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30年中國俄蘇文學史研究的基本面貌

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出現了包括通史、斷代史和史話在內的近十種俄蘇文學史著作，而且與以前比較，研究的視野、角度、方法和規模有了質的飛躍。按出版年份排列的話，1980年代出現的文學史著作主要有:易漱泉等編寫的《俄國文學史》、臧傳真等主編的《蘇聯文學史略》、雷成德主編的《蘇聯文學史》、劉亞丁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史綱》、彭克巽的《蘇聯小說史》、李明濱等主編的《蘇聯當代文學概觀》、徐稚芳的《俄羅斯詩歌史》、馬家駿等主編的《當代蘇聯文學》和曹靖華主編的《俄國文學史》等。這里既有縱覽俄蘇文學發展的全過程的通史，也有斷代史、文體史、簡史和史話等。在通史類著作中，曹靖華本和易漱泉本最為豐厚;斷代史著作中，李明濱本和劉亞丁本值得關注;文體史著作中，彭克巽本和徐稚芳本頗有特色。1980年代的俄蘇文學史編撰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它們顯示了中國在這一研究領域所達到的水平，對中國俄蘇文學研究擺脫庸俗社會學的困擾起了積極作用，也為今后架構新的文學史體系和取得研究方法上更大的突破打下了基礎。少數優秀的史著至今仍在發揮它的作用。當然，這些文學史著作的總體框架大都仍遵循著傳統的格局。這個格局與1950年代以季莫費耶夫的《俄國文學史》為代表的蘇聯式的文學史寫作模式的影響有關。這是三段論式的模式:社會背景、文學概況、主要作家。這種模式的優點在于文學發展歷程清晰，重點思潮和主要作家作品突出;缺點是形式和內容的二分法寫作思路，重社會歷史分析和階級分析，輕作品本體的審美觀照。寫作框架自有其優劣，且不做評論，但重階級分析的痕跡在1980年代中國的外國文學史編撰中仍較明顯。這一時期的俄蘇文學史編撰基本不涉及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俄羅斯文學(即所謂“白銀時代文學”)，有的著作對非主流的文學籠統地加以否定，稱之為“資產階級頹廢派文學”。

進入1990年代，中國的俄蘇文學史編撰有了新的發展，共出版了20多部俄蘇文學史。其中主要有:黎皓智的《蘇聯當代文學史》、許賢緒的《當代蘇聯小說史》、曹靖華主編的《俄蘇文學史》(后兩卷)、馬家駿的《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朱憲生的《俄羅斯抒情詩史》、葉水夫主編的《蘇聯文學史》、汪介之的《現代俄羅斯文學史綱》、劉文飛的《二十世紀俄語詩史》、倪蕊琴和陳建華的《當代蘇俄文學史綱》、許賢緒的《20世紀俄羅斯詩歌史》、李明濱主編的《二十世紀俄羅斯非主潮文學》、李輝凡和張捷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等，其中通史8部，斷代史13部。通史類著作中，曹靖華主編的《俄蘇文學史》(三卷，其中第一卷在1980年代出版)和葉水夫主編的《蘇聯文學史》(三卷)體量較大，資料翔實，內容豐富。這一時期，俄蘇文學史的編撰得益于學術環境的改善和專業研究人才的涌現。這十年的文學史數量較前十年是一個量的飛躍，幾乎翻了一番;學界在保持對通史的關注的同時，將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白銀時代和當代等斷代史;研究更具個性化，文學史的分期也開始多樣，更加注重從文體和審美角度評述文學現象;“重寫文學史”的討論引發了文學史編寫者對文學史觀的反思和對相關問題的思考;文學史寫作的類型開始多樣，研究的視角更加細致，總體上體現了1990年代國內學界在俄蘇文學史研究領域所達到的高度。新世紀前十年，中國的俄蘇文學史編撰仍較為活躍，出現了近20部相關著作，有的著作更多地顯現出個性色彩。這一階段的主要著作有:李毓榛主編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譚得伶等的《解凍文學和回歸文學》、張冰的《白銀時代俄國文學思潮與流派》、任光宣主編的《俄羅斯文學簡史》、劉文飛的《插圖本俄國文學史》等。這一時期，雖缺少如上一時期那樣的厚重的文學史著作，但斷代史，特別是現當代史頗有特點;對蘇聯文學的反思仍延續到新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的編撰之中;學界對如何評價白銀時代文學和蘇聯主流文學等文學現象上仍存在較大分歧;出現了以史料編撰為主的著作，它們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史著作，但因密切關注俄羅斯文壇的新動向，提供了翔實資料，對文學史建構也很有幫助。

