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高度發達的朝代。經濟的高度發達必然帶動文化的輸出，尤其是帶有儒家文化色彩的佛教。日本吸取唐朝先進文化的主要途徑是派遣遣唐使，遣唐使中留學僧人數又遠遠超過留學生。天寶十年（751）怛羅斯戰役之后，大食控制了中亞，切斷唐朝通西域的陸路交通，迫使唐朝致力經營海外諸國的海上交通，海路取代陸路成為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為福州海外交通的大發展創造空前有利的時機和條件。福州的海外交通和貿易快速發展，通商地區不斷擴大。除“南線”國家增多外，也開通了“北線”，即朝鮮與日本。

初唐，福建尚屬經濟后進地區。武則天時，張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詩曰：“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漢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執玉來朝遠，入貢還珠頻。連年不見雪，到處即行春。”當時的泉州即今福州。詩中用“傍海皆荒服”來形容，從另一方面說明福州經濟還比較落后。當時，福州在與朝鮮、日本佛教交流中扮演中轉站的角色。唐初有“慧輪師者，新羅人也自本國出家，翹心圣跡。泛舶而陵閩越，涉步而屆長安”；天寶三年（744），鑒真和尚第四次東渡日本，先期派人到福州置辦糧船，準備由此出洋；貞元二十年（804），日本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呂、遣唐僧空海等人乘船漂流至福建長溪縣赤岸鎮海口，縣長吏將其一行遣送福州，并且“到州，新除觀察使兼刺史閻濟美成分，具奏，且放廿三人入京”。

到了中唐特別是唐開元十三年（725），福州設置福建經略使之后，福建沿海地區的開發已取得很大成績，社會經濟相當繁榮，福州被稱為“閩都都會，東南重鎮”、“福建大藩也居民若是其眾也”。正如1958年福州所發現唐元和八年（813）《球場山亭記》碑碑文所載“邇時廛?闐闐，貨貿實繁”，表明當時福州城內諸貨豐盛，對外貿易發達，市場繁華。有的學者認為唐代的福州已成為僅次于廣州、揚州的第三大國際貿易港。據日本方面的記載：宣宗大中六年（852），唐朝商人欽良暉的商舶自日本肥前國值嘉島揚帆歸國，在海上航行六天，從福州閩江口的連江縣登陸，隨船而來的有日本僧人圓珍、豐智、閑靜等人。圓珍等人在福州居留達6年之久，于大中十二年（858）搭乘唐商李延孝的船返回日本。

由于受唐武宗“滅佛”事件影響，地處東南沿海的福建也受到較大沖擊，“鼓山僧徒逃竄皆盡”。直至846年唐武宗死后，福州的中外佛教交流才逐漸恢復，福州開元寺還被官方作接待各國來閩僧人之所。日籍僧人空海在福州期間，曾登臨鼓山，訪問華嚴寺，并留詩一首，題為《靈源深處離合詩》。詩曰：“蹬危人難纖，石??獸無升，燭暗迷前后，蜀人不得燈。”空海后來成為日本佛教真言宗（又稱東密）的開山祖師。唐詩人馬戴詠晉安：“賓府通蘭棹，蠻僧接石梯。”說明當時的福州海外僧人云集，佛學交流興盛；李洞也有句：“潮浮廉使宴，珠照島僧歸”，生動地描繪了每年當海外貿易船遣發之際，福建觀察使排辦筵席，犒設送行以及當海外貿易船返航時，各國僧人乘船接踵而至的動人場面，反映了唐時海外大舶頻頻直抵福州，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盛況。

五代時期，福建佛教發展進入高潮。雖發生周世宗滅佛事件，但福建不但不受影響，還獲得大發展機會，成為南方各道內佛教最盛的地方之一。王審知自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十月為福建威武軍節度使，政治上，他“寧為開門節度使，不做閉門天子”；經濟上，他重視貿易，為“招來海中蠻夷商賈，資用以饒”，開鑿黃崎海道，設甘棠港，與高麗、日本東南亞諸國貿易；思想文化上，他大力推崇佛教，鞏固王閩政權的統治。主要體現在：宋初，宋太祖采取“重文輕武”的國策，許多有作為的南士被委以重用。這些南士多生活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對商品經濟耳濡目染，加之宋代沒有受外來入侵的危險，對外開放尋求海上交通，擴大經濟發展，增加財政收入，是必然的選擇。宋朝廷規定：“閩、廣舶務監官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轉一官，又招商入蕃興販，舟還在罷任后，亦依此推賞。”由于造船業和航海技術的提高，此時福州已成為豪華的都會。《高麗史》記載，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有福州商人虞?等100人到高麗進行貿易；北宋仁宗時“福州商客陳文佑”等從事中日貿易。蘇軾曾說：“福建一路，以海商為業。”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荔枝譜》中記道：“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宋元時期，福州是“百貨隨潮船入市，萬家沽酒戶垂簾”的重要貿易港口城市。貿易的興盛、人員的頻繁往來，帶動佛教的交流。福建佛教之盛冠于全國。寺院之多、僧眾之多、佛教著作出版之多，都在全國名列前茅。“寺觀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兩浙，兩浙不如閩中。”主要體現在：

一、“崇寧藏”和“毗盧藏”的雕造和外傳

佛教自傳入中國之后，逐漸漢化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典籍的翻譯、編輯、抄寫、雕版、印造、收贖、供養以及寄托其中的精神企盼，也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北宋末年朝廷放開印書之禁，民間與官府盛行印書。四川、浙江、福建是宋以來的三大刻書中心，福建路的雕版印刷業規模位于全國前列。福建除建陽外，福州也是重要的刻書中心。福州的東禪寺等覺禪院和開元寺先后開雕了大藏經“崇寧藏”和“毗盧藏”，創始了民間自發雕造大藏經的活動，并對日本佛教有重大影響。

