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葡人對澳門海域外國船舶的管束之責

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康熙帝下令在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四省設立海關，開海貿易，長期在中國東南沿海尋求貿易機會的西方各國商人很快就進入該四省進行通商貿易活動。由于歷史地理等方面的因素，中西貿易逐漸集中到廣東，形成了以廣州—澳門為中心的貿易體制。按照清政府定例，除澳門額船外，英、法、美、荷蘭、瑞典等其他西方國家的商船，不能進入澳門內港，只能先停泊潭仔島東端的雞頸洋面，經澳門同知衙門額設的引水和澳葡理事官稟報，由澳門同知衙門派遣引水和伙食買辦，然后經虎門駛入廣州黃埔口岸，“這個城是中國政府的一個前哨站，允準外國船舶前往黃埔的證件，只在那一處地方頒發。每一艘外國船都必須通過澳門前往廣州。”②當時的一些西方人士注意到了澳門葡萄牙人在清政府有關外國船只進出口管理制度中負有一定的職責：“中國當局責成葡萄牙人不要讓外國船只在島群之間躲藏，并命令他們驅趕這些船只。尤其是在１７３２年，兩廣總督命令澳門報告船只的到來，所屬何國，所載貨物，和前來的目的。我認為，在發出這些命令時，澳門政府實際上就被授予了某種監督權。”

從現存資料來看，澳葡當局對外國夷船的管束大致有三種情況：其一，獲取入港外國船只相關信息。外國船只入港后，理事官須親臨該船，了解該船是何國船只，來自何處，目的是什么，船上有何貨物，船上人員若干，有何武器裝備，等等，然后將獲得的情況及時向澳門同知或香山地方當局稟明，“照得夷船來澳，一切船戶商梢、炮械、貨物及到日期等項，例應該夷目查明，赴本分縣衙門，久經通飭遵照在案。”④同時，在船只停留雞頸洋面期間，理事官還要負責約束船上人員不行違法違規之事。其二，管束不按規定停泊的船只。外國商船并不總是遵守清政府有關外國船只在等待辦理前往黃埔口岸手續時只能停泊雞頸洋面的規定，時有停泊在雞頸洋面以外者，希圖躲避澳門海關的監管，以便逃避關稅。當時，外國商船違規停泊的海域主要有零丁、金星門、沙瀝、大井、磨刀、橫琴等處。對于違規停泊的外國船只，廣東地方政府通常要求澳門葡人協助查究。如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八月，有一艘小呂宋船裝載米石，在十字門外停泊，澳關委員即飭令澳葡理事官押令該船速即進口報明，丈量輸鈔，以防其“夾帶私貨”。⑤道光五年（１８２５）八月，有三艘小呂宋船停泊在零丁洋，同時在該處停泊的還有港腳船及美國船。澳門同知和香山縣丞均下諭澳葡理事官，令其轉飭該處夷船即日開行回國，否則，“定即飛移巡洋舟師一體驅逐。”⑥其三，協助防范入港修葺的船只進行走私貿易。“澳門東西南三面濱海，其南面系萬山外洋，為各國夷船入粵海口”⑦，因此，飄風至澳門的船只不在少數。清政府規定，除了澳門葡人的船只以及小呂宋（今菲律賓）、小西洋（葡屬印度殖民地）、大西洋（葡萄牙本國）的船只可以進出澳門港口并進行貿易外，其他國家的船只，除了在等候辦理前往黃埔的手續期間可以暫時停泊潭仔島東端的雞頸洋面外，其它時候不得在澳門附近海域逗留。但是本著“懷柔遠人”的原則，清政府允許被風暴損壞的船只在潭仔海面灣泊修葺，但不得擅自駛入澳門內港，“向來貨船出口，或遇風浪沖壞船只，例應灣泊外洋修整，從無駛入澳內之事。”