二、“重寫文學史”的提出和文學史觀的變化

“重寫文學史”概念的提出，在近30年我國俄蘇文學史編纂歷程中具有重要意義。20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政治環境和文化環境的逐步寬松，蘇聯學界開始質疑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標準統轄一切的文學史寫作模式，主張除主流文學外，應該將非主流文學納入俄蘇文學史的框架。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學術界對20世紀俄羅斯文學經典的看法有進一步的調整，“重寫文學史”提上了議事日程。例如，莫斯科大學編寫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教學大綱》(1994)、斯米爾諾娃主編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1995)和阿格諾索夫主編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1999)，在重點作家的選擇上分別為49位、16位和26位，這些作家中既有傳統的經典作家如高爾基和肖洛霍夫等人，也有過去曾遭批判的或在蘇聯境外創作的僑民作家，如勃洛克、布寧、阿赫瑪托娃、扎米亞京、布爾加科夫、普拉東諾夫、索爾仁尼琴和布羅茨基等人。盡管這些大綱和著作所關注的作家有所不同，但有相似性，即新增作家的數量超過原主流作家，而別德內依、奧斯特洛夫斯基和法捷耶夫等作家從重點作家的名單中消失。上述選擇從側面反映了當代俄羅斯學界文學史觀的調整。俄羅斯學界的調整引起了我國學界的思考。1993年，周啟超在《國外文學》刊物上發表《“20世紀俄語文學”:新的課題，新的視角》一文。文章對“20世紀俄語文學”作了如下界定:“在時間跨度上，‘20世紀俄語文學’指的是1890年以來將近一百年來的俄語文學發展進程中所出現過的全部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實踐。它不以1900年這一自然的紀元年度為起點，更不以1917年十月革命這一社會政治事件為界限，而是以上世紀最后十年間俄羅斯文學新格局的生成為開端，即以古典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終結，以及新型的現實主義文學與新生的現代主義文學所普遍表現出的對‘文學性’的空前自覺為標志，俄羅斯文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世紀;在空間范圍上，‘20世紀俄語文學’指的是運用俄羅斯文學語言、滲透俄羅斯文化精神的所有文學創作。”這一時空的界定包含著“重寫文學史”的思考。《俄羅斯文藝》隨即辟專欄對此展開了討論，陸續刊載的文章主要有:周啟超的《直面史實，走出誤區》、陳建華的《也談“20世紀俄語文學”的新架構》、張建華的《尋求新的突破》、任光宣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之我見》、汪介之的《階段性: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的一個參照點》、謝天振的《從比較文學角度著重寫俄蘇文學史》、陸肇明的《蘇聯文學的個性》、吳澤霖的《蘇聯文學發展的獨特性和我們的研究方法》、余一中的《重新審視蘇聯文學》、劉亞丁的《面與線:建構俄羅斯文學史的框架》和何云波的《世紀末的回眸》等。

