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倫理決策與倫理誘惑

什么是倫理決策？這個概念至今沒有統一的界定(Tenbrunsel&Smith-Crowe,2008)。Jones(1991)給出了一個被廣泛接受的概念：“符合倫理的決策是在法律和道德上都被社會大眾所認可并接受的決策。相反,非倫理決策則是因為違背了法律或道德,而不被社會大眾所接受的決策。”之后的文獻基本遵循了Jones的界定,把非倫理決策歸為3類：撒謊、欺騙、盜竊等不符合普遍倫理原則的決策;誠實、守法等僅僅達到倫理標準的決策;以及超越倫理原則的行為,像慈善募捐、見義勇為等(Trevio,Weaver,&Reynolds,2006)。

這些概念界定體現了“倫理原則”作為價值判斷的共同標準。倫理原則(ethicalprinciple)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環境中形成的社會規范,是人們期望遵守的普遍原則。這些原則抽象地存在于人們頭腦中,基于價值觀念、社會價值、法律規范等因素,并不受限于具體情境因素(Haidt,2001;Sunstein,2005)。雖然,人們持有普遍的、共同的倫理原則,但在實際情景中,卻往往會毫無意識地做出顯然違背倫理原則的行為。這些違背倫理原則的決策不僅明顯損害了他人利益,同時也違反了自身認同的倫理原則(Tenbrunsel,Diekmann,Wade-Benzoni,&Bazerman,2010)。“有限倫理”這個概念描述了人們在面臨倫理問題情景時,會受到來自于情景與認識能力的限制,做出違背倫理原則的決策。而利益關聯、內隱態度、情景漸變、自我控制資源的消耗等是造成決策者有限倫理的原因(Banaji,Bazerman,&Chugh,2003;Gino&Bazerman,2009;Gino,Schweitzer,Mead,&Ariely,2011)。

問題情景是影響倫理決策的重要條件。Monin,Pizarro和Beer(2007)界定了4個主要的倫理問題情景：倫理兩難、倫理反應、倫理誘惑、倫理自我印象。倫理誘惑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情景(Barraquier,2011;Tenbrunsel&Smith-Crowe,2008)。處于倫理誘惑情景中時,人們清楚地知道應該堅持的倫理原則,但面臨決策現場,卻沒能夠堅持原則,反而做出違背倫理原則的行為,在事后則表現出后悔與負罪感。換而言之,倫理誘惑導致的非倫理行為是自我控制失敗的一種表現,是有限倫理帶來的跨期決策中的非理性行為。當一個決策情景帶有時間跨度時,決策行為就會受到場景、時間距離、反饋等過程因素的影響。在追求遠期目標的跨期決策過程中,倫理誘惑情景會使人們更容易受到當前因素影響,違背自身認同的倫理原則,產生非倫理行為。

二、識解水平理論的機制解釋

對帶有時間跨度的決策問題,識解水平理論給出了非常有說服力的解釋機制(Trope&Liberman,2003;2010)。識解水平理論是闡釋人們對事件或問題的表征如何影響決策行為的理論。人們對于同一事件會存在不同水平特征的認識表征,形成高(低)水平識解。高水平識解(highlevelconstrual)指人們對事件形成概括的、脫離情景的、抽象的表征,這種識解特征強調對事件總體的、高階目標關聯的和本質特征的關注。相反,低水平識解(lowlevelconstrual)是人們對事件形成細節的、局限于情景的、具體的表征。低水平的識解特征具有細節的、次要的、情景化的、與高階目標不相關聯的特點。高、低水平識解特征的比較可以參考表1。Liberman和Trope(1998)將識解水平與決策問題的時間距離聯系起來。對于遠期事件,人們更傾向于抽象地看待它,形成高水平識解;對于近期事件,人們會關注事件表面的、次要的特征,形成低水平識解。Trope和Liberman等(2010)又把識解規律擴展到時間距離、社會距離、空間距離與假想距離4個維度上,合稱為心理距離(PsychologicalDistance)。遠心理距離會激發高水平的問題識解方式。高水平識解與倫理原則有著幾方面的聯系。

