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滌非 單位：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資料來源與研究設計

１．資料來源及樣本概況本研究的樣本均來自Ｎ大學。Ｎ大學是一所涵蓋了理工、文科、醫科等學科的綜合性“２１１工程”大學，從建校以來一直在全國范圍內招生（包括港澳地區），是國內港澳大學生就讀最集中的高校之一。從２０１０年４月７日到７月２７日，針對該校本科生做了８６３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８３３份，問卷有效率為９６．５％。在抽樣設計上，首先按分層抽樣原則，將研究對象分為內地生和港澳生兩大類。再按等距抽樣原則，分別對內地和港澳大學生的宿舍進行編號。對于內地學生，按每間隔３個宿舍訪問該宿舍１個學生的原則，共訪問４６７個學生。對于港澳學生，按每間隔５個宿舍訪問該宿舍１個學生的原則，共訪問３９６個學生。剔除填答不完整、有明顯拒答傾向和不符合研究要求等情況的問卷后，最終獲得有效樣本８３３份。樣本分布情況如表１所示。在生源地分布上，內地生４５２個，港澳生３８１個；在年級分布上，調研時恰逢２００６級學生臨近畢業，因此大四學生樣本量明顯偏少；在性別分布上，男生３４５個，女生４８８個。

２．研究設計本研究的問卷設計以臺灣學者陳義彥在１９７５年所做的“臺灣地區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研究項目為基礎，結合當代政治社會化特點（如網絡等媒介的普及）和本項目研究目的修改制作完成。根據本項目研究目的，測量問項分為兩大部分：對政治態度的測量；對政治社會化媒介影響力的測量。由于問項較多，而篇幅有限，本文并未列出具體問項。阿爾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將“政治文化”與“政治態度”幾乎是等同使用的［５］１２－１３。他認為政治文化包括公民對政治系統的認知、情感和評價。參考阿爾蒙德對政治文化的界定，在四個具體維度上對政治態度進行測量：對政治知識的測量，設計了４道政治知識題目，每答對１題記１分，分數越高表明政治知識越豐富；對政府政治信任的測量，通過詢問大學生對領導講話的信任度和處于困境時對獲得政府幫助期望值大小進行測量；對政治參與積極性的測量；最后通過詢問大學生對自身影響政府決策能力的大小測量其政治效能感。影響政治態度形成的媒介是多種多樣的，大多學者認為家庭、學校、社團和大眾傳媒最為重要。我們的研究也選取了這四種媒介，觀察它們對大學生政治態度形成的影響：通過家庭媒介，了解父母與子女的相處模式和父母的政治興趣；通過學校媒介，了解高中和大學階段課堂上教師與學生的相處模式和學生對學校民主氛圍的感知與評價；通過社團媒介，了解學生參與校內和校外社團的積極性；通過大眾傳媒媒介，了解學生與電視、網絡、報紙等媒體的接觸頻率。大部分的問項都使用了四點式李克特量表，如在測量教師與學生的相處模式時，針對“大學以前您的老師在課堂上鼓勵學生參加討論或表達意見嗎”這一問題，請受訪者從“從不”、“很少”、“有時”、“經常”中選擇一項，在數據處理時，依次對這四個選項以“１”、“２”、“３”、“４”進行計分，分數越高，表明師生相處模式越民主。至于信度檢驗，由于政治態度和家庭、學校、社團以及大眾傳媒四種政治社會化媒介影響力這五個維度的指標都分別包含了多個問項，因此有必要對每一維度所涵括問項的內在一致性進行檢驗（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值檢驗），以剔除不相關的指標。根據統計學家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Ｋｏｈｌｉｅｔ和Ｐａｒａｓｕｒａｍａｎ的意見，凡是總體得分的相關系數小于０．４，且刪除該項目后ａ值反而會增加的項目都應該刪除。如表２所示，各指標維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值檢驗結果分別為０．６５８、０．６８４、０．６７８、０．６４９和０．８３８，總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值為０．８１４，均大于０．４，說明本研究設計的各維度指標具有較好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資料分析與討論