討論主要圍繞概念的提法和內涵問題、文學史的總框架問題、研究的方法問題等展開，關鍵是如何重寫文學史。討論中，有的學者強調將“顯流文學”、“潛流文學”與“僑民文學”作為架構文學史大廈的三塊“基石”;有的學者認為應當把用俄語創作的非俄羅斯作家的文學創作納入;有的學者認為，20世紀文學史可分為白銀時代、變遷時代、滑坡時代、“解凍”與“停滯”時代、改革時代、解體以后幾個階段;有的學者則建議用三分法，即爭奪文化霸權時期、中心話語與邊緣話語對話時期、眾聲喧嘩時期等。學者們的見解不盡相同，“但它卻表明中國文壇傳統的俄蘇文學史研究正在走向一個新的層次。”專欄討論的時間是有限的，但關于文學史觀和研究方法更新的思考卻是持久的，影響深遠。從后來召開的學術會議、相關期刊中出現的論爭，以及而后的文學史編撰實踐中可以見到這一點。如1995年在北京大學召開的全國高校外國文學教學研究會的年會就以“文學史重構與名著重讀”為主題。在這次會議上，李明濱介紹了俄羅斯編撰的《蘇聯文學史》十年三變的情況，任光宣指出了國內高校在俄蘇文學史教學中存在的問題，陳建華提出了新文學史架構的設想，胡日佳和徐家榮等重新評價了俄蘇文學史中的某些文學現象。在期刊上有關的論爭也持續不斷。如關于李輝凡和張捷撰寫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1998)的論爭就是一例。對這部由長期致力于俄蘇文學研究的著名學者撰寫的頗為厚重的文學史著作，有人給予了強烈的質疑。余一中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能夠這樣寫嗎?》一文指出了該書存在的諸多問題，特別是文學史觀的陳舊。該書中對布爾加科夫、扎米亞京、索爾仁尼琴等非主流作家的具體論述中多有指責，如稱布爾加科夫“用他本人帶色的善惡標準和道德觀來衡量蘇聯二三十年代的社會生活，既沒有客觀、歷史的眼光，更沒有辯證、發展的視力，因此，他的觀察是片面的”。質疑者認為，這是因為該書的作者“受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和蘇聯文學教條的影響”所致。然而，贊美該書的文章也不罕見。有人撰文稱贊該書作者運用的是“科學的文學史觀”，該書“最大特點”是用這一史觀“描述20世紀俄羅斯文學版圖”:“作者用敏銳的目光和辯證的思維，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本世紀俄羅斯文學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在曲折而又崎嶇的發展道路中廓清了各種不同的文學思潮、流派的面貌。”［不僅在對該書的評價上，在對俄蘇文學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評價和定位上也有過激烈的論爭。學界在如何重寫文學史存在著明顯的分歧。

毫無疑問，“重寫文學史”概念的提出受到了俄羅斯學界史觀的變化和中國文學界“重寫文學史”的討論的影響，但最根本的還是基于中國俄蘇文學界對舊的文學史模式的反思。具體的問題可以討論，但陳舊的文學史觀的革新是必須的。有人曾將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文學史模式歸納為五個方面:(1)機械的他律論，以相對忽視文學自身規律的社會決定論來支撐文學史的研究;(2)傳統文化與治史模式，用治史的方法治文;(3)自律性的失落與形式研究的貧乏，忽視文學自身的特殊規律;(4)忽視文學史內部的流變研究，缺乏整體觀和系統觀;(5)體例的僵化與研究主體性的失落，社會環境、作家介紹、作品分析三者機械的拼貼相加成了通行幾十年的編寫模式。學者們本著科學求實的精神對以往的文學史模式進行反思，對較為單一的文學史觀和寫作手法加以矯正，更加注重文學的本體和審美價值，倡導文學史作者的個性和創新意識，這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盡管編撰更為多元的和科學的文學史并非一蹴而就的事，但這個趨向已不可逆轉。