在澳門，進出口商品的稅收有等級之分，但貿易商卻不像在黃埔港那樣必須繳納高昂的港口稅，其他外國商人也意識到在澳門貿易的巨大便利，一旦需要，他們就會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⑨借口遭風，在得到進入潭仔等處洋面灣泊修葺船只的許可后，暗地里進行走私貿易，成為不法外商常用的走私手法之一。僅據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的記載，乾隆、嘉慶年間，就有英國、美國、越南、菲律賓等國船只以及港腳船，以被風飄壓或被風毀損等理由，入澳門潭仔或雞頸等處海面灣泊修葺。有些船只未運載貨物，而有些船只則有走私毛皮、銅條、烏木、白鉛等貨物的嫌疑。由于外商借船舶遭風毀壞靠岸修葺之機進行走私貿易的現象很普遍，廣東當局對此保持相當的警覺，這可從一份“澳門同知行理事官牌”中清楚看出：“查潭仔洋面原非灣泊各國夷船之處，誠恐藉詞因風漂壓，希圖透漏滋弊”。⑩為了防范外商借修船之名進行走私，廣東當局除了要求澳關委員、澳門同知、香山知縣、香山縣丞等各級官員嚴加防范外，還要求澳葡當局協同管束，具結擔保入澳修葺的船只“不致于滋事”。???具體要求是：（１）查明船只遭風的地點、經過及毀壞情況，船上人員及炮火、彈藥情況，船載貨物情況。（２）將了解的情況稟明澳門同知或香山知縣、縣丞。（３）監督船只修葺，管束船上人員不得隨意上岸滋事。（４）督促修好的船只離港，并將船只開行的時間稟明澳門同知或香山知縣、縣丞。

然而，很多情況下，外商就是在澳門葡萄牙人的幫助下進行走私的。因此，澳葡當局對廣東當局的要求，常常敷衍了事，甚至置若罔聞。如，嘉慶十二年（１８０７）十月二十九日，一艘美國船只借口需要修葺駛入潭仔洋面，十一月初一日，私用三板將２００余箱銅條運入澳門。澳門同知從引水人處獲悉后，立即諭令澳葡理事官親自查明該船在何處遭遇風暴，是否確實被風毀壞，因何將２００余箱銅條運入澳門，入澳后存貯于何處，船上尚有何項貨物等情況。隨后，經香山知縣、澳關委員及香山縣丞迭次催令后，澳葡理事官始覆稱該船確實被風損毀，但對該船私運銅條等情況卻始終閃爍其詞。???基本可以認定，這是一起美商與澳門葡人串通走私的事件。廣東當局也很清楚澳門葡人與其他國家商人勾結走私的情形，???但始終認為葡萄牙人既然被恩準世居澳門，對出入澳門的其他外國船只就負有不可推卸的管束之責，“該夷目世居澳門，亦有稽查之責。是以諄切諭飭，務須詳查速復，切勿草率稽延。”

協助清政府管理在澳門住冬的外商

澳門不僅是在華葡萄牙商人的居留地，也是來華貿易的其他西方各國商人的共同居留地。粵海設關之初，清政府對前來貿易的各國商人，原則上要求他們與商船同進同出，即隨商船進口，貿易結束后，再隨商船一起離開。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即清廷頒令開海貿易的第二年，就議準“番船貿易完日，外國人員一并遣還，不許久留內地。”???但是，隨著中西貿易的發展，前來廣州貿易的商船增長很快，如，康熙五十八年（１７１９），共有１１艘法國、英國、蘇律地等國商船前來廣州貿易。貿易規模擴大后，由于各種原因，有些商船無法在一個貿易季度完成所有交易，只能留待下一個貿易季度，“貨守舶中，貨盡限日出境”的規定難以有效執行，廣州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夷商“久留內地”的情況。如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康熙帝壽誕日，就有“上年未經回棹之咭俐彝舡，其舡上彝商、舵水人等，亦念經叩祝。”???澳門成為廣東官員安置因各種原因滯留不歸的外國人的首選之地，“中國官員不愿讓外國人在船貨交易完畢之后仍在廣州逗留。這些先生于是將目光轉向澳門，要求澳門總督準許他們在葡萄牙人中間尋求棲身之地。”雖然澳門葡人不歡迎其他國家的人到澳門居住，???但效果并不佳。如乾隆二年（１７３７），兩廣總督鄂彌達在奏章中提到：“紅毛、法蘭西諸國之船在澳賃屋貿易，與澳彝口角，彼此結仇，至今不解。”???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法國和英國大班們從４月到７月一直呆在澳門，???而多件東波塔檔案也顯示，在乾隆諭令廣州一口通商前，外商居住澳門已非個別現象。???但澳門“住冬”尚未制度化，外商滯留廣州的現象也不少見：雍正八年（１７３０），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指示廣州管理會主任尼什“留駐廣州，等候下季來船，并負責購買綠茶的特別任務，以便‘壟斷’它”；???乾隆二年，有幾位荷蘭官員在廣州呆了一整年。???而法國公司則實行每年都派代理人留駐澳門或廣州的辦法。???由此導致的中外沖突也日趨增多，引起一些地方官員的憂慮：“近日宿冬夷人住省，竟不回澳，即在十三行列屋而居，危樓相望，明樹番旗，十字飄揚，一望炫目。雜居狎處，既恐事端，射利鉤奇，又妨商業。澳門在遠，猶恐他虞，漸入省城，殊難操縱。”

