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與身份認同

與第二語言學習者相比，外語學習者在使用外語時往往缺乏所學語種的自然交際環境，對外語的使用較頻繁地體現在母語與外語之間的翻譯活動中。翻譯教學與翻譯活動是傳統和當代外語教育的重要形式和內容。任何有關翻譯問題的研究，都可以圍繞身份認同這一問題展開。翻譯史其實是身份建構的歷史，翻譯以顯性或隱性方式存在于每一個人的靈魂之中。身份問題來源于作為社會主體的個人對自身生存狀態及生命意義的深層次思考。“我們的認同是部分地由于他者的承認，或者是由這種承認的缺席所造成的，而且往往是由他者的誤認所形成的”，是個體對自我身份的確定。在社會語言學領域里，身份被看做是一種話語建構，語言被看做是身份的標志，研究者從批評性話語分析的角度對身份的話語表現進行語言層面的分析，從及物性、語氣和模態等層面看其語言表現。在具體的翻譯活動中，身份認同往往與語言規勸和交際行為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個體身份認同，通過對翻譯實踐環節的各種操控表現出來。

外語教育視角下譯者的文化身份建構

奠定譯者的主體性身份地位。譯者的主體性身份地位可以借助福柯的 “權力———知識———話語”理論來更好地加以理解。正如福柯就話語權所設的提問: “誰在說話? 在所有說話個體的總體中，誰有充分理由使用這種類型的語言? 誰是這種語言的擁有者?”在翻譯語境中對此問題的回答，顯然是通曉外語及其文化的合格的譯者。當話語實踐發生在翻譯領域時，對異域知識和思想的獲取使得其中的權力特征表現得十分明顯，翻譯解釋權就成為翻譯主體首先著意獲取的。譯者正是在這種通過持續的由一種語言向另一種語言轉換的翻譯實踐中，充分展示了自己對這一方面的話語權。每一種語言都以其自身的方式講述著這個世界，也反映其對自我身份的設定。譯者奠定自身的主體性身份地位，是其實現自我建構的一個重要標志。譯者在翻譯活動中通過對翻譯策略的選擇、對源語語篇宗旨的闡釋，以及對目標語受眾的分析等主體性活動，對翻譯行為的效果作出調適。在翻譯策略的運用上，譯者要奠定自己的主體性身份地位，應掌控對翻譯這種話語方式的自主性選擇，重視話語權力的主導性，以及保持翻譯的科學性。譯者利用對翻譯的科學的掌控而獲得某種特權，通過將另一部分譯者判別為自我身份建構的他者，進而對他者翻譯的科學性的質疑，對他者合格譯者的身份的否定等話語策略，獲取他們自身作為翻譯主體的主體性身份。

強化譯者的本土化身份意識。所處的環境會迫使人們進行反思，而反思會使人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的意識得到加強。中國譯者在內心深處通常是認同本土文化的，這種身份認同是本來就有的，但是往往沒有形成強烈的文化自覺。在外語教育的實施和翻譯實踐的進行中，應當引導他們更深刻、更透徹地了解本土文化，有意識地強化他們的本土文化身份認同。一般讀者看書主要看情節，對情節影響不大的細節都可以不加理會，譯者則需要關注很多別人甚至是自己以往忽略掉的文化內容，需要留意作者怎樣處理文化內容。外語教育和翻譯活動應該為譯者打開一個新世界，加深他們對本土文化的理解，從而強化他們對本土文化的認同，促使他們萌發比常人更強烈的身份意識。中外文化差異很大，國外特別是西方受眾對中國的文化意象難免產生陌生感，難以像熟稔中國文化的國人那樣自然而然產生相關的互文聯想。當譯者需要將中國文化信息翻譯介紹給外方時，譯者的文化身份就開始清晰地顯現。譯者應強化本土文化身份意識，避免為了降低翻譯難度或只求達到一般交際效果，而不分情況一律采用省力原則進行簡化處理，從而錯失一些對外傳遞中國文化的良機。譯者的主流文化身份是中華民族文化長期積淀的體現，在翻譯負載中國文化的內容時，應該很好地利用自身的文化身份優勢。要善于挖掘其中隱含的文化信息，恰當地運用翻譯策略，完成文化交流的任務，達到充分展示中國文化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譯者對自身本土文化身份的確立，使其在對外譯介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選取異化策略，以便盡量多地正面傳遞中國文化內涵、塑造中國文化、增強中國文化軟實力，為實現政治、經濟、教育等其他各領域的平等交流和互惠合作奠定文化基礎。這一翻譯策略的選擇，是建立在自身文化身份的相對獨立性的基礎上的。

