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十七年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建構歷程，會發現其在整體敘述中呈現出“被壓抑———被激活———被固化”的歷史過程。隱身于這種進程背后的，是人們對于“十七年文學”整體思考和細部開掘的深入，更是人們歷史思維的悄然變化。如果輕易地將“十七年文學”表面的繁榮與“整體文學”或“文化研究”的當下語境相掛鉤，就無法對“十七年文學”的“歷史化”做出任何有益的認識。因此，應當從“認識論”的角度勾勒“十七年文學”整體評價的歷史嬗變，具體考察在不同的歷史語境和歷史思維下研究主體對“十七年文學”的歷史認識。“十七年文學”的最初敘述開始于“十七年”期間，但真正的“十七年文學”歷史化進程實際上開始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十七年文學”作為當代文學的研究范疇，在1980年代的歷史語境中是被放置在“現代文學”與“八十年代文學”的對立面上加以敘述的。“文化大革命”之后，知識界與主流意識形態高度一致的“共謀”，建立起了強大的歷史預設。這一歷史預設的主要手段就是不斷通過對“歷史敘述”的控制，將歷史當事人的歷史記憶納入到統一的意義體系和闡釋結構中來。因此，在這一階段內，研究主體對“十七年文學”不再是“現場批判”式的敘述，那些從歷史現場走出的人，開始紛紛調整自己的歷史思維。無數的歷史碎片被重新整合和建構，“十七年文學”此時被建構為一種“抽象的存在”，從而完成了它的整體性并被確立了“歷史本質”。在1980年代初出版的幾部影響較大的文學史著中，普遍將“十七年文學”看作是思想僵化時代個人崇拜和文化專制主義的產物。在“人道主義”旗幟和審美本質論的思維下，“十七年”變成了非人性和非文學的年代。在這一階段，現代文學的“歷史化”基本完成，現代文學研究的“知識譜系”以及對歷史本質的設定，都為當代文學尋求學科的獨立性和建構自洽的知識體系帶來了阻礙與焦慮。“新啟蒙”所仰仗的“人的主體性”和“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的思維起點，過于武斷地申言了“五四文學”和“八十年代文學”的“正確性”，而刻意將“十七年文學”置于單一的政治語境中，于是“十七年文學”的“錯誤性”就成為不證自明的定論。此時的“十七年文學”實際上成了“文學史的十七年文學”，在帶有強烈偏見的歷史思維下，那些能夠被人們記憶、閱讀、推理、想象、表現的“十七年文學”，都是一種歷史的敘述而非歷史本身。我們知道，歷史哲學實際上為具體歷史經驗的表述提供的是敘述的形式，然而，這種形式最終決定著研究主體要挑選怎樣的原始經驗，并如何將其帶進歷史思維。顯然，這一階段的“十七年文學”研究，由于“新啟蒙”的歷史預設取得了高度的合法性，不得不壓制了“十七年文學”的復雜性、多樣性與獨異性，而力求采取最符合此時歷史語境的敘述方式并選擇最有利于自身歷史思維的原始經驗。然而，當我們今天從歷史認識的角度看待此時“十七年文學”的文學史敘述時，并不應該對這種“顛倒”的歷史有過多的指摘，因為所有的歷史研究都無法真正抵達歷史的實在。我們所看到的歷史，并非經驗的原貌，而是一種經驗的構造，一種借助思維由經驗編織而成的“實在”。正確的姿態應當是努力尋求不同的歷史經驗中那些對歷史發展有益的更為合理的構造，而這一合理性的前提是尊重經驗與意義體系的復雜性和多元性。

進入到1990年代，由于后現代語境逐漸產生并進入到文學研究的觀念和實踐層面，一元的“歷史本質論”和現代文學的“正史”身份不斷遭到質疑及挑戰。海登•懷特的“新歷史主義”和?？碌?ldquo;知識考古學”、“譜系學”對傳統的史學觀念形成了強有力的挑戰，重新整理歷史成為許多研究者試圖突破1980年代“十七年文學”研究單一化、片面化的努力方向。因而，在1990年代，當中國現代文學向縱深方向開拓并取得長足發展時，“十七年文學”由于前一階段的歷史定性，進入到研究的冷寂期。直到1990年代末“重寫文學史”這樣新一輪歷史重釋運動興起，“十七年文學”才重新又納入研究者的視野，并成為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誰能夠講述歷史，什么樣的歷史能夠被講述?”［1(P1)］“文學史扮演了怎樣的角色”［2］，這樣一些面對歷史認識論的深刻思考而生發的新問題，都對1980年代以來研究主體以同質化、一體化方式言說歷史的狀態形成了觀念層面上的質疑。同時，由歷史思維、主體觀念的變化所帶來的實踐層面上的創新，雖然可以視為1990年代末至今“十七年文學”歷史化的積極探索，但也呈現出方法與困境、洞見與誤區并存的研究現狀。