因此，乾隆諭令廣州一口通商后，加強了對滯留廣州的外國人的管理。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兩廣總督李侍堯向乾隆帝奏陳粵東地方防范洋人條規并獲準，其中第一條就是禁止外商在廣州住冬：“禁止夷商在省住冬。查每［粵］東貿易夷船，自進口以至歸棹，原有定期，本不許潛留內地。近因行商等或有掛欠未清，以致該夷商等藉詞留寓省會，難免勾結生事。今該督請于銷貨歸本后，依期回國。即有行欠未清，亦令在澳門居住，將貨物交行代售，下年順搭歸國等語，系為立法制防起見，應如所請辦理。”???外商到澳門住冬由此制度化，澳門很快成為“供作廣州方面的外國人在夏季月份、生病時期、或遇有他們在廣州的行為為中國人厭惡時的一個歇腳點。”

隨著外商到澳門住冬制度化和規范化，對外商上省下澳及在澳門期間的管理細則也逐步嚴密。按照規定，外商上省下澳，必須請領牌照，雇用指定船只，經由固定線路，“查外國夷人由澳往省，由省來澳，例應請給牌照，雇坐西瓜扁船，一路經過內海報驗放行，以杜走漏之弊，不許私駕三板，來往任由，以致滋事，歷經嚴禁在案。”???從《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第１３７０件檔案“澳門同知韋協中為給發呂宋商人?等上省貿易牌照事行理事官牌”，可以窺見澳門葡人在外商澳門住冬管理制度中承擔的責任???：特授廣州澳門海防軍民府兼管順德、香山二縣捕務水利加一級又隨帶加一級紀錄五次韋，為懇恩批照事：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十九日，據澳門夷目?哆稟稱：現據呂宋國夷商?等報稱：本年正月內遵例來澳居住，今欲上省料理貿易事務，浼哆代為稟請給照前往，理合稟懇俯準給照，俾沿途查驗有憑。等情。連開：夷商?一名、一名、喇一名、吧嘟嘮一名、啷味?一名、?一名，劍刀四口、鳥槍四枝、衣箱行李、廚房什物全。據此，合行填照發給。為此，牌仰該夷目，立將發來牌照一紙，轉發該夷商收執，前往省城，投行料理貿易事務，毋得夾帶違禁貨物。并飭令該夷商事竣來澳，將照稟繳察銷。毋違。須牌。右牌仰夷目?哆準此。

