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譚厚鋒 單位：貴州民族學院 民族科學研究院

一、鄧文波、鄧巖瀨夫婦的生平介紹

鄧文波，又名鄧光濟，號晴川。祖籍江西高安縣，其先世早年遷來貴州。鄧文波先生于1886年(清光緒十二年)生于貴陽，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17歲那年投靠其族叔鄧花溪，入修文縣學，考取秀才。后因廢除科舉，改讀新學。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考取貴州第一屆官費生留學日本，初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兩年后因其成績優秀升入京都帝國大學法政系，畢業時獲得法學學士學位。鄧文波在日本留學期間曾經參與同盟會，從事民族民主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前夕回國，途徑南京，被誣為“日本探子”而被捕，后來澄清獲釋，返回日本。經過這事，鄧文波深感革命事業成功實非易事，不如轉業學醫，尚可濟世活人，于是考入千葉醫科大學學醫。1915年(民國4年)畢業成績以全班第三名獲得醫學學士學位，又因鄧先生在校學習期間從未缺曠遲到過一次而獲得“精勤賞”金牌一枚。此乃日本學生也為難得的榮譽，旋即被留任千葉醫科大學附屬醫院聘任為外科及耳鼻喉科醫師4年。［1］鄧文波先生在日本留學期間，參加日本基督宗教圣公會，信奉基督，并領受洗禮，對基督信仰極為虔誠。因著同樣的基督信仰，加上鄧文波先生的醫學與為人，先生在千葉醫科大學工作期間，贏得日本女子千葉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巖瀨婦佐醫士的芳心，1919年與巖瀨婦佐女士結為伉儷。［2］P196－197鄧巖瀨女士于1915年畢業于千葉醫士學校，開始擔任千葉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助產士，后來升任醫士。鄧巖瀨女士，日本千葉人，姓巖瀨，名婦佐，因與鄧文波先生結為伉儷，于是按照中國習慣，取名鄧巖瀨。［3］P198－1991919年鄧文波、鄧巖瀨夫婦一起回黔后，當時圣公會尚未傳入貴陽，先生與其夫人就在家讀經、禱告，20年如一日，從未間斷。每天定時靈修，從不以宗教生活影響醫務工作，也從不以信奉基督宣示于人，故時人鮮知其為基督信徒。他曾經說:“我服膺基督教訓，心境日益澄明，人生日益凈化，愛主之心日篤，愛人之心倍深。我信不在求知于人，而在以行榮耀基督。”［4］P2011938年貴陽中華圣公會成立，鄧文波、鄧巖瀨夫婦歷任貴陽中華圣公會董事會董事，鄧文波先生出任第一屆董事長。1947年，貴陽中華圣公會興建圣安堂，鄧文波、鄧巖瀨夫婦時任董事，他們夫婦奉獻的款項不但仍名列榜首，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夫婦對基督信仰之虔誠，言行之莊重，以及對貴陽教會之關愛，深受全教會教牧人員以及信徒的尊重。大家樂于稱贊他們夫婦為:“鄧文波先生、鄧巖瀨女士真是主所安排的一對賢夫婦。”［5］P202