三、對若干文學史成果的剖析

近30年來，我國出版的幾十部俄蘇文學史中，通史和斷代史占了絕大部分，其他還有文體史、思潮史和史料史等。通史類著作應該是指描述從古至今的俄羅斯文學發展歷程的著作，但是為了敘述的方面，本文將整體通史和大斷代(19世紀、20世紀)史著列為一類。這樣的史著總數有近40部，約占全部文學史著作的三分之二。俄蘇文學整體通史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曹靖華等主編的《俄蘇文學史》。在一百多萬字的篇幅中，描述了俄國古典文學和蘇聯現當代文學發展的全過程。全書材料詳實、線索分明。質量較高的是第一卷，該卷在材料的確切和豐富、編排的嚴謹和合理、評述的準確與深入上都頗有特色。但是，該書在第一卷與第二卷之間空缺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段(即“白銀時代”)的文學現象，各卷之間的學術水準有一定距離，總體框架仍遵循傳統的格局。該書第一卷《俄國文學史》曾在1990年代初獲國家優秀教材特等獎，并在2007年重版。《俄國文學史》編撰態度的嚴肅和認真，以及古代至19世紀末的文學在文學史觀波動的年代里的相對穩定性，使這本史著獲得了較為長久的生命力。當然，大部分的通史篇幅并不大，但這類著作也有其特色，如1980年代的《俄蘇文學史話》(周樂群等，1987)，1990年代的《俄羅斯文學簡史》(蘇玲等，1993)，新世紀的《插圖本俄國文學史》(劉文飛，2010)等。這種特色除了簡明扼要外，主要體現在文學史觀上。如《插圖本俄國文學史》，由個人撰寫，文字精練，沒有一般通史著作詳盡的背景史料、作家生平和作品情節的描述。列專章的重點作家有六位，分別是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高爾基、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20世紀的三位作家的選擇顯然含作者的偏愛，是否恰當可商榷，但個性鮮明。這本史著的學術含量并不是很高，仍屬于面向愛好者的較為通俗的著作，但全書的架構和文字渾然一體，評點簡明而有見地。個人撰寫的文學通史也會有它的不足，但比起千篇一律的面目，這種個性化的努力是應該提倡的。

以19世紀的俄國文學作為主要描述對象的文學史著作中，最早出現的是由易漱泉等人編寫的《俄國文學史》(1986)。書中關于19世紀俄國文學發展的分期基本上遵循的是列寧對俄國解放運動的三個階段的論述，這是相當傳統的分法，好處是能較清晰地闡明俄國文學與社會思潮緊密結合的特點，但也容易出現機械對應的缺憾。事實上，該書的長處和不足確實與此有一定的關系。相比較，劉亞丁的《十九世紀文學史綱》(1988)以西方文化與俄羅斯文化在19世紀俄羅斯文學中的沖突和對話為線索，運用文化研究和比較研究的方法，探討19世紀俄羅斯的文學現象，更有新意。以20世紀俄蘇文學為描述對象的通史類著作又可分為蘇聯文學和20世紀俄羅斯文學兩種。蘇聯文學通史中較早問世的是1980年代的邊國恩等主編的《蘇聯文學史略》和雷成德主編的《蘇聯文學史》，體量更大的則是1990年代的葉水夫主編的《蘇聯文學史》(1994)。后者分三卷，前兩卷從思潮、文論和文體等方面全方位地介紹了蘇聯文學的發展進程，其中“文學思潮與文學理論”部分比一般的文學史占據更重要的位置;第三卷為作家論，對蘇聯各民族的50位作家作了評述。另有兩部同名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除李輝凡和張捷合著的外，另一部在新世紀初年出版、由李毓榛主編，①該書較為全面和準確地反映了文學發展的史實。編者分五個階段描述歷史，并選擇了17位代表作家加以重點介紹，其中既有以往的主流作家，也有曾被打入冷宮的阿赫瑪托娃、布爾加科夫和索爾仁尼琴等非主流作家，視角、評點和敘述風格有一定的新意。此外，1990年代后期陸續出版的劉亞丁的《蘇聯文學沉思錄》、何云波的《回眸蘇聯文學》、劉文飛的《文學魔方———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嚴永興《輝煌與失落:俄羅斯文學百年》和董曉的《理想主義:激勵與灼傷———蘇聯文學七十年》與《烏托邦與反烏托邦:對峙與嬗變———蘇聯文學發展歷程論》等著作，不少在架構上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史著作，但有鮮明的構建新文學史觀的意識，它們也以自己獨特的視角參與了這一歷史時段的俄蘇文學史的建設。

