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基礎：實踐

從實踐出發解決人與世界關系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實現偉大哲學變革的實質和關鍵。在實踐中，人不僅認識了世界（是實踐提供了認識對象），而且改造了世界，在自在世界（天然自然）的基礎上創造了屬人世界（人類世界），所以，實踐具有重要的認識論意義。科普寧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認為任何知識最終都是以實踐作為中介的，他說：“不可能存在純粹的經驗概念（邏輯概念），因為任何的經驗形式都直接的和實踐是相聯系的，而科學知識的經驗水平是思維和闡述信念的結果。另外，經驗的評價標準不能夠離開理論的闡釋。理論的分析方法是科學反思自身的觀念的工具。經驗階段預測一定的世界圖景，進行初步的概念解釋，經驗規律轉化為科學理論，進而內化為個人的理論活動。經驗時期可以說是前理論時期。科學可以劃分為起源階段，把經驗看成科學認識的起點；二是科學理論階段則是有著復雜的有效的理論體系構成。”[2]科普寧認為，實踐同日常的經驗的觀察不同之處在于，在實踐中是同人在理論思想基礎上建立的現象打交道。列寧曾在十月革命后強調“：現在一切都在于實踐，現在已經到了這樣一個歷史關頭：理論變為實踐，理論由實踐賦予活力，由實踐來修正，由實踐來檢驗。只有實踐才能創造出最好的斗爭方式和手段。”蘇聯的科學哲學家施維廖夫在1988年發表了《科學認識分析》，從辯證唯物主義立場出發，進一步強調理論在科學認識中的主導作用。他指出：“在科學認識活動中經驗、經驗信念，實質上是科學認識的手段，而不是其目的。”[3]認識的目的是要深入到最廣闊和更深刻的現實中去的，可見，他的觀點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科學認識的過程，即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由于哲學是對具體科學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所以哲學就具有科學性，哲學的科學性保證哲學知識的可靠性和確實性。哲學知識的可靠性最終又來自于實踐，譬如當我們將“黑馬”的本質抽象到“動物”的層次，那只能形成“動物學”，而“動物學”是具體科學，不是哲學。只有將包括“黑馬”在內的“萬物”抽象概括到“存在”這一“萬物”的最大特性，普遍性才能形成對“整個世界”的“根本看法”，從而形成世界觀，形成哲學。所以，實踐決定著我們的認識，脫離實踐的認識是唯心主義的認識。

二、科學的方法論基礎：辯證法

列寧認為，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是唯物辯證法的本性。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列寧提出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三者一致的原理，從而為蘇聯的自然科學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辯證法的三要素是對辯證法的實質、本性和精髓的經典表述：“（1）從概念自身而來的概念的規定（應當從事物的關系和它的發展去觀察事物）；（2）事物自身的矛盾性，一切現象中的矛盾和傾向性；（3）分析和綜合的結合。”辯證法的三要素可以概括為，“辯證法的基礎是唯物論，主觀辯證法是客觀辯證法的反映；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辯證法的精髓是個性和共性的關系。”在這里，辯證法的本性是認識論，它對科學認識起到啟發和助發現的作用，而絕不是凌駕于科學之上的教條。列寧說：“辯證法也就是———認識論。”蘇聯從六十年代赫魯曉夫解凍開始，崛起了認識論派，主要代表是科普寧和施維廖夫。他們深刻論證了辯證法的認識論本性，把辯證法理解成科學認識論，認為哲學不同于實證科學那樣直接面對客觀事物，對世界進行反映，得出科學知識體系；而啟發科學認識，是引導、規范科學認識活動中心從而成為恩格斯所說的“最銳利的武器和最好的勞動工具”。恩格斯曾指出，辯證法是一種與現代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完全相適合的方法。蘇聯在分析科學認識結構問題時，就很好的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能夠做到用全面、聯系和發展的觀點來解決問題。經驗和理論的關系在科學認識發展中就體現了矛盾的觀點，實現了在對立中統一。蘇聯的科學哲學研究在處理經驗和理論的關系方面，顯示出了辯證認識論的優勢，可概括為：第一，關于經驗和理論兩種知識的本性問題。蘇聯學者把這兩種知識和產生這兩種知識的認知機制---感性和理性---區分開來，因為感性知識的形成階段同樣包含著思維的范疇加工。蘇聯學者還從認識活動的不同特點出發界定兩種知識的特征，如切爾尼亞克從質和量的關系出發進行劃界，指出：“某個理論的認知語言是所有那些評述和術語組成的，它們是從被加工的組合的變化著的量的特點方面來表現客體的直觀性和非直觀性；其次是精確性、抽象性和程度不同；最后則是在于是否以規律結構為其基本內容。”第二，關于經驗和理論兩種知識的功能。施維廖夫認為，理論層次的認識活動旨在完善、精確和發展科學的概念機制，構建“特殊的理論世界”；經驗層次的認識活動則是指向建立科學的概念之外的實在聯系。施維廖夫明確認識到經驗在科學認識活動中只是認識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最終目的。因此，經驗活動的主要功能在于提供科學認識的基礎和檢驗（外在的證實）。第三，關于經驗和理論的辯證關系。蘇聯學者在這方面從來不把二者對立起來，始終堅持經驗是認識的源頭，但經驗有待上升為理論。蘇聯學者特別深入考察了理論對經驗的解釋問題，而這恰恰是西方學者注意不夠的地方。如馬姆丘爾指出，在理論對經驗材料的解釋結構中，可以區分出兩個獨立的經驗“子層次”：一個是對經驗結果的確認，可以稱為“解釋———描述”層次；另一個是對頭一個子層次上確認的結果做出理論說明，可以稱為“解釋—說明”層次。此外，蘇聯學者還特別研究了判決性實驗、理想化、檢驗理論自身的中立性、抽象客體、知識分析的方法論單元、公里化系統的界限、科學理論的重構等等。在所有這些問題上，蘇聯學者的研究都側重在科學理論的內容方面。如施維廖夫所說：“在我們的文化中，總強調科學知識進行內容分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何種方式實現科學的理論化？其形式、階段、標準是什么？還是這些問題，而不是邏輯形式技術的提煉、演繹公理化建構的精確化問題，對發展著的各門學科方法論具有首要意義。”

三、結語

綜上所述，蘇聯在科學哲學的發展過程中，所倡導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六十年代以來，一批改革派哲學家對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三者一致的列寧主義原則有了深刻體會，正確解決了辯證法的本性問題，從而在處理唯物主義辯證法指導科學認識結構分析的問題上避免了西方科學認識結構研究的缺點和不足，對于科學哲學研究來說，蘇聯的研究成果是不可以被忽視的。

作者：劉小利 單位：福州外語外貿學院