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曉亮 牛海鵬 張平淡 單位：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

環境經濟政策已逐步成為我國環境管理的一項基本制度，而對我國環境問題產生原因理論上更深入的認識以及我國新時期、新階段面臨的國內國外新問題，一方面越發凸顯了作為連接環境政策與經濟政策、全面協調發展與保護關系的切入點的環境經濟政策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給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制定提出了新任務、新要求。

中國環境經濟政策理論研究與實踐

“直接管制”類環境政策的管理實踐困境催生環境經濟政策由社會經濟活動的純經濟性和行為的無約束性所導致的外部不經濟性，是環境問題形成的理論根源。同時，由于自然環境具有典型公共物品的性質，因此“直接控制制度”從一開始就成為環境管理的主要方法。我國目前已形成的以“三同時”等8項制度為框架的環境管理制度和政策體系，就大部分屬于行政管理手段（表1）。

我國長期主要依賴行政手段控制環境污染，實踐證明，采取行政命令手段在短期內可能能夠獲得較大的環境效益，但也逐步意識到，直接控制制度的社會成本過高，在有些領域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可能阻礙經濟的發展。因此，政策制定者開始重點研究和運用成本更低、更有效、不阻礙甚至能夠刺激經濟發展的經濟激勵制度——環境經濟政策。對環境問題成因更深入的理論認識，使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和實踐越發受到重視除去極少的純粹由自然效應和自然災害所導致的環境污染事件外，絕大部分環境污染都是由于人類的各種行為所造成的，而人類行為歸根結底可以分為兩類，即生產行為和消費行為，為此，七次環保大會明確指出“環境問題本質上是發展方式、經濟結構和消費模式問題”，具體來講，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導致我國單位產出的資源能效消耗遠高于先進國家，重投資貿易輕消費的不合理的經濟結構使我國污染形勢復雜、污染事故多發、污染留在國內、產品出口國外現象嚴重，無節制、不公平的消費模式極大地加速了資源和環境的耗竭速度，因而，新時期環境政策的制定應圍繞“優化生產方式、引導消費模式”這一核心要求展開，而能夠基于生產、流通、消費、再生產全流程制定相關措施，統籌兼顧投資、出口、消費三方面的發展與保護的環境經濟政策就受到了更多的重視和應用。

新時期、新階段的新問題及外部新挑戰對環境經濟政策提出新任務、新要求

一是我國現有的資源環境壓力巨大，由于資源匱乏、環境脆弱、人口眾多、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環境監管滯后等歷史和現實原因，導致我國當前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問題比任何國家都要突出；

二是發展的新階段可能帶來新的資源環境問題，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接近5000美元，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前一時期快速發展中積聚的各種矛盾可能集中爆發，加之該階段我國發展將面臨后工業化等一系列新特征，使得我國可能面臨新的資源環境問題；

三是國際形勢的變化對我國解決資源環境問題提出了新挑戰，當下發達國家可能集體遭遇“失去的十年”，房地產泡沫破滅、資產價格下跌、失業率高企、消費低迷等現象同時出現，在金融領域去杠桿化并重啟國內制造業，國際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同時，以我國限制9種原材料出口案敗訴為標志的資源環境領域的貿易爭端有進一步加大的趨勢，極大地壓縮了我國一直以來倚重的通過貿易限制保護資源、倒逼環保升級的政策空間，國際貿易形勢發生重大變化。

環境經濟政策研究應用仍存諸多問題

一是對環保的促進作用還有限，“十一五”時期，以污水處理收費政策、脫硫電價補貼等為代表的環境經濟政策對促進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減排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除對大規模污染源（如火電廠和污水處理廠）外，將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工作整體進展緩慢，市場機制在污染防治、生態保護和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企業節能減排的內生性動力仍然不足；

二是以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的環境經濟政策種類少、作用小，綠色貿易、綠色金融、綠色信貸等能夠有效促進先進生產力跨越式發展的環境經濟政策受重視不夠、研究不深、實踐不廣，目前上述政策的應用基本僅停留在通過限制落后來倒逼污染治理和環保升級上，而對能夠通過環保優化發展的鼓勵先導類的貿易、信貸和金融的環境經濟政策研究和應用的還非常少；

三是對環境經濟政策政策效益的評估尚待深入，區別于傳統的直接管制類政策，環境經濟政策的作用對象界限不清晰、作用機理復雜、政策協同運用多，導致其政策效益較難評估，具體體現在，首先，缺乏對部分環境經濟政策環境效益的評估，比如綠色信貸政策，對其效果的評述僅局限于“4萬余條環境違法信息、7000余條項目環評審批驗收信息進入銀行征信管理系統”。其次，缺乏對大部分環境經濟政策經濟效益的評估，各項環境經濟政策減少了多少污染、減少了多少資源消耗等資源環境效益，相對來說較好估算，但是，其具體減輕了多少環境代價、取得了多少的經濟效益、相對備選的直接管制類政策的成本效益究竟如何，研究較少。

再次，對環境經濟政策效益的定量化評估，整體上進展緩慢。新時期環境經濟政策的體系在認清國情、妥處世情的基礎上，七次環保大會制定了“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的總基調，提出了“積極探索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環保新道路”的總要求，指導“十二五”時期環保工作的開展。七次環保大會為新時期、新形勢下的環保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也為連接環境政策與經濟政策、全面協調發展與保護關系的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制定，賦予了新任務、提供了新機遇,具體來講，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提出了明確的任務和要求。

一是要從宏觀層面研究制定覆蓋再生產全過程的環境經濟政策。針對經濟活動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環節均存在環境污染的現象，應有針對性地設計研究相關政策手段從而建立覆蓋整個經濟活動的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影響企業生產環節的環境經濟政策主要有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環境財政、環境稅/費政策，其中，來自金融機構的資金是企業生產活動得以維持的根本，因而綠色金融政策會直接影響企業的生存；環境稅/費政策一方面通過懲罰性手段使得外部性內部化，增加企業生產成本，另一方面通過優惠政策來激勵企業改善自身環境行為，降低企業生產成本；而環境財政政策通常為激勵性政策，通過補貼或轉移支付的形式來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影響商品消費環節的環境經濟政策主要包括綠色采購政策、環境標志產品認證政策、環境稅/費政策和信息公開政策，上述政策主要是需求側管理，其中，綠色采購、環境標志產品認證和信息公開政策可直接引導各消費主體選擇環境績效較好的廠家生產的商品或本身環境污染較輕的商品，而環境稅/費政策通過增加或降低消費者的消費成本，引導綠色消費。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可有效降低生產、流通、消費環節的環境污染事故發生的風險。綠色貿易政策旨在抑制“兩高一資”產品出口，可以鼓勵生產過程中污染輕、生態影響小的產品出口，從有針對性地抑制和鼓勵國外消費的角度，引導和倒逼國內環保升級。上述多環節、多層面、多角度且各有側重的環境經濟政策，為達到刺激內需、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發展質量的政策目標，從“經濟增長、結構調整、民生改善”這個聚集點和連接點，直接提供了靈活、有效的備選政策工具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