斷代史以蘇聯當代文學和“白銀時代”文學史為主。以蘇聯當代文學為描述對象的著作有7本之多，大多出版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后期。這些著作各有特色。李明濱和李毓榛主編的《蘇聯當代文學概觀》(1988)除以概述統領全書外，分小說、詩歌和戲劇三編對該體裁及相關的18位作家進行了介紹。黎皓智的《蘇聯當代文學史》(1990)沒有重點作家的分析，而是以史為經，以論為緯，從文藝思潮的發展、文體形式的演變、批評模式的拓展等角度，對文學史料進行選擇和闡述。倪蕊琴等的《當代蘇俄文學史綱》(1997)的書寫范圍除蘇聯文學外，還涉及了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文學。該書對蘇聯當代的小說創作、文學的歷史反思、“解凍文學”和“回歸文學”等問題，都有較為深入的探討。以“白銀時代”命名的文學史有4部。李輝凡的《俄國“白銀時代”文學概觀》(2008)闡明了“白銀時代”的概念，通過作家作品及理論著作的分析對相關文學現象作出了評價。何雪梅的《俄羅斯白銀時代文學史》(2008)選取象征主義、阿克梅主義和未來主義三個主要流派中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品進行了分析，并介紹了這些流派以外的一些作家。汪介之的《現代俄羅斯文學史綱》(1995)一書分為“白銀時代”和“變遷時代”兩部分，前者也介紹了“白銀時代”各個文學流派及其代表作家，后者則梳理了十月革命后俄國文壇和僑民文學中的作家群體與“白銀時代”文學流派的歷史聯系。周啟超的《“白銀時代”俄羅斯文學研究》(2003)由流派風采、集群精神、個性姿態、抒情風韻等部分組成，通過對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流派和藝術特質的評述，描繪了白銀時代的文學全景，雖是專著但有史的架構。