首先,高水平識解意味著對事件進行原型化的表征(Trope&Liberman,2003)。事件信息內容是多層面的,高識解傾向于把事件看成簡單原型,忽略冗余的情景信息,以匹配人們頭腦中的原型圖式(schema)。倫理原則是高度抽象概括的,不受具體場景的限制,可以看成是具體情景中的行為規范在決策者頭腦中的原型圖式。高水平識解促進人們基于原型圖式來表征復雜、模糊的問題,因而更傾向于做出關于事件“好與壞”、“對與錯”的判斷。由于倫理原則的抽象性,決策者只有在采用高水平識解去表征問題時,才會更清晰地認識到倫理誘惑情景隱含的倫理原則,而不被情景細節的表象信息所迷惑。

其次,高水平識解更關注主要核心特征,忽視次要邊緣特征;關注抽象標準,忽視具體標準。倫理誘惑下的決策是對多重標準的權衡,不同標準之間的優先順序直接影響人們對具體行為的選擇。在倫理誘惑情境中,存在著多重標準,有限認識能力使得人們只有可能遵循一部分標準,然后基于個人效用判斷做出選擇。識解水平理論表明，決策選項的效用判斷并不簡單取決于事件的客觀特征,還受到決策者對問題表征、決策標準采納的影響(Trope&Liberman,2010)。當決策者采用高水平識解方式表征決策問題時,整體的、高階的和抽象的識解特征對決策效用的影響更明顯;當低水平識解方式主導決策者的問題表征時,非結構化的、細節化以及情景化信息的識解特征才更能影響決策行為的選擇。所以,高水平的識解表征使得抽象的倫理原則成為效用判斷的依據,而低水平的識解表征使得具體的步驟、收益、可行性等因素成為決策的標準,反而忽視了倫理原則。

以篇首提到的“炸油餅”為例,揉面、放油、賣餅、賺錢是對這一事件的具體表征,是低水平的識解;優質服務、品牌建設、商業理想是對事件的高水平識解。同樣,對于“炸油餅時弄地溝油、缺斤短兩”這一事件,當人們采用高水平的識解進行表征時,更容易拿它與抽象的原型圖式進行匹配度比較,形成事件是否符合倫理原則的判斷。而采用低水平的識解進行表征時,更會把它看成一種做生意的手段與步驟,根據成本效益、可行程度等標準做決策。用通俗的話說,對一個問題的認識高度,決定了人們的行為選擇。在接下來的文獻討論中,我們把識解水平對倫理決策的影響機制歸納成為兩條路徑5類不同的證據。

三、識解水平理論對倫理決策的影響

根據識解水平理論,當采用高水平識解時,人們基于倫理原則這樣的抽象特征來表征誘惑問題,形成關聯倫理原則的判斷,更能意識到行為的長遠意義,有利于促進倫理行為;反之,當采用低水平識解時,誘惑本身會被表征為一種工具性的實質收益,單獨、分離地看待具體行為,“當局者迷”,更容易導致非倫理行為。

1.高水平識解促進倫理行為

具有高水平識解特征的決策者關注倫理原則,超越“就事論事”,透過復雜、冗余的事件信息,認識到超越場景的行為準則,促進倫理行為。以下3個方面的證據表明了高水平識解對倫理決策的促進作用。

（1）高水平識解促進“行為是否符合倫理原則”的取向性認識

高水平識解促進人們對事件的原型化表征,從而會使人們在面對倫理誘惑時,更明了地劃分事件類別特性,辨別行為的“好與壞”。

價值觀的研究說明了識解水平對倫理決策的影響。首先,高水平識解會使得人們對于抽象原則、價值的認識更加清晰,不受到具體場景因素、限制條件的迷惑。在人們的價值觀中,如榮譽、公平、生命等這些保護性價值(protectedvalue)是高度概括的原則,并不會因為其他利益(比如金錢)而做出讓步(Baron&Spranca,1997)。但Baron和Leshner(2000)發現,在具體問題場景中,人們對保護性價值的堅持并不嚴格,會為某些利益采取微小讓步。同時,價值觀對于行為的預測也會受到識解水平的影響。Eyal等人(2009)的研究證明,相對于近期,人們的價值觀能夠更好地預測遠期行為。遠期行為場景激發了人們的高水平識解,從而使人們更好地排除干擾,清晰地意識到抽象的價值觀。

