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丘兆逸 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 廣西師范學院經濟管理學院

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垂直專業化中的位置

在科技進步和貿易壁壘削減等因素的推動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分工從產業層面推進到工序層面，導致全球經濟的“第二次解構”，進入國際垂直專業化時代。Hummels等(2001)認為國際垂直專業化的主要特征是序列關聯性，即一國進口中間產品來生產最終產品或中間品，然后再出口。因此，國際垂直專業化包含以下幾個因素:一是產品的生產至少包括2個工序;二是至少2個國家參與產品的增加值創造;三是至少1個國家在其生產階段進口中間投入品，然后出口部分生產品。在此基礎上，Hummels等(2001)采用投入—產出方法，測算出1990年10個OECD國家和4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垂直專業指數為0.21［11］。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垂直專業化中處于依附的地位。這是因為，一是國際垂直專業化是由跨國公司主導的，其掌握著核心工序，左右著低端制造工序的發包權，獲取其中的大部分利潤。二是跨國公司通過品牌和核心技術控制著國際垂直專業化。以東亞區域為例，日本企業承擔資本和技術密集的技術研發和核心工序的生產，中國臺灣、韓國、新加坡等承擔部分研發和主要工序的生產，而中國大陸和除新加坡之外的其他東盟國家從事勞動密集的工序的生產。唐海燕、張會清(2008)的研究表明，日本電子產業將技術密集的核心部件，如計算機軟件和半導體核心部件留在本國生產，而將大部分硬件制造交給中國臺灣、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完成，最后由中國大陸或東盟進行電子產品的裝配，并把最終產品出口到第三國，部分返銷日本［12］。

在中日電子產品零部件(SITC77689)貿易中，中方近幾年一直處于逆差地位。可見，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發展中國家在東亞國際垂直專業化中處于依附地位，主要從事技術含量低、勞動密集、利潤薄的工序。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為承接制造工序展開激烈的競爭。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進行國際垂直專業化決策的主要依據是，把工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成本大于收益。其中，國際垂直專業化的收益是相對于其自身在國內生產而在發展中國家生產所節約的成本。Swenson(2004)利用1980—2000年的數據，研究影響美國海外加工裝配分布的因素。結果顯示，一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10%，則在1980—1990年，其占美國加工裝配份額下降37%;而在1991—2000年則下降14%［13］。可見，節約勞動成本是美國公司選擇加工裝配區域的重要因素。其中的原因是，跨國公司分割出來的制造工序，都是成熟的生產技術，降低生產成本是其動因，根植性弱。以硬盤驅動器的生產為例，最早由希捷(Seagate)于1982年在新加坡生產，1984年一部分加工工序轉移到泰國。近年來，低技術含量的電容器制造工序又從泰國轉移到老撾，因為后者的勞動力成本僅為泰國的1/4。因此，發展中國家和企業為了在國際垂直專業化中分一杯羹，進行血拼甚至不惜犧牲環境，從而阻礙環境創新。而跨國公司在國際垂直專業化中，利用發展中國家和企業之間的競爭來獲利。Ernst(1997)的研究表明，東亞的國際垂直專業化，有利于日本電子企業在國內專門從事技術密集型環節的生產和研發，節約創新的時間。

發展中國家和企業在國際垂直專業化背景下的雙重環境創新博弈

環境創新與其他創新的最大不同在于其雙重外部性，即環境創新本身和環境創新運用都具有外部性。其中，環境創新本身與其他創新活動一樣，具有外溢性。與其他創新活動不一樣的是環境創新的運用能減少對環境的損害，從而產生外部性［14］。Jaffe等(2004)也認為環境創新中存在環境污染與技術創新相互交織的市場失靈［15］。因此，完全依靠市場的力量來推動環境創新，不可能滿足社會需求，故需要環境規制來強化。比如，鉛是一種高度有毒物質，全球每年由汽車發動機排放到空氣中的鉛約為40萬噸。為此美國早在1974年就頒布《清潔空氣法》，要求汽油的銷售商和石油的生產商自當年7月1日起提供一級無鉛汽油，并要求自1979年10月1日起，減少普通汽油的含鉛量。該法的實施，刺激了在發動機點火階段使用的催化劑的創新。可見，環境創新是在政府環境規制下，由企業具體進行的一種創新活動。因而本文利用雙重博弈來分析國際垂直專業化下環境創新。其中博弈之一是發展中國家之間就環境規制展開博弈，博弈之二是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之間就環境創新展開博弈。本文假定上述2個博弈的目的都是為了承接更多的制造工序，而其中決定因素是生產成本的高低。本文假定發展中國家環境規制博弈在前，發展中國家企業之間的環境創新博弈在后。

在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國際垂直專業化中，發展中國家為了承接其中更多的制造工序而展開環境規制博弈。為了使分析簡單而說明問題，假設如下。假設1，國際垂直專業化中跨國公司分割出去的制造工序總量是一定的，因此發展中國家自然為了承接更多的工序而展開競爭。假設2，博弈中存在2個發展中國家或地區A和B，它們的目標都是在國際垂直專業化中承接更多的制造工序。進一步假設它們的要素稟賦相同，因而只能就環境規制相互競爭。它們面臨的選擇是嚴格的環境規制和寬松的環境規制，前者導致制造工序的減污成本上升，不利于承接國際垂直專業化制造工序;后者則相反。假設3，當A采取嚴格環境規制，而B采取寬松的環境規制時，B承接全部的國際垂直專業化制造工序，但其也遭受一定的環境損失，其收益為1.5，而A為0。相反，當A采取寬松的環境規制而B采取嚴格的環境規制時，A的收益為1.5，B為0。當兩國都采取嚴格的環境規制時，各自承接一半的制造工序，但是環境損失下降，雙方的收益都是1。而當雙方都采取寬松的環境規制時，還是各自承接一半的工序，但是環境損失增加，雙方的收益均僅為0.5。很明顯，雙方都采取寬松的環境規制是占優策略均衡。因為對其中一方而言，無論對方采取嚴格還是寬松的環境管制，其采取寬松的環境管制都是最優的選擇。即當對手選擇嚴格環境規制時，其收益為1.5;而當對手選擇寬松環境規制時，其收益為0.5。反之，它選擇嚴格環境管制，而對手選擇寬松環境管制時，其收益為0，而對手也選擇嚴格環境管制時，其收益為1。因此，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為了承接國際垂直專業化中的制造工序而展開的環境規制博弈，導致環境管制寬松。朱平芳等(2011)采用中國大陸2003—2008年277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利用空間計量模型，結果顯示地方政府之間存在為吸引FDI而展開環境政策博弈的行為［16］(FDI包括水平型和垂直型的，進入中國大陸的主要是后者，表現為外資企業在加工貿易中占據重要的位置，2007年該比例就高達84.3%)。DeanLovely等(2009)對中國內地1993—1996年的2886家制造業合資項目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發現來自港澳臺地區的投資受環境規制的影響顯著［17］。而港臺地區在中國大陸的國際垂直專業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很多外包都是由這兩地的企業從大型跨國公司接包或接單后，到內地投資生產或轉包給內地企業。富士康就是其中的典型，該集團是全球3C產品(計算機、通訊、消費性電子)的最大代工企業，連續9年雄居中國大陸出口200強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