從上面所引檔案來看，澳葡當局承擔的職責主要是，由理事官代外商向澳門同知申請上省的牌照，申請書內應寫明外商姓名、人數、身份，攜帶的器械、物品等。澳門同知核發的牌照也由理事官交給外商。外商回澳后，理事官須將牌照收回稟繳澳門同知察銷。若外商違規上省或下澳，理事官按例須協助中國官員進行查究。如，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有法商由省下澳時，未按規定“雇坐西瓜扁船，一路經過內海報驗放行”，而是“自行坐駕三板，攜帶火藥、爛鐵來澳”，香山縣丞飭令理事官會同法國在澳大班，查明該法商等人是何名字，于何日到澳，沿途有無滋事，然后“據實稟覆本分縣，以憑核辦，無任?延，致干未便。”???再，嘉慶十五年（１８１０），英國商人啤等不按規定申領牌照上省，而是擅自搭乘西班牙商船前往廣東。兩廣總督獲悉后，親自飭令查辦。澳門同知接令后，立即轉飭理事官，“傳諭住澳各夷商等，嗣后上省務須遵照舊例，毋得擅搭夷船進埔，自取咎戾。”???澳葡理事官不僅要代外商申請上省牌照，而且還要負責管束他們在澳門住冬期間的違禁行為。如，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有住澳外商違反規定，雇請民充當水手，駕駛大三板船私出海面游蕩，數日不歸。澳門同知獲悉后，一面派兵差緝拿，一面下諭理事官確查是何國何人違禁，并“轉飭各國夷人，嗣后不許雇請民人水手，駕船私行出海滋事。”

曾任瑞典大班并于１９世紀初定居澳門的瑞典商人龍思泰，對澳葡當局在外商澳門住冬管理制度中負有的責任有很準確的觀察和記錄：“當外國人持有廣州官員頒給的通行執照前來澳門時，這一地區的中國地方官員必須通過理事官知照議事會。當來澳的外國人希望返回廣州時，將發給他一份許可執照。這份執照必須出示給理事官，根據他的簽名，中國官員便知道此人回到廣州。”???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也有相關的記載：“廣東的中國當局將澳門的葡萄牙當局劃入他們的行政機構范圍之內。他們要求海關監督頒發批準幾個商館人員返回廣州的準許狀，一定要有理事官副署。”

協助清政府遣返海外遭風難民

清朝延續前朝的慣例，對飄風外國難民加意優恤。康熙二十三年，清廷下令開海貿易，當年，康熙帝就指示沿海各地對飄風難民進行救助撫恤：“其海禁已開，各省民人、海上貿易行走者甚多。廣移文浜海外國王等，各飭該管地方，凡有船只漂至者，令收養解送。”???乾隆二年，有兩艘琉球貨船遭風飄到浙江，經地方政府交還貨物、發遣回國后，乾隆帝專門對飄風難民的送還制度和銀兩支出以及撫恤目的下諭旨：“朕思：沿海地方常有外國船只遭風飄至境內者，朕胞與為懷，內外并無歧視。外邦人民既到中華，豈可令一夫之失所。嗣后如有似此被風飄泊之人船，著該督撫督率有司加意撫恤。動用存公銀兩，賞給衣糧，修理舟楫，并將貨物查還，遣歸本國，以示朕懷柔遠人之至意。將此永著為例。”???這種對飄風難民的救助撫恤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