一、“重寫文學史”的焦慮與“純文學”情結。1990年代末和新世紀初出版的幾部當代文學史，對“十七年文學”所進行的歷史重釋，仍可看作是1980年代歷史重釋曖昧和隱蔽的發展與繼續。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對“十七年文學”做出新的思考和建構，并給文學史的寫作增加了許多活力和多重嘗試的可能性。以董健等人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為例，可以看出他們仍然要求“真實地把握中國當代文學的根本特征與歷史定位”，并將“人、社會和文學的現代化”［3］(《緒論》)看作是文學史的標準與寫作邏輯的起點。這樣一來，就使得文學史的寫作與研究再次陷入如何厘定審美標準的糾纏之中。強調文學作品對受眾“藝術感受”的培養，從而勾銷了文學史知識在歷史經驗總結和反省上的重要性。這樣的“歷史化”，表面上對“十七年文學”采取了冷靜、客觀并帶有距離感的審視和判斷，卻無法真正跳出二元對立的研究模式。因此，我們很難說“重寫文學史”究竟是一種歷史的進步，還是對1980年代“新啟蒙”文化氛圍的隔時回應。洪子誠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當中，盡管試圖突破過去文學史書寫中單一的政治———審美尺度所確立的邏輯框架，并將“十七年文學”置于整體的思潮性視野中考察其意義生產的社會機制和政治機制，強調“回到歷史”的研究方法，但還是不能完滿地解決種種無法自洽的困惑［4］(P86)。這種困惑來自兩個方面:首先，當作為文學史，而非文學史的時候，文學到底是要被處理為知識還是信仰?“文學本來就是一種想象，承擔我們的希望，那么，文學史就非要那么‘科學’嗎?對50—70年代，我們總有尋找‘異端’聲音的沖動，來支持我們關于這段文學并不是完全單一、蒼白的想象。”［4］(P74)此種歷史想象再次陷入將審美作為文學本質的固有路數中。其次，對進入文學史的對象進行判斷時所采用的價值標準和知識立場“猶豫不決”。“當我們在不斷地質詢、顛覆那種被神圣化了的、本質化了的敘事時，是不是也要警惕將自己的質詢、敘述‘本質化’、‘神圣化’?”［5］如果在反思對象時依然拘囿于以往建構這一對象的歷史思維和方法，而無法超越“共時性”語境中的問題框架，那么就會出現新的知識霸權而無法獲得持續的闡釋力。“重寫文學史”意義上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進程，實際上是不滿于以往文學史寫作中的意識形態對文學的過分干預，因此試圖以“純文學”的理念突破和糾正研究主體的歷史思維與歷史認識。然而，這一歷史認識的致命之處不在于它內在地與“啟蒙話語”和“自由主義話語”的曖昧勾連，而在于它提出問題的方式抹殺了不同認識主體之間存在的意義體系上的差異。而真正合理有效的“十七年文學”的歷史化，應該是在各種寶貴的差異中完成的。因而，“十七年文學”在“重寫文學史”的思維下，并沒有能夠超越歷史預設的局限性，從而得到合理、科學、公平、公正的歷史定位。

