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閱讀中的價值發現

受到新批評派文藝理論家李維斯等人的影響，夏志清將文本本身的價值放在文學史評判的首要位置，他注重從文本入手發現作家作品的具體價值。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中譯本序中他寫道“身為文學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顯然，夏志清的這部文學史的寫作目的是要從眾多的作家作品中篩選出有價值的文本，并對它們的文學史價值給出評判。這樣的寫作目的要求夏志清必須從大量的文學文本入手，在閱讀過程中把優秀的作家作品與平庸的作家作品區分開來，再對“入選的作家則作更深一層的研究，盡可能審讀他們的全部的作品”，從而發現這一作家最為優秀的作品，這種過程體現了新批評派文藝理論家們強調的“文本的細讀”。夏志清對于原本處于邊緣地位的作家作品文學價值的發現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這種“文本細讀”的原則。

夏志清善于從文本細節入手從而發現作家的整體寫作風格。以張愛玲為例，夏志清在閱讀張愛玲的文本時發現“‘蒼涼’、‘凄涼’是她最愛用的字眼”，“她小說里意象的豐富，在中國現代小說家中可以說是首屈一指”，“張愛玲的世界里的戀人總喜歡抬頭望月亮———寒冷的、光明的、朦朧的、同情的、傷感的、或者仁慈而帶著冷笑的月亮”，“她的文章里就有不少舊小說的痕跡，例如她喜歡用‘道’字代替‘說’字。”在諸如此類的細節發現之后，夏志清總結道：“人的靈魂通常都是被虛榮心和欲望支撐著的，把支撐拿走以后，人變成了什么樣子———這是張愛玲的題材”，“人物暫時跳出自我的空殼子，看看自己不論是成功還是失敗，都是空虛的。這種蒼涼的意味，也就是張愛玲小說的特色。”夏志清在描述作家的風格時會精心選用最能表現作品獨特性的文段，然后對文段作進一步的分析從而得出結論。有時為了清楚地使讀者體會作家的風格不惜引用長達幾千字的原文，在對錢鐘書的寫作風格進行闡述的時候他便引用了《圍城》中接近6頁的原文。對細節的描述使得讀者重新領略了作家原著的內容，讀者的評判和夏志清的觀點在這一過程中逐漸產生共鳴，從而挖掘出了作品的閃光點，夏志清的論斷在這一過程中變得更加令人信服。文本的細讀是夏志清的重要敘述風格，這樣的一種漸入佳境的描述方式是傳統文學史寫作中所不具備的。

此外，夏志清的這種細讀原則還體現于他對作家文學史地位的評定。他在確立中國作家的文學史地位時往往會與西方的作家進行比較，從而確立作家作品在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中的位置。夏志清擁有深厚的西學功底，深諳西方文學發展脈絡、水平以及西方文學理論體系，他以西方文學的發展狀況為參照系統，對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進行辨別和思考，《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幾乎每一個重要作家文學史地位的確立都是在這種比較中得出的。他將張愛玲與簡•奧斯丁、喬叟進行比較，說張同時兼備了簡•奧斯丁的涉筆成趣、筆中帶刺和喬叟享受人生樂趣的襟懷，在異同比較之后，夏志清說張愛玲“這兩種性質的混合，使得這位寫《傳奇》的青年作家，成為中國當年文壇上獨一無二的人物。”夏志清注意在文本閱讀的過程中尋找作品與西方文學優秀品質的相似之處，他以西方“為圣靈寫作”的旨趣觀照中國現代文學，注重作家對心靈深度地挖掘和真實忠誠地表現。在對沈從文的寫作風格進行描述時他發現沈從文肯定神話的想象力的重要性，這一創作目標是和葉芝相仿的，又指出“沈從文的田園氣息，在道德意識來講，其對現代人處境關注之情，是與華茲華斯、葉芝和福克納等西方作家一樣迫切的。”顯然，沈從文對于人類心靈的關注這一重大價值的發現是與夏志清這種中西對照的比較方法分不開的。

夏志清的這種信手拈來的隨性比較，顯示了他對被批評作品的熟悉以及對世界文學發展脈絡及水平的深刻研究，顯露出了較高的文學品趣和淵博的學識，盡管這種比較有的時候缺乏所謂的客觀理性，如一些學者評價說“夏志清的這種研究視角和批評方法，往往表現為一種脫離文化歷史語境的片面的深刻。”但是這個過程使得作者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將中國現代文學的狀況進行了分析整理，賦予了這部文學史以宏闊大氣的世界性文學視野，在一定程度上讓我們看到了中西方文學的差異與距離，同時啟發讀者應該不局限于中國現代文學的閱讀范圍而應該從更宏大的視野中認識中國文學的真實水平，這讓我們對中國現代文學有了一個立體的感官上的認識。

韋勒克指出“文學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發點是解釋和分析作品本身”。夏志清的這種文學史寫作方式改變了那種過分追求“史”而忽略“文學”的寫作方式，做到了對文學的回歸，這種寫作方式一方面凸顯了作品本身的藝術性價值，使得夏志清能在浩瀚的作品之海中篩選出“優美的作品”，另一方面對于作品細節的描述比較讓讀者重新領略了作品的魅力，給讀者留下了自主評價審視作品的空間，啟發讀者看到某些先前未注意到的細節得出新的評價，也這實際上產生了文學史閱讀過程中的一種互動，夏志清的論斷在這種互動中變得更加明晰。