從北宋神宗元豐年開始,東禪寺等覺禪院發起勸募,成就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一個寺院籌資雕造的大藏經。此藏開始只稱“大藏經”,后因以藏進獻徽宗皇帝祝延圣壽，于崇寧二年(1103)奉敕,賜名“崇寧萬壽大藏”。后又因其所在地名和寺名被稱為“福州東禪寺大藏”,或“東禪寺萬壽大藏”，當今簡稱“崇寧藏”。“崇寧藏”經本流傳于世界各地,以日本為最多。宋政和二年（1112）“崇寧藏”雕造初成，同縣的開元寺也已經開始雕造另一部大藏經，并命名為“毗盧大藏經”，同樣原因稱之為“福州開元寺大藏”，或合稱為“福州開元寺毗盧大藏”，今稱“毗盧藏”。“毗盧藏”的全藏，國內已不存，海外亦聞無藏。根據葉恭綽先生探明東京宮內省圖書寮所藏的大藏經，以“毗盧藏”為主，以“崇寧藏”補缺，系日僧慶政入宋求法，在福州捐財資助雕造，因得攜歸已經刻成的經本，再委托宋朝的商船將其后?刊的經本陸續買去，合為全藏。福州版大藏經的傳入，對日本佛教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日本各種佛經開始仿刻出版，翻刻刊本版式幾與原本雷同。

二、佛教建筑的傳播

根據傅熹年先生《福建的幾座宋代建筑及其與日本鐮倉‘大佛樣’建筑的關系》一文，“福建地區的建筑特色和日本鐮倉時期從中國南宋傳過去的“大佛樣”建筑極為相像，證明‘大佛樣’是傳自南宋福建的地方建筑式樣”。“大佛樣”舊稱“天竺樣”，是日僧俊乘坊重源為重建1180年被毀的奈良東大寺大佛殿，從南宋引進的建筑式樣，日本建筑史專家稱之為“大佛樣”。他們根據“大佛樣”中大量使用丁頭拱（日本稱插拱）的特點，推測它可能屬于福建建筑樣式。此外，建于南宋慶元五年（1199）的奈良縣東大寺南大門、建于南宋紹熙三年（1192）的兵庫縣凈土寺凈土堂、建于南宋慶元元年（1195）京都醍醐寺和華林寺一樣，具有“大佛樣”相同特點，而且風格、構架方法和細部裝飾與當時日本傳統的“和樣”建筑明顯不同，是一種完全新的建筑式樣。雖然在“大佛樣”遺構中或多或少地帶有日本傳統做法，但從構架到細部都有濃厚的福建地方風格，建造這樣的建筑恐不是簡單的帶回圖紙所能做到，應是在請來的福建工匠指導下進行的。

三、與佛教有關的黑釉瓷器的輸出

佛教與茶有著很深的淵源關系。為了滿足僧眾的日常飲用和待客之需，寺廟多有自己的茶園。我國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說法。唐李肇《國史補》及《唐書•地理志》記載：“福州有方山之露芽”；《閩小記》有關于鼓山半巖茶的記載，“鼓山半巖茶，色、香、風味，當為閩中第一，不讓虎丘、龍井也。”福建的茶葉在唐代已成為貢品，宋代北苑茶更是名聞天下。到了元初，福建出口的貨物中通過天龍寺船已經有茶葉輸往日本。

福州的許多寺院不僅是佛教傳播的圣地，也是禪茶一體興盛的名寺。百丈懷海的《百丈清規》“赴茶”條：“方丈四節將為首座大眾茶，庫司四節將為大眾首座大眾茶、旦望巡堂茶、方丈點行堂茶等”“茶道”二字首先由中國禪僧提出，并通過禪茶交融途徑向日本、朝鮮等國傳播，才有日本茶道、朝鮮茶禮。有人把“海上茶之路”“海上瓷器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相提并論，是名副其實，只不過發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起作用不同而已。

福建是古代盛產陶瓷的產區。由于宋代盛行“斗茶”，與之相適應的茶具——黑釉碗盞，應運而生。北宋末期，建陽水吉鎮后井村的建窯因燒制出兔毫、油滴、鷓鴣、瓜皮、曜變等精美斑紋而稱譽當世，并一度被指定為皇宋宮廷燒制御用茶盞，引發福州（包括福清東張、連江、羅源、閩清）等地各窯競相仿制，并且大量通過福州“海上絲綢之路”出口到日本、朝鮮。這些黑釉盞在日本被稱為“天目”，為日本朝野僧俗所珍愛[17]。在日本被判定屬13～14世紀的長勝寺遺址，出土大量的天目茶碗。在韓國新安海底發現一艘中國元代晚期的沉船，從沉船中打撈出黑釉瓷117件，其中有建窯的黑釉天目碗和小罐。從出土實物的照片資料看，沉船中打撈出黑釉碗無論釉色、造型與建陽水吉鎮出土的碗毫無二致，應是水吉窯的產品。這個事實為建窯產品曾遠銷日本、朝鮮等國的歷史提供了有力證據。

歷史上，福州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日本、朝鮮的文化交往，特別是佛教交流，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增進了中外人民的友誼，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涵，推動了世界文明的進程，對于改革開放的今天，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本文作者：張玉霖 單位：福州市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