澳葡當局協助遣返難民的情況大致有兩種：其一，海外各國商民在中國沿海各地遭風被救后送到澳門等待合適時機回國。這種情況通常是各地地方官員得悉海上有遇難船只后，指揮當地軍民救助，隨后查驗船只，將船上人員、貨物等一一記錄在案，最后逐程送到香山縣，由香山縣丞移交給澳葡當局。清政府對澳葡當局的要求是：為難民尋找便船附搭回國；管束難民；將難民離澳回國的日期報告香山縣。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荷蘭商人在海南島澄邁附近海面遭遇風暴獲救后，被送到香山縣，“移交駐澳縣丞，交與夷目收領”，并于當年底附搭便船回國。???嘉慶十四年（１８０９）四月，文萊商人燕支亞林等二人，從本國運載椰油前往菲律賓售賣，途中遭遇風暴，漂至文昌獲救，被逐程護送到香山后，按照慣例，由香山縣丞下澳葡理事官諭，將“難夷收管約束，俟有便船附搭回國。”可是延至翌年正月，香山縣丞仍未收到澳葡理事官有關文萊難民回國的稟告，追問之下，得知燕支亞林二人被澳葡當局雇用。對于這一違反慣例的做法，廣東當局非常重視，布政使司親自過問查辦。???道光六年（１８２６），福建移送菲律賓難民１７人予廣東，也是由香山縣丞直接諭令澳葡理事官，“將該難夷羅明高那連等一十七名查收，俟有便船，著令附搭回國，刻日取具領狀一樣十紙，稟繳本分縣，以憑牒覆。仍俟該難夷回國，立將起程日期見報，均毋遲延。”???其二，南海周邊國家將在本國遭遇海難的他國難民送到澳門。這種情況通常是難民附搭澳門額船抵澳后，由澳葡理事官將遭風難民的姓名、國籍、人數、遭風及到達澳門的情況稟明香山知縣，香山知縣再將情況轉稟廣東當局，得到指令后，由理事官將難民移交香山縣丞送至縣城，再由香山縣委員護送至省，最后由廣東當局委員轉送妥便處所，俟機搭船回國。難民滯留澳門期間，廣東當局要求澳葡當局“小心管束，毋許在澳滋生事端，聽候憲檄飭遵。”???如，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日本難民源三良等９人，在海外遭遇海難后，附搭澳門額船至澳。由于這一時期澳門與日本已無貿易往來，遂由澳葡理事官將具體情況詳細稟明香山知縣李德輿，李德輿轉稟廣東當局，將９名難民護送到省，經廣東當局委員護送至浙江，附搭前往日本貿易的中國帆船回國。

澳門葡人在清政府“夷務”管理制度中角色之評價

清廷視澳門葡人為管束其他西人的合作者有其思想基礎。順治七年（１６５０）十一月，平南王尚可喜率部攻入廣州城。不久，廣東官府就派員下澳巡視，并向葡人宣諭：“鑒于葡萄牙人在香山之澳門居住經營歷有所年，若能安守本分并情愿投誠，歸順大清，皇帝亦將其視為子民，與漢人無異。葡萄牙人仍可安心繼續在澳門居住經營，一切如舊。諭文到日，著?哆等即赴廣州回話……”???順治八年閏二月十三日（１６５１年４月２日），廣東巡撫李棲鳳為葡人“投誠歸順”題本請旨，順治帝?批：“這遠人歸順，知道了。”???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清政府收復臺灣，康熙帝接受東南沿海官員的請求，開始醞釀開海設關，派工部侍郎金世鑒、副都御使呀思哈前往江浙，吏部侍郎杜臻及內閣學士石柱前往閩粵巡視、考察沿海形勢。石柱回京后，康熙帝召見，詢問澳門情形，石柱極言葡人之恭順：“皇上浩蕩洪仁，我輩何能酬答，惟有竭力奉公，以納貢賦，效犬馬之力已耳。”???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初十日（１７１７年６月１８日），兩廣總督楊琳巡視澳門后上奏稱，澳門夷人“俱仰藉天朝衣食，又感慕皇上德威，寄居彈丸一嶼，代守險要。”???雍正八年十二月初八至初九日（１７３１年１月１５～１６日），廣東觀風整俗使焦祈年巡視澳門，召見了居澳葡人首領。兩人之間的對話頗為耐人尋味：“使者?返息公所，招彝長來，為之宣揚：‘圣天子威靈，特命撫綏爾等，以昭柔遠之意。其敬守此土，長享太平。’譯使前致辭，為言：‘彝等久沾圣化，無可報稱，愿率其丑伍，永為外臣。’?北面稽首，歡躍而退。”

