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張敏 單位：南京博物院

我國東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馬橋文化等，都是這一時期命名的，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蘇秉琦先生根據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提出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理論，對于我國考古學向縱深發展，無疑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戰略意義；對于我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研究，無疑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區、系、類型”理論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據“區、系、類型”理論，蘇秉琦先生將我國群星璀璨的考古學文化歸納為六大區，“區、系、類型”中的“區”不僅空間大于考古學文化區，而且“區、系、類型”中“區”的層次也高于考古學文化區。蘇秉琦先生從全新的高度將“考古學文化區”的概念上升為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的“區”，不僅為考古學建立了更加廣闊的時空框架，也為宏觀地對考古學文化進行動態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蘇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學文化的考古學“區、系、類型”理論的同時，還提出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一體”模式、從“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觀點到“古國、方國、帝國”的理論和“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為國家形成的三種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論，因此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系、類型”理論實際上已成為通過考古學方法研究和探討中國文明起源的理論基礎③。考古學理論來源于考古學實踐，考古學理論應對學科研究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三十年過去了，當年蘇秉琦先生基于現有資料對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探索雖具有前瞻性，然這一理論在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實踐中也日漸顯現出理論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而出現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確。“區、系、類型”理論中出現了考古學文化的“區”、考古學文化的“系”和考古學文化的“類型”，蘇秉琦先生對“區、系、類型”的定義如下：“在準確劃分文化類型的基礎上，在較大的區域內以其文化內涵的異同歸納為若干文化系統。這里，區是塊塊，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顯然，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與原有的“考古學文化”、“考古學文化類型”等考古學專業名詞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義不同。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定義，“區、系、類型”中的“區是塊塊”，屬于空間范疇；而考古學文化區也同樣屬于空間范疇。在蘇秉琦先生劃分的六大區系中，“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即海岱地區；盡管蘇秉琦先生認為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屬另一個文化系統，實際上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可歸屬海岱地區的一個亞區。而“長江下游地區”則包含了太湖地區的“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寧紹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寧鎮地區的“北陰陽營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學文化。

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劃分，“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大致相當于“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而長江下游地區卻包含著“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陰陽營文化”和“薛家崗文化”的分布區。因此“區、系、類型”的“區”似乎既可等同于一個考古學文化區，又可包含若干個考古學文化區。此外，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的“區”，或以省命名，如“陜甘晉”“、山東”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長江下游”“、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等。考古學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學的基本標準④，而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中“區”的命名，既無統一的標準，又無規律可尋。“區、系、類型”中的“系是條條”，顯然屬于時間范疇；而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發展演進也同樣屬于時間范疇。根據蘇秉琦先生對大汶口文化發展演進為龍山文化和馬家浜文化發展演進為良渚文化的論述，“區、系、類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發展演進而不包括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文化分期屬于量變，而文化的發展演進則屬于質變，質變是由量變的積累而發生的突變。因此，“區、系、類型”中的“系”與文化分期、文化演進的相互關系的區分，“系”的時間概念與文化分期和文化演進的時間概念的區分，顯然存在著概念上的不確定性。在同一考古學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圍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異，往往又分為若干類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史家類型”、“廟底溝類型”、“秦王寨類型”、“大司空村類型”和“西王村類型”等，而龍山文化則有“城子崖類型”和“兩城鎮類型”等。在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系、類型”中，“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顯然“區、系、類型”中的“類型”與考古學文化的類型有著不同的概念。

“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與分支也同樣存在概念上的不確定性。綜上所述，“區、系、類型”的“區”不等同于考古學文化區的“區”“，區、系、類型”的“類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學文化類型”。考古學理論既須以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作為理論基礎，又須符合形式邏輯的基本原理。一個學科中用同樣文字的專業名詞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著不同的定義，似乎有悖于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同一律。考古學理論應具有普遍性，應適用于不同時期的考古學研究。“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如僅適用于新石器時代考古學，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區系的劃分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區。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蘇秉琦先生在“區、系、類型”中劃分的六大區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學文化空白區的情況下劃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區與下游地區。因此六大區系的劃分出現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東部和江淮中部地區在當時還是考古學文化的空白區，還沒有龍虬莊、侯家寨、凌家灘、雙墩等遺址的發掘，還沒有龍虬莊文化、雙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灘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據對古史傳說的研究，劃分了華夏、東夷和苗蠻民族集團的空間分布范圍。其中將渤海灣以西到錢塘江以北劃為東夷民族的分布空間⑤（圖一）。而蘇秉琦先生將我國東部沿海劃分為“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和“長江下游地區”，顯然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區，顯然強調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考古學屬性而忽略了區系劃分的民族學屬性。“‘考古學文化’是代表同一時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內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遺跡和遺物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應該屬于某一特定的社會集團的。由于這個社會集團有著共同的傳統，所以在它的遺跡和遺物上存在著這樣的共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