武則天為政時期,則徹底主張緣情綺靡、體物瀏亮之文,使太宗朝向雅化的努力前功盡棄。這一文風變革從唐高宗龍朔元年(661)開始,①而劉知幾正是在此年降生于世。楊炯論當時文風遷移曰:“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4](P69)文學發展中的這段歷史,被描述為初唐四杰及陳子昂反抗的對象,他們以復古求新變,希望掙脫南朝之習,回到漢魏去。這一變革被反復渲染,甚至夸大了陳子昂的實際影響。而比陳子昂年輕兩歲的劉知幾,更為激烈地批評南朝文風,希望回到更遠的孔子、左丘明時代,則很少與前者相提并論。這只是因為文史異轍罷了。其實,史家對文的批評,在文風過度淪溺的初唐時期,具有特別的警醒意義。高宗永隆元年(680),劉知幾以弱冠之年射策登朝。次年,②高宗頒詔云:“如聞明經射策,不讀正經,抄撮義條,才有數卷。進士不尋史傳,惟誦舊策,共相模擬,本無實才。”[5](P161)可見其時經史之學的淪落,即令嗜史若知幾者,猶言“專心諸史,我則未暇”。[1](P289)但比起時流而言,劉知幾決無“進士不尋史傳”之病,他能在指責六朝文風時,以孔子、左丘明之文作為批評的準則。而同樣是不滿六朝文風,陳子昂只是追慕文學自覺的漢魏時代。這便是史家與文人的不同。武則天稱帝后,淫麗之文更盛。陳子昂明確提倡漢魏風骨,抨擊“彩麗競繁”、“興寄都絕”的齊梁詩風。他贊嘆東方虬之詩,曰“不圖正始之音,復睹于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6](P896)可見其對建安、正始文風的推崇。比較起來,劉知幾對建安、正始文學便不那么尊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