從上引文獻可以看出，對于從明朝嘉靖年間就開始租居澳門的葡萄牙人，清政府看作是“歸順天朝王化的向化之夷”。而葡萄牙人亦在各種場合公開表示愿做天朝的“太平之民”，在澳門“安生樂業，共享太平。”因此，對于葡萄牙人，清政府的心態和策略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對葡人“越洋市利，玩黠難馴”???的一面保持相當的警覺，通過頒行越來越嚴格的澳夷管理條例，對之實行嚴格的管制；另一方面，又認為葡人被恩準在天朝地方寄居貿易，“久已涵濡圣澤”，???作為“向化之夷”，相對其他西方國家的“夷人”，不僅順服易管，亦較易溝通了解。“以夷制夷”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理念之一。既然澳門葡萄牙人從明朝開始就在中國食毛踐土，又感戴皇恩，慕義向歸，自愿“效犬馬之力”，則將其作為“外臣”，使之承擔起管理約束在澳門的其他外國人士的責任，在清政府看來，是合情合理之事。因此，對于以通商逐利為目的、無法納入朝貢體制進行管理的“泰西互市之國”的“夷人”，清政府逐漸形成了這樣一套管理方式：在廣州，由行商協助官方進行管理；在澳門，由居澳葡人協助官方進行管理。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１７６６年８月２５日），署兩廣總督楊廷璋奏覆辦理西人進京效力的方法：“嗣后西洋人來廣，遇有愿進土物及習天文、醫科、丹青、鐘表等技情愿赴京效力者，在澳門則令其告知夷目呈明海防同知，在省則令其告知行商呈明南海縣，隨時詳報臣衙門代為具奏請旨，送護進京。”???如果說這是針對進京傳教士而言的方法，恐代表性不足的話，那么，可再舉一證。乾隆五十六年，一艘英國商船入澳修葺，超過規定期限后仍遲遲不肯開行回國，香山縣丞諭令澳葡理事官押令該船作速離境。理事官稟復：“該國夷人蠻硬，哆等難轄”，不愿配合。香山縣丞為此再行理事官牌：“惟查外國夷船雖系進埔，不由澳夷管轄，但該夷船現奉大憲飭押到澳，即是仍令該澳夷目一并管束，未便任由藉端推卸。茲奉前因，合再飭遵。為此，牌仰該夷目，即便遵照，刻日押令該夷船開行回國。”???而清政府對外商上省下澳的管理，尤為清晰地體現出這一特點：前文已述及澳門葡人在住冬外商由澳上省中承擔的責任，相應地，外商由省下澳，按例則由行商或通事查詢外商的姓名、人數、物品等，出具保結，呈請粵海關給發印照。

協助清政府管束其他西方人士的具體責任人主要是澳門理事官，???其職責在清政府頒行的一些條例中有明確規定：嘉慶十四年，英軍登陸澳門事件解決后，百齡奏準頒行《華洋貿易章程》。該章程共六款，其中第二款就是有關葡人管束住冬外商的規定：“外國夷商止準暫留司事之人，經理貨賬，余飭依期歸還，不許在澳逗留也。查外商夷船，向系每年五、六收泊，九、十月歸國。該夷商或因貨物未銷，或有行商掛欠未清，向準在粵海關請照，下澳暫住冬，仍俟行賬算明，即于次年催令回國。邇來該夷等竟有在澳久居，遷延不去者，名數較多，且種類不一，誠恐別滋事端。嗣后各夷商如銷貨歸本后，令其依期隨同原船歸國，不得在澳逗留。即有行欠未清，止準酌留司事者一、二名在澳住冬清理，責令西洋夷目及洋行商人，將留澳夷人姓名造冊申報總督及粵海關衙門存案，俟次年即令歸國，亦申報查考，如敢任意久住或人數增多，查出立即驅逐。”???道光十年（１８３０），英國東印度公司特選委員會主席盼師攜帶妻子進入廣州，引起嚴重中英沖突。???次年，兩廣總督李鴻賓會同粵海關監督中祥核定《華洋貿易章程》八條，其中第二條規定了澳門葡人在禁止“夷婦赴省”上應承擔的責任：“又飭澳門同知轉諭澳門西洋夷目?哆及番差等，此后西洋婦女受雇與各國夷婦服役，只準在澳門居住，不準違禁聽其隨帶赴省，如違惟?哆是問。”