有關“德行與惡行”(virtue/vice)的研究表明,在高水平的識解模式啟動下,人們對行為選項屬于“德行”還是“惡行”的認識更加清晰。研究表明,當對被試進行高、低識解水平啟動后,讓他們對40個詞語(包含10個誘惑性詞語)進行積極性和消極性評價。結果顯示,啟動了高識解水平的被試相比于啟動低識解水平的被試,對積極詞語的評價更高,對誘惑性詞語的評價更低(Fujitaetal.,2006)。這個結果也顯示了高水平識解的決策者能夠更清晰地辨別“德行與惡行”,對“好與壞”做出傾向性更明顯的評價。心理距離引起的識解水平變化也會導致人們對“好與壞”的評判更顯著。Eyal等學者(2008)讓被試想象在不同時間距離(明天/明年)的情景中,寫出能夠最好地描述3個違背倫理事件的句子,然后對句子的錯誤程度進行評價。結果發現,對于同一事件,在遠期發生時被試傾向于采用更抽象的語句,對其違背倫理的惡劣程度的評價也顯著高于近期發生時的評價。

總之,在倫理誘惑決策情景中,高水平的識解方式使人們對事件的表征更加凸顯抽象意義,表現出事件“好與壞”特性,促進人們意識到隱含在倫理誘惑問題中的倫理原則。倫理意識的產生有利于人們啟動自我控制,做出符合倫理原則的行為。

（2）高水平識解促進與倫理原則一致的執行行為

倫理決策的核心是行為是否符合普遍的社會規范,社會規范的取向是與人類社會的長遠利益相一致的。Monin等人(2007)認為在倫理誘惑場景中,人們對長遠的總體目標表現出承諾,但在執行過程中會被“短期誘惑”所迷惑。Hershfield等在研究中也提到,短視是導致非倫理行為的關鍵因素(Hershfield,Cohen,&Thompson,2012)。高水平識解與更遠的心理距離會使決策者采取與長遠目標相一致的行動,促進決策者產生符合倫理原則的行為。

識解水平與心理距離密切相關,兩者都能夠使決策者從更遠未來的角度思考問題,促使人們做出與長遠理性一致的行為。當人們面臨著跨期決策時,內心存在兩個矛盾的自我：“想要自我”和“應該自我”(Rogers&Bazerman,2008)。“想要自我”反應在與情緒、沖動有關的行為中;“應該自我”與理性、思考、冷靜的決策有關。關于“想要/應該自我”的研究表明,時間距離有利于高水平識解表征的形成,影響人們遵循長遠利益原則采取行動。Milkman等人(2009)的調查表明,人們在選擇電影時,內心沖突表現很明顯。當觀看時間還沒有到時,他們選擇有教育意義的“應該自我”電影,但是在實際看電影時,會選擇搞笑輕松的“想要自我”電影。同樣,人們在選購食品時,也有類似問題。送貨時間越長,人們越傾向選擇與健康目標相一致的食品,比如綠色、粗纖維的食品(Milkmanetal.,2010)。

當面臨倫理誘惑問題時,把問題場景鎖定在未來,能夠促進未來鎖定效應(futurelock-ineffects)的產生,使得人們產生高水平的識解表征,做出符合長遠目標的選擇。未來鎖定會使得被試對節能公共政策、自我改善、慈善捐款等方面倫理問題表現出更多支持。Rogers和Bazerman(2008)在包含4個實驗的系列研究中證明,在遠距離未來的情境中,人們更會考慮“應該自我”,更有意愿促進理想目標的達成。研究者讓被試寫出決策選擇的原因,事后內容編碼表明,人們傾向于用低水平的原因去識解當下行為,而傾向于用高水平的特征識解未來行為。識解水平特征在時間距離與決策行為之間起到了顯著的中介作用。社會距離同樣會促進人們做出與長遠理性一致的行為。Danziger,Montal和Barkan(2012)研究發現,當決策者面臨每周需要投入3個小時參加扶貧志愿者活動的問題時,社會距離比較遠的建議者相比于面臨問題的實際決策者,對這項活動表現出更高的支持,而不同組別的被試對高、低水平識解特征的強調也有顯著差異。