二、鄧文波、鄧巖瀨夫婦對貴州早期婦幼衛生保健方面的貢獻

歷史上，在貴州廣大農村中主要依靠巫師治療疾病，與此同時，廣大勞動人民在生產生活實際中，逐漸認識到許多中草藥可以防治疾病，也掌握了一些醫術。然而，到了20世紀20～30年代，西醫婦幼醫院和西法接生在貴州開展依然極其困難，而婦幼科方面的醫務人員更是奇缺。1919年，鄧文波、鄧巖瀨夫婦從日本回到貴陽，看到當地嬰孩的出生存活率比較低，婦女與孩童的日常衛生保健以及婦女產后的基本醫療衛生保健存在極大的問題，為此，鄧文波積極鼓勵其夫人巖瀨女士在其創辦的貴州省立醫院同時開辦婦幼產嬰科。［6］P199貴州省立醫院創辦初期，鄧文波、鄧巖瀨夫婦推行西醫、西藥十分困難。當時，老百姓受到傳統封建意識的束縛，都傳說吃了西藥會絕嗣，打了針有生命危險。特別是婦女，連外出去看病都不許，更要說是找“東洋女”(指巖瀨巖瀨)接生了。但是他們夫婦克服了重重困難，到處宣傳西醫、西藥知識。［7］P218開始，只有鄧巖瀨女士和她的助手兩三位到病人家勸說，并親自為難產者采用西法接生。在巖瀨女士大力推行西方醫療接生方法的同時，鄧文波也常常與其夫人一同到病家勸說患者，并為她出謀劃策，他們夫婦的醫療團隊愛心行為挽救了不少婦女和嬰孩的生命。正由于他們的醫術和醫德不斷贏得患者產婦及其家屬的信任與認同，并在當時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應，從而為他們的婦幼衛生工作的進一步展開打開了局面。因此，在貴州省立醫院開辦的婦幼產嬰科業務日漸發達，然而由于技術力量卻極為薄弱。為此，鄧文波先生想，單單依靠他們夫婦和幾位助手，醫療力量非常有限，于是，他與其夫人巖瀨女士商量，應該成立婦產嬰科傳習所，培養更多的婦幼醫療衛生保健人才是當務之急，為此，他們請當時省長公署行文至各縣，要求選送當地好學優秀女青年前來婦產嬰科傳習所學習，希望把有關婦幼衛生保健方面的技術與知識傳授給更多的人，培養更多的人。巖瀨女士聽了先生的想法后，大力支持并全力協助文波先生開辦婦產嬰科傳習所，鄧文波自任所長，在日本從事婦幼衛生事業頗有經驗的巖瀨女士親自主講傳授婦幼衛生保健方面的知識，先后開辦數期，培育學員百余人，有的留在醫院做助手，大多數回到本縣建立婦幼衛生保健組織。［8］鄧文波、鄧巖瀨夫婦不僅為貴州省婦幼衛生保健組織最早的骨干力量，而且他們培養出來的婦幼保健衛生人才為近現代貴州全省婦幼衛生保健的進一步發展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三、鄧文波、鄧巖瀨夫婦對貴州省立醫院創立的貢獻

歷史上，貴州人在外行醫者不乏其人，但是絕大多數都不愿意回到貴州服務。在鄧文波先生年代，在日本行醫是一件很容易致富的行業。1919年，鄧文波先生應當時主持黔政的貴州督軍劉顯世的邀請，偕同妻子鄧巖瀨和一批醫療器械、藥品回到貴陽，在貴陽城南“兩廣會館”創辦貴州省立醫院，經過精心籌劃，修建五層省醫大樓，歷時三年，始告落成，鄧文波先生出任院長［9］P517。可以說，貴州省立醫院的創立，不僅成為歷史上貴州省第一所公立醫院，而且為自古貴州“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天無三日晴”的醫療事業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當時貴州西醫初行，前往醫院就診者寥寥無幾。為了打開局面，鄧文波先生除了對來院病人精心治療外，并不辭勞苦親自到病人家中出診，得到他治愈的病人日漸增多，一傳十，十傳百，鄧文波先生的醫術名聲大振，前往醫院就診者絡繹不絕。為了壯大醫院技術力量，文波先生除多方留任延聘醫院業務骨干，還積極培養有進取心的青年好學者。

由于鄧文波先生醫德醫術雙贏，1922(民國11年)6月，鄧文波先生被推舉擔任貴州省長公署軍務處軍醫科長。1923年，兼任滇黔聯合陸軍醫院院長。［10］P5171927(民國16年)鄧文波先生主編《衛生半月刊》。1931(民國20年)鄧文波先生兼任貴陽西醫工會主席，創辦《新醫藥刊》，［11］P517通過創辦醫療衛生方面的刊物，以提高廣大人民的醫療衛生常識。在日本留學學習西醫期間，鄧文波先生就能夠正確看待博大精深的中醫，并留心鉆研《皇漢醫學》。在先生留學回到貴陽創辦貴州省立醫院前后，貴陽中西醫之爭頗為激烈，先生居間調解之。在治療病人期間，鄧文波先生遇到對西醫療效不高之時，也常常采用中醫藥治療，效果非常之好。在以后的實踐過程中總結經驗，先生著有《中西臨癥療法匯編》及《醫藥衛生論說集》二書，前者由《貴州晨報》出版，后者在謝六逸的幫助下由貴陽文通書局列入《醫藥衛生叢書》出版。這兩部書內容豐富，很受歡迎。特別是《中西臨癥療法匯編》見解獨到，是貴州省中西醫有結合的難得的比較早的一本著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曾經約增訂再版該書，因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先生《中西臨癥療法匯編》的手稿被毀于期間，實乃貴州醫學界之損失。［12］P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