在清朝許多重大涉外事務的處理過程中，都可以看到行商和澳門葡萄牙人的身影。如嘉慶十年（１８０５）的俄羅斯商船來廣貿易案，不僅有行商在廣東官府與俄商之間的居間調停，???也有澳門葡人的情報收集———香山知縣彭昭麟奉兩廣總督吳熊光札行，諭令理事官接到指令后當日逐一查明：“國夷商嚕噸等，果否系俄羅斯？其從前并未到過粵省，一切海道沙線固何熟悉？該夷船從本國開駛之后，經由幾國？是否先到別國，另由別國導引而來，導引者又系何國？至該夷商此次船只貨物，是否系該商等私自置辦牟利，抑系該國王遣令貿易？所載皮張、銀兩，究系何項皮張，共帶若干？其銀兩欲轉販何項貨物？定于何月日開船回國？”???再如在嘉慶十三年（１８０８）英軍登陸澳門事件中，澳門葡人不僅與行商一樣，起到了傳遞信息、協助溝通的作用，???而且還是廣東官府與英軍司令度路利談判的重要中間人。在清政府停止貿易、斷絕澳門一切供應、調集水陸軍隊等措施的壓力下，英人不得不考慮從澳門撤軍，遂委托澳門判事官眉額帶歷作為調停人轉懇彭昭麟進行談判：“二班叭喱等?懼無措，乃求西洋國使眉額帶歷轉懇余。余限以七日下船回國，并諭眉額帶歷乘夜駕小舟，與余之練總葉恒樹駛至黃埔，見度路利，曉以利害。度路利俯首服罪，隨與眉額帶歷至澳門，夷兵即日下船，掛帆回國。”???但是，在清政府的“夷務”管理制度中，行商與澳門葡人承擔的責任和所起的作用，有著相當程度的區別：其一，職責所及范圍有差別。行商管束外商的職責，在清政府頒行的諸多管理外商的條例中都有明確的條文規定，且幾乎涉足廣東官府與粵海關的所有涉外事務。而澳門葡人參與清政府的“夷務”管理，雖在一些條例中也有規定，但更多的是基于慣例，相沿成習，且其職責所及范圍基本限于管束與澳門有關的“夷人”“夷船”，起到了解情況、溝通信息、傳達諭令的作用。其二，需要為其管理行為承擔的后果完全不同。在清政府的“夷務”管理制度中，行商以“民”的身份處理“官”的事務，本身沒有權力，卻要負起約束外人并保證外人守法的責任，有責無權，地位十分尷尬，有些行商甚至因為受到外商違法行為的牽連而破產。如嘉慶十二年，英船“海王星號”的水手與廣州市民發生嚴重沖突，一名市民重傷而亡。“海王星號”的保商茂官受到嚴重牽連，被關押起來以迫使英人交出兇手。為斡旋、擺平這一事件，茂官耗盡了他多年從事進出口貿易積累起來的財富。“夷務”成為牽制行商浮沉的重要因素之一。澳門葡人以“歸順夷人”的身份協助收管約束與澳門有關的其他西方國家的“夷人”“夷船”，與行商一樣有責無權，但不同的是，澳門葡人無須為其管理行為承擔后果，不會因為管理失當而受到實質性的懲罰。如，行商要為其擔保的外商的走私行為受到清政府的嚴重懲罰，但清政府卻無法因外商在澳門的走私，對澳門理事官進行懲罰，最多就是通過公文對理事官等人進行道義上的譴責。

總之，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對中西通商貿易實行一套基于“嚴華夷之防”思想基礎之上的管理制度。為嚴“華夷之別”，清政府禁止官員及民人與洋人直接接觸，為此在構建管理制度時，將熟悉“夷情”的行商和居澳葡人直接推到中外交涉的前沿。然而，無論“官事民辦”，還是“官事夷辦”，顯然都是制度缺陷，在中西貿易規模不大時，這種以行商、“夷人”為中介處理中外交涉事件的模式尚可湊效，然而隨著中西貿易日益發展，規模越來越大時，清政府已無法運用這一模式有力、有效地解決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嚴重的中外沖突。

本文作者：徐素琴 單位：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