各種思潮流派史和文體史也有多部。新時期最早出現的蘇聯文學思潮方面的研究著作是吳元邁的《蘇聯文學思潮》(1985)，這部著作以論文集的面目出現，但作者“系統地闡明蘇聯文學思潮的發展線索”的意識，使得這本論著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脈絡清晰地勾勒出了蘇聯文學思潮演變和發展的總歷程。李輝凡的《蘇聯文學思潮綜覽》(1986)和《二十世紀初俄蘇文學思潮》(1993)也對蘇聯時期復雜的文學思潮和流派作了清理，對重要作家和文學活動家作出評價。李明濱主編的《二十世紀俄羅斯非主潮文學》(1998)以20世紀俄羅斯的三個大的歷史時期為敘述框架，從思潮和流派的角度，介紹了批判現實主義、象征主義、未來主義、新浪漫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等流派的文學面貌。譚得伶和吳澤霖編寫的《解凍文學和回歸文學》(2001)專題研究了作為重要思潮的“解凍文學”和“回歸文學”。張冰《白銀時代俄國文學思潮與流派》(2006)以白銀時代的俄羅斯文藝美學思潮和流派為線索，從思潮角度勾勒了時代文學風貌。張建華和王宗琥主編的《20世紀俄羅斯文學:思潮與流派(理論篇)》(2012)將文學史和批評史相結合，從思潮與流派、歷史沿革、作家與作品、詩學特征等方面作了探討。文體史數量較多。彭克巽的《蘇聯小說史》(1988)是新時期最早出現的俄蘇文體史，探討了蘇聯小說的藝術流派與藝術潮流問題。徐稚芳的《俄羅斯詩歌史》(1989)闡述了十月革命以前俄羅斯詩歌發展的歷程，以往文學史著作中不提或少提的優秀詩人在該書中獲得了應有的地位，書中關于丘特切夫的評論文字甚至超過了涅克拉索夫。王守仁的《蘇聯詩壇探幽》(1990)探討了蘇聯詩歌史上對傳統的繼承與革新、不同風格和流派之間的分野與交融等問題，并對“大聲疾呼”派和“悄聲細語”派作了較為詳盡的分析。陳世雄的《蘇聯當代戲劇研究》(1989)和冉國選的《俄國戲劇簡史》(1992)是兩部戲劇文體史，前者關注當代蘇聯戲劇，后者內容囊括了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戲劇，具有一定的互補性。《蘇聯當代戲劇研究》研究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蘇聯戲劇文學的演變和發展，注重從美學和文學本體論角度來分析戲劇作品，是專著但有史的構架。許賢緒的《當代蘇聯小說史》以“題材—風格”為綱，對作家進行了諸如自然哲理小說、城市社會心理小說等角度的歸類，這樣的歸類頗具新意。此外，周忠和的《蘇聯兒童文學簡史》(1991)、劉文飛的《二十世紀俄語詩史》(1996)、任子峰的《俄國小說史》(2010)和周湘魯的《俄羅斯生態文學》(2011)等也是從獨到的角度闡述俄蘇文學發展歷史的著作。俄蘇文學史中還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史料史，但張捷編寫的幾部著作與此接近。①《蘇聯文學的最后七年》(1994)材料豐富、描述清晰，勾勒出了蘇聯解體前文壇的面貌。《當代俄羅斯文學紀事(1992—2001)》(2007)以編年史的方式對蘇聯解體后10年間俄羅斯文學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了全方位的掃描，涉及文學界的活動、熱點問題的討論、文學的評獎、作家和學者的狀況、重要作品與論著的介紹等。由于作者對當代文學的跟蹤研究建立在大量翔實可靠的資料之上，因此史料價值較高。

四、結論和余論

近30年來，我國的俄蘇文學史著作種類全面，數量繁多，并有一些質量較高的文學史著作問世。文學史編寫者們大多自覺地強調問題意識，力求準確地把握俄蘇文學經典和重要的文學現象。當然，問題還是不少，真正高質量的文學史的出現還有待努力。筆者認為，以下幾個方面是值得關注的。第一，凸現文學史建構的整體意識。俄羅斯文學是世界文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將俄羅斯文學置于歐洲文學與世界文學框架內加以審視，可以為研究提供更為廣闊的視角，有利于對俄羅斯文學的客觀評價。勃蘭兌斯那樣的視野值得倡導。第二，倡導文學觀念和研究方法的革新。我國的俄蘇文學史著作受蘇聯傳統文學史的思路與方法的影響頗深，因此體現新文學史觀并具有獨特的個性和創新性的文學史著作總體比較缺乏。希望有更多的學者運用新的史觀、新的方法和個性化的語言來構建新的文學史，以形成多元互補、生動活潑的局面。第三，堅持中國學者的立場。俄蘇文學是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現象，俄羅斯和美英法日等許多國家的學者都在研究，并發表了大量的著述。這些著述中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見解，但也不乏偏頗之處。中國學者應該有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尺度和科學求實的學術眼光，不能人云亦云。只有通過對那些最大限度地體現了俄羅斯文學精神，即民主意識、人道精神、歷史使命感，并不屈不饒地追尋著人類的終極目標的優秀作家及其作品的整體把握，通過對這些作家作品與相關的文學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系的充分揭示，才能真正凸現出俄羅斯文學的藝術精髓以及它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只有這樣，中國的俄蘇文學史才能避免成為前蘇聯或今天的俄羅斯或西方學者撰寫的文學史的翻版。

本文作者：陳建華、陳婧 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