以上研究表明,高水平識解和心理距離能夠促使決策者在面對某個情景的多重效用特征和標準時,更偏好那些具有全局性的、符合長遠目標的效用特征,從而做出與倫理原則一致的行為選擇。

（3）高水平識解促進決策者的自我控制

Monin等(2007)認為,倫理誘惑情景中人們之所以違背倫理,是因為決策者無法有效實現自我控制,不知不覺地違背了原則。倫理誘惑往往能夠給人帶來“即時滿足”體驗(比如,金錢利益、獎勵)。“即時滿足”是在當前時間點上,低水平特征效用對決策者產生的吸引力,而自我控制強調抓住事物核心的、與長期目標關聯的高水平特征,研究證據表明,高水平識解與自我控制具有一致性,能夠促進決策者的自我控制。

有關自我控制的研究表明,高、低水平識解方式將會激發不同的自我控制傾向。高識解使人們對事件主要的、高階特征賦予更高權重,更加偏向于延時的、更多收益的行為,促進自我控制(Fujitaetal.,2006)。Fujita等(2006)對被試實施高、低識解的啟動以后,讓他們填寫在延遲、即時情況下,分別愿意為4種物品(最喜愛餐廳的折扣券、DVD機、書店優惠券、電影票)支付多少錢。結果發現,高水平識解的被試能夠更加理性判斷,做出與長遠利益一致的選擇。自我控制也表現為決策者能夠克制當前沖動,保持對延時效用目標的追求(Metcalfe&Mischel,1999)。倫理與人們頭腦中的遠期的延時效用結合在一起,是長期的、應該做的、正確的行為。因此,我們推斷,高水平的識解表征使人們更清晰地認識到目標的延時效用,做出更偏向于未來選項的行為,表現出更小的時間折扣效應。

高水平識解不僅能夠使決策者克制對當下誘惑的偏好,同時也使他們對誘惑保持更清晰的認識,給自己設定相應的管理機制,進行前瞻性自我控制(prospectiveself-control)。Fujita和Roberts(2010)通過實驗證明,高水平識解的人會提前對自己施加自我控制措施,以保證長遠目標的實現。通過識解水平啟動,在同樣意識到節食重要性的被試中,高水平識解的被試更傾向于選擇組合食品(choicebracketing),以防止自己攝入過度熱量。同樣,他們也更愿意承諾支付更多的違約費用,以避免自己做出違背承諾的不誠信行為。倫理誘惑情景中,倫理決策表現為成功地“堅持倫理原則”,不因即時、短期的滿足感而服從誘惑,產生非倫理行為。這種自我控制機制,同節食減肥、體育鍛煉以及折扣券偏好等活動中體現出的自我控制機制類似。因此,我們推斷,高水平識解對自我控制的促進同時也會體現在倫理誘惑情景中,高水平的識解能夠前瞻性地設定自我管理機制,促進人們做出倫理行為。

2.低水平識解導致非倫理行為

也有相關研究證據表明低水平識解的表征方式會導致非倫理行為的產生。倫理誘惑情景中的低水平識解意味著對問題采用具體、細節性的表征,因而更注重眼前的利益得失,放棄倫理原則,忽視未來的長遠目標。所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低水平識解更容易導致決策者陷入短視與狹隘眼光,逐步突破倫理底線,產生非倫理行為。