１．內地與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比較為了比較內地與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是否存在差異，需要進行獨立樣本Ｔ檢驗。如前所述，政治態度包括政治知識（０－４分）、政治信任（１－４分）、政治參與（１－４分）和政治效能感（１－４分）四個方面，將四個維度得分加總作為政治態度得分（３－１６分）。在政治態度得分方面，內地大學生得分為８．９１５，比港澳大學生得分８．７０７高出０．２０８分，兩者的差異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程度。如果將大學生政治態度得分合并為三組：消極政治態度（３－７分）、中間政治態度（８－１２）和積極政治態度（１３－１６），可以發現內地和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得分分布比較一致。如表３所示，內地和港澳大學生主要集中于８－１２分的中間政治態度組，其中內地生的比例比港澳生稍高；第二位的是７分以下的消極政治態度，約有１７．４％的內地生屬于此類，屬于此類的港澳生則更多一些，約占港澳生總數的２２．０％；屬于積極政治態度的內地和港澳大學生都比較少，分別只有１個和３個。接下來對內地與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四個維度得分的具體情況逐一進行比較。由表４可知，除了政治效能感外，其他樣本方差都具有齊性。對內地與港澳大學生政治知識得分和政治參與態度進行比較可以發現二者差異較大：內地生政治知識得分平均為３．１４，高于港澳生的平均得分２．７２，經過檢驗，其差異已經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程度；在政治參與方面，港澳生政治參與平均得分為１．７３，比內地生的１．６０高出０．１３分，其差異也達到了統計上的顯著水平。在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感上，內地和港澳大學生的態度存在少許差異，但都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平。對內地與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的差異進行比較的同時，還應留意二者的相同之處：首先，內地與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四個維度得分由高到低的排序相同，依次為政治知識、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參與。其次，多數大學生政治態度總分都在８到１２分之間，居于中間水平。其中內地生在政治知識得分上最高，但其平均水平也不過３．１４分（總分為４分）。在政治參與得分上，內地和港澳生都比較低，尤以內地大學生為甚，僅為１．６０分（滿分為４分）。　

　２．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政治態度的影響力第一，各維度因子分析。如前所述，問卷主體部分可分為如下五個維度：政治態度、家庭媒介、學校媒介、社團媒介和大眾傳媒媒介。每一維度中又包含了若干具體問項。為了更清晰地觀察政治社會化媒介對政治態度的影響力，對上述五個維度分別進行因子分析。由于政治態度維度只能抽取到一個因子，不需要進行降維處理，其余四種政治社會化媒介需要進行降維。運用主成分法，通過直角轉軸進行因子分析，將ｌｏａｄｉｎｇ小于或等于０．７的小載荷量刪除，根據剩余各變量的因子負載抽取到四個維度共八個因子。如表５所示，它們分別是家庭媒介維度（包含父母子女相處模式因子Ｆ１和父母政治興趣因子Ｆ２）、學校媒介維度（包含學校民主氛圍因子Ｆ３和師生相處模式因子Ｆ４）、社團媒介維度（包含校內社團參與因子Ｆ５和校外社團參與因子Ｆ６）、大眾傳媒媒介維度（包括電視媒體接觸因子Ｆ７和網絡報紙接觸因子Ｆ８）。第二，政治社會化媒介與政治態度的相關性分析。阿爾蒙德在對五個國家的公民文化進行研究后指出，家庭、學校、工作經歷等政治社會化媒介對公民政治態度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但由于這些媒介都屬于非政治領域，“非政治參與經驗與政治態度的關系并不是很明確。”［５］３２９那么，在我們的研究中，家庭、學校、社團和大眾傳媒這些政治社會化媒介與大學生政治態度的形成之間是否存在關聯？其關聯程度如何？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需要進行二元相關分析，如表６所示。將前述八個因子所包含的問項得分分別進行加總，得到ｆ１、ｆ２、ｆ３、ｆ４、ｆ５、ｆ６、ｆ７、ｆ８共八個變量，再將這八個變量與政治態度進行二元相關分析，發現它們與政治態度之間都是相關的，父母與子女相處模式（ｆ１）、父母政治興趣（ｆ２）、師生相處模式（ｆ４）、校內社團參與（ｆ５）這幾個變量在０．０５的顯著性水平上與政治態度相關，其余變量與政治態度的相關程度均達到０．００１的顯著性水平。研究結果表明，各種政治社會化媒介與大學生政治態度的形成是相關的。第三，政治社會化媒介對內地與港澳大學生政治態度影響力的比較。將前文所述八個變量（ｆ１、ｆ２、ｆ３、ｆ４、ｆ５、ｆ６、ｆ７、ｆ８）作為自變量，以政治態度作為因變量，建立如表７所示的多元回歸模型Ｉ，該模型能夠解釋政治態度１６．２％的變異量（Ａｄｊ．Ｒ２＝０．１６２）。其中，學校民主氛圍（ｆ３）和電視媒體接觸（ｆ７）這兩個變量在模型Ｉ中通過了水平為０．００１的顯著性檢驗，校外社團參與（ｆ６）和網絡報紙接觸（ｆ８）變量在模型Ｉ中通過了水平為０．１的顯著性檢驗，其他的變量均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這意味著學校民主氛圍和電視媒體接觸變量對大學生政治態度的形成有比較大的解釋力，校外社團參與和網絡報紙接觸變量對政治態度的形成有一定的解釋力，其他變量則對大學生政治態度的形成幾乎沒有解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