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大躍進時期，國家體委制定的《體育運動十年規劃》提出：“從1958年起，到1967年至，全國省轄市以上公共性體育場地將由1957年預計達434個，發展到1023個。省轄市以上城市均將具有可供競賽用的體育場地一個以上”[5]，但從表2來看，這一時期體育場館的建設數量是最少的，其規劃目標并未完成。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躍進運動嚴重影響了體育場館的建設。改革開放前我國共新建大型體育場和體育館261座，加上解放前遺留下來的體育場和體育館，截止到1978年我國共有體育場和體育館287座[6]。從表2來看，在1960年以前，我國體育場和體育館形成了一個短暫的建設高峰期，從1956年到1960年，平均每年新增體育場和體育館17座，幾乎是改革開放前平均每年增長量的2倍，但體育場和體育館的高速增長因三年自然災害和大躍進運動而驟然停止。

改革開放前促進體育場館供給較快增長的主要因素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體育場館的供給進入了一個短暫的建設高峰期，促進我國體育場館供給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體育運動的蓬勃發展與勞衛制的實施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非常重視體育運動的開展，毛澤東同志在1952年為全國體總第二次會議的召開題詞：“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朱德同志也題詞：“普及人民體育運動，為生產和國防服務”。1954年初黨中央批轉了中央體委黨組《關于加強人民體育運動工作的報告》，并批示：“改善人民健康狀況，增強人民體質是黨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1954年中央體委正式頒布《勞衛制》，1955年開始在全國推行[8]。黨和政府的重視以及《勞衛制》的實施極大地促進了體育事業的發展和體育運動的開展，運動訓練和競賽廣泛開展，各地為改善和提高運動訓練與競賽的條件，積極興建體育場地設施，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體育場地設施的建設與供給，各地在這一時期基本上都建了規模較大的體育場或體育館。

2）體育場館建設原則的明確

由于建國初期，國家財政較為緊張，可用于體育場館建設的資金有限，但各地建設體育場館的積極性又非常高。因此，在1954年由中華全國總工會與中央體委聯合召開的全國職工第一次體育工作會議上榮高棠副主任提出：“基本建設，很難普遍照顧，只能著重在幾個重點城市進行體育場地的修建，要求各地應掌握：（1）因陋就簡，盡量利用自然條件修建一般的運動場地供群眾活動；（2）和各地青年團配合發動青年義務勞動修建場地；（3）運用各方面力量進行建筑，如工會文教費，各產業部門補助等”[9]。榮主任在省市體委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的意見得到了各地的積極響應，上海、江蘇等省市積極發動社會各界力量參與體育場地設施建設。如上海市團市委會同體委，在1954年7月到10月，動員了三萬七千余名青年工人、學生和機關干部，利用部分休假時間，輪流參加修建江灣體育場。1960年四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體育計劃統計工作會議上，在總結大躍進以來體育計劃統計工作的成績中，提出在體育場地建設方面的成功經驗是貫徹體育工作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采取了大中小結合、國家投資和地方自籌、土洋結合、體育部門修建和各系統自建結合的辦法[10]。通過這兩次會議，明確了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的原則，總結了體育場地設施建設的成功經驗，有力地促進了體育場館的供給，如1959年建成的北京工人體育場就是由北京總工會投資建設的。此外，1969年各地在成立革委會和文化大革命期間，又開始把體育表演和群眾性的體育比賽作為慶?；顒拥闹匾獌热?，促進了各地體育場地的修建，1972－1974年間修建露天的燈光球場風靡一時，三年間平均每年修建261個[11]。

改革開放前體育場館供給的主要特點

1）體育場館規模大

體育場館規模大是這一時期體育場館供給的一個主要特點，各地基本上都建了規模較大的體育場館，作為當地體育、文化和大型聚會的主要場所。體育場的規模一般在數萬平方米以上，即使部分縣級體育場至少也能容納萬人以上；體育館至少能容納數千人。如1959年新建的北京工人體育場是當時我國規模最大的一座新型的綜合性的體育場。體育場共占地35萬平方米，建筑面積達8萬平方米，它的中央是一個能容納8萬觀眾的中心運動場；在中心運動場開臺下面是一座四層的樓房，最低一層是各個項目的練習活動室，在二、三、四層，可容納1500名運動員住宿，還有供700多人同時進餐的餐廳。于1968年在北京建成的首都體育館內設18000個觀眾席位，可進行多種比賽。

2）體育場館供給主體表面多元實質單一

改革開放前，各地體育場地設施主要由體育部門興建，截至到1978年，我國體育系統共新建體育場和體育館261座。為打破各地體育場地設施建設嚴重依賴體育部門的現實，國家體委在1960年四月召開的全國體育計劃統計工作會議上，提出在體育場地建設方面的成功經驗是貫徹體育工作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采取了大中小結合、國家投資和地方自籌、土洋結合、體育部門修建和各系統自建結合的辦法。故在當時的國家體委就已經有了體育場館供給主體多元化的實踐和體育場館供給社會化的思想。因此，在改革開放前，教育系統和其他系統也修建了部分體育場館，自1949年至1978年教育系統和其他系統分別興建體育場館112座和27座。從上述數字來看，我國體育場館供給主體表面上看應是多元的，既有政府又有學校和企事業單位，但從學校和企事業單位供給的體育場館的經濟成分來看，他們的經濟成分主要為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投資也主要來源于財政撥款，只是把不同部門和渠道的財政資金用于修建體育場館。這表明改革開放前體育場館的資金主要由政府提供，政府應是實質意義上的體育場館供給主體。

3）體育場館供給方式以政府直接為主

從體育場館的供給方式來看，這一歷史時期的體育場館以政府直接供給為主，志愿供給也積極參與了這一歷史時期體育場館的供給。私人供給和市場供給由于當時特定的經濟體制，無法參與體育場館的供給。這一歷史時期，雖然體育場館供給采取政府直接供給方式，但由于新中國成立不久，政府財力有限，因此，在當時的政府直接供給模式下，政府積極發動廣大干部群眾和青年團員自愿參與體育場館建設，在五臺山體育場的建設過程中，南京市有數千名共青團員長期義務參加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