（1）低水平識解強調目標/行為的工具性特性

低水平的識解表征集中于具體的、情景化的、低階的特征,聚焦于實用、工具性的目標,忽視原則性、意義性的目標和價值。目標可以分為具體目標與抽象目標：具體目標與某一次行為的結果有直接聯系,而抽象目標表現出個人特質(Fujita&MacGregor,2012)。低水平識解使管理者將注意力過分地集中于具體、狹隘的目標,而忽視目標抽象意義層面的要求(Ordóez,Schweitzer,Galinsky,&Bazerman,2009)。
當目標更多地體現出具體的低水平特征時,由于注意力范圍的限制,會促使人們只注意到有限范圍內的具體要求,而忽視目標的本質要求。Staw和Boettger(1990)的實驗很好地表明了狹隘目標所造成的危害。實驗要求被試校對包含語法和內容錯誤的語句。研究者們發現那些被要求“做到最好”的學生被試相比那些被明確要求“糾正錯誤”的被試,更能注意到目標背后的意義。同樣,在目標設置研究中也發現,為被試設定“具體目標”會比要求他們“做得更好”,讓被試產生更多非倫理行為(Schweitzer,Ordóez,&Douma,2004)。當面對具體標準的目標(meregoal),被試意識到自己無法達到的時候,就會更加傾向于產生過高估計自身績效、進行欺騙等非倫理行為。具體目標也會使人們在達不到標準時,扭曲對違背倫理行為的成本效益估計,更加容易屈從于倫理誘惑。

低水平的目標與事件的具體、細節特征相關。決策者面臨具體任務情境,容易忽視目標意義,在特定情境中產生工具性行為,違背倫理原則。低水平的問題識解更加容易激發對實用性自我的認識,導致決策者更偏好目標的工具性收益(Kivetz&Tyler,2007)。在他們的研究中,工具性收益指目標的未來正面結果(比如金錢等),通常是外源的;理想性收益是指人們對目標意義的認識,是內源的認同。倫理原則是抽象于不同情景的價值標準,與人們的內心認同更有關系。Kivetz與Tyler(2007)的研究結果表明,低水平識解會導致人們更加偏向于工具性收益。同樣,外源性的目標本身也更容易導致非倫理行為。vanYperen,Hamstra和vanderKlauw(2011)的研究表明,當設定了同他人比較的競爭性目標時,人們更容易產生非倫理行為。當人們被要求以“做得比別人好”的行為準則來完成任務時,相對于以“做得比自己以前好”為準則的人們,更傾向于為了夸大考核績效,而不按實驗要求實施操作,表現出欺騙行為。

概括地說,低水平識解聚焦于目標的低階特征,會使得人們受制于目標實現過程中的步驟、可行性及收益等具體特征。這些特征隨著情景的變化而變化,包含著多種冗余信息,容易干擾人們對抽象倫理原則的認識,帶來違背倫理原則的行為。

（2）計算式思維模式導致違背倫理原則的行為

計算式思維(calculativemindset)是通過“成本——收益分析”來做決策的思維方式,是經濟學、戰略管理、決策中理性原則的體現(Wang,Zhong,&Murnighan,2011),與之密切關聯的是深思熟慮型的決策模式(Zhong,2011)。當處于倫理誘惑中時,計算式思維會促進人們尋求從誘惑中取得收益,獲得即時滿足感。Bennis,Medin和Bartels(2010)的研究表明,計算式思維將倫理決策量化成一種基于交換的決策方式,阻礙內在的道德價值的加工,從而會導致非倫理行為。有研究表明,關于金錢的思維啟動會使得人們變得更加關注自身利益,更加貪婪(Vohs,Mead,&Goode,2006),而即便是計算式思維模式不帶有金錢色彩,還是會導致人們做出違背倫理的決策行為(Wang,Malhotra,&Murnighan,2011;Wang,Zhong,&Murnighan,2011;Zhong,2011)。