樹立譯者的全球化身份取向。在當今的全球化語境下，翻譯活動既包括本土認同又包括異質認同。與譯者自我的同一性相比，根植于異質文化的他者性也是譯者身份認同的一部分。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翻譯活動可在不同文化間，將一種異域文化整體或部分地引入到譯者本身或本民族的身份認同中來。在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的背景下，中國文化在飛速發展的城市化、商業化浪潮中建構了譯者的現代性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培養了能夠接受西方文化的受眾。他們雖有其傳統保守的一面，但在中西方社會發展程度的巨大差異之下，還是對西方成熟社會有很多學習借鑒的期待，對譯文中出現的異質性成分接受程度較高。從歷史的視角看，譯成漢語的譯文中夾雜的異質性成分引起的閱讀障礙在整體上呈不斷下降的趨勢，由此引起的陌生化成分反而能夠激起受眾對異質文化的興趣。這樣看來，譯者通過異化翻譯策略引進西方現代性元素，其實可以成為一種順應歷史發展和現實要求的成功的做法。漢語中許多人們早已習以為常的現代話語，其實最初都是從西方現代話語翻譯引入的，如個人、社會、民主、自由等現代社會價值體系中的詞匯，以及一些現代科學術語，如智商、情商、免疫、黑客等，已經構成了漢語現代話語的基本詞匯，成了漢語文化的一部分。從跨文化語言交際的角度看，譯者潛意識中對自我身份的認同選擇偏向于外語及其文化，那么他相對就比較重視外語的文化和價值觀念體系對本族語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借鑒和參考作用，看重不同文化之間的可理解性和可融合性。

培養譯者的創生性身份特質。身份并不是固化的事物或概念，而是經常處在向終極狀態不斷演變的過程之中。建立動態創生的文化身份，要求譯者在具體的歷史背景中，根據具體的語境建構自己的文化身份。翻譯事件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和進行的。在不斷向縱深發展的全球化時代，不同文化間交流頻繁，使得構成文化身份的基本要素，如語言、習俗、思維方式、心理過程等，都將不可避免地染上異域文化的色彩，變得含糊而不確定。文化間的雜交與文化交流相伴而生、不斷延續、無休無止，產生出各種形式的變體。在這個背景下的身份認同，就必然是多重和復雜的。因而，譯者應該認同和建構一種動態創生的文化身份。譯者的文化身份的常態是動態創生的，純粹單一的文化身份往往是為了方便討論而進行的理想化和簡單化的結果。作為一種協商過程的翻譯，其結果不應該是一種身份的占領和另一種身份的消失，而應是二者的有機交融。在文化的交融之中，各方都因此獲得了新的身份。在翻譯實踐中，譯者根據特定歷史環境的價值尺度對翻譯策略做出合理的選擇，基于本土文化批判性地吸收他者文化，讓自己的文化身份處于一種動態而創生的形態，是他們建構自己文化身份的必然選擇。中國譯者在深刻感受真實的中國文化形象的基礎上，應在翻譯活動中協調好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文化身份。一方面，致力于闡釋中國文化內涵，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被外邦更好地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積極吸收異域文化的精髓，不斷開闊自己的文化視野。由此，優秀的中國譯者應該具有中國靈魂和世界眼光。

個人對自我身份與文化的認同，會通過對這些對立關系中的某一方的趨近或遠離而表現出來。身份的認同總是在與異質文化的對比下才變得清晰。譯者作為一個現代人，必須對所處時代有清醒的認知。譯者身處中外交流第一現場，置身于全球化網絡系統中，習慣通過與異族文化的比照而確立自己的身份。譯者更應將現代的文化身份放置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整個歷史中去，通過與傳統的價值觀念相比照，來思考當下文化身份的認同與建構。同時，外語教育應檢視全球化時代的發展潮流，努力搭建文化平等對話平臺，引導學會尊重與鑒賞異質文化，培養相當的本土文化自尊與自信，防止自我矮化，進而在跨文化交流中積極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當下，我們肩負使中國從外語教育大國邁向外語教育強國的重任。 “能否培養出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又有寬闊的國際視域以及出色的跨文化溝通能力的新一代外語人才，是中國外語教育改革必須解決的問題。”這就要求我們應當牢固樹立外語教育的文化育人使命，使培養的人才不僅具有跨文化國際眼光，而且具有勇于擔當的文化身份。

本文作者：宋建清 單位：南通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