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四小龍崛起之時已有學者提出，華人學習現(xiàn)象或會和“儒家管理方法”有關。另一方面，在１９８７年《時代雜志》封面故事“新聰穎一族”中亦提出了儒家文化，文中把儒家及佛教傳統(tǒng)劃分開來，指出“受到儒家文化強烈影響的亞洲國家———如日本、朝鮮、中國、越南———的移民表現(xiàn)最好。相比之下，……信仰佛教較溫和文化的老撾人和柬埔寨人就稍遜色些了”。雖然當時佛教部分較多關心屬于元始乘佛教的東南亞國家，但后來已擴展到整個東南亞地區(qū)。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和Ｈｉｅｂｅｒｔ等人亦提到亞洲人（當時比較集中看日本人）受儒家文化影響，并將努力（ｅｆｆｏｒｔ）———能力（ａ?ｂｉｌｉｔｙ）作為東西方的一個反差。

東方人著重努力、西方人重視能力是簡化了的結論。受此影響，首筆者早期的一些論文也用過“華人究竟是較聰明些還是只不過是較勤力些”這一類標題。無論如何，“儒家文化”開始進入話題，也就出現(xiàn)了“儒家文化圈（ＣＨＣ，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Ｃｕｌｔｕｒｅ）學習者”這個名詞。“儒家”這個觀念也就悄悄地走上了前臺。籠統(tǒng)言之，它包含兩岸四地、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但確實指哪些地區(qū)仍有待商榷。例如，在首屆東亞數(shù)學教育會議上，一位新加坡與會者不同意新加坡屬于“儒家地區(qū)”，因它是一個多種族國家。Ｈａｔａｎｏ＆Ｉｎａｇａｋｉ也認為中國和日本的數(shù)學課堂大有差異。同時，我們也不能確定香港，這個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區(qū)域應否視作一個“儒家地區(qū)”。而當傳統(tǒng)文化在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及后文革時期被摧毀時，我們也很難解釋中國內地的情況了。難怪如有學者指出“我們找中國人找錯了地方”。

中國文化與考試文化

對于任何社會現(xiàn)象，學者們尋找其文化根據(jù)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可惜“儒家文化圈學習者現(xiàn)象”一旦被冠以“儒家”之名，一些人又誤解儒家思想是中國的主流文化，于是出現(xiàn)一些錯摸。首先，我們要知道中國（就算以中國內地而言）有２３個省、５６個民族。不同的地域（如新疆、西藏、內蒙古、甘肅等地）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程度有異。就算我們局限于“中原文化”，從地理上也不容易確認那兒是“中原”，究竟是今天的華中（兩湖）？古代的太原（山西）？黃河文化還是更早的長江文化呢？

在儒家思想之外，中國文化也受到墨家、道家、佛教和其他傳統(tǒng)的影響，儒家思想亦隨著時代而更新，①并與其他學派的思想相結合，如陰陽五行、法家、道家、佛家等。我們曾花了不少篇幅試圖澄清這些觀點。其實，儒、釋、道、法、墨等對教育均有其啟示，如道家的“無”、禪宗的“悟”等（于科學領域，法、墨尤然），不過其核心思想在有些部份是南轅北轍。故此，有人指出，許多對教育（甚至經濟）的解釋有“過份儒家化”之嫌。廣而言之，是否真的存在著“文化Ｘ→行為Ｙ”的因果關系呢？而“思想Ｘ→文化Ｙ→社會行為Ｚ”的關系更遙遠。

一些學者將華人學習者的現(xiàn)象歸因于儒家思想，認為儒家思想相信“熟能生巧”、“勤能補拙”，注重現(xiàn)世功業(yè)和以學業(yè)成績報父母恩、光耀門楣等。在歷史上，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儒家思想變成了統(tǒng)治階級的管治工具（所謂“陽儒陰法”、“內用黃老、外示儒術”）。與其說儒家思想導致華人的優(yōu)異學術成績，為統(tǒng)治目的而設的“科舉考試文化”對社會成就取向的影響遠比儒家文化深遠得多。明代之“八股文化”也就是考試文化的產物。考試（科舉）本來有其正面的社會作用，就是理論上，要進入上層社會（當官），不完全只能透過世襲，普羅大眾也可透過相對公平的考試，為這個家族“翻身”，給與一般人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但與此同時，它也為學習加進了“利害關系”（“今之學者為人”），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古代，只有希望當官的少數(shù)才需要接受考試的洗禮，一般的農民、商人，大可“逍遙試外”。今天的情況就不同了，所有人均須通過考試才能進入社會，進一步加重了考試的壓力。中國數(shù)學中由官學出身的人其實不算太多，反而在光輝時代，如宋元四杰等不少均于“非主流教育系統(tǒng)”（如道觀、隱士）中得到傳承。宋代書院（其傳統(tǒng)下接到清末民初）的出現(xiàn)就是要形成建制以外的清流。再者，常為人津津樂道的“熟能生巧”、“勤能補拙”、“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等并非出自儒家論著，而“書中自有黃金屋”正是出自皇帝手筆（宋真宗《勸學詩》）。我們不敢馬上就說他正是要誘使“天下英才盡入吾彀中”，但不可諱言，這些文化取態(tài)與帝皇統(tǒng)治之術有不可分割的關系。當前，我們又是否在假借孔夫子之名，把考試的“緊箍咒”愈拉愈緊？

尋找有效的教學：由“入法”到“出法”

有些學者提議，我們應暫把上面的議題放下，把注意力轉向尋找華人地區(qū)中不論其文化來源（不管它是儒家、道家、東方抑或西方）、不同地區(qū)對有效教學的啟示。這里僅指文化上的“應然”，而不是在普遍地實施的“實然”。這大抵存在兩個方向。一是探討古代中國人如何學習和如何學習數(shù)學，試圖尋找一些有效的教學方法，另一是看中國內地為主現(xiàn)行一些好的做法。對中國古代算經的分析中外皆如星羅棋布，但我們所知道古代中國人實際如何做數(shù)學、學數(shù)學、教數(shù)學甚至考數(shù)學的方式不多，主要論述集中于蕭文強的幾篇文章，當中亦帶出了一些啟示。但一旦嘗試尋找“中國式教學法”時，又牽涉到上面的問題，中國那么大，是哪部分的中國、哪個時代的中國？學習（數(shù)學）方式是否是一種人類頗為普通的東西？嘗試尋找“中國式學習法”亦或“中國式教學法”是否是某程度的民粹主義？

隨著清末西洋學堂的引入，我們可進一步問，如果說今日華人（數(shù)學）學習成就上凌駕于西方，是受惠于傳統(tǒng)的中國教學模式還是西方的教育思想？再推前一點，現(xiàn)時普遍在課程和課堂上存在的數(shù)學是西方的數(shù)學，還是“世界的教學”？這其中又有多少的中國的成份？抑或明清以來關于“源”和“流”的爭論，即是說西方數(shù)學及歷法，其源是中國，由中國傳到西方（包括阿拉伯）轉個彎再傳回中國。是耶非耶？這些又是另一組甚多歷史學家探討的有趣課題。又或者，猶如中提出的設想：今天華人數(shù)學的成就可歸因于用中國傳統(tǒng)的某些學習方式（如考試導向），至于學習，哪管是中國式還是西方的數(shù)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