Haidt(2001)認為,對于很多倫理決策,人們是無法說明理由的,而僅僅是一種基于直覺的整體判斷;而可以進行量化計算的選項是具體的。低水平的識解表征更加關注細節、具體特征,也就是針對倫理誘惑情景進行細化加工。我們推測,人們通過深思熟慮,不斷地分析、比較不同行為的收益和損失,將會關注行為具體的、可及性特征,是低水平識解的表征方式。最近的倫理決策研究也表明,啟動深思熟慮的決策方式與計算式思維模式,也都會導致非倫理行為的產生。深思熟慮關注當下效用最大化,傾向于對目標達成的步驟和過程進行細致分析,這也是低水平識解的特點。這種認知加工模式會因為過分考慮決策過程和步驟而忽視行為整體所具有的意義價值。Zhong(2011)發現對倫理問題采用深思熟慮決策方式的決策者,更傾向于做出違背倫理的行為。在實驗中,研究者用數學計算題和按直覺回答問題對被試進行深思熟慮型與直覺型思考的啟動。在隨后任務中,采用深思熟慮型的被試說謊傾向更嚴重,在人際游戲中表現出來的捐款意向、利他行為意向也會更低。Wang,Zhong等(2011)的研究也表明,在采用閱讀凈現值計算題進行計算式思維模式啟動后,決策者更傾向于維護自身利益,更加容易做出欺騙、說謊等違背倫理的行為。

當面臨當前場景的具體任務時,人們也傾向于啟動計算式思維這種低水平識解的表征方式,關注細節得失、以及當前目標的可及性,短視地聚焦于當前利益,忽視可能的、具有毀滅性的遠期負面結果。Schweitzer等(2004)認為,目標距離與欺騙行為之間存在聯系。當實驗設定的目標沒有達到時,被試的績效水平離目標標準越近,就越傾向于通過欺騙來達到績效標準。被試覺得違背倫理原則的成本收益比很高,堅持原則造成的損失也就更大,因此更有理由做出權宜之計。

總而言之,計算式思維關注每個行動步驟的成本和收益的計算。人們容易在計算細節過程中,忽視對總體行為目標的抽象意義的“好與壞”判斷,從而迷失在利益計算、細節關注的叢林中,做出非倫理行為。

四、研究爭議與展望

對于倫理誘惑的識解水平,已有的研究證據集中在價值認識、多重自我、自我控制等相關概念的佐證,但到目前為止,并沒有直接證據系統表明這二者之間的直接影響,而且有些研究證據之間還存在著矛盾。根據已有研究,我們認為以下3個方面命題值得進一步關注。

1.不同識解水平操作的效應爭議

前文研究證據表明,高水平的識解表征促進倫理行為,但也有一些證據與此矛盾。其中一個重要的爭議在于不同研究對自變量識解水平采用了不同的操作方法,而操作方法差異有可能引起結果的不同。在Eyal等人(2008)的研究中,研究者使用心理距離操作被試的識解水平,得到遠心理距離更能激發對倫理的知覺,使得被試遵守倫理原則。Gong和Medin(2012)挑戰了已有證據,他們采用啟動方法操作識解水平,再讓被試對經典倫理問題進行判斷。結果發現,識解水平越低,人們越容易遵守倫理原則。盡管這是目前可以檢索到的唯一與前文歸納直接相左的研究證據,也一定程度說明了進一步驗證的必要性。Gong認為,實驗樣本具有文化差異,Eyal等采用的是以色列樣本,相比美國樣本更加善于控制情緒,但這個解釋理由并不夠充分。

Lammers(2012)的研究表明,采用高水平識解的決策者更容易做出偽善(hypocrisy)判斷。進行識解水平啟動后,Lammers分別要求被試對倫理問題情景進行評價。結果顯示,高水平識解使得人們有更多的解釋彈性。抽象思維的決策者會降低對自己的倫理要求,但對他人則采用更高的倫理標準。Lammers的研究從側面顯示了識解水平也會對倫理判斷產生不同的影響,在他的研究中,采用了啟動效應操作識解水平,所以這種影響也有可能是識解水平的啟動操作與心理距離操作的差異造成的。

正如Gong和Medin(2012)所認為,識解水平對倫理誘惑的影響關系,現在給出結論仍然為時太早,多個角度、不同樣本、多種方法的實證研究是迫切而且必要的。Trope等人的經典研究認為,心理距離與啟動操作具有同樣效果,但最新研究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這二者對情緒的影響是有差異的(Williams,Stein,&Galguera-Garcia,2012)。這些矛盾結果是由于操作方式所引起,還是因為理論缺少對其他變量的考慮,研究者可以通過多樣本、多方法的效度驗證,進一步鑒定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影響,核實變量的理論關系。