二、“再解讀”的歷史思維造成“非歷史化”的研究狀態。由一批具有西學背景的華裔學者所帶來的“再解讀”思潮，一度成為1990年代末以來“十七年文學”研究的“問題與方法”。針對于1980年代末以來“重寫文學史”理論與實踐的局限性，“再解讀”以“編碼—解碼”的解構立場力圖對歷史重新批評化。與信奉新批評主張文本“內部研究”、強調文學性的批評傳統相反，“再解讀”將“十七年文學”作為一種想象歷史的批評實踐。“再解讀”方法論的核心是將文學當作歷史文本，從而達到對歷史本質的解構。“再解讀”的文本策略巧妙地躲避了對“十七年文學”做出正面的歷史評價，繞開了諸多觀念的糾纏，從而達到了對當下的借喻式解讀。但是從編碼到解碼的過程，是巨大的想象空間和意義的不確定性。“再解讀”通過現象學的還原，重新建立起觀念與歷史之間的聯系，從而將書寫文本中不在場的觀念還原到在場。研究主體以非歷史或超歷史的眼光顛倒“十七年文學”的基本時空結構，“以西律中”的批評實踐導致“十七年文學”被放大為一個大文本，而“再解讀”則成為對文本不斷賦意的行動過程，歷史從而在延異中面目模糊。研究主體普遍信奉柯林伍德“活著的過去”的歷史觀念，將“一切過去的歷史聯系到當前加以理解”［6］(P48)，從而以一種“歷史同情感”建立起重新整理歷史的邏輯框架。它通過對文本的解碼從而發現歷史在文本內部的編碼樣式，即“文本”如何生產“歷史”和“意識形態”。這樣的“再解讀”思維贏得了許多人的贊譽，并逐漸內化為學術界“新的共識”，成為新的權威性結論進入到文學史研究的意識深處。但“再解讀”所重新建筑的歷史景觀，其所依托的“歷史經驗”仍具有諸多偏頗性。因為柯林伍德的歷史觀念依然建立在傳統史學的架構之上，并在操作層面上顯示出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傾向。人為地對“過去”進行重新整容，其所凸顯的依然是某種理論的野心和輕浮感，而非深潛而全面的歷史圖景。簡單地以“再解讀”的思維重新整理歷史，并將其推至西方后現代理論的顯微鏡下，非但與中國本土經驗現實相悖，所進行的也是與歷史化截然相悖的“非歷史化”過程。將原來的歷史經驗零碎化，試圖以文本世界建立起“十七年文學”的豐富性，依然是一種可疑的歷史認識。

三、“文化研究”在歷史化過程中的突破與困境。超越文本乃至超越文學范疇，以一種“文學社會學”的研究思維重新進入“十七年”的歷史腹地，在當前文化研究的語境中顯然有著諸多優勢。首先，它能夠描繪一個復雜的歷史經驗。這種歷史經驗盡可能地保存了豐富的原始經驗以供歷史思維進行全面選擇與刪汰。它關注到了“十七年文學”中多重關系的復雜性，并試圖在“一體化”的歷史描述背后發現矛盾和悖論。其次，它更關注文學實踐與觀念之間的錯位，并能跳出文本進入到更深的文化場域，試圖揭示話語背后的權力、利益、意識形態的運作機制和模式。再次，它的目標所指是欲擊破歷史本質論和審美一元論的幻象，打碎文學研究中既有的等級秩序和權威控制。同時，又盡力避免從審美上對“十七年文學”加以簡單的否定，而是把文學看作是文化甚至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總的說來，文化研究強調從不同角度、觀念、理論視角，將文學放置在文化層面上加以闡釋和研究，它還強調在各個領域間去差異化的跨學科研究方法，使文學研究不斷走向“非文學化”。比如，有的研究者借助于“國家/地方”、“英雄和傳奇”、“動員結構”、“技術革新”、“勞動”等范疇，考察了中國社會主義文學與文化想象之關系，試圖呈現異于往常的歷史經驗。深入分析“觀念”在“十七年文學”中是如何形成意識形態話語，并塑造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同時，研究者還認為，必須將這一階段的文學置于和政治的關系中加以考察，“在文學性的背后，總是政治性，或者說政治性本身就構成了文學性”。“我無意重述一段具體的歷史”，“我討論歷史的目的僅僅在于，在這一歷史的運動過程中，文學敘述了什么，或者怎樣敘述”［7］(P14—15)。這樣的研究思路，正是以“微觀政治學”為中心的文化研究的學術旨趣，它讓文學回到公共領域，并對其做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思考。但是，我們依然會發現，“文化研究”在為許多問題帶來洞見的同時，也極易使某些歷史經驗固化和板結。原始經驗的不可知性在不斷地提醒我們，進入歷史思維的經驗，構成的總不外乎是一個主觀愿景下的世界。“文化研究”使“十七年文學”擺脫了政治與審美上的雙重預設，也擺脫了中國現代文學“正統”形象所帶來的學科身份認同的危機，但我們仍然無法確信“文化研究”視野中的“歷史”能有效擺脫“預設”的統轄而顯現應有的客觀與價值。傳統歷史觀念所追求的真實的歷史，在后現代的史學觀念中只能在主體間獲得，它始終是一種思維的結果。“文化研究”作為一種方法論思維，如果過分堅信自身的真實性與確當性，同樣會隱伏下疏離歷史真相的危險。在關于“十七年文學”認知角度的合理性、歷史圖景呈現的主體性與進入歷史的理性姿態等沒有得到充分論證的情形下，“文化研究”只能停留在“提出問題”的“才氣”與“膽識”的批評化層面，而無法達成真正的“歷史研究”。這是“文化研究”難以在“十七年文學”歷史化過程中更進一步深入展開的主要癥結所在。

