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契合與基點差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

馬克思主義取外在超越的途徑，用“物質”建構一個完善的形而上的世界來安頓價值，然后用這個世界來反照和推動現實世界;其所強調的“物”是在哲學基本問題的層面上來講的，“全部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4］，取唯物論為其根本。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將價值之源歸之為“天”，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漢書•董仲舒傳》)，但是只對價值的超越源頭做一般性的肯定而不窮究到底，即莊子所謂“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莊子•齊物論》)。因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超越之源與現實世界的關系存在很大差異，正如張東蓀先生所言:“在哲學上，西洋以本體論開始，且作為重要之一種討論，中國人卻從不見其究問本體。在西洋無論如何只能以宇宙觀為人生觀之前奏曲，不能合并為一。然在中國則宇宙人生合一爐而治，或起宇宙論吸收于人生論中。”［5］在中國，價值世界與現實世界不即不離，離中有合、合中有離，并不在兩個世界之間劃西方式的不可逾越的鴻溝。中國雖不乏唯物論之王充的“元氣說”，但中國傳統文化中各家思想的共同基點是“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天地萬物都由“氣”所化，分化形成各種自然、社會、物質、精神現象，并用陰陽五行的方式來組合建構。因而，為民眾所廣泛認可的傳統文化中所講的“氣”，既非“心”，也非“物”，而是認為“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條辭傳》)，天地沒有了人就失去了意義，而天地萬物的運行是由“氣”“生生不已”的，人在天地萬物之內，是萬物之“靈”，能“贊天地之化育”。作為用來解釋天地人的運行機制的陰陽五行是功能概念，而不是抽象概念，所強調的是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關系，而不是事物本身。以此為根本，中國傳統文化注重相互關系，把所有的問題都置于一個系統中來探討和解決，因而，在中國不需要在人之外強加一個西方式形而上的“上帝”、“物”，中國傳統文化是內在超越的。(一)關于人與自然以內在超越為路徑，“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導價值，人與自然相融合，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注重自然界和人類的統一，認為“天道”和“人道”不是不同的道，而是一個“道”。也就是說，這種“天人合一”觀把認識人和認識自然界緊密聯系在一起。這種思維方式與馬克思主義具有某種契合之處。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主體與客體是辯證的統一的關系，二者是相互作用的，這種相互作用體現在人類對自身的認識中，是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實現的。究二者之根本，發現強調人與自然相統一的基點是有很大差異的。在中國，自漢代獨尊儒術以來逐漸建立“天人感應”的思想體系，人與天是渾然一體的，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者則知天”(《孟子•盡心上》)，“利用后生”“開物成務”等觀念以“盡物知性”為原則，強調人與天地萬物協調共存。其與馬克思主義主張的實踐是主體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是有很大差異的。“至今為止，哲學家都只是在理解世界，現在的問題是要改變世界”［6］，馬克思主義所講的主體與客體的辯證統一，是對西方主客二分的批判和綜合，是建立在人與自然分離對立的基礎之上的。此為二者雖概念契合而基點差異之體現之一。(二)關于人與社會馬克思主義分析社會的基點，是從物質出發，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為基本原則，從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出發來分析資本主義的精神，進而由商品的內在矛盾分析到人的社會存在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馬克思主義仍然采取外在超越的觀點，批判西方將人客觀化為物而導致的人的異化，進而指出，“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7］81，“假定我們作為人進行生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每個人在自己的生產過程中就雙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個人。”［7］183中國傳統文化則以倫理為本位，堅持內在超越的進路，以父子的家庭關系為起點，強調自然的社會關系。孟子所謂“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人與群體之間以及不同群體之間的關系，也以個人的自然關系推演開來，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大學》)。而維系自然關系的原則是“均”“安”“和”，孔子言:“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進而強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則明確指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于天道而言，“和”故生，故化;于人道而言，“和”故諧，故成［8］。當然，中國傳統文化也承認人與人之間有沖突的一面，和諧必須克服種種沖突才能達致。老子指出:“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說明矛盾的對立雙方是統一的，相反相成的。老子還進一步指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但是中國傳統的價值系統，“和”“均”“安”才是常態，而沖突與矛盾則是特例。馮友蘭先生曾經指出:中國哲學是“仇必和而解”，而西方哲學則是“仇必仇到底”。馬克思主義雖然主張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但強調斗爭性是絕對的，而同一性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這也是馬克思社會沖突論的主旨所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在于重視當下，強調內在系統，比較貼切于人生，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看，重視現世社會生活的價值取向也是中國人接受并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基礎。然而，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體現出一種實用理性的價值，韓非子在《說難》一文中指出:“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此不可不察也。”表明真理不在于客觀，而在具體的運用之中，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不在于是非本身的價值，而是一切服從人際關系，具有注重關系的特色。現代西方存在主義代表人物雅斯貝爾斯認為，這種重關系的思維方式是“接近弄清始源的一種方法”，是一種“辯證的思維方式”。中國哲學注重在各種關系中把握事物，張載認為，“事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這就涉及中國的辯證法，此處略作考察。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辯證法相對比較發達，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各派思想家中，唯物論者不多，例如，孔子、孟子、老子、朱熹等都不是唯物論者，而在他們的思想中，都包含著辯證法的成分。但與西方的辯證法不同，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也不同。李澤厚先生指出:“西方的辯證法是概念的辯證法，中國的辯證法則主要是行動的辯證法。”［9］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雖然都強調整體觀，強調聯系和發展的觀點及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但二者的基點存在很大差異，前者以“和”即同一性為基礎，而后者則以差異性為基礎。(三)關于自我的認識馬克思主義強調人的主體能動性，從反觀他人來認識自我，“人起初是以別人來反映自己的”［10］67，“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11］，“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總體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7］85，馬克思主義的整體觀建立在對西方知識論傳統下的主客對立、自我異化的批判綜合基礎之上，其基點與中國的價值系統有很大差異。中國傳統文化一開始便從整體上來認識自我的本質，如孔子通過“仁”來認識自我，所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即是說，認識自我與萬物是不同的，對于其他事物通過“知”來認識，而對于自我的認識，還需要“仁”;整體的自我一方面通向宇宙，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另一方面則通向現實世界，成就人倫秩序［12］28。人人把人當人，這是現代自由觀的核心。就這點而言，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系統中，人的尊嚴的強調是遍及所有人的，其根據在于“天地之性人為貴”。就人的尊嚴這一點，中國傳統文化自其形成之初便是如此，不存在西方式的俗世化過程。但中國人是介于自由與不自由之間，其所言的自由與西方包括馬克思主義的觀念之不同，仍然是由文化的內在超越性與外在超越性而定的。因而，當西方的自由觀來到中國時，“權力，自由這類觀念，不但是中國人心目中從來所沒有的，并且是至今看了不得其解的。……他對于西方人之要求自由，總懷兩種態度:一種是淡漠得很，不懂要這個做什么;一種吃驚得很，意味著豈不亂天下!”［1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已經表明，馬克思主義不僅是對西方自由市場經濟所造成的“異化”的批判，而且自由、平等、人權也可以普世化。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著一些肯定個人價值的東西，中國人基本上認定人心中具有一種價值自覺的能力，注重自我的修養，由自我推向他人乃至社會，以道德代宗教，具有一種內在的精神動力，促使自我不斷努力奮斗。這種價值自覺的源泉在于集體本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集體本位”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本位”有契合之處，但存在差異。中國傳統文化的“集體本位”的實質是家族本位，因而，我們應消解“家族本位”與“社會本位”的沖突，來肯定自由、平等和人權，以實現“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