2.倫理誘惑問題情景的差異

Tenbrunsel和Smith-Crowe(2008)的權威綜述認為,倫理決策概念根植于問題情景,給出脫離場景的概念界定并不合適。在現有倫理決策的研究中,采用的情景決策任務也不盡相同。這種對因變量操作的差異也會造成研究結論不一致。

多數文獻所采用的倫理問題情景是經典的Haidt,Koller和Dias(1993)的任務,讓被試對典型的非倫理行為情景進行接受程度評判。在識解水平對倫理決策的影響研究中,有研究者采用這些經典任務,也有的自行開發類似結構的任務情景(Eyaletal.,2008;Gong&Medin,2012)。在有關多重自我、德行惡行的研究中,也有采用減肥決策、公共政策、自我改善、自我控制等其他相關任務操作理論概念(Rogers&Bazerman,2008;Fujita&Roberts,2010)。最近文獻中,更多采用自我欺騙、說謊、利他行為等人際游戲任務實現操作(Chance,Norton,Gino,&Ariely,2011;Hershfieldetal.,2012;Zhong,2011)。商業倫理是最近討論的熱點問題,但目前缺乏被大家所認可的決策測量情景。所以,針對不同問題情景,采用相同倫理概念設計操作,才能保證實驗的構思效度。

倫理誘惑情景的核心是在當前條件限制下,人們違背心目中理想的、長遠的倫理原則,或者對倫理原則做出讓步、折扣等現象,是在倫理決策中的一種自我控制失敗。這也是Monin等(2007)界定的倫理誘惑的核心。但是倫理決策的情景是多變的,根據情景特征與理論界定,進一步設計具有代表性決策任務、欺騙任務、人際游戲等多種情景,對于提升研究效度,驗證理論影響關系,排除其他可能解釋,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也能為商業倫理問題提供有效的對策及建議。

3.高低水平識解轉換的影響

目光短淺(shorthorizon)是造成非倫理行為的重要因素(Hershfieldetal.,2012),心理距離可以解釋背后的理論關系。Trope和Liberman(2010)認為這二者的聯系是由于人們成長過程中的認識規律所產生的。由于認識能力的限制,人們在看待遠距離事物的時候只能看到整體、抽象與概括,而認識近距離事物時更能看到局部、具體與細節,久而久之,在人們頭腦中就形成了兩者的緊密聯系。內隱聯系測驗(ImplicitAssociateTest)的結果也證明,遠距離與高水平的識解特征聯系更緊密(Liberman&Trope,2008)。當近距離的局部細節特征充斥了頭腦以后,人們對總體抽象的倫理原則就會不敏感。面對倫理誘惑情景,人們身處其中地近距離體驗,更容易為問題情景所限制,而看不到當前決策是否違背了長遠的倫理原則。正如古詩所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但是優秀的決策者可以通過對低水平的情景特征提煉,形成高水平的識解表征,就能更清晰地認識問題背后的倫理原則,也就是Trope等所說“透過現象看本質”(transcendingthehereandnow)。高低水平識解方式的轉換能夠讓人們把當前行為與未來的自我認同聯系起來,類似于頭腦中連接4種不同心理距離的橋梁(Liberman,Trope,&Rim,2011)。那么人們的哪些思維特征影響了高低水平識解表征的轉換？這與心理距離又有什么關系？最新研究對此有所解釋,Hershfield等(2012)證明未來自我連續性是影響倫理決策的重要因素;自我——他人的心理接近性也會影響對倫理問題的認識(Gino&Galinsky,2012)。具有優秀思維轉換能力的決策者,可以在近期決策情景中認識到抽象的倫理原則,同樣對遠期情景也可以進行細節計算與計劃安排。這種思維的轉換特征對倫理決策的影響可能比心理距離更加關鍵。對此命題的研究仍然是剛剛開始,研究者仍需要進一步驗證不同心理距離轉換特征、維度間的相互影響機制,才能為倫理誘惑情景的識解機制提供更穩固的理論基礎。

本文作者：嚴進 樓春華 單位：浙江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