歷史認識過程中的知識生產，并不僅僅是為了滿足文化教育層面上的認知秩序，歷史認識所要抵達的深度，是完成某一歷史階段的精神確證和沉淀。“十七年文學”乃至中國當代文學合理有效的歷史化過程，應當在這樣的高度上斟酌與把握。

首先，歷史化的過程應該是歷史的陌生化過程。大量的公共經驗已經占據學科話語的權威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對待當代文學學科的“元話語”和諸多“真理性”共識，如何消除“現代文學正統論”思維以及現代文學知識譜系的闡釋結構，如何逃脫“想象共同體”在無意識領域建構的“認同”和強大規訓，成了當代文學歷史化過程中所要回答的首要問題。在重新選擇主體的歷史思維時，歷史經驗的陌生化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忽視之就會再次陷入預設的簡單化和闡釋結構的片面化、零散化。陌生化的關鍵之處在于認知主體需要果斷拋棄過往那些普世的歷史概念和歷史知識。歷史的陌生化并非將歷史還原為物理時空中的各種事實，而是暫且擱置那些不斷賦意、并做出價值判斷的問題框架和思維結構。質言之，陌生化的過程就是對可能影響認知主體做出價值判斷的歷史認識，進行思維層面的大掃除。同時，陌生化還必須挑戰來自方法論層面的干預。政治介入、文學批評、文學史敘述乃至個體感性的閱讀批評等實踐活動，都可能產生方法論意味的知識模式。正如上文所探討的“再解讀”和“文化研究”等關于“十七年文學”的研究范式，它們在實踐或技術層面上的易模仿性相較于在思維領域所架構的歷史預設，對知識共同體的形成更具宰制力。因此，陌生化要求認知主體及時找到恰切的歷史思維，并充分自信于自己的歷史記憶、想象、邏輯推論和思維演繹，從而形成屬于個人的歷史經驗。只有這樣，才能在廣闊的歷史知識叢林中找到一個參照的基準，從而具備表述歷史的說話能力。然而，逃脫歷史無意識的規訓并非易事，完全的陌生化只能是一種理想。但陌生化并不是歷史化最終的歸宿，而只是一種相對有效的觀念和方法，歷史化的完成歸根結底還依賴于一種新的歷史思維。