閱讀體驗的忠誠再現

夏志清在評論作家作品的價值時經常用到的一個詞是“視景”，這一詞匯中的一個重要含義就是不管立場如何，作家都應該忠于自己的內心，真誠地表達出自己的想法，這樣的描述方式是作品能夠擁有較高文學價值的前提。而夏志清的文學史寫作也體現了他對自身閱讀體驗的忠誠，是一種真誠的文學史寫作。正如有學者總結的“他主張作為一個文學史家必須依憑自己的閱讀經驗去做研究，必須獨立審查和研究文學史料，避免‘意圖謬見’，要敢于做出自己的判斷，反對趨奉時尚。”夏志清對文本閱讀體驗的忠誠在他對一些作家的批評中顯露無遺，這些作家往往是我們原先推崇備至的，如魯迅、茅盾、巴金等人。夏志清以自己的閱讀體驗作為出發點，在細節分析比較之后犀利地指出了這些作家在文學審美性思想性上存在的不足。他指出巴金“無法在人物和場面上造成一種真實感”，［1］173批評趙樹理的早期小說“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語調及口語算上，可能找不出太多的優點來”，在諸如此類的評價中我們可以發現夏志清統貫如一的文學標準以及在這一標準觀照下的真實閱讀感受。他所批判的某些作家的作品，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已經從直觀層次發現了某些不足，但是傳統的文學史中對這些作品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且其那種冷靜客觀的敘述方式沒有為讀者留下質疑或思考的空間，這讓讀者自己的閱讀體驗產生疑慮，懷疑自己的文學趣味。忌憚于文學史的權威解讀，一方面讀者往往會違心跟隨文學史的評判，讓文學史的解讀取代其真實的閱讀體驗，對這些作品的解讀也陷入了千篇一律難以突破的困境，另一方面也遮蔽了這些作家作品的某些真實價值。而夏志清的這種遵從“良心”的真誠寫作點破了這種缺陷，大膽給出自己的真實閱讀體驗，這些閱讀體驗多是從一種供讀者參考的角度去闡釋的，并沒有那種看似權威的學理味道，這留給讀者極大的思考空間，啟發了讀者從閱讀體驗出發對作品做出自己的見解。我們不能說夏志清的評判都是完全正確的，但至少他的這種寫作方式能讓我們在標簽之外重新以冷靜審視的眼光閱讀這些作品，啟迪我們不要被標簽所限制，在解讀文本的時候不能盲目跟隨而失去了自己的獨立立場。

夏志清為有力地表達出自己對作品的閱讀感受，常常采用一些主觀性非常強烈的語句，而這一點受到了許多學者的非議。捷克漢學家普實克就批評夏志清的文學史寫作缺乏科學性和客觀性，對于這個問題，夏志清回應道“我懷疑除了記錄簡單而毫無疑問的事實以外，文學研究真能達到‘科學’的嚴格和精準，我也同樣懷疑我們可以依據一套從此不必再加以更動的方法論來處理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學。”［6］這樣的回應涉及到了文學史寫作的根本問題，即對于文學這一本身就包含著很大主觀性的人類活動，是否存在著絕對的客觀和科學，答案是否定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學的研究會陷入一種不可知論的境地，文學的審美特征是一切文學研究所遵循的基點，這種特征恰恰是從主觀的立場出發的，夏志清的寫作是完全遵從自己“優美的文學作品”這一標準的，他真實地描述出了在這一標準觀照下的閱讀感受，從這一點看來，夏志清的寫作是對自己理念和感受的“客觀”。有學者批評夏志清的這部著作存在很大的意識形態偏見，認為其“對階級斗爭和共產主義實踐的圖景更多地采取了意識形態的分析，從而不能不影響到自己的藝術判斷力。”［7］這種看法是對夏志清這部小說的誤讀。文學史作為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本身就具有濃厚的主觀性色彩，主流意識形態的正確性值得思考，我們不能因為夏志清的主觀立場與我們所能接受的主觀立場或主流意識形態相抵觸就斷定他的看法是存在偏見的。如果這一主觀角度去評價文學史，那么我們可能找不出任何一部符合所謂正確的意識形態立場或不存在意識形態立場的文學史，因為這一問題的根本在于是否存在這樣一個所謂“完全正確的意識形態立場”以及文學史家的主觀意識能否完全避免“意識形態立場”的影響。此外，對這一問題進行深究往往會使我們偏離了文學史寫作的最終原則，即什么是優美的作品。夏志清并沒有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糾纏不清，他關注的更多的是文本的文學性價值，他筆下對作家和作品的區分只有好作品和不好的作品之分，而并非所謂的政治意識形態立場。在這一角度去考慮，他對作品文學價值較高的茅盾、張天翼、師陀等左翼作家的作品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我們更應該重視和認同的是夏志清從文學性出發的立場，如果一味苛求一個文學史的主觀立場不出差錯或者不含有主觀立場，這必然會導致文學史家立場的消失與模糊，或者一味以史實性質的描述代替對文學作品必要的鑒賞，而不敢于描述出自己的真實感受。失去獨立立場的文學史難免會淪為枯燥無味的史學敘述或者陷入相互復制的怪圈。

結語

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我們常常會為夏志清那些新穎卓異的觀點而感嘆。他的文學史評判回歸了文學本身，拾起它們未被人發覺的文本魅力，在眾多的作家中找到了被以往文學史的“滄海”所遺忘的“珍珠”。最難能可貴的是，夏志清能夠堅守自己的立場，用真誠忠實的語言描述自身的閱讀體驗和評判。他的文學史啟迪讀者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文學作品，以獨立的立場得出自己的結論，啟發文學研究者轉換文學史寫作思維，思考文學史寫作的新的視角，為文學史的“重寫”帶來了新的范式。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一部極具個性的文學史著作，這種個性不僅賦予了這部作品極具魅力的靈魂，而且使得這部作品擁有了不可復制的高度，成為了文學史寫作中的一股“清流”。

本文作者：金德芬 單位：安徽大學 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