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羅生全 歐露梅 單位：西南大學教育學部

國外中小學媒介素養教育的歷史嬗變

媒介素養教育最早開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1933年，英國學者E.R.利維斯（E.R.Leavis）和他的學生丹尼斯•桑普森（DenysTompson）發表了文化批評論著《文化和環境：培養批判意識》（CultureandEnvironment:TheTrainingofCriticalAwareness）。該書首次就學校引入媒介素養教育的問題作了專門的闡述并提出了系統的教學建議。作者在書中設計了一系列以新聞、廣告和流行小說為題材的課堂練習[2]。在E.R.利維斯及其學生的倡導和影響下，當時以英國為代表的一些歐洲國家的中小學開始嘗試開設有關媒介的課程和講座，以培養學生對正在普及的大眾報刊、廣播、電影等大眾媒介的抵制和批判意識。此后，媒介素養教育運動在歐美乃至世界各國迅速開展起來，中小學媒介素養教育尤其受到重視，并逐漸被納入中小學課程與教學體系，重點培養中小學生的媒介文化素養。不過此時的中小學媒介素養教育主要以抵制大眾媒介與保護傳統文化為主，這也是《文化和環境：培養批判意識》一書的核心思想和觀念，被稱為利維斯主義。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中小學媒介素養教育的主要目標則演變成了鼓勵學生批判和抵制大眾媒介，以避免受到來自外界媒介的負面影響和侵害，從而保護傳統的本土文化和精英文化。文化保護主義思想的另一個倡導者是英國學者萊恩•馬斯特曼(LenMasterman)，他在《前言：媒體素養教育革命》(Foreword：TheMediaEducationRevolution)一文中，將以英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媒介素養教育運動的不同發展階段總結為“三大歷史范式(ThreeGreatHistoricalParadigmsOfMediaEducation)”，即“免疫范式”(TheearliestParadigmisnowPopularlyKnownastheInoculativeParadigm)“流行藝術范式”(PopularArtsParadigm)和“再現范式”(RepresentationParadigm)[3]。在“免疫范式”階段，中小學媒介素養教育主要采用的是一種預防的方法，以此來抵抗大眾傳媒，從而保衛傳統的精英文化。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國外中小學媒介素養教育在早期發展過程中主要處于一個抵制大眾媒介的“文化保護主義”或“免疫式”發展階段。這種基于保護主義價值取向的中小學媒介素養教育強調大眾媒介的消極內容和負面影響，把媒介看作是絕對的有害物，把學生看作是絕對的受害者，因而試圖通過教育來幫助中小學生逃避和免受外界媒介的侵害。

到了20世紀60年代，隨著大眾文化的不斷興盛與發展，國外興起一股文化研究的思潮。關于大眾文化的新觀念和新主張不斷產生并蓬勃發展，這些變化與研究引發了中小學媒介素養教育的一次重要轉折，即由過去抵抗和防御大眾傳媒的“文化保護主義”教育逐漸轉變為“大眾文化主義”教育。在當時眾多的文化研究中占據核心和重要地位的是英國的文化研究學派，這一學派發端于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要代表人物有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斯圖爾特•霍爾(StuartHall)、帕迪•沃納爾(PaddyWhannel)等。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從反對利維斯主義傳統精英文化的觀點出發，認為“文化所指是一種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成為一種文化，而不單單是指世界上存在的最優秀的文字或語言。傳統文化和大眾文化都只是不同的文化層面而已。”[4]這一觀點賦予大眾文化新的意蘊，文化的表達形式是多元的，它涵蓋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使人們逐漸認識到傳統文化越來越滿足不了生活中的各種需要，因而轉向對大眾文化的認知與理解，并且有意識地將其納入到自己的生活與學習范疇。此外，斯圖爾特•霍爾(StuartHall)和帕迪•沃納爾(PaddyWhannel)在《大眾藝術》(ThePopularArts)一書中，對以往的傳統精英文化觀點進行了抨擊，提出許多有關媒介素養教育特別是中小學媒介素養教育的建議和對策。他們強調教師要對中小學生的日常生活進行觀察和認識，教學內容不能局限于以往的傳統文化與課本知識，而應深入到學生的生活體驗過程中去，鼓勵學生不僅要認識大眾媒介的負面影響，還要不斷接觸和解讀大眾媒介的一些積極作用[5]。綜上所述，人們對于大眾文化觀念和價值取向的轉變無非是因為人們的生活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生了改變，人們對于自身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有了新的認識和體驗。中小學媒介素養教育的轉折具體表現為教師和學生在認識與觀念層面上的變化。首先，大多數教師在自己的成長與教學過程中都受到過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的影響和熏陶，他們一直都很難接受利維斯主義關于抵制大眾媒介文化的保護主義觀念。在大眾文化研究思潮的影響下，他們更加堅定了自己原來對于大眾媒介文化的客觀認識和理解，因而轉向對大眾媒介積極作用的重點倡導和傳授。其次，從中小學生的需求層面上看，過去那種傳統的文化知識和學校教育已經不能滿足學生的各種新需求，學校以外的社會大眾性文化知識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和重視。

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媒介素養教育的文化保護主義等舊觀念開始受到批判與挑戰，各國中小學媒介素養教育逐漸擺脫過去保護主義的思想和枷鎖，進入到一個新的“超越保護主義”發展階段，這主要是基于當時新發表的一篇論文。1998年，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大衛•帕金翰(DavidBuck-inghaon)發表了一篇名為《英國的媒介素養教育：超越保護主義》(MediaeducationintheUK:Movingbeyondprotectionism)的文章。他在萊恩•馬斯特曼(LenMasterman)關于媒介素養教育“三階段論”的基礎上進行了思考與探究，進而提出媒介素養教育歷史嬗變的“四階段論”：（1）甄別與抵制；（2）基于“文化研究”的“流行藝術”；（3）屏幕教育與意識形態怯魅；（4）超越保護主義[6]。帕金翰認為，在新的媒介環境和歷史條件下，教育者對媒介的態度要變“堵”為“導”，應以青少年為中心，尊重他們既有的媒介知識和媒介體驗，引領青少年根據自身的利益對媒介信息做出明智的選擇，尤其是要鼓勵青少年參與媒介制作，以增進他們對傳播的本質和媒介新技術的認識。換句話說，媒介素養教育必須“徹底超出保護主義的范疇。”[7]這里的“徹底超出保護主義的范疇”并不是完全否定過去，而是要在媒介素養教育已有發展的基礎上進行深入思考和批判，在認識大眾媒介負面影響的同時注重對媒介積極作用的發覺與提倡。總之，“超越”二字的含義是多元性的，“超越保護主義”階段的中小學媒介素養教育目標也是多元性的。用TeresaReneeTaylor的話來講，“超越保護主義”階段的中小學媒介素養教育價值目標已從過去單一的文化保護主義擴展為包含“預備”(Preparation)“保護”(Protection)和“享用”(Pleasure)的三重(3P)目標。其中，“預備”是指媒介素養將使受眾獲得辨別媒介信息的能力，從而使他們成為現代社會中明智和理性的公民；“保護”即傳統媒介素養教育使受眾免受媒介負面信息的影響；而“享用”則是指媒介素養教育尊重受眾使用媒介的正面經驗，在單純地解構媒介文本外，也讓受眾能夠產制自己的媒介文本并參與到媒介組織中去[8]。因此，學生除了在接受教師所教授的有關媒介知識和技能之外，還應對自己已有的媒介知識進行客觀的總結和評價，積極參與媒介交往，對現有媒介文化和環境進行客觀正面的認知與體驗，以增強自身的媒介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