其次，歷史化的過程應該是呈現差異并在多層化的差異性中建構共同性的過程。既然預設無處不在，那應當在彼此相異的意義體系中完成歷史經驗的構造。因為文學史的表現如果只是憑借有限的自身，便無法保證真實性與客觀性的普遍適用。當我們確立了差異的準則，實際上也就確立了文學史的觀念范疇和價值指認。必須引起警惕的是，此種差異的原則并非沒有邊界———亦即選擇差異思維并非意味著對進入歷史的經驗放任自流。在追求和完成共同性目標的進程中，文學史允許了不同認識思維浸染下的差異項，也包容差異項在個人或集體意義體系中合目的性的意義和本質追求。越多差異項的出現，越有利于互相參照、互相牽制，防止一種或幾種意義的過度膨脹而導致知識對歷史的僭越。多維合力保證了相對合理的歷史共同性建構的可信度。但如前所述，必須厘清差異的邊界，至少應對進入差異范疇的差異項實行準入機制，在標準上劃清明確的底線，以保證認同的可行性。如果還原歷史中的每一個細節，會發現在其“當時性”的狀態中有多種觀念形態參與它的生成，并且它的建構必定延續到之后漫長的時空里，經歷一個復雜的闡釋過程，最后形成相對穩定的模型。那么，我們如何處理當時及其之后那些龐大的觀念洪流，并準確描述一個歷史現象的運動軌跡?顯然，我們只能挑選那些在某一最低標準線上的差異項，來標記洪流的方向。舉一簡單的例子，假如我們承認這樣的觀點:一部文學作品的經典化是由每一個閱讀者的真實感受加以認定的。因而就將個體閱讀感受逐一進行差異認定，并允許所有差異的存在，這實際上會產生許多問題。我們會發現由于知識身份的不同，許多差異項之間并不存在任何天然的可比性，而差異項之間的分層或等級現象卻十分明顯。因此，對差異的篩選、對差異邊界的厘定，比不加辨析地維護“差異”的空洞指稱，對文學史有效的歷史化顯得更加重要。再者，需對當代文學自身知識譜系進行重新整理。對知識譜系的整理，不僅包括對歷史的整理，還包括對“歷史知識”和“研究主體自身”的整理，即在多維度的知識譜系框架與多層化的知識視野里建立起歷史認識的可能性。“十七年文學”在文學史的敘述過程中還未建立起令人稱道的合理、科學、公平、公正的闡釋結構。

前文我們已經回顧了以往的研究，發現這些研究在敘述“十七年文學”時具有結構上的內在一致性，即在不同的框架設定中，“十七年文學”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新啟蒙”語境下，當代文學史實際上是現代文學研究思維和方法過度泛化的產物，而不具備應有的清晰的歷史面目。如果說整理歷史需要確立陌生化原則和允許差異性的存在，那么認識歷史則要求知識譜系的重新整理和建構。此時，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就是如何重新整理當代文學的知識譜系。對于“歷史知識”的整理，即使在異常成熟的現代文學研究中也并未完成。歷史觀念的混亂、歷史知識的匱乏，是導致“現代/當代”人為的二元對立劃分的重要原因，也是整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深層困境所在。在對待文學史的態度上，研究主體時常陷入困惑:究竟要把文學史處理成“文學的歷史”還是“歷史中的文學”?由于情感上對于“文學知識”過分執迷，實際上壓制了當代文學歷史化過程中“歷史知識”的正常生長。因此，無論是解釋“文學的歷史”還是試圖描述“歷史中的文學”，都成了演練不成熟的歷史認識的“靶場”。本質主義的文學史觀和相對主義的文學史觀，恰恰都忽視了歷史研究的基本立場，即“從每個事件的實際歷史語境的角度去理解每個事件”［，從而完成當代文學歷史階段的精神確證和沉淀。事實上，對知識譜系進行整理，就是要建構一個相對可靠的歷史知識體系。這個體系包容差異的存在，但在深層上卻要求研究主體對歷史認識保持一致性。如此之下，對當代文學進行歷史描述才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最后，當代文學歷史化的最終定型并非再以“歷史本質”的面目出現，它應當如尼采所說是一種“效果史”，是放棄“永恒真理、靈魂不朽以及始終自我同一”的沒有常項、永恒變動、非連續性的歷史。這種譜系學的歷史觀最終要實現知識主體的獻祭，即摧毀認知主體。在效果史視野里，“十七年文學”不再是靜止的歷史化石，也不再是隨意可以賦予其當下意義或話語展開的“箭垛”，更不是為了確認某種“正統”的審美可以簡單加以取舍的注腳。作為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構成部分，它是整體歷史鏈條上不可或缺的節點，已經進入到中國現代精神的總體構成之中。如果把“十七年文學”看成是中國現代精神的切片，那么它自始至終所具有超越一切既往的遠大追求，試圖斬斷一切歷史羈絆而創造全新審美的持續性沖動，把審美、知識、思想、信仰和倫常日用生命活動緊密結合起來的大規模社會實踐等，無疑是我們在把“十七年文學”進行歷史化價值審視時不容忽視的重要方面———而這些，正是中國現代文化發展在“十七年”時期所展現出來的時代性、寶貴性與獨特性。

本文作者：席揚、薛昭曦 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